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吞下头茬树

白万祥从供销社回来那天，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不是纸，是包装化肥用过的牛皮纸，翻过来的那面用铅笔头记着几行数。他把纸铺在炕沿上，用手掌抹平，纸面上的折痕像沙地上的风纹一样密。殷玉珍凑过去看，那些歪歪扭扭的数字她认得——是白万祥跑了三趟才问清楚的树苗价钱。

杨树苗条每株八分钱。沙柳插条每株五分钱。柳杆子贵些，九分。这是周边一个在沙窝子里种过树的农户开的价，现钱交易，不赊不换。

白万祥还顺带问了拉水的事：最近的能拉水的地方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往东南方向六七里地的柳树湾，那里有一眼土井，水量不大但常年有水；另一条是往西将近十里路的大海子，水好，路远，驴车一趟来回要大半天。不管哪条路，拉一车水光是路上的工夫就得算半个工。如果哪天风沙大，路上沙埋了车辙，就是一个整工搭进去。

殷玉珍盯着那几行数字看了很久。她脑子里转的不是价钱本身，是这些数字一旦从纸面上站起来的后果。家里现有的现金，在买完开春要用的种子和补了几件农具之后，拢共还剩不到三十块钱。

这是一家人到秋收前能支配的全部活钱。盐要买，煤油要买，万一样坏了农具要修，驴要是出了毛病得抓药——所有这些不确定性都押在这三十块钱上。而按照白万祥问回来的苗价，如果她想要种上五百株苗——这是她心里盘算了好几夜之后觉得勉强能形成一道挡风线的最小数量——光是苗钱就要四十块上下。

这还没算水的账。水是不用花钱买的。柳树湾的土井是公用的，大海子的水也是敞开的。但水不会自己走到沙地里来。驴车拉一趟水，来回路上耗费的时间加上装水卸水，至少半天。五百株苗，按最保守的估算，定根水每株需要浇足七八斤，这就是将近四千斤水，换算成驴车，差不多二十车。二十车水，拉回来，从停车的地方挑到种树的沙梁上，一株一株浇下去——这里面的劳动量，她暂时还没敢往下细算，因为光是想一想，肩膀和腰背的肌肉就开始发紧。

她没有把这层紧说出来。白万祥坐在炕沿上等着她开口，手里的旱烟卷了两回都没点着。殷玉珍最后只说了一句：“苗得买。”

白万祥没吭声。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商量，是通知。他也知道，这句“苗得买”一旦说出口，家里的现金就不是三十块钱了，是负数。

缺口从哪里补？只能从嘴里省。从驴的料里抠。从本该添置的衣物和本该修补的房顶上硬挤出来。这是他们结婚第二年，房子还是半地下的沙窝棚，屋顶的柳笆子去年被一场大风掀掉了一半，到现在只用沙蒿草临时压着。

殷玉珍没有先说修房的事，她先说了树苗。这不像是精打细算，更像是在赌。但殷玉珍心里清楚，她不是在赌。赌是不知道结果才下的注。

她已经知道如果不种树的结果是什么——那块糜子地的账，去年秋天就算得明明白白。三亩糜子，从开荒到收割，两个人的劳动折成日工至少六十个工，种子用了十五斤，收上来的粮食不到一百斤。如果不是白家圈里的几只羊顶住了年底的现金缺口，这个家过不了冬。风沙每年往耕地方向推进几尺，每年多吃掉一点地力，每年多打掉一些青苗——这样下去，劳动投进去就像往沙里倒水，连个湿印子都留不下。树是挡风的。树能把沙挡住，庄稼才能站住。

庄稼站住了，劳动才能看见回报。这条逻辑链在她脑子里已经转过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唯一的问题是，从种下树到树起作用，这中间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差。这期间，投入不能停，回报却要等。家庭经济能在这一段空白期撑多久，她算不准。但她知道，不撑，就没有以后。

买苗的事定下来之后，殷玉珍开始选地。井背塘周围的地形她已经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常劳动中摸透了，闭着眼也能画出每一道沙梁和每一块低地。东南方向那片最大的流动沙丘，是她最想挡住的。

沙丘呈月牙形，开口朝西，每年春天西北风一起，沙子像流水一样从丘顶翻过去，顺着风向往东南方向推进。她观察过沙丘移动的速度——不是用仪器，是用地埂的位置做参照。头一年秋天打的地埂，第二年春天就有一半被沙埋住；清出来，到了秋天又埋。她发现沙丘每年往耕地方向移动大概七八尺，这个速度在北风吹得最凶的春季会加快，一场持续三两天的大风过后，沙丘前缘能往前推进一两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沙底下推着整座丘在走。

如果要在沙丘和耕地之间建立一道防线，最合适的种树位置应该在沙丘前方坡度开始放缓的那条线上——既不直接在迎风坡上硬碰，也不能退得太远，远到沙已经落下来盖住了地。

殷玉珍选了两块地。一块在沙丘东南侧的低洼处，地势相对平缓，地下水位应该较高，适合种杨树和沙柳的混合林带。另一块在更靠近耕地的地方，土质稍微好一些，她想试着种几棵柳杆子。这两块地合起来，东西向大约有一百五十步长，南北宽窄不一，最宽的地方有四十来步，窄的地方只有二十几步。

这个面积，如果是在能浇上水的熟地上，种五百株苗不算什么。但这是流沙地。地表是多年积累的风积沙层，表层干燥松散，踩下去能没过脚踝，往下掘到一尺多深才能见到稍微潮湿的沙土。有些位置，掘到三尺深还是干沙。干沙的下层是沙与土的混合层，再往下才有板结的钙积层——当地农民管它叫“白干土”，硬得像石头，树根能不能穿透这一层，全看树种和运气。殷玉珍没有土壤学的概念。她对沙地的判断来自双手和腰背的记忆。

过去一年多在沙地里开荒，她知道哪里的沙软，铲子下去省力但不存水；哪里的沙硬，掘得费劲但挖深了能见潮气。她把两块地各挖了几个试探坑，用手攥坑底的沙土，能攥成团的，说明有一定含水；攥不成团、一松手就散成粉末的，意味着种下去就得全靠浇水吊命。

五六个坑试下来，能攥成团的位置不到一半。这意味着实际需要的用水量，比她之前笼统估算的还要多。那些不存水的干沙穴，浇下去的水会迅速往下渗漏和往四周扩散，一株苗需要的定根水可能不止七八斤，而是十斤甚至更多。二十车的估算可能打不住。

殷玉珍蹲在一个试探坑边上，把手里的干沙慢慢撒开，沙粒落在脚面上，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她没有站起来，蹲在那里算了一会儿，然后把几个干沙穴的位置记在脑子里——这些位置要么不种，要么就得接受更高的浇水成本和更低的成活可能。地选好之后，实际动手的日子是跟着节气走的。开春，地气上来，冻层化透，苗条从那个农户手里按数买来，捆成两捆，用驴驮回来。

苗条是现剪的，杨树苗条截成大拇指粗细、一尺多长的插穗，沙柳插条稍细一些，柳杆子则是一人多高的整根杆子，下端削尖，直接往地里插。殷玉珍把苗条一根一根检查过，发现有一部分杨树插穗的切口发干，断面的木质部不是湿润的浅黄色，而是发白的干茬。她不知道这是剪下来之后放了太久，还是本来就在母树上缺水。她和白万祥挑了一遍，把发干的挑出来单独放，先种那些切口湿润的。

种树第一天，天没亮就起了。殷玉珍把前一夜泡在水桶里的插穗捞出来，装进湿麻袋里。白万祥套好驴车，车上装着两桶水。殷玉珍在前面挖穴，用的是开荒用的那把窄刃铁锹，锹头已经磨短了一截，刃口却因此更锋利，切进沙层时发出哧的一声，像刀子划开粗布。

沙层之下偶尔会碰到沙蒿的根系或去年秋天埋在沙里的糜子残茬，这些根须和残茬增加了挖穴的阻力，但殷玉珍发现，有残茬的位置，沙层下面的土质往往稍好一些，能攥成团的比例也高。这一天他们从早干到晚，种了多少株，殷玉珍没有来得及数。只记得麻袋里的苗条见底了两次，车上的水桶空了四次，重新去柳树湾拉了两趟水。收工的时候，她在新种下的苗行间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只露出地面一小截的插穗，在夕阳下拉出短短的影子。沙面被踩得乱七八糟，水渍在穴底渗开之后形成一圈一圈深色的湿痕，像沙地上落了许多枚痕迹模糊的铜钱。

她把这个发现记在心里，但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去专门调整布局。这一天他们从早干到晚，种了多少株，殷玉珍没有来得及数。只记得麻袋里的苗条见底了两次，车上的水桶空了四次，重新去柳树湾拉了两趟水。收工的时候，她在新种下的苗行间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只露出地面一小截的插穗，在夕阳下拉出短短的影子。沙面被踩得乱七八糟，水渍在穴底渗开之后形成一圈一圈深色的湿痕，像沙地上落了许多枚痕迹模糊的铜钱。

第二天继续。第三天也是。种到第四天，起风了。春天的毛乌素不缺风。殷玉珍已经在沙窝子里住了一年多，对风的脾性有些了解。小的风，吹在脸上是干涩的，带起地面上的浮沙，打在裤腿上沙沙响。大的风就不是人能抗衡的了。风从西北方向压过来的时候，整个天是黄的，沙粒不往下落，而是横着走，打在人脸上像针扎。这种天气，在外面干活是使不得的，人站不稳不说，眼睛都睁不开，嘴里鼻子里全是沙，呼吸都困难。第四天的风不是最大那种，但也够人受的。殷玉珍没有停。

她觉得苗已经种下去一部分，不浇定根水，那些插穗在干沙里撑不了多久。她用头巾把脸包上，只露出一双眼睛，和白万祥继续拉水浇苗。风把浇水时倒下去的水吹散了一部分，水珠子还没落地就往旁边飞。一桶水浇下去，有多少真正渗进了苗根周围的沙土里，殷玉珍心里没底。

到第五天傍晚，所有苗条种完。殷玉珍让白万祥把账记下来：买苗五百二十株，花了三十七块六角钱。拉水总共跑了十七趟，按照每趟来回折半个人工计算，光是拉水的劳动投入就相当于八个半整工。加上挖穴、插苗、填沙、踩实和浇水的工夫，两个人前后干了五天，每天从天不亮到天擦黑，中间只啃几口干粮。按本地雇工的标准，一个整工值一块五到两块钱，这些劳动如果折成现金，少说也有二十块钱。苗钱加上人工折价，这一轮种树直接投进去的钱差不多是六十块钱上下。而家里年初的实际现金储备是不到三十块钱。

这中间的缺口，一部分挪用了本该用于其他项目的预留，一部分将要在未来几个月里从日常消费中硬挤，还有一部分——就是人工那个部分——是用她和白万祥的身体直接填进去的。身体不会说话，但身体有账。殷玉珍的手掌上，那几天的锹柄磨出来的水泡已经破了，结了一层薄痂，薄痂下面又磨出了新的水泡。肩膀和后背的肌肉在夜里躺在炕上时就开始酸痛，酸到骨头缝里，翻身都得咬住牙。但这些身体的账单没有写在纸上。它们被沉默地接受了，因为没有别的支付方式。

头茬树种下去之后，殷玉珍开始等。等的不是树长大——她知道树长大需要年月——她是在等苗活。插穗种下去之后的前半个月是关键期，能在这个时期抽出新芽的，就有活下来的基础；半个月过去，插穗的表皮开始发皱、发干，底端不生根，那就死了。殷玉珍每天收工之后都要去两块地里转一圈，猫着腰一株一株看过去。她看得很仔细，用指甲轻轻掐一下插穗的表皮，看底下是不是还湿润，有没有泛青的活色。头十天，情况不算太坏。

沙柳插条的反应最快，有几株的节部开始鼓出细小的芽苞，颜色是嫩黄的，裹着一层薄薄的绒毛。杨树插穗慢一些，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表皮保持着湿润，顶端切口流出淡淡的树脂气味。柳杆子最慢，但那些一人多高的杆子本身储备的水分和养分多，短期内看不出死活。殷玉珍每看到一个芽苞就在心里记一个数，但不说出来，像是怕说破了就没了。

第十四天夜里，起了一场大风。这场风和几天前那次不一样。不是说风更大——实际上单论风力，这次可能还略小一点——但这次风刮在夜里，她没法像白天那样把头巾包上继续浇水。她躺在炕上听见风声从西北方向压过来，先是呜呜的，像远处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叫；接着风撞上沙窝棚的柳笆墙，整个棚子都在震动，缝隙里的沙簌簌往下落，落在脸上、被子上、嘴里。殷玉珍把被子拉上来蒙住头，呼吸的时候能闻到沙的干燥气味，牙齿咬合时能感觉到细沙粒在牙缝里咯吱咯吱响。风刮了将近一夜。天亮前停了。殷玉珍推开被沙埋了一半的门板，走出来。

天是灰黄的，空气里还浮着细尘，能见度很低。她先看的是种树的沙梁。从门口走到那里，平时只要五六分钟，这天走了更长的时间，因为地面上的沙被风重新铺过，有的地方堆高了，有的地方刮低了，原来的路已经认不出来了。走近之后，她看见的第一件事是一行柳杆子斜了。七八棵柳杆子，昨天还直直立着，现在往同一个方向倾斜，倾角大概有三十度。

她走过去推了推其中一棵，根部周围的沙土已经被风掏空了一部分，杆子的基部露出来大约半尺，新填的沙被吹走了，露出原来的干沙层。杆子还没有完全倒，但根部已经松动，用手轻轻一摇，整个杆子都在晃。她蹲下去把掏空的沙重新填回去，用脚踩实，但心里知道这样处理的成活概率不会高——暴露过的根部在风吹中失去水分，脆弱的根芽可能已经干缩了。

再往里走，情况更坏。沙丘在夜间大风中往前移动了。不是很多，但足够把最靠近沙丘前缘的几行插穗整个埋掉。她找到昨天还露出地面一掌高的杨树插穗的位置，现在那里是一道新的沙棱，表面光滑平整，像是从来没有被挖开过。

她用锹顺着埋在记忆中的行距往下探，探到大约半尺深的时候，碰到了硬物。扒开沙，插穗还在，但沙的厚度已经超过了它能顶破的极限。新芽如果已经萌发，被埋在湿沙底下，几天之内就会沤烂。再往低洼处走，是另一种损失。低洼处的插穗没有被沙埋住，但风把表层沙土吹走了，有的插穗根部被掏空，露在外面，整株倒在地上。沙柳插条的落叶在风中被打掉了不少，那些新发的小芽苞有的被沙粒擦破了表皮，流出汁液后干成黑色的疤。她弯着腰一株一株清过去，扶起来的扶起来，重新培土的培土，忙了整整一个上午。

下午太阳出来，能见度好了一些，她开始逐行点数。这是头茬树种下之后第一次正式清点。她数得很慢，数了两遍，让白万祥也跟着数了一遍，两个人对的数。结果是这样的：买来的五百二十株苗条中，实际种下去的——包括重新调整了位置的那些——是五百一十四株。被沙埋掉、找都找不到的有二十七株。被风掏空根部倒伏的一百一十多株，其中一部分扶起来重新培土之后还有可能活，但能活多少谁也说不准。

没有被埋也没有倒伏、但插穗表皮已经明显发皱发干、估计已经死了的有六十多株。剩下看上去还活着的，不到三百株。这还只是十四天的数字。树不是十四天就能活的。插穗生根至少需要一个月到四十天，这期间需要持续的水分补给，需要不被风沙反复掩埋和掏空，需要在沙土中有足够的时间把根扎到地下水位或者至少扎到能稳定获取水分的土层。而毛乌素春天的风，不会只刮这一次。

殷玉珍当天夜里在炕上躺着，没有睡着。她在算账。这笔账她以前也会算，但她以前算的都是一块地的种子投入和收成回报之间的差额，是一季一季的账。种树的账不一样。种树的帐是跨年的。今年投进去的苗钱和水钱，明年看不到回报，后年也看不到，三五年之内，树能给家庭带来的直接收益很少——沙柳可以割条子编笆，但得等它长成丛；杨树长大了可以当椽子卖，那是以十年计的周期。在此之前，树每天需要的都是往里面填东西：水、劳力、被风毁掉之后重新补种的追加投入。而家里的现金是单程的。用掉了就是用掉了，不会再回来。

三四十块钱的苗钱，如果拿去买羊，年底就能有羔；拿去种糜子，秋天能收粮食。种树呢？种树是钱扔进去，听不见响，看不见东西，唯一的回报是一道现在还挡不住风、也留不住沙的稀疏树苗行——而这道行已经有将近一半的苗倒下了。殷玉珍翻了一个身。炕是土炕，躺久了会硌骨头。她听着外面又起了风，不是那种大风，是夜风，贴着沙面走的，声音细细的，像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地流。她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在流——是沙。沙在流进她的苗行里，流进她挖的穴里，流进她浇过水的湿痕里。白天填回去的沙，夜里又被掏空；白天扶起来的苗，夜里又被推倒。

第二天一早，她又去了地里。这次她带了一样东西：一把剪刀和几根从棚屋角落里找到的旧布条。她把倒伏的沙柳插条重新扶正之后，用布条把几根枝条松松地绑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支撑。这是在菜园子里给豆角搭架子的办法，她用到了沙地里。有没有用，她不知道。但至少再刮风的时候，这些枝条不至于每一株都单独和风沙硬抗。白万祥问她，布条从哪里找的。她说，旧衣服上拆的。

就这一句。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又刮了三次风。都不是特别大，但每一次都在夜间来，每一次都在天亮后留下一批新的倒伏和掩埋。殷玉珍每天去地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扶苗、培土、浇水。她的动作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机械化，不再像最初几天那样蹲下去看芽苞看得仔细。她已经学会从插穗表皮的状态快速判断死活：表皮还泛青、用手捏一下有弹性的，留着；表皮发黑发干、一捏就碎或者一拔就松的，直接拔掉，空出来的穴留着等补种。

补种这件事是一个新的成本项。她一开始没有预算这一块。她把买来的苗条全部种下去时，设想的是这批苗里活下来的数量足够构成一道基本的挡风线。现在她发现，这个设想是错的。不是错在成活率太低——五百株苗活三百株，成活率六成，在流动沙丘上算不得特别低——而是错在她对“基本的挡风线”的理解本身有误。一道稀疏的、间距过大的、高低不一的树行，在成长期的头几年里根本挡不住风。沙会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穿过去，从矮苗的头顶翻过去，从树行两端绕过去。

要想真正起到挡风固沙的作用，需要的不是一道线，而是一片有一定密度的、多层结构的植物群落。这个发现是在一场中等强度的北风中得到的。那天她没有躲进屋，而是站在地里看风吹过苗行。风从西北方向来，遇到第一排柳杆子时，一部分气流被抬升，越过杆子顶端之后往下压，压下来的风速反而比之前更集中，打在后面的插穗上，把沙地表面的浮沙卷起来形成一道一道的沙纹。有些插穗周围被吹出一个新月形的凹坑，迎风面掏空，背风面堆高。这不是挡风，这是把风聚拢了。

她看懂了这个现象之后，心里凉了一截。这意味着她之前的布局思路整个是错的。单行或双行的窄林带在流动沙丘面前不但挡不住风，反而可能改变局部气流，在某些位置加剧风蚀。要真正形成防护，需要宽幅的、高低错落的块状种植，换句话说，需要更多的苗、更密的间距、更多的水、更多的工。而家里的钱已经用完了。不是快用完了，是已经用完了。买苗剩下的现金，在后续补种中又追加了几块钱买了一批沙柳插条，现在家里的活钱不到五块钱。

驴车拉水的工继续搭进去，但这是劳动力投入，不是现金——劳动力投入意味着从种粮、养羊、修房这些同样紧迫的事项中继续挤时间。而时间挤到一定程度，那些事项就开始出问题。羊圈的顶棚该修了，一直没修。糜子地的清沙工作，今年做得比去年还要晚。白万祥没说抱怨的话，但殷玉珍能感觉到，家里的劳动分工正在因为种树这件事而出现裂缝。原本两个人的劳动是互补的，现在她的劳动时间大量投在树地上，白万祥就得一个人扛起其他所有的事。而树地的投入没有产出，这让其他事项上的拖延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

四月下旬，又一场大风。这次是大风。白天起的风，刮了一整天加一整夜。殷玉珍没法出门，棚屋的门从里面用木杠顶住，风把门板推得一震一震的，像有人在不停地撞门。第二天风停之后，她走到树地，站在地头，没有说话。沙丘往前移动了将近三尺。三尺是什么概念？她最早种在最靠近沙丘前缘的那几行插穗，本来离沙丘坡脚还有十几步的距离，现在沙丘的前缘已经盖过了那些位置，继续往前推进。

被埋掉的不仅是最初就倒伏的那些苗，还有后来补种的、她一棵一棵扶起来重新培土的那些。沙面上看不出任何曾经种过树的痕迹，只有一层新的、均匀的沙，风吹过留下的纹理像水面的涟漪，密密地铺向远方。她蹲下去，用手刨开表层的新沙，往下刨了半尺，摸到一根插穗的顶端。再往下刨，插穗还在，但已经死了。不是被沙埋死的，是在被沙埋住之前就已经因为根部反复被掏空、反复缺水而枯死的。插穗的表皮发黑，用指甲一掐就剥落下来，里面的木质部是干白色的。她没有再往下刨。

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沙，从地头开始从头清点。这一次清点持续了一个白天。结果是这样的：五百一十四株苗条，经历了四十天的风沙反复之后，还能站着的、表皮还泛青的、有存活希望的，一共是四十七株。四十七株，不到百分之十。其中沙柳插条活下来三十二株。沙柳的生命力确实比杨树强，被沙埋住一部分枝条之后还能从节部发出不定根，被掏空根部的只要还有一条根连着土就能活。

这是她在这四十天里观察到的一个重要信息——沙柳比杨树更适合流动沙丘的第一轮固沙。但这个信息来得太晚了，至少在买苗的时候她不知道，那个卖苗的农户也没告诉她。杨树插穗活下来十一株。柳杆子，四株。四十七株活苗，散落在大约半亩的沙地上，稀稀拉拉，根本形不成任何防风效果。而为此投入的成本是：苗钱四十二块多（包括后来补种的几块钱），拉水的人工折合十二三个整工，种苗和补苗的人工折合十五六个整工。两项人工加起来接近三十个整工，折合现金至少四十块钱。加上苗钱，总投入在八十块钱以上。

八十块钱，在1985年的毛乌素沙地边缘，是一个什么概念？白家圈里一只羊养到出栏，卖到供销社或者集市上，大概能卖十五到二十块钱。八十块钱是四到五只羊的价格。是一户人家半年的盐、煤油、火柴、针线这些日用杂项的全部开支。是两个人将近一个月的全部劳动，如果这些劳动用在其他能产生现金回报的事项上。而现在，八十块钱换来的，是四十七株站在沙地里的苗。

它们能不能活到秋天，能不能活过明年春天的风季，谁也不知道。她算完这笔账之后，在炕沿上坐了很久，没有哭，没有说话。白万祥看她脸色不好，问了一句“咋了”。她把清点的数字跟他说了。白万祥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年不种了。”

殷玉珍没有接这句话。她脑子里转的是另一笔账。这笔账她以前隐约感觉到，但一直没有清晰地算过。现在，八十块钱的试错成本把它算清楚了。这八十块钱暴露的真相是：在流动沙丘上种树，头一茬、头两茬甚至头三茬的高死亡率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

沙地的移动速度和树根扎稳的速度之间有一道时间差，这道时间差需要用反复的补种、持续的水分补给和年复一年的劳动来填。而家庭经济的节奏——一年一季的种收周期，有限的现金储备，两个人四只手的劳动总量——根本填不满这道时间差。填不满的结果不是推迟成功，是每一茬投入都像是在往一个漏底的桶里倒水，倒进去多少漏出来多少。

家庭式的零星种植，在固定沙地上或许还能见到成效，在流动沙丘面前，不够。不是说方向不对，是说规模不够。规模不够，就形不成防护；形不成防护，活下来的苗也会被后来的风沙继续摧残；继续摧残，就需要继续投入——这个循环不会自己停下来。殷玉珍想到这一步，没有觉得绝望。

她心里浮起来的是一个更具体的判断：如果还想种树，就不能用现在这种做法。不能把种树当成农闲的副业，不能只从家庭账本的缝隙里挤钱挤时间，不能每年春天临时决定种多少、怎么种、在哪种。如果还想种树，就要把它当成一项无法取消的支出，像买盐、买粮一样，年年留出预算，年年拨出固定的人力，年年承担固定的失败率——并且接受一个事实：这种事，一个人一家做不成，必须找到能摊薄成本的规模，或者找到能分担风险的外部支持。但1985年的井背塘，没有补贴，没有贷款，没有苗圃，没有水利设施，只有一口井，一头驴，两个人，四十七株活苗，和五块钱的现金。

殷玉珍站起来，走到灶台前，往锅里添了一瓢水。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带着沙土，需要沉淀。她在等水沉淀的时候，从灶台边上的一个瓦罐里摸出一小截铅笔头，又从门后的破柜子里找出白万祥上回记苗价的那张牛皮纸。纸的反面还有空白，她把纸翻过来，用铅笔头在最上面写了一个数字：四十七。下面写了一行：明年苗钱。又写一行：水。她没有写数字。

数字现在写不出来，因为能用来填这个窟窿的钱在哪里，她还不知道。但她知道，这个账本开了头，就得一直记下去。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起来，喂驴，打水，然后去了树地。四十七株活苗在朝阳里投下细长的影子，沙柳的叶片上挂着夜里的露水，很小很细，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她提着水桶，一株一株地浇，浇完最后一株，直起腰，看着东南方向那座还在移动的沙丘。沙丘的脊线在今天的光线下不是锋利的，而是模糊的，因为风正在丘顶把沙粒扬起来，形成一层薄薄的沙雾。她知道，今年秋天之前，风还会来很多次，沙还会往前推，这四十七株苗还会少。她更知道的是另外一件事：明年开春，她还会再站在这块地上。不是因为有什么保证树一定活，而是因为不种，就不用等了——她已经替自己做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