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琀握玉的丧仪

“从随枣走廊上空看下去，这片丘陵地带像一张被反复折叠过的旧皮子，河汊是褶痕，岗地是磨平的棱。”西周早期，曾国把都城安在这片褶痕里，一住就是五百年。五百年间，城里的人一代代往里填，城外的人一代代往外葬。城东的擂鼓墩，原来不过是缓坡上一块不起眼的高地，后来成了曾侯乙的埋身处。再后来，连这块高地也被时间抹平，种上了庄稼。

可我们要说的不是这块地。我们要说的是地底下那口内棺里，一个死人的脸、手、嘴。先别急着落下去。站在这个高度，还看不到那些玉。

看到的是另一件事：这座城在曾侯乙死时，其实已经处在楚国的阴影下很久了。楚人从南边来，沿汉水北进，把曾国压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可曾国没有消失。它一直在办一件事——用最古老的规矩，把自己的身份一次次重新刻进土里。

曾侯乙之前的几代曾侯，已经在文峰塔、郭家庙一带的墓葬里这么做了。轮到曾侯乙，这盘棋下到了最密的一手。现在我们可以落下去，落进椁室，落到内棺旁边。内棺早已朽散。

1978年打开椁室时，棺木塌了，尸骨散了，只有那些玉还大概保持在原来的位置。考古报告写得很淡，说死者“口内一件玉琀”“双手各握玉器”“面部覆有玉片缀成的瞑目”。这几句平淡的话，藏着一套极不平淡的仪式。

先说嘴里那件。玉琀。曾侯乙口里的玉琀，按简报是“玉琀一件”。形制并不算复杂。不是后世那种雕得玲珑剔透的蝉，倒更像一件小型的、略柱状或片状的玉器。单看这枚东西，放在同墓五百多件玉器里，并不起眼。

可它的位置太特殊了。嘴里。为什么偏偏是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曾侯乙个人身上，而在周礼书里。《周礼》里讲得很清楚：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饭玉是碎玉杂粮，含玉是放在口中不咽下去的玉。天子含玉，诸侯含璧，大夫含珠，士含贝。曾侯乙是诸侯，本该含璧，可含的是玉。这就是一个有意味的差别。

有人会说，不过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叫法，璧也是玉，《周礼》说诸侯含璧，曾侯乙含个玉琀，没差多少。但差得多。璧是中空有孔的圆形玉，玉琀是另一回事。

手里攥着的等级，嘴里含着的等级，都不能乱。曾侯乙墓随葬玉器远不止他嘴上这一件。他可以随葬五百多件，却偏要在舌头底下放这么一件不按天子诸侯常规定式的玉琀。

嘴被封了。周人的逻辑很直白：人死之后，气从口出。口中不含点什么，气就散得太快，魂就留不住。含玉，是为了给那口最后的气一道门。

可同时，含玉又是为了给活人看。看什么？看这个死者的口，已经不属于人间了。他能发号施令的嘴，被制度性封住了。曾侯乙活着的时候，这张嘴可以颁政令、定盟约、命出兵。

死了之后，这张嘴被塞进一块玉。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夺权：不是夺他生前的权，而是夺他死后的嘴。封住嘴，意味着他再也不能用这具身体说“我是谁”——他的身份由这套程序来宣布。

这个程序的名字，周人谓之“含”。含饭、含贝、含珠、含玉，都是含。含不是吞，是放在口中，不上不下，不吐不咽。这一放，就是礼仪史上一个极小的、又极顽固的动作。小到在嘴里看不见，顽固到连续多少个世纪都在死人嘴里留下东西。

曾侯乙嘴里这块玉，就是这套顽固传统在战国早期的实物。但曾侯乙的嘴里不是只有这个。报告说“口内一件玉琀”。这句话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小件玉器落进过嘴里？材料没有细说。我们可以停下不问。就这一件，已经够撑起整场戏。

再看手。曾侯乙两只手，各握着一件玉器。左右不同。左手那件，右手那件，形制不一样。历来说法有异，有说是玉握，有说是象征某种的玉件。

但它们的功能是一致的：让死者的手不空。手怎么能空？出远门的人不能空手上路。周人送死，如送生。死者要去的地方，是要见祖先的。曾侯乙手里不握点东西，到了那边，见先公先王，手里没凭信，嘴里没身份，脸上没面子。这个“面子”，不是修辞。

它有一个专名，叫“瞑目”。瞑目，就是用玉片缀在丝织品上，覆盖死者面部。曾侯乙脸上的这套瞑目，玉片不是很多，排列得也谈不上多规则。有眉额部位的，有两颊的，有下颌的。丝织物早就腐朽成粉末了，玉片落在内棺底部，有些还保持着原来覆盖时的分布。

这些小玉片，单独挑出来，每一片都简素得近乎简陋。但把它们放回原处，就是一张覆在死者脸上的玉片缀成的面幕。这是面部覆盖，不是面具。面具是要塑出另一张脸，面目一换，死者就不像他自己了。

瞑目不一样。它不换脸，它只是把原来那张脸盖掉。盖掉，不等于你有了一张新脸，而是你的旧脸从此不可见了。曾侯乙不再是那个可以被看见的曾侯乙，他成了一张被玉片标出位置的、抽象的脸。

周礼里，不同身份的人死了，脸上盖什么，有区别。天子、诸侯、大夫、士，各有法度。曾侯乙是诸侯，按规定可覆瞑目，这没问题。

问题在于，他的瞑目之外，身体上还有一整组玉器装备。从玉琀、玉握、瞑目，到身体两侧和胸腹上的玉佩、玉璜、玉珩，层层叠叠，像用玉给尸体加了一层外壳。这套外壳不是乱加的。从嘴里开始，到手心，到面部，到胸腹，每一处都有位置，每一处都有含义。这些含义合起来，构成一个死人的政治身体。曾侯乙已经死了，但制度还要用玉把他重新“穿”起来。

这是丧仪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权力的最后一次陈列。为什么说权力？因为这种装备不是随便哪个曾国人都能有的。曾侯乙的身体，在入殓时被当作一座微缩的宫殿来布置。嘴是口诏之所在，手是执圭之所在，脸是威仪之所在。三处都用玉。玉不是一般的石头。西周以来的贵族政治里，玉是德器，是身份信物，是通神媒介。

诸侯能含玉，士只能含贝。相差的不只是钱，是等级。曾侯乙嘴里那块玉，放在士的嘴里，就是僭越；放在诸侯嘴里，就是本分。

本分，就是表演性主权的一部分。这种主权，不在宫室里，这时候宫室已经管不了他了。它也不在朝堂上，朝堂已经要换主人了。它附着到了死者身上。通过玉的质地、位置、组合，曾国最后一次明确回答：这个人是什么等级，这个等级有什么权利，这套权利死了之后还有没有效。答案都写在这些小件玉器上。

我们得停一下，看这套丧仪背后的谱系。这个谱系可以上溯到史前。中原地区很早就有口中含物、手中握物的葬俗。到了西周，这套动作被礼制吸纳，成了制度化的“饭含”“握手”。

饭含是往嘴里放谷物、贝、玉；握手是往手里放东西。再到春秋战国，等级序列越来越细。诸侯到底含什么、握什么、盖什么，礼书里有不同说法。有说天子含玉，诸侯含璧；有说天子饭九贝，诸侯饭七贝。说法不一，但关键是：等级差别一定要在嘴里、手里、脸上表现出来。

曾侯乙的身体装备，完全按诸侯一级的规格来。甚至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有所“超标”。

超标在哪里？一，数量。他不是只有嘴里一件、手里两件。他整个身体上下，与这套丧玉相配合的玉器数量极大。单是内棺里出土的玉器，就是整个墓中玉器最集中的地方。外棺、陪葬棺里当然也有玉，但内棺是绝对核心。

墓主人尸体周围密密麻麻排列的玉佩、玉璧、玉璜、玉珩，构成了一套生前不一定佩戴、死后却必须完备的“葬玉组合”。二，位置。他的玉琀、玉握、瞑目三者齐备，而且分得清清楚楚。嘴里、手里、脸上，没有一个空档。

这种齐备程度，在同时期的大中型墓葬里不算罕见，但把这三个位置各配玉器，且加上身体两侧的玉璧、足端的玉饰，就显出曾侯乙身后这套“身体布局”的规格很高。三，质量。这些玉器单独拿出来，打磨、钻孔、切割都有细致工痕。但这不是本章的重头。我们要看的不是工痕的精细程度，而是它们为什么被放在这些地方。

把嘴里、手里、脸上这三样合起来看，会看到一个很清晰的意图：死者被闭合了。嘴被闭合，手被闭合，脸被闭合。这个人所有的开口、所有能泄露身体之气的洞，都用玉堵上或盖上了。为什么？因为魂魄要留在身体里，不能散。

周人的魂魄观里，死而不散，是安葬的关键。魂离开身体，就成了孤魂野鬼；魄留在身体里，才能在地下继续存在。玉的作用，是把这些会散掉的东西封在身体上。

这套做法，说到底，是让曾侯乙在死后还能保持一种“在位”的状态。位，是周代政治最根本的概念。人活着，有位；人死了，也要有位。死后的位，就在棺椁之内，在墓室之内。

玉琀、玉握、瞑目，就是把散掉的身体残留，重新固定到一个“位”上。嘴上的玉，是封住活人世界最后的气息；手中的玉，是让死者在去往地下世界时有执持；脸上的玉片，则是把那已经失去表情的脸变成一面不会说话的、制度的壳。

这三样东西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玉握。为什么？因为手握的动作，最接近日常。人活着的时候，手握簪笔、握圭璋、握刀剑、握辔索。曾侯乙手里的玉，是让他死后手不空。这个“不空”，不是怕他路上无聊，而是怕他到了地下，手里没有凭信。

凭信做什么用？见祖先、见神灵、见地下官署，手里要有东西，才能证明自己是谁。这个想法很实在。实在到有点荒诞：一个死人，手里攥着玉，就能在另一个世界被认出来。但荒诞背后是等级。

士握什么，大夫握什么，诸侯握什么，都有差。曾侯乙握玉，这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双手各握一件，而且玉件的形制、大小、用料都够得上一套“右手执器物，左手执器用”的葬仪安排。这种安排，不是家人临时起意，而是有一套程序。程序从入殓开始，到盖棺结束。

执行程序的，是祝、宗、卜、史之类的职官，也可能有专门的丧祝。他们按礼数把玉器一件件放进死者嘴里、手里，覆在脸上。整个过程，死者已经是任人摆布的一具肉身，但制度把他摆布得极其庄重。这套庄重，有副作用。

副作用之一是，死者被彻底物化了。曾侯乙的身体，在这个时候不再是某个人的身体，而是“曾侯乙”这个政治身份的最后载体。他的舌头不用说话，含着玉就行；他的手不用做事，握着玉就行；他的脸不用有表情，盖着玉片就行。每一处都被变成了器物。连嘴里的舌头，原本是身体里最软、最能动的器官，现在也被玉琀压住，不许再动。

可物化了，不等于降低了。恰恰相反，物化在这里是一种抬升。他变成了一件器物，但这件器物是整个墓葬里最贵重的、最能代表曾国政治身份的一件。那些编钟、九鼎八簋、车马器，都是外在于他的物。

只有这套玉器，是直接加在他身体上的。他被器物包裹，也就被器物定义。定义的结果是：这是诸侯之尸，不是平民之尸；是曾侯之尸，不是楚国的附庸之尸。

这就把墓主与陪葬者鲜明地区分开了。第22章写过东室里那21个少女。她们的身体也被制度安排，被放进棺里，被摆到该摆的位置上。她们有的被塞进乐器旁，有的靠近内棺，有的在角落里。制度对她们做的，是放置，是分配，是“各就各位”。

但制度没有给她们嘴里放玉，没有给她们手里握玉，没有给她们脸上覆玉。她们的身体，是被使用的。曾侯乙的身体，是被神圣化的。

使用的结果是，她们的身份仍然模糊。她们是乐工？是侍女？是从死的近臣？考古学只能根据棺位、随葬品和年龄判断她们有职能，但难以确定每个人的确切身份。

曾侯乙不同。他的身份不需要随葬品来推断。他就在那里，嘴里含玉、手里握玉、脸上覆玉，以最直白的方式标明：这是一位诸侯。可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曾国要这么用力地标明一位死人的身份？因为这位死人的身份，关系到活人的身份。曾侯乙死了，曾国还要继续存在。

曾国能不能在楚国的压力下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存在，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自己的君主死后，有没有得到与诸侯身份相称的丧仪。丧仪不是做给死人看的，是做给活人看的。谁看了？来吊丧的楚国使节看了，曾国自己的卿大夫看了，周围小国的观礼者看了。他们看到的，是曾国在用自己的双手，把它的君主装备成一个完全符合周礼的诸侯。这个动作，等于宣告：曾国还是诸侯，曾侯还是君。楚国可以派兵，可以通婚，可以索贡，但曾国君主入土时的身体，得按诸侯的规矩来。

这就是表演性主权的终场。前面几章写过的礼器、铭文、车马、漆器，都在不同层面上表演曾国对周礼正统的坚持。但那些都还属于丧礼的外围。到了内棺，到了尸体本身，表演才进入核心。

核心的观众越来越少——从全城的送葬者，到椁室内的执事者，到最后盖棺时凑近的几个人。到最后，观众只剩死者自己。可这场表演没有因为观众变少而简化，反而在最核心处最严格。嘴里的玉，手心的玉，脸上的玉，一件都不能少，一处都不能错。因为这是最后一幕。

最后一幕的观众是地下世界，是祖先，是历史。死者闭着嘴，握着玉，覆着玉片，安安静静躺在两层棺里。他没有话要说了。

可这套丧仪替他说话。说什么？说曾国还没有亡，说姬姓还没有绝，说周礼在这片被楚风刮过的土地上，还有一个诸侯按老规矩入土。

这话说得响不响？不响。它没有声音。墓室一关，什么话都传不出去。可它留下的物证，比任何声音都活得久。几个世纪后，当楚人已经把这地方合并，当曾国已经不在列国名单上，这些玉器还在黑暗里保持原样。它们不出声，但坚持着一个姿态。

这个姿态，我们得以反讽的方式来看待。曾侯乙用最精致的玉器装备了一具终将腐朽的身体。他的舌头会烂，手会烂，脸会烂。那些玉器不会。

几千年后，棺木散了，骨骼没了，只剩下玉器还摊在内棺底部。它们终于成了无主的物件。

可曾侯乙的政治身份，却在墓室封闭的那一刻被永久封印。不是因为玉器能防腐，而是因为那套装备彻底断绝了身体作为身体继续存在的可能。他成了最后一件政治器物，然后被封进了黑暗。

这些玉器背后的制度谱系，可以上溯到更早。2013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唐际根和他的团队对1976年发掘的殷墟祭祀坑做了重新发掘。他们结合甲骨卜辞与科技考古手段，对人骨做了锶同位素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和古DNA检测。

结论很明确：这些被用来祭祀的羌人，不是奴隶。他们是战俘，来自殷墟以西、以北的羌人部落。

战俘和奴隶，一字之差，含义完全不同。奴隶是财产，战俘是敌人。敌人可以被杀，但敌人不是奴隶。

这个结论直接修正了过去几十年教科书上一句轻飘飘的话——“商代用奴隶祭祀”。不是奴隶，是人。是人，被砍了头、肢解、分层埋进坑里。

那些坑里没有玉琀，没有玉握，没有瞑目。那些人的嘴是张着的，手里是空的，脸上没有覆任何东西。他们死后没有被装备成任何人。他们只是被“用完”了。

殷人认为人死了以后都会成为鬼神，在天上可能需要陪伴者，便让死者的亲属、亲兵、家奴的灵魂去陪伴死者。但那些被献祭的羌人战俘，连陪伴者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是被消耗掉的敌人。

从殷墟到擂鼓墩，时间过去了一千年。一千年间，杀人的逻辑变了。商人的祭祀坑里，尸体被当成祭品，用完就埋。周人的墓室里，尸体被当成器物，要用玉来装备。这不是进步，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但这套逻辑的起源，恰恰埋在殷墟的土地里。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商人虽然不搞含玉、握玉这套复杂的丧仪，但他们已经在人骨的口腔位置发现过少量贝、玉器残片。这可能是口琀习俗的最早形态之一。周人灭商之后，把这套做法接过来，加上等级的框子，变成一整套制度。为什么是周人？因为周人的政治根基，就是“分”。分封、分层、分级。什么等级的人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死后怎么入殓，都要分得清清楚楚。嘴巴里放什么，手里握什么，脸上盖什么，也得按“分”来。

这就把丧仪从“事鬼”变成了“明分”。明分，是周礼最核心的功能。曾侯乙的嘴里放的是玉琀，不是贝，不是碎玉，这是第一个明分。手里各握玉器，不是空手，不是握木，这是第二个明分。脸上覆瞑目，不是素帛、不是麻、不是无遮，这是第三个明分。

三重明分，把死人与活人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也把诸侯之尸与庶人之尸的界限划得明明白白。

但这套明分，要落到实际操作里，还有一层讲究——谁来放？什么时候放？怎么放？

祝，是管口的。含玉，要由祝来放。这是《周礼·春官·大祝》的职掌，所谓“大丧，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饭”。相饭，就是主持饭含之礼。祝要把玉含送进死者口中，嘴里还可能要喊些什么，或者有一套固定的说辞。喊什么，今天已经不知道了。

可以确知的是，这个动作有严格的时间窗口——天子七日而殡，诸侯五日而殡，饭含要在殡前完成。殡之前是“复”——招魂。招魂而不返，确认人已经彻底死了，才开始入殓。入殓的第一步，就是饭含。

玉琀放进嘴里的那一刻，这个人的嘴就不再属于人世了。他活着时的口令、盟誓、政令，都在这一放之间被正式终结。

手呢？手里握的东西，入殓时要放，但入棺封盖时可能还要再调整一次。这是负责丧仪的“隶人”或“御仆”要做的动作。他们的手，把玉器塞进死者僵硬的手指间。如果尸体已经僵硬了，指节蜷缩打不开，可能还要用热水敷一敷，把手指掰软了再放。这个过程，没有人记录下来。我们今天在内棺底部看到的玉握，还在当初摆放的位置，但手指已经没了。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曾侯乙的左手和右手旁边，各有一件玉器。这个结果背后的那双手、那个动作、那套程序，得靠礼书和考古材料拼接出来。

瞑目的覆法，又有另一套规矩。《仪礼·士丧礼》讲庶士丧礼，覆面用掩，就是一块帛。诸侯一级，文献说法不一。从曾侯乙内棺的玉片分布看，瞑目的玉片缀在丝织物上，覆面时可能要从额头开始往下盖。玉片分布位置显示，脸颊两侧、眉额、下颌都有对应的玉片。这说明丝织物不是搭上去就算，而是要覆盖整个面部，并且在关键位置缀有玉片。为什么要缀玉？因为玉片有重量。

丝织物轻飘飘地盖在死人脸上，一呼气——死人虽然不呼气了，但尸身移动、棺内气流变化，都可能把薄薄的帛面掀起来。缀上玉片，就把面幕压住了，让它安安稳稳地贴在死者脸上。这个设计很务实，务实到近乎残酷。死人的脸已经不是脸了，是一具需要被“管理”的器官。周人管理它，用的办法是用玉片把它压住。

压住脸，意味着最后一个能被看到的人间身份标记被取消。曾侯乙的眼睛、鼻子、嘴巴，都还在，但全被盖住了。他的脸被取消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组玉片构成的、抽象的“诸侯之面”。这个面，没有表情，没有特征。以后别人看不到他了，但他的身份——诸侯——被玉片重新标了出来。这不是在隐藏，这是在宣告。不过，宣告什么，有时候看跟谁比。

把曾侯乙跟同级别的诸侯放在一起，一切都在规矩之内，甚至算得上完美。可把他放到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就看出不对了。那个更大的坐标系，就是楚。曾国是姬姓诸侯，曾侯乙的身体装备走的是周礼正统的路子。楚国国君的葬仪呢？楚是自行称王、僭用王制的。楚王含什么、握什么、盖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出土楚王墓的完整材料可以比照。

但从旁证看，楚人是有可能用比诸侯更高一格的葬仪的。毕竟楚王自称“王”，王是天子一级。天子含珠、握镇圭、覆幎目——这些东西如果出现在楚国高等墓葬里，不令人意外。

这就把曾侯乙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在曾国内部，是最高等级的诸侯，一切按礼来。可他的国家已经被楚国挤压了太久。曾侯乙死后，谁来吊丧？楚国派了什么级别的使节？这些使节看了一眼曾侯乙嘴里那块玉琀，心里会怎么想？他们可能会想：姬姓就是姬姓，死到临头还要把嘴塞得这么规矩。这话不说出口，但意思到了。

曾国人在办这场丧事时，心里清楚得很：楚国人在看着。不仅看着，而且楚国人对周礼这套东西，既熟悉又不当回事。熟悉，是因为楚人长期跟中原诸侯打交道，姬姓的规矩，他们懂。不当回事，是因为楚王自己称王，早就突破了诸侯的边界。曾国人越是按规矩含玉、握玉、覆目，越显得他们是被逼到墙角、只能用规矩当盔甲的人。

这个盔甲，厚不厚？从入殓到盖棺，层层加码。嘴里含进去，手里塞进去，脸上盖上去。还不够。内棺里的玉器不是只有这三组。考古简报记载，内棺出土玉器计有：玉璧、玉璜、玉珩、玉佩、玉韘、玉带钩、玉剑饰等，分布在墓主人身体的上下左右。胸腹部有玉璜、玉珩组成的组佩，腰侧有玉带钩，足端有玉饰。

这就像用玉片给尸体搭了一座笼子。每一件玉器都不是乱放的，它们的位置有其礼制逻辑。组佩在胸腹，是因为组佩是生前系在腰际垂于腹前的。入殓时，组佩被从腰间解下来，或者重新仿制了一套，平铺在胸腹上。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你生前的威仪之器，现在成了你的殓尸之具。生前佩在身上，死后铺在身上，身份不变，位置变了。从竖向垂挂变成了横向覆盖。从活动变成了静止。

玉璧的位置更有意思。内棺里有玉璧放在头部两侧，也有放在身体两侧。璧是圆形中空的，象征天，在礼制里是最重要的瑞器。

封进去之后，曾国能撑多久，是另一个问题。史书上没有好好记这个。曾国在随枣走廊上的最后一个镜头，可能就是这座墓。从此以后，它退出了历史舞台。不是说曾国立即灭亡，而是说它作为一个能独立表演自己身份的政治体，再没有留下如此完整的证据。曾侯乙墓，是它最完整的一次亮相，也是它最后一次的完整。门外的问题现在还摆着：曾国哪年没了，被楚怎么并了，末代曾侯葬在何处。这些问题，在曾侯乙死后并没有立即闹出来。

但曾国权力退场的势头，已经写在这一整套葬仪里。曾侯乙的身体越是被装备得隆重，越说明那个时代留给他的选择已经不多。一个真正从容的国家，不需要在死人的嘴里、手里、脸上做这么重的文章。越要证明，越说明已经松动。这不是苛责曾国人。

恰恰相反，他们做得极其认真。这种认真，让一场地方诸侯的丧事有了超出一国一君的意义。曾国在它最后还能自主的时候，选择把力气花在死人身上，把身体变成一件器物，用玉封住嘴、用手攥住玉、用玉片盖住脸。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终场动作。

它在说：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于是这具身体躺下，嘴里含着一块玉，手里握着两块玉，脸上盖着几片玉。什么都不动了。连玉与玉之间偶尔碰出的轻响也没有。只有黑暗罩下来，封土压上去，地上的风一年一年吹过随枣走廊，把城也慢慢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