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春与糟坊

秋收后的汾阳，天已经短了一截。糟坊院子里，新收的高粱摊在苇席上，还没有完全干透，踩上去沙沙地响。账房先生站在曲房门口，手里捏着一块去年的曲饼，凑近鼻端闻了闻。那气味已经淡了，像一件穿旧了的衣裳，还留着一点粮食发酵后的酸香，却不再刺鼻。今年的高粱比去年饱满，颜色也深些，颗粒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他放下曲饼，走到水井边，提上一桶水，就着瓢喝了一口。水还是那个味，微微发涩，带一点土腥气。他知道，用这水蒸出来的酒，性子烈，却不清透，入口时像一把小刀子，刮过喉咙，留下一点回甘。

这是汾阳糟坊一年里最要紧的时候。高粱入了仓，曲也备下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决定今年的料怎么配。多放一点高粱，酒就厚些；曲子下得重了，出酒快，可香气会杂；水是没法子换的，井就在院子里，打从祖父那辈起就用它。账房先生不是掌曲师傅，他管的是账，可每年的配方，他也要过问。因为糟坊不是后世的酒厂，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品酒师。前店后坊，酿酒和卖酒就在同一块地上。

曲房隔壁就是账房，账房对面是蒸酒的棚子。酒从甑里滴出来，还热着，就有人端到前面铺子里，给等着的主顾尝。好喝不好喝，当场就有话传回来。那些话，比账本上的数目更让人记挂。他回到账房，翻开去年的账册。纸页有些潮，边角卷了起来，上面记着高粱的进价、曲的用量、出酒的坛数，还有几笔赊出去的账。账册之外，另有一张纸，写着去年几个老主顾的话：有的说酒太冲，有的说后味短，有的说不如前年。这些话没有记进正账，却一直压在账房先生的砚台底下。他知道，糟坊的生意，一半在酒里，一半在人的舌头上。而舌头是最难伺候的，它记性好，又任性，认准了一个味道，就轻易不肯改。

中国烧酒的历史，到了明清之际，已经不再是某一种新技术的传播，而是各地糟坊在本地粮食、水和消费习惯之间的反复试探。蒸馏技术从元代开始规模化应用，本应带来酒的标准化。更高的酒精度，意味着更纯粹的化学物质，更少的杂质，更统一的口感。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烧酒在明清两代走向了极致的多样性与地域性。这种多样性，并非凭空而来。它扎根于中国辽阔疆域内早已存在的风土差异——正如中华文化本身，虽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却在数千年间与各地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格局。烧酒的地域性，正是这种文化地域性在味觉上的投影。

汾阳的烧酒清冽，凤翔的烧酒醇厚，遵义的烧酒浓郁，这些后来被奉为圭臬的味觉标签，其源头并非某种神秘的酿造秘方，而是特定地理空间中粮食、水、曲与蒸馏器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首先落在粮食上。

高粱是北方糟坊的主料，因为它耐旱，适合黄土高原的薄地，而且蒸煮后疏松透气，利于发酵。汾阳的高粱，颗粒小，皮薄，淀粉含量高，蒸出来的酒干净，杂质少。凤翔一带也用高粱，但那里的土质偏黏，水源含碱，高粱的皮更厚些，酿出的酒带着一种微妙的苦味，需要更长的陈放才能柔和。

遵义地处西南，山高谷深，粮食结构更为复杂。高粱之外，还有玉米、荞麦、薯类，甚至米糠。这些杂粮的混入，使得遵义的烧酒在蒸馏时产生了更丰富的酯类物质，香气浓郁而层次多变。

三地糟坊的师傅们，未必懂得“酯”“醇”这些后来的化学名词，但他们知道，换一种粮食，酒的味道就变了。这是经验，不是科学。可正是这种经验，把烧酒牢牢地拴在了土地里。水是另一个更难对付的因素。

汾阳的井水偏硬，含钙高，发酵时微生物的活动受到抑制，酒体因此清爽，却少了些绵柔。凤翔的河水浑浊，带着泥沙，必须沉淀后才能用，可水中的矿物质反而成就了酒的后味。遵义的泉水出自赤水河谷，水质软，微酸性，极利于曲中微生物的生长，酿出的酒酸度高，酱香突出。这些差异，在当时的糟坊里，没有人能说清道理。师傅们只说，水不行，酒就废了。于是，井还是那口井，河还是那条河，泉还是那眼泉。糟坊不能搬家，水也不能换。每一种烧酒的味道，因此都带着不可复制的故乡印记。

曲的差异，更为微妙。北方糟坊多用大麦、豌豆制曲，曲块紧实，发酵力强，出酒率高，酒味清正。凤翔的曲中加入了小麦，曲块疏松，发酵缓慢，酒中带出淡淡的粮香。遵义的制曲，则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进行，曲块堆放在曲房里，温度可以升到六十度以上，微生物群落极其复杂。这种高温大曲，赋予了遵义烧酒独特的酱香。曲是糟坊里最神秘的部分。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了酒的魂魄。掌曲师傅的手艺，往往只传徒弟，不传外人。

一块好曲，可以养活一家糟坊；一块坏曲，也能败掉一季的收成。蒸馏器的形制，同样在南北各地悄然分化。北方的天锅，锅身浅，冷凝快，蒸出的酒度数高，香气清扬。凤翔一带的蒸馏器，锅身略深，冷凝管较长，酒液在管道中停留的时间稍久，香气更为内敛。遵义的蒸馏器，则多用石甑，甑体厚重，蒸汽上升缓慢，酒液在甑内反复回流，杂质被截留，香气物质却得以充分释放。这些器物上的差异，看似微小，却在每一次蒸馏中，决定了酒液最终的性情。糟坊的师傅们不会说“冷凝速率”“回流比”这样的词，他们只说，锅要压得紧，火要烧得匀，出酒要掐头去尾。头酒太烈，尾酒太杂，只有中间那一段，才是好东西。

这些差异，并不是朝廷规定的。明清两代，帝国对酒的管理，早已从宋代的专卖制度退了出来。朝廷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统一酒的味觉标准。烧酒不列入官府的榷酤范围，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里，它被视为一种地方土产，与茶叶、瓷器、丝绸一样，由市场自行调节。

酒税是有的，但征收方式粗疏，往往包给地方牙行或里甲，税额低而宽泛。朝廷关心的，是粮食的丰歉，是社会的安定，是别让酿酒消耗太多的口粮。至于酒是清是浊，是烈是柔，那是民间自己的事。这种权力的退场，给了地方社会极大的空间。

糟坊的兴衰，不再取决于官府的配额，而取决于本地人的舌头和口袋。汾阳的烧酒，随着晋商的脚步，卖到了直隶、山东、河南，甚至更远的关外。晋商贩运的不仅是酒，还有汾阳的声名。他们走到哪里，就把汾阳的酒带到哪里，也把汾阳的口味带到哪里。凤翔的烧酒，则沿着关中古道，流向西北的甘陇之地。那里的风沙粗粝，人的口味也重，凤翔酒的醇厚，正好压得住牛羊肉的膻气。

遵义的烧酒，最初只在赤水河沿岸的码头上流通。船工、盐贩、马帮，这些在河谷里讨生活的人，需要一种能驱寒、能解乏、能让人在湿冷的夜里睡个安稳觉的酒。遵义的酱香，就是这样被他们的喉咙选出来的。地方士绅的品味，也在其中起了作用。他们不一定是糟坊的主人，却往往是糟坊最重要的主顾。

婚丧嫁娶、祭祖宴客、节庆酬神，酒是少不了的。士绅们讲究体面，酒的味道不能太粗，也不能太淡。他们在酒席上的评价，往往成为一乡一镇的舆论。哪家的酒好，哪家的酒薄，几句话就能传遍街巷。糟坊的师傅们，因此不敢怠慢这些有身份的舌头。他们会根据士绅的反馈，调整配方，改进工艺，甚至专门为某一位大主顾酿一批酒。这种互动，不是写在契约里的，却比契约更有效。它让烧酒的味道，不断向本地精英的口味靠拢。

商帮的流通网络，则把这种本地口味推向了更远的地方。晋商、陕商、徽商、粤商，这些明清两代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商业集团，各自携带着故乡的饮馔习惯。他们在外地经商，往往自建会馆，会馆里要设酒宴，酒宴上要喝家乡的酒。于是，汾阳的烧酒跟着晋商进了北京的山西会馆，凤翔的烧酒跟着陕商进了兰州的陕西会馆，遵义的烧酒则沿着赤水河，进入重庆、武汉的码头市场。商帮的流通，让烧酒的地域性没有因为市场扩大而消失，反而在异地被强化了。因为只有在异乡，家乡酒的味道才显得格外珍贵。

那一口酒，不是麻醉，而是记忆。民间饮用习俗，则是最广泛也最顽固的投票。北方农村的集市上，卖酒的小摊往往支在牲口市旁边。赶集的农民，卖完了粮食，买完了盐，总要蹲在摊前喝一碗。那碗酒不贵，几文钱，喝下去浑身发热，再走几十里路回家，也不觉得累。南方的码头，酒馆开在江边，船工们上岸，先要一碗烧酒，去去江风里的寒气。西南的山路上，马帮歇脚，酒是必备的。

一壶酒，几块豆腐干，就能让一群人在火塘边坐到半夜。这些喝法，粗粝、直接、不讲究器皿，也不讲究礼仪。它们与《水浒传》里的豪饮伦理一脉相承，却在蒸馏技术的加持下，找到了更强劲的物质载体。酒的度数高了，一碗就顶过去的三碗。豪饮的伦理，因此没有被烈酒摧毁，反而被烈酒成全了。

这种成全，带来一个深刻的悖论。蒸馏技术本应让酒变得更标准、更同质。更高的酒精度，意味着更纯粹的化学物质，更少的杂质，更统一的口感。可中国烧酒却在明清两代走向了极致的多样性与地域性。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落地的土壤。中国太大，各地的粮食不同，水不同，曲不同，人的口味也不同。这种差异，早在蒸馏技术传入之前就已存在，它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地域性之中。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虽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但在明清时期，这种地域性尚未被现代同质化力量所侵蚀。烧酒的多样性，正是那个时代文化地域性的鲜活见证。

中国太大，各地的粮食不同，水不同，曲不同，人的口味也不同。朝廷没有能力统一这些差异，市场也没有动力去消除这些差异。相反，市场奖励差异。因为只有差异，才能让一种酒在众多竞争者中被辨认出来，被记住，被反复购买。于是，地方性成了烧酒最宝贵的资产。这种资产，是许多代人在反复试错中攒下来的。

汾阳糟坊的账房先生，站在曲房门口，闻着去年的曲饼，心里盘算的，正是这种资产。他知道，自家的酒之所以卖得出去，不是因为它是“烧酒”，而是因为它是“汾阳的烧酒”。这两个字，包含了他脚下的土地、院里的井水、仓里的高粱、曲房里的曲，还有那些老主顾们舌头上的记忆。他不能改变这些，也不敢改变这些。他只能在去年的配方上，做一点微小的调整：高粱多晒一天，曲少下三分，水多澄一刻。这些调整，外人看不出，酒里却尝得出。账房先生合上账册，走到院子里。太阳已经偏西，苇席上的高粱染上了一层金红色。蒸酒的棚子里，火已经生起来了，甑盖冒着白气。

掌曲师傅从曲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新蒸的酒，递给他。他接过来，没急着喝，先看酒色，再闻酒香。那酒色清亮，像秋天的井水；香气不重，却干净，有一种淡淡的粮香。他抿了一口，酒液滚过舌头，微微发烫，然后顺着喉咙下去，留下一丝回甘。他点点头，没说话。掌曲师傅也点点头，转身回了曲房。他们之间，不需要太多言语。这一口酒，就是今年的答案。

而这样的答案，同时也在凤翔、在遵义、在无数个大小糟坊里被给出。凤翔的师傅们，在秋收后的第一场霜降之前，把新收的高粱蒸煮、摊晾、拌曲，然后装进窖池。他们的窖池，是土窖，窖壁上糊着一层窖泥，泥里藏着几代人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是凤翔酒的灵魂。遵义的师傅们，则在赤水河谷的晨雾中，开始了一年中最重要的“重阳下沙”。他们将本地的高粱破碎，与高温大曲混合，堆积发酵，再入石窖。河谷里的湿气，山间的风，泉水里的矿物质，还有曲房里那些看不见的生命，共同参与了一场漫长的酿造。三地相隔千里，语言不同，饮食不同，连喝酒的姿势也不同。

可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用本地的一切，去驯服蒸馏器里升腾而起的酒气。这种驯服，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年的气候、粮食、水质、曲的成色，都在变化。糟坊的师傅们，必须在这些变化中，找到那个稳定的味道。这是手艺，也是赌博。赌赢了，一年的生意就有了着落；赌输了，半年的辛苦就白费了。因此，糟坊里没有诗意的空间。那里只有蒸汽、噪音、账目压力和粮食发酵后的酸味。账房先生和掌曲师傅的关系，是彼此依赖，也是彼此提防。账房先生怕师傅偷料，师傅怕账房先生扣钱。可他们又都清楚，糟坊的命，系在那口甑上，系在甑里流出的酒里。

帝国权力的退场，让这种赌局完全落在了民间自己的肩膀上。没有官府的定额，也没有官府的庇护。糟坊必须自己面对市场，面对口味的变化，面对同行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明清两代日趋激烈。随着人口增长，粮食产量提高，酿酒的成本下降，越来越多的糟坊开张营业。一个县城里，往往有十几家甚至几十家糟坊。它们挤在同一条街上，共用同一口水井，卖着价格相近的烧酒。

区别只在味道。而味道，是最说不清的东西。它藏在粮食里，藏在水里，藏在曲里，藏在蒸馏器的形状里，藏在师傅的手感里。于是，一种新的权威出现了。它不是官府，不是士绅，也不是商帮，而是“本地好酒”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由市场、士绅和习俗共同投票选出。它没有成文的标准，却比任何标准都更有约束力。一家糟坊，一旦被公认为“本地好酒”，它的酒就能卖出更高的价钱，就能进入更好的宴席，就能在异乡的会馆里被端上桌。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名声，再大的糟坊也会门庭冷落。这种权威，是地方性的，是流动的，也是脆弱的。它随时可能因为一季坏粮、一口坏水、一块坏曲而崩塌。

这便留下了一个仍在发酵的矛盾：当“本地好酒”的配方由市场、士绅和习俗共同投票选出，谁有权力说哪一种是“正宗”？是那些世代酿酒的糟坊？是那些品酒论酒的士绅？是那些走南闯北的商帮？还是那些在集市上蹲着喝一碗的农民？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宗”从来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权力概念。这种权力，在明清两代并未被任何单一力量垄断。它分散在地方社会的毛细血管里，正如中华文化本身，既有以礼乐衣冠为标准的华夷之辨，又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多元性。烧酒的“正宗”，正是这种文化多元性在味觉领域的体现。

这种幸运，落到地面上，就是一次次具体的评判。评判的地点，往往不在糟坊里，而在酒席上。汾阳城里，一家糟坊的酒如果被某位举人老爷在寿宴上夸了一句，第二天，铺子里的零沽就能多卖出两三成。反过来，若是哪家酒在祭祖的供桌上显得浑浊，或是在婚宴的后半场让人头疼，话也传得一样快。

这些评判没有写成文字，也不曾盖上官府的印，可它们比文字和印章更重。前店后坊的空间，让这种评判几乎没有缓冲的余地。前面铺子里，主顾们端着碗尝，尝完把碗一放，话就抛出来了。

伙计听见了，转给账房；账房记下了，告诉掌曲师傅；掌曲师傅不言语，只在下一甑出锅时，把火候调得老一点，或者把尾酒掐得更狠些。

这条从舌头到甑边的链条，短得不能再短。它使得糟坊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处在一种半公开的审视之下。曲房里的事，本是最隐秘的，可曲出来的酒，却要拿到最公开的地方去接受检验。

这种状况，正是帝国权力退场后留下的空白被民间社会填补的方式。朝廷不管酒的味道，可味道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官府的条文，转移到了市井的舆论里。

官府的标准是明文的，犯了禁，有杖责、有罚银、有抄没。民间的标准是不成文的，失了准，没有刑罚，只有冷落。一家糟坊，一旦被本地的舌头淘汰，不会有人来查封它，也不会有人来禁止它酿酒。

它只是慢慢地卖不动了。酒还是那个酒，可买的人少了，赊账的人多了，铺子里的灯油钱渐渐成了负担。这种衰落，账房里最先感觉得到。账册上的数目不会骗人，进项一天天薄下去，像秋后的河水，看着还有，底下已经见了底。

账房先生是第一个察觉的人，却往往不是第一个承认的人。他会先怪天气，再怪粮食，又怪伙计偷懒，最后才不得不承认，是那批酒的味道不行了。而这种承认，比天气、粮食、伙计都更让人绝望，因为味道不是别的，正是糟坊自己的命。

于是，糟坊对“正宗”的争夺，就显得既执拗又无奈。执拗，是因为每一家都相信自己守着的是先辈传下的真法；

无奈，是因为先辈的真法并不妨碍别家的真法同样真。一条街上，两家糟坊，共用一口井，同买一家的高粱，连曲药都是从同一个曲贩子手里买的。可一家出了名，一家没出。为什么？师傅们说不清，只能归之于“手气”或者“火性”。

账房先生们也不追问，只管把两家每日的出酒、售价、赊欠一一记下。到了年底，两本账并排一放，差距就摆在那儿。这种差距，没有道理可讲，却有后果要担。它使得“正宗”这个字眼，在糟坊师傅的口中，既是一种自诩，也是一种防御。

夸自家的酒好，要说“正宗”；贬别家的酒薄，要说“不正宗”。可到底什么是正宗，谁也不敢给它下个定义。因为一旦下定义，就难保自家的下一批酒不会超出这个定义。于是，正宗只能在比较中存在，在竞争中生效，在口耳之间流转。

这种流转，在汾阳、凤翔和遵义三地，各有各的路径。汾阳的糟坊，背靠晋商的马队和驼队，他们的正宗，是在直隶、山东、关外的会馆和货栈里被确认的。一个汾阳学徒跟着商队走到外地，在会馆的宴席上喝到一口家乡酒，眼泪都能下来。那一刻，正宗与否，不再需要品评。它就是离乡人舌头上的一根刺，一碰就疼。

凤翔的糟坊，处在关中的腹地，东有西安，西有陇右，他们的正宗，是在本乡本土的宴饮和祭祀中被反复巩固的。凤翔人喝酒，不尚清谈，讲究一个“厚”字。酒不够厚，再香也站不住。这种口味，是黄土和风沙磨出来的，改不了，也不打算改。

遵义的糟坊，嵌在西南的山缝里，他们的正宗，是在码头、盐道和马帮的篝火旁被一口口喝出来的。那里的酒，不追求清冽，也不追求绵柔，它要在湿冷的夜里给人火种，要在崎岖的路上给人脚力。三种正宗，三种逻辑，各自在本地的土壤里扎得极深，深到几乎不可能被移植。

但它们的根，却都扎在同一种空间里。前店后坊，酿酒与卖酒一体，账房与曲房相邻。这个空间，是明清糟坊最基本的单位。

它不是后世的酒厂，没有围墙高耸的厂区，没有穿着制服的工人，更没有门禁和保密制度。它就在街面上，和豆腐坊、酱园、粮行挤在一起。酒甑的蒸汽从后院的棚子里升起来，和邻家灶房的炊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股是酒，哪一股是饭。买酒的人从前面进来，能听见后面甑盖的声响，能闻到曲房里溢出的酸香，甚至能隔着板壁听见师傅们喊火候的声音。

这种空间上的混杂，使得糟坊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却又让每一家糟坊都不得不创造出自己的一点秘密。那点秘密，或许是曲房里的一小撮陈曲，或许是井台边的一个特殊时辰，或许是甑盖上的一处细微凹凸。外人看不见，同行也说不清，可糟坊的人自己知道，那是他们与别家不同的最后凭据。凭据尽管微薄，却是实实在在的。

每年秋收之后，这种凭据都要接受一次考验。新高粱进了院，旧曲还有存货，井水还是那个温度。

账房先生把去年的账册翻到十月初六那一页，上面写着：高粱十二石，曲二十块，出酒八坛，头酒三斤，尾酒两斤半。今年呢，他在心里盘算。高粱是新的，水分大些，得多晒一日；曲放了一个夏天，潮气重了，得在灶台边烘一烘；井水入了秋，比夏天清，可比去年此时，似乎又涩了一点。

这些变化，单看都不大，可合在一起，就足以让今年的酒和去年的酒划开一道细细的缝。他合上账册，把砚台底下压着的那张纸抽出来。纸上是去年老主顾们的话，字迹潦草，有的地方已经模糊。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在听那些已经离去的舌头说话。

这些话，账册里没有，却比账册更重。因为它们记住的不是数字，而是味道。味道是无法核销的账，一年年滚下来，成了糟坊最老的一笔本钱。

这笔本钱，在帝国权力退场后的漫长岁月里，被民间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守护着、争夺着。没有官府来核定它的价值，也没有朝廷来给它一个名分。它是市井的、地方的、流动的，也是脆弱的。

一场水灾，一季虫害，一年战乱，都可能让它缩水。可只要糟坊还在，井还在，曲还在，这笔本钱就还能生息。生息的方式，就是每年秋天的那一口新酒。

新酒出了甑，师傅们先尝，然后伙计尝，然后送到前面铺子里让老主顾尝。尝过之后，该记的记下，该改的改过，该留的留下。留下的那一小坛，搁在账房角落，不卖，不送，不打标签。

那是糟坊留给自己的。不是为了庆祝，也不是为了留念，只是为了确认。确认这一年的手艺没有走样，确认井水还是汾阳的水，高粱还是汾阳的粮，曲还是汾阳的曲。

确认完了，这一坛酒的使命也就完了。它会被某个冬天的夜晚喝掉，也许是一个人，也许就着几颗花生，也许是和掌曲师傅分着喝。喝的时候，谁也不说酒的好坏，只说明年的高粱会不会还是这个成色，明年的井水会不会还是这个味道。

它意味着谁有资格定义一种味道，谁有资格把一种地方性上升为普遍性。在明清两代，这个权力是分散的，是流动的，是任何人都可以争夺却没有人能够独占的。

汾阳的清香、凤翔的凤香、遵义的酱香，这些后世奉为圭臬的味觉标签，在当时，不过是无数个“本地好酒”中较为幸运的几个。它们的幸运，不在于味道更好，而在于它们所在的地方，恰好拥有更强大的商帮、更活跃的市场、更愿意为家乡酒背书的士绅。账房先生那天晚上，把新蒸的酒装了一小坛，放在账房角落里。

那是留给自己的。忙过这一季，到了年关，他要带着这坛酒回一趟老家。老家的父亲还活着，已经喝不动烈酒了，可每年都要尝一口儿子糟坊里的新酒。这一口，不为解馋，只为确认。确认儿子还在酿酒，确认糟坊还开着，确认那口井里的水，还流着汾阳的味道。

账房先生想，这就是遗产。它不在官府的名册里，不在文人的诗篇里，只在每年秋天新蒸的酒里，在每一个老主顾的舌头上，在每一个离乡人的行囊中。而这份遗产，正在等待下一次被重新整合。这种整合，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地方。

随着近代交通的变革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兴起，一种新的力量将试图把这些分散的“本地好酒”纳入一个统一的叙事。但那是后话。此刻，在汾阳的这个小院里，遗产还是具体的、可触摸的，它是一口井、一块曲、一甑新蒸的烧酒。

当商帮的网络越织越密，当近代的交通把千里之遥缩成数日之程，当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话语开始寻找可以代表“中国”的东西，这些分散在各地的“本地好酒”，将被迫面对一个它们从未想过的问题：哪一种酒，可以代表这个国家？这个问题，在明清两代的糟坊里，还没有人提出。但它的种子，已经埋在了那些前店后坊、账房与曲房相邻的生产空间里，埋在了每一口井、每一块曲、每一甑新蒸的烧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