第 18 章
盈利的曙光与意义的代价
就在那个由“bilibili”这个拟声词命名的平台上,一份名为“2023年Q3创意商单合作报价及内容规范”的PDF文件,在2023年10月的某个深夜被上传到了一个UP主社群的共享文件夹里。文件本身并不机密。它来自一家中等规模的MCN机构,封面印着机构的logo和“仅供内部参考”的水印,一共十七页。前六页是报价表,按粉丝量级、内容分区和合作形式列出了从八千元到五十二万元不等的价格区间。
后十一页是内容规范,逐条列明品牌方对视频调性、口播文案、产品露出时长、竞品规避和评论区管理的具体要求。真正让这份文件在社群中引发讨论的,不是报价数字本身,而是第十七页末尾的一行备注。那行备注用五号宋体字印着,不起眼,但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停了一下。
备注是这样写的:“如UP主在视频中表达对产品的负面评价,品牌方有权在发布前要求修改或终止合作。如UP主在视频发布后通过弹幕、评论或动态补充负面评价,品牌方有权追回部分或全部合作费用。”
措辞是法律语言,冷静、精确、不留歧义。它没有禁止UP主说真话。它只是为说真话标定了一个价格——追回全部合作费用。这行备注在社群里引发了两极反应。一部分UP主认为这是行业惯例,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甲方花钱买的是曝光,不是批评,这很难理解吗?”另一部分UP主则认为,这条款本质上是在为内容定价的同时,为诚实定价。“你真话,”一位粉丝量在四十万左右的美食区UP主在讨论帖中写道,“只要你不介意退回那八万块钱。”
这场讨论持续了三天,最终没有结论。但那份PDF文件被下载了超过两千次。每一个下载它的人,都看到了那行备注。而看到那行备注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心里做一个计算:如果有一天,诚实和八万块钱摆在天平两端,我会怎么选?这不是一个紧急的问题。但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它像一粒沙子一样嵌入了2023年秋天bilibili内容生态的肌理之中,不致命,但磨人。
就在这份PDF文件被上传的同一个月,距离这个UP主社群大约十五公里的上海杨浦区政立路,bilibili总部大楼的十八层会议室里,另一组数字正在被反复核算。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定于11月29日发布。在发布前的最后几周,财务团队、投资者关系部门和核心管理层之间的会议密度显著增加。讨论的焦点不是收入——收入数据在十月下旬就已经基本锁定,同比持平,符合预期。讨论的焦点是现金流。经营现金流。正向的。这个数字对于bilibili而言,承载着一种特殊的重量。
自201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以来,公司的收入从四十一亿元增长到两百多亿元,但经营现金流始终在负值区间波动。最严重的2019年,全年经营现金流净流出超过二十亿元。2020年和2021年有所收窄,但仍然是负数。这意味着公司在日常经营层面始终入不敷出,需要依靠融资活动——增发、借款、发行可转债——来填补缺口。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资本寒冬和降本增效的双重压力下,经营现金流净流出的规模大幅收窄到个位数。到了2023年上半年,数字进一步逼近零点。财务团队在内部测算中已经看到,第三季度很可能实现正向突破。
但当这个测算结果第一次被摆上会议桌时,会议室里的反应并不像外界后来想象的那样兴奋。一位参与了那次会议的财务负责人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了一个谨慎的表述:“我们当时的感觉,更像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想要庆祝。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什么。”
这个“背后是什么”,指的是一系列在2022年至2023年间被严格执行的成本控制措施。服务器带宽采购合同被重新谈判,整体成本下降了约百分之十五。内容采买预算被压缩,部分非独播番剧的采购被取消或延迟。非核心业务线——包括投资部门的部分职能、漫画业务的海外扩展计划、音频业务的部分版权采购——被裁撤或冻结。人员编制从2021年底的高峰缩减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些措施中的每一项,都对应着一群人的离开、一个项目的终止或一个方向的放弃。
它们共同构成了正向现金流数字的底色。这个底色不是金色的,是灰色的。但财务数字本身不会说话。
它会以最简洁的形式出现在财报中,被分析师解读,被媒体引用,被投资者交易。2023年11月29日,当bilibili第三季度财报正式发布时,“正向经营现金流”这一行字被市场准确地捕捉到了。具体数字是正的二点八亿元人民币。在五十八亿元的总收入中,这个数字占比不到百分之五。但它的符号——那个加号——比它的绝对值更重要。
它是bilibili自上市以来,第一次在经营现金流的层面上证明自己可以自给自足。陈睿在财报电话会上的原话是:“本季度我们实现了正向经营现金流,这是公司迈向盈利的重要一步。我们计划在2024年实现盈亏平衡。”
措辞经过了精心设计。“正向经营现金流”不是“盈利”。“迈向盈利”不是“已经盈利”。“计划实现”不是“保证实现”。每一个限定词都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留出空间。但市场听到了它想听的部分。财报发布次日,bilibili港股股价上涨超过百分之八。
然而,就在同一份财报里,另外几组数字也在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月活用户同比增长百分之二,达到三点四一亿。这个增速是bilibili自2018年上市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均活跃用户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四,达到一点零三亿——DAU的增速远高于MAU,说明现有用户的打开频次在提高,但新用户的涌入速度在放缓。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到一百分钟,创下历史新高。但财报附注中有一行小字说明:使用时长的增长主要由Story Mode驱动。Story Mode是bilibili在2021年上线的竖屏短视频功能,内容形态与抖音、快手高度相似。到2023年第三季度,Story Mode的日均播放量已经占到平台总播放量的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户花在bilibili上的时间更多了,但他们花在中长视频——那些被认为是bilibili内容护城河核心的、时长在十分钟以上的原创内容——上的时间占比,在下降。这个趋势在财报中并未被单独披露。
平台没有义务向外界报告每一种内容形态的时长占比变化。但多位UP主在2023年下半年通过自己的后台数据注意到了同一个现象:中长视频的播放量增长明显慢于短视频,推荐算法分配给中长视频的流量份额在减少。一位在2016年就开始投稿的影视区UP主在2023年11月的一条动态中写道:“同样是一个通宵做出来的视频,两年前发出去,二十四小时能到十万播放。现在能到五万就不错了。不是质量下降——我自认为质量比两年前好。是算法变了。平台更愿意把流量给那些三分钟以内的东西。”
这条动态获得了超过四千条评论。评论区里,有同样感受的UP主不在少数。一位知识区UP主写道:“我最近做了一个实验。同一个选题,我分别做了一版十五分钟的长视频和一版两分钟的短视频。长视频的完播率是百分之三十七,短视频是百分之七十二。一周后,短视频的播放量是长视频的三倍。算法没有做错什么——完播率高的内容当然应该获得更多推荐。但问题是,一个十五分钟的知识内容和一个两分钟的娱乐内容,它们的完播率本来就不应该用同一把尺子来量。”
这是Story Mode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产品功能,而是一套完整的推荐逻辑。这套逻辑以完播率、点赞率、转发率为核心指标,对所有内容形态一视同仁。当竖屏短视频在这些指标上天然优于中长视频时,算法的天平就会不可逆转地向短视频倾斜。平台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23年的多次产品评审会上,Story Mode的推荐权重一直是争议焦点。
社区运营团队多次提出,应该对中长视频和短视频采用不同的推荐标准,或者在流量分配上为中长视频设置一定的保护权重。但商业化团队和增长团队持不同意见——他们的逻辑同样有说服力:Story Mode是用户增长和广告加载率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如果限制它的流量,收入和用户数据都会受到影响。
这些讨论的记录并未公开。但决策的结果是可见的:Story Mode的推荐权重没有被降低。中长视频的流量份额继续被短视频蚕食。这是盈利曙光照亮的第二道阴影。
要理解这道阴影的全貌,需要把视线从产品评审会的会议室移开,移向三条并行的业务线。这三条线——直播、游戏、广告——共同构成了bilibili在2023年打破“增收不增利”魔咒的收入基石。它们各自的故事,揭示了盈利之路的不同侧面。
直播业务的故事,核心是一个数字: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在bilibili的直播生态中,付费体系以“大航海”为核心。用户每月支付一百九十八元成为“舰长”,一千九百九十八元成为“提督”,一万九千九百九十八元成为“总督”。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专属勋章、进场特效、弹幕颜色、定制表情等权益。这套体系在2017年上线时,被官方定位为“粉丝对创作者的支持”——与2016年推出的“充电计划”一脉相承,强调的是情感连接而非交易关系。但到了2023年,“大航海”体系已经演化为一套高度成熟的商业化基础设施。
平台对主播设有“舰长”数量的KPI考核,工会和MCN机构会系统性地运营“舰长”社群,付费用户的留存率和续费率被精确追踪和分析。在一些头部直播间,“舰长”数量已经成为主播商业价值的核心指标,直接影响广告报价和平台资源倾斜。这套体系的效率是惊人的。2023年第三季度,bilibili直播和增值服务收入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七,是公司所有业务线中增速最快的一支。
驱动这一增长的,不是付费用户总量的大幅扩张——月均付费用户数同比增长约百分之五——而是ARPU的提升。高ARPU用户——那些愿意持续支付“舰长”甚至“提督”费用的核心粉丝——贡献了直播收入的绝大部分。一位在2019年开始直播的游戏区UP主,在2023年底的一次社区讨论中贴出了自己的后台数据。他拥有约一千二百名付费“舰长”,其中约二百人是连续包月超过十二个月的长期用户。这二百人贡献了他直播收入的超过百分之六十。
他在帖子中写了一段话,后来被广泛转发:“我感激每一个舰长。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做直播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被背叛。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创作者和观众,还是某种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
这条帖子收到了一条高赞回复:“你终于开始想这个问题了。”
这句回复的尖锐之处在于,它暗示了一个许多主播不愿面对的真相:当付费体系足够成熟、足够高效时,情感关系就会被交易关系所覆盖。不是替代——覆盖。情感还在,但它被价格标签压在下面,变成了一种需要被管理、被运营、被量化的资源。这不是bilibili独有的问题。所有以粉丝经济为基础的直播平台都面临同样的张力。但对于bilibili而言,这个问题格外棘手。因为它的社区叙事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热爱”和“共鸣”之上,而非“交易”和“服务”。当一个UP主开始思考自己与“舰长”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时,他质疑的不只是直播业务的商业模式。他质疑的是整个平台的意义根基。
游戏业务的故事,比直播要暗淡一些,但也更耐人寻味。2023年第三季度,bilibili游戏业务收入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三。这不是一个局部下滑,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塌陷。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新游戏上线——几款被寄予厚望的代理产品因为版号或运营问题未能如期推出,而老游戏的收入自然衰减无法被弥补。
但在这片下滑的数字中,有两个微弱的亮点。两款自研游戏——《斯露德》和《依露希尔:星晓》——在2023年下半年先后上线。它们的流水数据远未达到爆款级别。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的估算,两款游戏在首月的合计流水大约在三千万元左右,扣除渠道分成和运营成本后,利润微薄。
放在bilibili全年超过两百亿元的总收入面前,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们的存在本身,承载着一个重要的信号:bilibili在自研方向上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自研游戏的意义,不在于短期流水,而在于毛利率结构。代理游戏的收入中,通常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需要支付给版权方作为分成,再加上渠道费用,实际毛利率往往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自研游戏只需要覆盖研发和运营成本,毛利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bilibili能够在自研方向上持续突破,游戏业务有可能重新成为利润引擎——就像2016年到2018年《Fate/Grand Order》曾经做过的那样。但这需要时间、资金和耐心。
自研游戏的研发周期通常在两到三年,单款产品的研发成本动辄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成功率却不到百分之十。在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管理层对游戏自研的容忍度能有多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23年,bilibili游戏部门的研发人员数量相比2021年底已经有了明显下降,多个在研项目被砍掉或缩减规模。一位在2022年离开bilibili游戏部门的策划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写过一段话,后来被删除,但在被删除前已经被截图保存并在业内群组中流传:“在B站做游戏最痛苦的不是加班,不是KPI,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年这个项目还在不在。你花了两年时间做一个东西,然后有一天上面说,不做了,降本增效。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只是在一个不再被需要的方向上付出了时间。”
这段话描述的是个人的挫败感,但它折射的是一个更大的结构性问题:当一家公司把“降本增效”作为核心管理逻辑时,它节省的不仅是成本,还有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短期看不到回报的可能性。自研游戏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中长视频的内容护城河也是。广告业务的故事,是三条线中最复杂、也最能折射平台深层矛盾的一条。
2023年第三季度,bilibili广告收入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一,达到十六亿元。在游戏业务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广告成为支撑收入增长的核心引擎。这一增长的驱动力来自两个方向:品牌广告和效果广告。品牌广告的增长,与UP主“恰饭”视频的日益精妙直接相关。“恰饭”是社区对商业推广视频的称呼,源自一句网络流行语——“要恰饭的嘛”。在bilibili的语境中,它特指UP主接受品牌方付费、在视频中植入产品信息的创作形式。2019年,当“恰饭”视频刚开始大规模出现时,社区的反应是激烈的。
用户会在弹幕中刷“恰烂钱”,会在评论区质疑UP主的独立性,会制作“防恰饭指南”帮助其他用户识别推广内容。但到了2023年,“恰饭”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常态。
不是心甘情愿的接受——是疲惫的接受。用户已经不再有精力去质疑每一次商业推广,他们学会了在视频开头的那句“本期视频由某某品牌赞助播出”之后,自动调整自己的期待值。品牌方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与bilibili的社区调性共处。他们不再要求UP主生硬地念广告词,不再强制插入产品特写镜头,不再使用“全网最低价”“限时抢购”这类在短视频平台上屡试不爽但在bilibili会引起反感的促销话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精妙的植入方式:产品信息被编织进内容叙事之中,品牌调性与UP主的个人风格融合,广告段落和正片内容的边界被刻意模糊。
一些高明的“恰饭”视频,甚至能让观众在看完之后产生一种复杂的感受——我知道这是广告,但我不介意。这份精妙是有代价的。
代价体现在前面提到的那份PDF文件的第十七页备注中。品牌方为内容调性支付了高昂的费用,他们要求对最终产出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不仅体现在发布前的审核权,还体现在发布后的追责权。如果UP主在视频中对产品表达了负面评价,或者在弹幕和评论中补充了负面评价,品牌方有权追回费用。这个条款的后果不是立竿见影的。
没有哪个UP主会因为在弹幕里说了一句“这个功能不太好用”而被追回全部费用——品牌方不会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但这个条款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改变了创作的心理环境。它让UP主在接商单之前、在写脚本之前、在按下发布按钮之前,多了一层计算。这层计算不是关于内容质量的,是关于风险的。
2023年第四季度,一位拥有约八十万粉丝的知识区UP主在个人动态中发布了一段文字。他说自己刚刚拒绝了一个六位数的商单,因为品牌方要求他在视频中正面评价某个产品功能,而他在实际体验后发现这个功能并不好用。他写道:“如果是三年前,拒绝这样的商单不会让我有任何犹豫。但现在,我需要花整整一个晚上说服自己。”
他没有说最终是什么让他做出了拒绝的决定。他只是在那段文字的结尾写道:“我害怕的不是变穷。我害怕的是,有一天我会觉得六位数比诚实更重要。”
这条动态被转发了超过五千次。转发链中最常见的评论是“respect”。但第二条最常见的评论是:“说实话,如果你接了,我也能理解。”
“我也能理解”——这四个字是2023年bilibili社区情绪的一个精确切片。它表达的是一种疲惫的宽容:我知道这个环境对创作者不公平,我知道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但如果你做了错误的选择,我不会责怪你。因为我们都活在同一个系统里,没有人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上审判别人。这条动态和它的转发链,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共识。
这种共识不是关于“恰饭”视频的对与错,而是关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商业化的压力渗透到创作决策的最底层,当诚实和八万块钱被摆上天平两端,社区对“好内容”的定义权还在谁手里?在2023年12月,一位注册于2012年的老用户在bilibili的“站务反馈”板块发布了一篇帖子。
帖子的标题是《我算了一笔账:2023年我在B站花了多少钱》。帖子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从2012年注册到现在,B站一直是我最常用的网站。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在消费,因为那时候花钱的方式只有承包番剧和给喜欢的UP主充电。那种感觉更像是参与,而不是购买。但今年年底我翻了一下账单,发现事情已经不一样了。”
他列出的清单包括:大会员年费一百四十八元、为三个UP主开通的“舰长”共计七千一百二十八元、在直播间的礼物打赏约一千二百元、购买UP主带货商品约三千五百元、参加线下活动门票和周边消费约两千八百元。总计约一万四千七百七十六元。“一万四千块,”他在帖子中写道,“对于我一个普通上班族来说,不是一笔小钱。但我不是来抱怨花钱的。我困惑的是另一件事:在我花这些钱的时候,我到底在为什么付费?如果是为了支持创作者,那没问题,我愿意。但如果是为了让平台活下去,那我想问——平台活下来之后,它还是我当年注册的那个B站吗?”
这篇帖子在站务板块获得了超过两千条回复。最高赞回复只有一行字:“B站越来越像它曾经反对的样子。”
这条回复被点赞了超过八千次。它不一定是对的。bilibili在2012年“反对”的东西和它在2023年“变成”的东西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清晰的因果线,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反复辩论的问题。
但这条回复被八千人点赞这个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信号。在2023年末的bilibili,有一群数量可观的用户正在经历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知道平台需要赚钱,他们甚至愿意为此付费——一万四千元的年度支出就是付费意愿的证明。但他们无法摆脱一种感觉:每一次付费都在让他们离那个曾经以“用爱发电”为骄傲的社区更远一步。这不是一个财务问题。
这是一个意义问题。财务问题可以用正向现金流来回答。意义问题不能。2023年就这样结束了。bilibili在现金流的层面上看到了曙光,在意义密度的层面上经历着持续的稀释。这两件事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侧面。
平台需要收入来维持运营,收入来自商业化加载率的提升,商业化加载率的提升意味着更多的广告、更多的付费内容、更多的流量倾斜,而这些变化会改变创作者的行为模式、改变内容的供给结构、改变用户对平台的感知。从2016年那十五条广告开始,这个进程就已经启动了。但在2023年,它抵达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因为在此之前,bilibili的商业化始终处于追赶状态——收入增长跟不上成本增长,亏损持续扩大,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在那个阶段,商业化的紧迫性是自明的:如果不赚钱,平台就会死。
而当平台终于在现金流的层面上证明自己可以活下去的时候,那个被悬置了七年的问题就重新浮出了水面:我们做了这么多,到底是为了让平台活下去,还是为了让平台变成它曾经反对的样子?这个问题在2023年没有被回答。它被留在了那篇帖子的八千个点赞里,被留在了那份PDF文件第十七页的备注里,被留在了那位知识区UP主花了一整个晚上说服自己的深夜时刻里。
它像一份没有兑现期限的债务,被递给了2024年。而在2024年等待它的,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商业组织、一份更加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及一个越来越难以用“热爱”来回答的追问——当意义之境需要用会计账本来证明其存在价值时,它拯救的究竟是热爱本身,还是仅仅为热爱修建了一座精致的收费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