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史学中的收复叙事

把时间拨回1952年。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旧书架上，一本1949年前印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还残留着上一版主人的铅笔批注——在讲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段落旁边，有人用正楷写了四个字：“此说”。而在同一页的天头，另有一种笔迹，墨水较新，批了更长的一句：“镇压回民起义，罪不可恕。”两种笔迹，两种判断，叠在同一页纸上，中间只隔了三年。这本教材本身并不知道，它身上承载的这两行字，将在往后四十年里，演变成中国史学界一场漫长而剧烈的翻转。

而这场翻转的起点，不在琉璃厂的旧书架上，而在更早的一间延安窑洞里。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这部著作后来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但它的写作条件极为简陋——范氏手边只有一部《东华录》、几本清末笔记和少量日文资料。在论及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时，范文澜依据当时所能掌握的材料，将起义定性为“农民革命的一部分”，而将左宗棠定位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这一判断并非范氏独创。早在19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之一的李鼎声（平心）在《中国近代史》中就已将回民起义纳入“反封建斗争”的框架。范著的贡献在于，它把这一判断系统化、权威化，并在此后近三十年间成为不可置疑的定论。1951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组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出任所长。

同年，《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修订再版。在论及左宗棠西征时，范著只以寥寥数语交代了左宗棠“在英、俄侵略者支持下进攻回民起义军”，至于阿古柏入侵、沙俄占领伊犁、清朝收复领土等事实，则被归入“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这一框架中处理。收复领土的意义被刻意悬置，西征的正当性被取消。

这不是范文澜个人的选择，而是整个时代史学逻辑的必然推论：在阶级斗争史观下，封建统治阶级的任何行为，其根本目的都是维护自身统治；既然左宗棠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那么他的一切行动——包括西征——在本质上都是反动的。

至于这些行动是否在客观上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这个问题本身就被视为“超阶级的史学方法”而不予讨论。1950年代的中国史学，正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苏联史学界对沙俄在中亚的扩张有一套完整的自我辩护叙事：沙俄征服中亚是“进步现象”，因为它把落后民族带入了“文明世界”；

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则被定性为“中国封建殖民主义”。在这一框架下，左宗棠西征被理解为“两个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夺”，西北回民起义则被纳入“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叙事。1954年，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东干起义的性质》的文章，将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定性为“反对中国封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篇文章很快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东干，是俄语中对回民的称呼。这一称谓本身，就承载着沙俄—苏联中亚叙事的整套逻辑：将回民起义从中国内部的社会冲突中剥离出来，纳入“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殖民统治”的全球叙事。

范著《中国近代史》在1950年代多次修订重印。每一次修订，对左宗棠的批判措辞都有所加强。1955年版在“刽子手”之前加上了“极端残忍的”四字修饰；1958年版又增补了一段，专门批判左宗棠在浙江、福建镇压太平军时的“屠杀罪行”。西征一节则被进一步压缩，阿古柏入侵和沙俄占领伊犁的事实仅以脚注形式出现。

这种处理方式在当时的教材体系中并非孤例。1956年出版、由林增平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回民起义”一节中将左宗棠描述为“清政府的忠实走狗”，并特别指出他“在平定陕甘后，又率军进入新疆，继续镇压那里的回民起义”。至于新疆已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这一事实，教材只字未提。1957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部曾有一次关于“左宗棠评价问题”的讨论。据后来参与者的回忆，会上有人提出：左宗棠收复新疆，客观上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是否应该与镇压农民起义分开评价？但这一意见很快被否定。

反对者的理由直接来自当时的意识形态逻辑：封建统治阶级的任何行为，其根本目的都是维护自身统治，不存在“客观上”的进步性；将左宗棠的某一行为单独抽出来给予肯定，就是“超阶级的史学方法”。讨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结论是明确的：左宗棠西征不能与镇压回民起义分开评价，二者同属“反动性质”。

这一结论的强制力，不在于它被多少人真心接受，而在于它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条界限之内，学者可以讨论左宗棠的“历史作用”；越出这条界限，就是政治错误。这条界限在1960年代被进一步固化。1962年，伊犁发生边民外逃事件，数万中国公民越境进入苏联。事件本身与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在当时的公开叙事中，它被描述为“苏联修正主义者煽动中国边民叛逃”。

这一事件在短期内并未改变左宗棠的历史评价——相反，1963年出版的一本《新疆历史》教材中，左宗棠仍被定性为“镇压新疆各族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但它开始撬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沙俄/苏联对新疆一直怀有领土野心，那么当年阻止沙俄吞并伊犁的左宗棠，是否完全是“反动”的？这个问题在1960年代没有得到正面回答。中苏论战正酣，但论战的焦点是国际共运路线，而非历史评价。左宗棠的问题被搁置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史学界陷入瘫痪，正常的学术讨论完全中断。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少量历史读物中，左宗棠的形象被进一步妖魔化。1973年，一本署名“新疆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编写的《新疆史话》将左宗棠描述为“双手沾满新疆各族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并声称他“在新疆实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至于西征收复领土的事实，则被完全抹去，代之以“左宗棠勾结英、俄帝国主义，共同镇压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一全然违背史实的表述。

这种表述的荒谬性，在今天看来几乎不需要论证——左宗棠西征的直接目标之一就是驱逐阿古柏、抵抗沙俄，说他“勾结英、俄帝国主义”是根本违背基本史实的——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史实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政治正确。

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末。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开始“拨乱反正”。最初的动作是谨慎的。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左宗棠评价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作者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杜经国。文章没有直接推翻此前的定性，而是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是否应该区分其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不同作用？

文章以左宗棠为例指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中的行为，与他在新疆抵抗阿古柏和沙俄扩张中的行为，性质不同，不应混为一谈。杜文措辞谨慎，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作为理论支撑，但其核心论点已经呼之欲出：左宗棠收复新疆，是爱国主义的行动。杜经国的文章引发了连锁反应。

1980年，《湖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杨东梁的《左宗棠与收复新疆》，首次明确将西征定性为“反对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战争”。同年，《新疆大学学报》刊发了多篇重新评价左宗棠的论文，其中一篇直接以《左宗棠是爱国主义者》为题。1981年，张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正确评价左宗棠》，提出“左宗棠一生的主要方面是爱国的、进步的”。

这些文章的出现，并非偶然的学术“突破”，而是有着清晰的政治背景。1979年2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爆发。同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苏边境的军事对峙持续紧张。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评价历史上抵抗沙俄扩张的人物，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意义。左宗棠的“抬棺出关”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1980年，一幅以左宗棠抬棺西征为主题的宣传画在新疆军区内部流传，画面上的左宗棠须发皆白，端坐于舆榇之上，目光坚毅地望向西方。这幅宣传画的构图和意象，在此后数年中被反复复制，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历史读物和博物馆展览。

“舆榇出关”这一典故，最早见于姚祖义1904年编写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后在民国时期的教材中被反复使用，但在1950至197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它在1980年代的重新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一种被压抑了近三十年的叙事，正在重新浮出水面。

1982年，中苏开始举行关系正常化磋商，但边境问题仍是双方博弈的焦点。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左宗棠评价问题学术讨论会”。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以左宗棠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在1984年出版，收录了二十余篇论文，其中绝大多数对左宗棠西征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论文集中有多篇文章专门讨论了左宗棠在新疆的善后措施——屯田、筑路、设县、兴学——并将其置于“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框架中加以肯定。这些论述，与民国边政学对左宗棠遗产的梳理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但论文集的作者们几乎都没有提及这一学术渊源。这不是偶然的疏忽。

1980年代初的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的学术遗产仍持高度谨慎的态度。边政学作为一门在抗战时期兴起、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学科，在1949年后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它的学术成果可以被悄悄吸收，但它的名字不能被公开提及。

1983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在接见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时，说了一句在此后被广泛引用的话：“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王震本人曾在新疆工作多年，对边疆事务有切身体会。他随后补充道：“在1870年代、1880年代，左宗棠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这是了不起的。”王震的这段话并未正式发表，但通过左景伊的回忆录流传开来，成为左宗棠评价翻转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位中共高级领导人公开肯定一位晚清封疆大吏，这在此前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但王震的肯定，并非纯粹的个人意见。

它背后是198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中苏对抗的格局下，历史上抵抗沙俄扩张的人物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左宗棠的“抬棺出关”，与当时“备战备荒”的国家意志之间，形成了一种跨越百年的呼应。

1980年代的翻转，释放了此前三十年被压抑的爱国主义叙事。但翻转本身也制造了新的遮蔽。在肯定左宗棠收复领土的爱国性质时，西征过程中的族群暴力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陕甘回民起义中数十万人的死亡，新疆建省后“移殖实边”政策对原有游牧和绿洲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改造——这些问题在1980年代的左宗棠研究中很少被触及。

即便偶有提及，也往往被归入“时代局限性”这一笼统的解释框架中，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这不是学者们的个人疏忽，而是翻转本身的逻辑使然：要在一个被长期否定的人物身上重新发现“爱国主义”，就必须暂时搁置那些可能干扰这一叙事的复杂面向。爱国主义叙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可供宣传的英雄形象，而左宗棠西征中的族群暴力，恰恰是这种清晰性最大的敌人。

这种遮蔽并非没有代价。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新疆的民族关系出现新的紧张。

1989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在1990年代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这一框架下，左宗棠西征被重新整合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长时段历史叙事中：西征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边疆开发”的进步事业；左宗棠在新疆的善后措施，则被纳入“中华民族共同开发边疆”的叙事中。这一整合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既保留了1980年代翻转的爱国主义内核，又以“多元一体”的框架软化了此前叙事的汉族中心主义色彩。

但它的问题也同样明显：它把一场充满暴力、强制和结构性不平等的边疆社会改造，描述为“共同开发”的和谐图景。1990年代出版的几种权威教材，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叙事整合的结果。

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主编）在论及左宗棠西征时，使用了“收复新疆，功在民族”的表述，同时以一节篇幅介绍了左宗棠在新疆的善后措施，称其“为新疆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李侃等著）则将西征置于“边疆危机”一章中，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并列，强调其“粉碎了俄、英帝国主义瓜分新疆的阴谋”。在这些教材中，左宗棠西征的正当性已经不再需要论证——它被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镶嵌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

1990年代以后，左宗棠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专题论文和学术专著大量涌现，研究视角也从政治军事史扩展到经济史、社会史和边疆史。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将西征简化为“收复—开发”的线性叙事，忽略其中的复杂性和代价。

左宗棠的“移殖实边”政策——以军事屯田为手段、以人口置换为目标的边疆社会改造模式——在大多数论著中被描述为“开发边疆”的积极举措，而其对原有游牧和绿洲社会结构的边缘化效应，则很少被纳入分析视野。这一概念的命名本身就值得注意。

“移殖实边”四字，“移”指向人口的空间移动，“殖”指向经济的垦殖开发，“实”指向行政的充实巩固，“边”指向边疆的安全稳定——每一个字都承载着国家视角下的积极意涵，但合在一起，它描述的恰恰是一种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以人口置换为手段、系统性地改变边疆社会结构的大型工程。在这一工程中，那些被“移”走的人口——原有的游牧部落和绿洲居民——他们的命运，被这四个字的积极意涵完全遮蔽了。2000年以后，这种简化叙事开始受到挑战。挑战首先来自国外学术界。

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2007）一书中，将左宗棠西征置于清朝帝国扩张的长期脉络中考察，指出其本质上是“清朝对中亚绿洲社会的殖民性征服”，并强调这一征服的暴力性及其对被征服者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影响。

米华健引用了大量察合台文和俄文史料，呈现了被驱逐者后代对这一事件的记忆——在伊犁河对岸，左宗棠的名字与“焦土”“屠城”“驱逐”联系在一起，而非“收复”与“开发”。这些史料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共和国主流叙事的挑战：如果左宗棠西征真的是“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战争”，那么为什么在伊犁河对岸，在那些被这场战争改变了命运的人群中，它的记忆完全不同？

这一视角在2010年代开始被部分中国学者引入讨论。2013年，《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组关于“清代边疆治理”的笔谈，其中一篇明确提出了“移殖实边”的概念，并将其定性为“以军事屯田为手段、以人口置换为目标的边疆社会改造模式”。

1954年秋天，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下半叶东干起义的性质》的文章，将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定性为“反对中国封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篇文章被译成中文后，最先读到它的，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几位青年研究人员。译稿是油印的，纸张粗糙，字迹时有模糊，但在“民族解放运动”几个字下面，有人用红笔划了线。红线很直，用力很重，几乎把纸张划破。

这位划线的研究者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感觉是“困惑”——如果回民起义是“民族解放运动”，那么它要“解放”的是什么？从谁的统治下“解放”？从清朝的统治下解放，这个判断在阶级斗争史观下是可以成立的；但从“中国”的统治下解放——这个推论让他感到不安。他没有把这种不安说出来。

在1954年的中国史学界，“民族问题”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苏联史学的整套框架——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起义定性为“反对中国封建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被系统地引入中国。而引入这套框架的，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最“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55年，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修订工作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修订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吸收苏联史学的最新成果，对“民族问题”做出更“科学”的表述。范氏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苏联东方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巴尔托里德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描述为“中国封建殖民主义”，将准噶尔、回部、浩罕等中亚政治体描述为“被压迫民族的国家雏形”。

这一框架的引入，使得范著在处理西北回民起义时面临一个逻辑难题：如果起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那么镇压起义的左宗棠就不仅是“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还是“民族压迫的工具”。1955年版范著在“刽子手”前加上“极端残忍的”四字修饰，正是这一逻辑推演的结果。

但范氏本人似乎对这种推演有所保留。据一位曾参与修订工作的助手回忆，范文澜在一次讨论中私下说了一句：“回民起义的问题，不要说得太绝对。”这句话没有被记录下来，也没有影响最终的修订结论。但它透露出一种隐约的不安——这种不安，在1950年代的史学界并非孤例，只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表达。

1956年，这种不安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短暂地浮出水面。当年秋天，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与会者包括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史学工作者。

会议的正式议题是讨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但在分组讨论中，有人将话题引向了左宗棠。引话者是中山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名叫陈锡祺。陈氏后来以孙中山研究闻名，但在1956年，他还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讲师。他在发言中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评价左宗棠，不能只看他镇压起义的一面，还要看他收复新疆的一面；收复新疆这件事，客观上对中华民族是有利的。

陈锡祺的话音刚落，会场就陷入了沉默。几秒钟后，一位来自北京的学者站起来反驳，措辞严厉：这是“超阶级的观点”，是“客观主义的错误”。陈锡祺没有再说话。会议记录中没有留下这段讨论的痕迹。但与会者中的几个人，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这一幕。其中一位回忆说，陈锡祺发言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位老教授用手肘轻轻碰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

1957年的那场内部讨论，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发生的。讨论的具体日期已经无从考证，地点是在近代史研究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与会者不到十人，都是研究所内部的业务骨干。讨论的主题是“左宗棠评价问题”，但真正的焦点只有一个：西征是不是爱国主义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研究所的一位副研究员，姓刘。刘氏在民国时期曾师从顾颉刚，受过实证史学的训练，对“以论代史”的倾向一直有所抵触。

他在发言中列举了几条史料：左宗棠在奏折中反复申明，收复新疆是为了确保蒙古无虞，而蒙古稳固则是京师的根本屏障；左宗棠在新疆的善后措施——屯田、修路、置县——确实为新疆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左宗棠在伊犁交涉中力主对俄强硬，反对妥协。刘氏说，这些事实不能因为左宗棠的阶级属性就被完全抹杀。

反对者的回应直接而有力：左宗棠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他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所谓“收复领土”，本质上是“两个封建政权之间的领土争夺”；

至于左宗棠的善后措施，不过是“加强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封建剥削和军事控制”。讨论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据一位与会者后来回忆，刘氏在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连收复领土这样的事实都不承认，那我们的史学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没有人回答他。讨论不了了之。刘氏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他提出的那个问题——收复领土的事实是否应该被承认——在随后二十年间，再也没有人在公开场合提起。

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压到了冰层之下。1962年伊犁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后，这层冰出现了第一道裂缝。事件的起因是复杂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方面通过广播、传单和人员往来，向伊犁地区的中国公民宣传苏联的生活优越性，鼓励他们越境进入苏联；同时，1960年代初新疆的经济困难也加剧了边民的不满情绪。1962年4月至6月间，数万中国公民——其中大多数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通过霍尔果斯等口岸越境进入苏联。事件震惊了北京。周恩来亲自指示新疆军区加强边境管控，伊犁州党政机关被改组。但在公开报道中，事件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者煽动中国边民叛逃”，其历史根源被追溯至沙俄时代对新疆的领土野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左宗棠。1963年初，新疆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在内部讲座中提到：如果沙俄一直对伊犁有领土野心，那么当年左宗棠收复伊犁，客观上就是抵抗了沙俄的扩张。这位教师的话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在听众中引起了窃窃私语。

有人向上级反映了这一言论，称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这位教师随后被调离教学岗位。但他的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在场一些人的心里。

这颗种子在1970年代末破土而出，并非偶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成为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有其特殊之处：它不仅要纠正“文革”时期的极端化表述，还要重新评估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整套史学判断。左宗棠问题，恰好处于这两重任务的交汇点上——“文革”时期对左宗棠的妖魔化是荒谬的，这一点几乎没有人否认；但1950年代对左宗棠的否定性评价，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史观基础上的，要推翻它，就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

杜经国1979年的那篇文章，正是这种突破的第一次公开尝试。杜氏是陕西人，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对西北地方史有深入研究。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那个方法论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是否应该区分其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的不同作用——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常识，但在1979年的语境中，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提问。

杜氏后来回忆说，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手边一直放着一本《列宁选集》，随时准备引用列宁关于“历史人物的功过应该具体分析”的论述作为理论盾牌。文章发表后，杜氏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其中绝大多数表示支持，但也有少数来信指责他“为刽子手翻案”。杜氏将那些指责的信件锁进了抽屉里，继续写他的第二篇文章。

1980年的翻转来得比杜经国预期的更快、更猛烈。杨东梁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左宗棠与收复新疆》时，还只是在文末谨慎地提出“应该对左宗棠做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但到了1981年，张灏在《光明日报》上已经可以直接以《正确评价左宗棠》为题，断言“左宗棠一生的主要方面是爱国的、进步的”。这种表述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三年前是危险的，在两年前还需要大量理论铺垫。

但现在，它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翻转的速度之快，连推动翻转的人自己都感到意外。1982年那次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之一后来回忆说，他们最初设想的是“逐步推进”——先肯定西征的客观效果，再讨论左宗棠的个人动机，最后再触及“爱国主义”这个核心概念。

但现实是，1980年杨东梁的文章一发表，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史学工作者几乎是同时跟进，“爱国主义”这个核心概念在短短两年内就被普遍接受了。

这种“同时跟进”不是偶然的。它背后是学术界对政治风向的高度敏感——一旦有人率先突破，其他人就会迅速跟上，以免落后。这种敏感，既是1950年代以来史学界被反复整肃的结果，也是史学界自我保存的本能。

文章指出，左宗棠在新疆推行的这一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但长期来看，它“系统性地边缘化了原有游牧和绿洲社会结构”，埋下了族群关系的长期隐患。这一判断，与此前数十年“收复—开发”的肯定性叙事形成了张力。它没有否定西征收复领土的历史意义，但它把被主流叙事遮蔽的那一面——代价、暴力、结构性不平等——重新拉回了讨论的视野。

2010年代中后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左宗棠西征再次被纳入新的叙事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左宗棠被塑造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守护者”，西征则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维护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行动”。2016年，一部以左宗棠西征为题材的纪录片在片尾打出了这样的字幕：“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也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

这一叙事将左宗棠西征的意义从近代史延伸至当代，但其简化程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西征的代价、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中亚邻国的不同记忆，全部被剪裁掉了。

在这部纪录片中，左宗棠的形象被高度符号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抬着棺材走向大漠深处，身后是列队整齐的湘军士兵，前方是等待“光复”的祖国领土。这幅画面在美学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历史上是不完整的。

回到1952年琉璃厂那本旧教材上的两行批注。七十多年后回看，“此说”的谨慎和“罪不可恕”的愤怒，都已经被后来的历史进程超越。但每一次超越，都带来了新的问题。“”的追问被爱国主义叙事覆盖，“不可恕”的愤怒被“多元一体”的框架消解，但那些被覆盖和消解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压抑到了叙事的底层，等待下一次翻转将它们重新释放。

在伊犁河对岸，在喀什噶尔的老城，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村落里，左宗棠的名字承载着全然不同的记忆。那些记忆，至今尚未进入共和国史学的主流叙事。但它们一直存在，沉默地构成着另一种历史判断。这种判断不会因为共和国史学的下一次翻转而自动消失。它要求的不再是一次评价翻转——因为翻转本身已经成为这套史学机制自我更新的常规动作——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视角转换：从被收复者的眼中，重新审视“收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