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节制

在周人的记忆里，商王朝最后的岁月始终弥漫着一股酒气。这不是修辞。当周公旦站在刚刚平定的东方大地上，向那些被征服的殷商遗民宣读摄政王的诰命时，他选择了一个极为具体的切入点——酒。这篇诰命后来被收入《尚书》，题为《酒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由最高权力颁布的禁酒令。但细读全文就会发现，周公的目标从来不是禁绝酒本身。他在做一件更复杂的事：重新定义酒的意义。

诰命的开篇没有直接谈酒。周公先从历史讲起。他说，文王当年在西土的时候，就曾经反复告诫子孙和臣僚：祭祀的时候才能饮酒，而且饮酒要有节制。不是常常饮酒——这句话的口气不像命令，更像家训。文王没有说酒是邪恶的，他说的是：上天降下酒，不是为了让人沉溺其中，而是为了在祭祀中表达敬意。

这个区分极其关键。它把酒从日常享乐中剥离出来，重新放回礼仪的框架之内。

然后周公话锋一转，谈到了商人的失败。他说，从成汤到帝乙，殷商的先王们是懂得敬畏天命的，他们治理国家的时候，君臣上下都不敢沉湎于酒。

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中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礼仪著作是《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

礼制系统之庞大、礼数之繁，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美誉。礼大致上可以分为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酒礼、朝礼、聘礼八类，包含著一个人生老病死的过程，以及种种社会关系。

但后来的商王变了。继位的君王用酒来浸泡自己的身体。他们沉迷于纵酒，以至于酒肉的腥气一直升腾到天上，被上天闻到了。于是上天降下丧亡，把殷商的国运断送掉。

这不是周人的胜利，这是上天的惩罚。周公把商周革命解释为一次道德判决，而酒，恰恰是这判决中最醒目的物证。

这个论证在当时是极其大胆的。商人以酒立国，青铜酒器是他们权力系统中最核心的物质载体。商王通过控制酒——从酿造到祭祀到宴享——来垄断与祖先和神灵沟通的渠道。在商人的世界观里，酒是神圣的媒介，醉酒不是失德，而是进入通灵状态的必要途径。妇好墓中出土的那些鸮尊、觚、爵，每一件都是这套神权秩序的物质节点。

现在周公说，恰恰是这套以酒为核心的权力秩序，导致了商王朝的覆灭。这不是政策调整，这是对整个商代精神世界的根本否定。

但周公没有把话说绝。他没有说商人天生堕落，也没有说酒本身是邪恶之物。他非常精确地划了一条线：殷商先王是好的，后来的商王是坏的；祭祀用酒是正当的，日常纵饮是邪恶的；

敬畏天命的时候酒是礼仪的媒介，丧失敬畏的时候酒就变成了亡国的祸根。

这条线的划定，本身就是一次精妙的政治操作。它既解释了周人取代商人的合法性——因为商王失德——又给了殷商遗民一个台阶：你们的祖先没有错，错的是后来的君王。你们只要效法先王，仍然可以在周人的秩序中找到位置。

然后诰命的语气突然严厉起来。周公说，从现在起，周人——包括他自己的族人——必须严格遵守节饮的规定。祭祀时可以饮酒，但要有仪式、有节制；父母高兴的时候，子女可以用酒奉养，但不可醉；至于聚众饮酒，那是绝对禁止的。如果发现周人聚饮，要全部抓起来送到我这里，我要杀了他们。这句话的杀气之重，在《尚书》全文中都是罕见的。一个刚刚夺取政权的摄政王，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却把聚众饮酒列为死罪，可见在他看来，酒的问题不是生活小节，而是关乎政权存亡的核心问题。

但对殷商遗民，周公的态度反而缓和一些。他说，殷商旧族中那些熟悉工艺的工匠和官员，如果饮酒，先不要杀，要教育他们。

这不是仁慈，是现实考量。周人以偏居西土的小邦取代庞大的商王朝，人手严重不足，必须留用大批殷商遗民来维持国家运转。这些人世代以酒为礼，骤然禁绝只会引发反抗。所以周公的策略是分化处理：对周人严，对殷人宽；对群饮者杀，对独饮者教。

他要改造的不是饮酒行为本身，而是饮酒所承载的社会关系。这个思路在诰命的结尾部分变得更加清晰。周公说，如果各级官员能够做到不敢沉湎于酒，那么他们就能治理好政务，完成君王的命令。这里的逻辑是：节酒不是目的，治理才是目的。酒在这里第一次被明确纳入官僚体系的考核标准。一个官员能不能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直接关联到他能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观念。在商代，饮酒是权力的展示；在周代，节饮是德性的证明。

《酒诰》通篇没有讨论酒的酿造技术，也没有涉及酒税或酒政。它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对待酒。而它的答案，不是技术性的，是伦理性的。酒本身没有善恶，善恶在于饮酒者的态度和场合。

祭祀时饮酒是敬，奉养时饮酒是孝，典礼时饮酒是礼；沉湎纵饮则是淫，聚众滥饮则是乱。

这套分类法把酒从神权的领域彻底拉回到人伦的领域。酒不再是与神沟通的媒介，而是维系人间秩序的工具。这篇诰命颁布的时间，大约在周公平定管蔡之乱以后、营建洛邑之前。那是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某个年份，距离商纣王在鹿台自焚、殷墟的祭祀烟火最终熄灭，不过数年。周人刚刚完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征服，但他们深知，军事胜利只是政权更替的第一步。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让那些曾经臣服于商的部族、方国和民众，从心里接受周人的统治。武力的震慑是暂时的，制度的约束才能持久。而制度的核心，在周公看来，不是刑罚的严酷，而是礼仪的渗透。

这就引出了《酒诰》背后那套更庞大的工程——制礼作乐。周公不是只颁布了一道禁酒令就了事。他把节饮的原则编织进了一整套礼仪制度之中，让每一次举杯都成为一次等级秩序的重演。

其中最典型的，是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是周代基层社会定期举行的集体饮酒仪式。西周灭亡后，其礼仪制度的主体和精神被儒家学者所继承。

它的场景大致是这样的：在乡学或里社的堂上，乡大夫或地方长老为主人，邀请本乡的贤能之士为宾客。堂上设席，宾主席地而坐，面前各置俎豆酒爵。仪式开始，主人起身，走到堂下，从酒尊中酌酒，双手奉爵，献给宾客。宾客起身，拜受，然后回到席上坐下，将爵中的酒略微啜饮一口——不是饮尽，只是啐酒——表示接受了主人的敬意。然后主人再酌酒献给其他宾客，次序按照年龄和德行排列，年长者在前，年少者在后。

整个过程中，每一个动作都有规定。何时起身、何时跪坐、爵举多高、饮多少口、如何拜谢、如何答拜。这些动作被反复演练，以至于参与者在举手投足之间，就在无意识地确认自己在乡里秩序中的位置。

这不是为了喝酒。乡饮酒礼的酒，通常只是薄薄的醴酒，酒精度极低，饮一整爵也不至于醉。仪式的重点从来不在酒液的品质或数量，而在动作的规程。

主人献酒，宾客啐酒，这是“献”；宾客回敬主人，这是“酢”；主人再酌酒自饮，然后劝宾客饮尽，这是“酬”。一献一酢一酬，合称“一献之礼”。

羽觞出现于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使用至魏晋，名称逐渐通俗化为“耳杯”，其后逐渐消失。在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中多有羽觞出土，材质有漆、铜、金、银、玉、陶等。漆、铜、金羽觞多是实用的器物，而陶羽觞是一种随葬用的冥器。漆羽觞出土数量很多，湖南长沙杨家湾六号墓曾一次就出土20件。

在更隆重的场合，还有三献、五献、九献的差别，献数越多，礼仪越重，参与者的身份越高。

酒在这里变成了一种计量单位，用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等级。这一套规程被详细记录在《仪礼》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转身、每一次揖让都有明确的文字规定，后世儒生可以照着文本复原整个过程。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惊人的时刻：饮酒这种最日常、最私密的行为，被彻底文本化了。

乡饮酒礼结束之后，还有一个更意味深长的环节。参与礼仪的众人并不散去，而是按照长幼次序坐下来，开始真正的宴饮。这时候饮酒的规矩放松了一些，但仍然有约束：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坐着饮酒，六十岁以下的人必须站着侍奉；菜肴的数量也按照年龄分配，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宴饮结束时，所有参与者要一起诵读诗歌，通常是《诗经》中的篇什，内容多与孝悌、忠信有关。然后乐工奏乐，众人和着节拍退出堂下。整个过程，从献酒到宴饮到退场，构成了一堂完整的道德课。

它教人懂得尊卑、长幼、亲疏、贵贱，而这些关系的物质载体，就是那一爵一爵传递的酒。

周公的用意很清楚。商代那种通过醉酒来达到通灵状态的做法，在他看来是不可控的。酒一旦进入人体，就会释放出难以预测的力量——它可以让人亢奋，也可以让人萎靡；可以让人坦诚，也可以让人狂乱。这股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就会侵蚀权力秩序的基础。

但周公没有选择禁绝——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他选择的是驯化：给酒套上礼仪的辔头，让它在规定的轨道上流淌。每一次举杯，都要有理由；每一次饮下，都要有节制；每一次传递，都要有次序。酒还是那碗酒，但它的意义已经被彻底改写了。

这套制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饮酒行为本身。在乡饮酒礼中反复演练的尊卑次序，后来被儒家提炼为伦理纲常的核心框架。那个在堂上拜受酒爵的动作，和臣子在朝廷上拜受君命的动作，结构上是同构的。当一个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在乡饮酒礼中学习如何按照等级秩序接受一杯酒，他成年之后进入朝廷，面对君王赐酒时，身体记忆会自动告诉他该怎么做。

礼仪不是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身体的本能。孔子后来感叹说，看过乡饮酒礼之后，就知道王道是多么容易推行。这句话不是夸张。它点出了周礼设计中最深刻的那部分智慧：意识形态的灌输不需要说教，只需要让人们在反复的身体实践中，把一套价值观念变成肌肉记忆。你不需要告诉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尊敬长者，你只需要让他在每一次乡饮酒礼上都站在堂下侍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饮酒，十年之后，尊敬长者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酒器的形制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商代青铜酒器那种森严、凌厉的风格，在西周早期还有延续，但到了西周中期以后，逐渐让位于更为温和、质朴的造型。商代常见的觚、爵组合，在西周墓葬中出土的数量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壶、尊、卣等更为实用的器型。纹饰也从商代的饕餮纹、夔龙纹这些充满神异色彩的主题，转向了更为简洁的几何纹样和带状装饰。那些曾经盘踞在器腹上的狰狞面孔，渐渐被拉直、简化，变成了一圈一圈的弦纹。这不是审美趣味的自然演变。

器型的简化背后，是功能的转换。商代酒器是通灵的法器，它需要威严，需要让人在举杯的瞬间感受到神力的在场。西周酒器是礼仪的工具，它需要的是清晰、稳定、可重复使用。一尊在西周祭祀中使用的壶，它的意义不在于壶本身的造型有多震撼，而在于它被放置在什么位置、由谁来执持、在仪式的哪一个环节出现。酒器从神权的载体变成了礼仪的符号，它的物质形态也就随之收敛了锋芒。

但收敛不等于消失。青铜仍然是那个时代最贵重的物质，铸造青铜酒器仍然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能够拥有成套青铜酒器的仍然只有贵族阶层。节饮的礼仪，说到底，是贵族阶层内部的事情。对于那些在田野里耕作的庶人来说，乡饮酒礼是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能够参与礼仪、饮酒食肉的机会。他们在仪式中学习服从，在宴饮中感受恩惠，在退场时带着对秩序的敬畏回到自己的村落。

酒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奖赏。遵守秩序的人，可以在规定的时刻获得饮酒的权利；违反秩序的人，则被排除在这权利之外。这就是周礼的精妙之处。

它不靠暴力来维持秩序，至少不主要靠暴力。它靠的是对欲望的调节。酒是欲望的对象，节饮是对欲望的克制，而礼仪则把这种克制变成了一种可以反复展演的公共行为。每一次乡饮酒礼的举行，都是一次对欲望的集体驯化。参与者在觥筹交错之间，学会了推迟满足、控制冲动、尊重次序。这些能力，恰恰是文明社会得以运转的心理基础。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礼仪可以规范行为，却无法消除欲望。那些在乡饮酒礼上只能啐一小口酒的年轻人，回到家中会不会偷偷多饮几杯？那些在祭祀结束后分得祭肉的族人，会不会私下聚饮，借着酒劲发泄对族长的不满？那些被周人征服的殷商遗民，在被迫学习周礼的同时，会不会在私下里仍然怀念商代那种可以在祭祀中尽情醉饮的旧俗？

《酒诰》中那句杀气腾腾的死刑威胁，恰恰暴露了周公的焦虑：他知道礼仪的堤坝再坚固，也挡不住欲望的暗流。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还能读到这种焦虑的痕迹。大盂鼎的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其中特别提到不敢沉湎于酒。

这句话和《酒诰》中的语气如出一辙，都是用一种近乎警告的口吻，反复叮咛贵族们要节制饮酒。训诰的对象是战功卓著的将领，是管理一方封国的诸侯，是掌握军政大权的重臣。对这些人的饮酒行为如此不放心，本身就说明节饮的制度并未完全内化为贵族的自觉。它仍然需要最高权力的反复强调，仍然需要刑罚的威慑作为后盾。

这种反复强调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真正已经内化为社会共识的规范是不需要反复强调的——没有人会三令五申地告诫别人不要杀人放火。西周早期铭文中节饮训诰的高频出现，恰恰反证了这套新规范在当时还远未稳固。它是一个刚刚被植入社会肌体的外来物，需要持续的强制力来防止排异反应。

到了西周中晚期，这种焦虑似乎有所缓解。青铜器铭文中关于节饮的训诰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礼仪过程的详细记录。史墙盘铭文记载了微氏家族历代侍奉周王的功绩，其中提到祭祀时不沉湎于酒的句子，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套语，不再带有早期那种紧张感。

也许经过几代人的反复演练，节饮的礼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了贵族的身体记忆。那些在乡饮酒礼中长大的孩子，已经成为乡饮酒礼的主持者；那些曾经被强制戒酒的殷商遗民后代，已经习惯了周人的饮酒方式。

但另一条线索也在同时发展。西周中晚期以后，青铜酒器的铸造数量又开始回升，器型也重新趋于精美繁复。在陕西周原出土的窖藏青铜器中，成套的酒器组合重新出现，有些墓葬中酒器的比例甚至超过了食器。这或许说明，随着西周政权的稳固和贵族财富的积累，节饮的约束在事实上有所松弛。礼仪的框架还在，但框架之内，酒液的流淌已经比周公时代丰沛了许多。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后来儒家对那个时代的经典描述。所谓“礼崩”，并不是礼仪制度突然消失了，而是维持礼仪的那套权力结构瓦解了。周天子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原本由王室统一规范的礼仪标准，开始在各诸侯国自行其是。

有的诸侯仍然恪守周礼，有的则公然僭越，使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九献之礼。乡饮酒礼还在举行，但它的教化功能已经大打折扣——当主持礼仪的乡大夫本人就在私下里纵酒享乐的时候，那些在堂上演示的节饮动作，就变成了一场空洞的表演。

但周礼的遗产并没有消失。它把节饮的原则刻进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中。此后三千年，无论酒政如何变迁，无论饮酒风气如何起伏，节制始终被视为饮酒的最高美德。那些在酒桌上豪饮的人，或许能赢得一时的喝彩，但真正被社会尊重的，始终是那些酒量很大却从不过量的人。这个标准，是周公在三千年前定下的。

儒家后来把节饮的思想从礼仪层面提升到了心性修养的层面。孔子说饮酒以不及于乱为度——不是没有限度，而是以“不乱”为底线。每个人的酒量不同，但不乱是共同的底线。这里的“乱”，既指身体的醉乱，也指行为的失序，更深一层，还指内心的放逸。节饮不只是控制饮酒的数量，也是控制自己的心性。从周公的制度约束到儒家的心性修养，节饮的内涵在不断深化。

在乡饮酒礼的堂上，最意味深长的时刻往往不是献酒，而是啐酒。宾客双手接过主人奉上的酒爵，举到唇边，只饮一小口——不是咽下，而是在口中含漱片刻，随即吐出。这个动作叫作“啐酒”，在整个仪礼规程中被反复强调。

啐酒不是饮酒，啐酒是对饮酒的模拟。它保留了饮酒的全部外在形式——奉爵、举杯、就唇、倾爵——唯独在最后关头阻止了酒液进入身体。这是一个被悬置的欲望时刻。酒已经到了嘴边，味蕾已经感受到了醴酒的微甜，但礼仪要求你停下来，把酒吐掉。这个动作的教化意义远比饮尽一杯酒更为深刻。

饮尽一杯酒满足的是生理欲望，啐酒训练的却是延迟满足的能力——你知道这杯酒可以喝，但你选择不喝，因为仪式还没有进行到可以饮酒的环节。在啐酒的那一瞬间，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用身体学习一个道理：欲望可以被唤起，但必须被控制；满足可以被延迟，但不能被取消。这套身体技术后来被儒家提炼为“克己复礼”的实践基础。当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时候，他所描述的那种对感官欲望的精确管控，其训练场就在乡饮酒礼的堂上，就在那一爵啐而复吐的酒液之中。

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创，民为神主，则前古神秘观念渐消。

啐酒的动作规程还隐藏着另一层政治含义。在商代的祭祀中，酒是要被饮尽的——不仅饮尽，而且要饮醉，因为只有进入醉态，巫觋才能跨越人神的界限。饮酒的量与通灵的深度成正比。

但在周人的乡饮酒礼上，饮酒的量被精确地控制在一个远远低于醉态的刻度之下。啐酒只是沾唇，即使是后面正式的宴饮环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不过是“坐饮”，饮多少并无定量，但整个仪式的氛围——那些反复揖让的动作、那些诵读诗歌的环节、那些按照年龄排列的席位——都在无声地传递一个信息：这里不欢迎醉态。醉态在商代是神圣的，在周代是失礼的。从神圣到失礼，这个转变不是在观念层面完成的，而是在每一次啐酒的动作中被反复确认的。

当一个殷商遗民的后代第一次参加乡饮酒礼，他必须学会啐酒——必须学会在酒到嘴边的时候停下来。这个动作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对一种新礼仪的学习，更是对一整套新秩序的臣服。他的祖父或许曾经在商王的庭前尽情醉饮，在酒气升腾中感受过祖先神灵的降临；而他此刻却在周人的堂上，把同一碗酒吐在地上。这不是饮酒习惯的改变，这是世界观的更替。

《酒诰》中对殷商遗民饮酒问题的处理策略，也需要放在这个更替的过程中来理解。周公说，殷商旧族中那些熟悉工艺的工匠和官员，如果饮酒，先不要杀，要教育他们。这句话中的“教育”二字，具体指的就是让他们学习周礼的饮酒规程。

不是不让他们喝酒，而是让他们按照周人的方式喝酒——在规定的场合、以规定的动作、饮规定的量。这个策略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剥夺饮酒的权利，而是改造饮酒的形式。形式变了，意义就变了。当殷商遗民开始使用周式的酒器、遵循周式的礼仪、在周式的场合饮酒，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周人关于酒的定义——酒不再是通灵的媒介，而是礼仪的工具。

这个过程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殷商旧族后裔的墓葬，其随葬的酒器组合仍然保留着商代的风格——觚、爵、斝的组合，器身上仍然装饰着简化了的饕餮纹。

这些墓葬的主人，在生前可能已经在周人的朝廷上担任官职，在公开场合按照周礼饮酒，但在死后，他们的家人仍然选择用带有商代遗风的酒器为他们随葬。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它说明至少在西周早期，节饮的礼仪还没有完全渗透到私人领域。公开场合的饮酒行为可以被规范，但墓葬中的酒器选择暴露了另一种忠诚——对祖先传统的忠诚，对商代酒神秩序的怀念。

这种公开与私下之间的裂隙，正是周公最担心的。他在《酒诰》中反复强调“不敢沉湎于酒”，这个“敢”字值得玩味。“不敢”不是“不想”，而是“想但不敢”。周公并不指望贵族们从内心厌恶酒，他只要求他们因为畏惧刑罚而不敢沉湎。这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不是内在的自觉。

从外在约束到内在自觉的转化，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需要乡饮酒礼年复一年的反复演练。到了西周中期，这种转化似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那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关于节饮的训诰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礼仪过程的程式化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节饮已经完全内化为贵族的自觉。

更可能的情况是，随着西周政权的稳固，贵族阶层找到了一种在礼仪框架内满足欲望的方式——他们不再聚众滥饮，而是在规定的场合、以规定的仪式饮酒，但饮酒的数量和频率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周公时代的标准。那些在西周中晚期墓葬中重新大量出现的精美酒器，或许正是这种“合规纵饮”的物质证据。礼制的堤坝还在，但堤坝之内的水位已经悄然上涨。

但它的起点始终是那篇《酒诰》，是乡饮酒礼上那一爵传递的薄酒。商代那种将整个政治秩序浸泡在酒气中的做法，在周人之后再也没有成为主流。

不是因为酒的产量减少了，也不是因为酿酒技术退步了，而是因为周礼提供了一套替代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不是禁欲，而是调节；不是消灭欲望，而是给欲望一个合法的出口。祭祀时可以饮，典礼时可以饮，奉养父母时可以饮，乡里聚会时可以饮——但每一次饮酒都必须有理由、有节制、有次序。酒从商代那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溶液中，被周礼装进了一个一个具体的容器里，每次倾倒都有刻度。

这道礼制的堤坝在此后三千年中时而坚固、时而溃决。但即使是溃决的时候，人们也清楚地知道堤坝的存在。魏晋名士纵酒放达，恰恰是在用违反周礼的方式确认周礼的存在——没有规矩，何来叛逆？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姿态，只有在一个将节饮视为美德的文化传统中，才具有挑衅的意味。

中国酒文化中那股始终存在的张力——礼制约束与世俗欲望之间的拉扯——正是在周礼确立节饮原则的那一刻，被永久地嵌入了历史的肌理之中。

而那些在殷墟的祭火熄灭之后被迫放下鸮尊、学习周礼的殷商遗民，他们的后代去了哪里？一部分融入了周人的封国体系，成为诸侯的臣民；一部分迁往远方，在淮河流域、汉水流域建立了新的聚落；还有一部分留在殷墟故地，在宋国的旗帜下延续着商王室的祭祀。

他们曾经熟悉的那套以酒为核心的权力秩序在中原大地上渐渐消失了。但在南方，在周礼的触角尚未完全覆盖的楚地，另一种酒歌正在响起。那里的酒没有被礼仪驯服，仍然保留着某种野性的力量——当周公在镐京的王宫中一字一句地斟酌《酒诰》的措辞时，千里之外的江汉平原上，楚人正围着篝火，捧着另一种形制的酒器，唱着他听不懂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