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书里的沙地

门环响了。不是那种试探性的叩击，是一下接一下的拍打，带着直接的、不容商量的力道。殷玉珍正在灶房和面，两手沾满了糜子粉，她朝门口喊了一声“就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心里已经知道是谁。这种拍门法，在井背塘只有两种人——要么是乡上的干部，要么是来讨说法的邻家。而乡上的干部，不会在日头刚偏西的时候到。她拉开门，门口站着的是白万祥的堂兄白万厚，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她认识，是村东头的刘润生，另一个面生，但看穿着——蓝布中山装，口袋里插着钢笔——是干部。白万厚没进门，直接在门槛外开了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压在舌根底下很久才吐出来的：“玉珍，你种树种到我的地上去了。”

这句话在午后的空气里顿了一下，像是扔进沙地里的石子，没有回响，却砸出了一个坑。殷玉珍没有立刻回答。她靠在门框上，把沾着面粉的手背到身后，看了看白万厚，又看了看那个干部。干部正在打量她家的院子——或者说是院子里的东西：墙角堆着的杨树苗，捆扎得整整齐齐，根部包着湿沙布；一辆独轮车翻扣在地上，轮胎已经磨得没了花纹；几把铁锹靠在墙边，锹刃磨得锃亮。这些物件在井背塘的普通农户家里并不常见，尤其是那个数量。干部的目光从锹刃上移开，落到殷玉珍脸上，说了一句：“你就是殷玉珍？”

她点了点头。干部自我介绍说姓张，是乡上派来调解土地纠纷的。殷玉珍侧身让他们进了院子，但没有往屋里让。四个人站在院子里，白万厚开始说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出在井背塘东边的一片沙地上。那片地，殷玉珍叫它“东梁”，白万厚叫它“老坟湾”——两家对同一块地的称呼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麻烦。那片沙地大约有二十来亩，全是流动沙丘，没有一垄能种庄稼的熟土。

1982年签承包合同的时候，这块地既没写在白万祥家的合同上，也没写在白万厚家的合同上。它夹在两家的承包地之间，像是一个谁都不想要的零头。在毛乌素沙地边缘，这种地块太多了——它们不是耕地，不能产粮；不算草场，因为沙多草少；名义上归集体所有，实际上谁放羊谁走，谁取沙蒿谁用，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殷玉珍去年秋天开始在这片地上种树了。她先是在靠近自家承包地的那一侧挖了三条沟，每条沟里栽了两行杨树苗，一共六百多株。今年开春，她又往沙丘的坡面上推进了十几米，种了一排沙柳。

白万厚发现的时候，沙柳的枝条已经抽出了新芽，在沙丘上形成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绿线。他沿着那道绿线走了一圈，越走越觉得不对——按照他的判断，殷玉珍种的树已经越过了两家承包地的习惯边界，往他这边多占了将近两亩。“我不是不讲理的人，”白万厚站在院子里，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她种树是好事，沙子挡一挡，大家都受益。但你种树不能种到我的地界里来。这两亩地，我虽然没种庄稼，但我在上面放过羊，取过沙蒿，我家的羊圈用的沙蒿枝子都是从那里砍的。你现在把树种上了，树长大了，我的羊往哪走？我取沙蒿往哪取？你不能说，你出了力，地就成你的了。”

殷玉珍听到这里，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那两亩地，不是你的承包地。”

她说得很平静，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争辩。她告诉张干部，1982年签承包合同的时候，她看过白万祥家的合同，上面写的承包地是“南至沟底，北至沙梁”，东边没有写地界。因为东边全是沙，没有地。白万厚家的承包合同她没见过，但同一个村组的合同格式是一样的，不会单独把沙地写进去。那两亩沙地，既不在她的合同上，也不在白万厚的合同上。它是“合同外”的地。“合同外的地，谁都可以用？”白万厚反问。“不是谁都可以用，”殷玉珍说，“是没有人用。我种树之前，那块地荒了多少年，你比我清楚。你放羊，羊吃的是沙蒿籽，不是草。你取沙蒿，取的是野生的，不是你种的。那块地本来就是沙，没有你的东西在上面。”

“那沙地也是集体的，不是你个人的。”白万厚转向张干部，“张同志，你说说，集体的地，她一个人占了种树，这算怎么回事？”

张干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但没有打开，只是拿在手里来回翻着。他问殷玉珍，种树之前有没有跟村上说过。殷玉珍说没有。他又问，有没有跟白万厚打过招呼。殷玉珍说没有——她以为那是无主沙地，不需要跟谁打招呼。张干部点了点头，又问白万厚，这块地你以前用的时候，有没有跟村上办过手续。白万厚愣了一下，说没有，那是沙地，放羊取柴，几辈子都是这样，谁也没办过手续。“那问题就清楚了，”张干部说，“这块地，你们两家都没有承包权。没有承包权，就没有使用权。没有使用权，就谈不上谁占了谁的地。你们之间的纠纷，严格来说，不是土地权属纠纷，是土地使用习惯的冲突。”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公事公办的，像是在传达一个他已经处理过很多遍的政策解释。但殷玉珍注意到，他并没有说“她种树是对的”。他说的是“你们都没有承包权”。这句话，在殷玉珍听来，不是在帮她，而是在说一个更大的问题——她种的那些树，长在谁的地上？她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张干部的回答是：“树是你种的，当然归你。但是地是集体的，地上长的树归你，地还是集体的。这个不矛盾。就像你在自留地上种菜，菜是你的，地是集体的，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自留地是分到户的，”殷玉珍说，“那块沙地没有分到户。它不是自留地。”

“对，它不是自留地，”张干部说，“所以你现在是在集体的地上种树。这个行为，从政策上讲，叫做‘在集体土地上从事个体经营’。这个是被允许的，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能影响集体其他成员对土地的合理使用。”

他转向白万厚，“你说她种树影响了你的放牧和取柴，这个是你需要证明的。你要证明，在她种树之前，你确实在这块地上有持续的使用行为，而且她的种树行为确实对你的使用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如果你能证明，那她就需要给你补偿。如果你证明不了，那她的种树行为就是合理的。”

白万厚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证明不了。放羊谁记日子？取沙蒿谁记日子？那都是常年的事，谁也没记过。”

“那你就不要再说她占你的地了，”张干部说，“这块地，不是你个人的，也不是她个人的。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她要种树，你要放羊，这两个使用方式能不能共存。”

他建议两家协商，划出一个边界来。殷玉珍已经种了树的地方，白万厚不要再放羊，因为羊会啃树苗。白万厚需要放羊和取沙蒿的地方，殷玉珍不要再去种树。这个建议听起来公平，但殷玉珍立刻听出了其中的问题。“已经种了树的地方”和“还没种树的地方”——这个划分本身，就是在用“已经发生的事实”来倒推权属。她种树在先，协商在后，所以她种过的地方就成了她的；她没种的地方，就算她本来打算明年种，现在也不能再种了。这个逻辑，对白万厚有利，因为白万厚什么都没做，就获得了一个“保留区”；对她不利，因为她每扩大一寸，都需要先经过协商。但她没有在当场把这个逻辑说破。她只是问张干部：“那以后再种，找谁协商？”

“找村上，”张干部说，“你以后要在哪块沙地上种树，先跟村上说一声，村上同意了，你再种。这样就不会有纠纷了。”

殷玉珍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白万厚似乎对这个结果也不太满意——他本来是要讨回那两亩地的，现在只讨回了一个“保留区”，而且这个保留区到底有多大，边界在哪里，都没有写下来。张干部大概也觉得这次调解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他合上小本子，说了一句“你们两家都是明白人，以后有事好商量”，然后就走了。白万厚也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殷玉珍一个人，还有那堆杨树苗和那几把铁锹。她站在院子里，没有回去和面。她在想张干部说的那句话——“你以后要在哪块沙地上种树，先跟村上说一声，村上同意了，你再种。”

这句话，在张干部看来，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一个避免纠纷的办法。但在殷玉珍听来，这句话意味着另外一重意思：她种树这件事，不是她自己的事。它涉及到村上的同意。村上同意的依据是什么？村上不同意的依据又是什么？没有人告诉她。

她只是知道，从今天开始，她每往沙地里多走一步，都可能踩到一条看不见的线上。那条线，不是承包合同上的边界线。承包合同上没有沙地。那条线，是“谁先用、谁先占”的习惯线，是“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的协商线，是“村上同意了你才能干”的程序线。这些线，没有一条是写在纸上的，但每一条都实实在在地存在，每一条都能让她停下来，甚至退回去。

她回到灶房，重新把手伸进面盆里。糜子面已经有些干了，她又加了一点水，继续揉。揉着揉着，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年春天，她在东梁上种沙柳的时候，曾经跟白万祥说过，那片沙地再往东，还有一片更大的沙丘，她打算明年在那里种柠条。白万祥当时没有说话，只是看了看那个方向。

现在她明白了，白万祥的沉默，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明年的事，而是因为他知道，那片沙丘紧挨着另外两户人家的放牧地，她要在那里种树，今天的纠纷还得再重复一遍，甚至更激烈。她没有跟白万祥说今天的事。晚上白万祥从外面回来，她把饭端上桌，两个人坐在炕上吃饭。白万祥吃了几口，忽然说：“白万厚下午来找我了。”殷玉珍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菜。“他说什么了？”她问。“他说他不是不讲理的人，”白万祥说，“他说你种树他支持，但是你得给他留条路。”殷玉珍放下筷子，“什么路？”“羊走的路。他说他家的羊年年从东梁过，去南边的草滩。你种了树，路就断了。”

殷玉珍没有接话。她想起去年秋天在东梁挖沟的时候，确实看到沙地上有一条羊踩出来的小道，羊蹄印子踩得很深，沙子被踩实了，形成了一条硬邦邦的路。她当时没有在意，以为羊是随便走的，今天走这边，明天走那边，断了这条路，自然会有另外一条。但现在白万厚说，那条路是固定的——羊不认方向，但认路。羊认的那条路，是人踩出来的，一代一代的羊跟着走，就成了习惯。她的树，挡了羊的习惯。“那怎么办？”她问白万祥。“他说你可以在路两边种树，把路留出来就行。”

“那要留多宽？”

“他没说。”

殷玉珍重新拿起筷子，继续吃饭。这个要求听起来不难满足——留一条路，很简单。但她在心里已经在算了。那条羊道不是直的，它在沙丘之间绕来绕去，避开高坡，顺着低洼处走。如果她要在路两边种树，就意味着她不能按照沙丘的走向来规划种树的位置，而要迁就那条弯弯曲曲的羊道。

而且，羊道两边种树，树长大后，树冠会搭在一起，羊道的宽度就会变窄，到时候又是一场纠纷。更麻烦的是，留了白万厚家的羊道，别家的羊道要不要留？东梁往南，还有刘润生家的羊群，还有另外两户——她甚至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只知道他们每年冬天会赶着羊从井背塘经过，去南边的草场。如果每一家都要留一条路，那她的树就种不成了。

这个账，她没有算给白万祥听。她只是把碗洗了，把灶台收拾干净，然后走到院子里。月光很亮，照在墙角那堆杨树苗上。她蹲下来，伸手摸了摸最上面一捆苗子的根部，沙布还是湿的。她解开沙布，看了看根须——白色的须根还很新鲜，没有干枯的迹象。

这些苗子是今年春天从娘家那边背回来的，走了几十里沙路，她一捆一捆背，背了三天。每捆苗子五十株，她一共背了十二捆，六百株。六百株苗子，栽在东梁上，活了多少，她还没去数过。但不管活了多少，明年春天，这些剩下的苗子还得栽下去。她站起来，望着东梁的方向。月光下，沙丘的轮廓是模糊的，那道沙柳的绿线也看不见。但她知道它们在那里，根扎在沙子里，枝子正在往外抽，每一株都卯着劲。

她不知道的是，它们长在谁的地上。张干部说，树是她的，地是集体的。这句话听起来清楚，但经不起细想。树离不开地，地不是她的，那树怎么算？如果有一天，村上要把那块地收回去，她种的树怎么办？如果树长大了，成了材，她能不能砍？如果能砍，砍下来的木材归谁？如果不能砍，那她种树图什么？

这些问题，张干部没有回答，村上也没有人回答。不是他们不想回答，是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想过这些问题。在1980年代末的毛乌素沙地，一个人要在沙地上种树，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件制度还没有准备好去定义的事。

1982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殷玉珍看过不止一遍。那份合同，用油印机印在粗糙的白纸上，纸已经泛黄，边角也磨破了，但上面的字迹还能辨认。合同上写着她家承包的耕地亩数：十二亩七分。十二亩七分，分布在五个地块上，最大的四亩，最小的不到一亩，都在丘间低地和沟谷里。合同上还写了承包期限：十五年。承包期内，农户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完成国家定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余产品归自己所有。这就是合同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合同上还有一些条款，规定了农户的义务：要保护耕地，不得抛荒，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在耕地上建房、取土、葬坟。

殷玉珍反复看过这些条款。她注意到，所有的条款，都是针对“耕地”的。保护耕地，不得抛荒，不得改变用途——这些说的是耕地。

她的沙地不是耕地，那这些条款管不管用？如果不管用，那她种树的行为，算什么？算“改变土地用途”吗？沙地从“未利用”变成“林地”，确实改变了用途，但这个改变，是好的改变还是坏的变化？

如果是好的变化，为什么还要经过村上同意？如果是坏的变化，那坏在哪里？这些问题，她问过自己很多遍，但从来没有问过别人。不是她不想问，是她不知道该问谁。村上的干部，她不是没有打过交道。井背塘的村主任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从互助组时代就在村里管事，对土地的事再熟悉不过。但王主任熟悉的是耕地，是承包地，是自留地，是宅基地。沙地的事，他也没有遇到过。

有一次殷玉珍在村口碰见王主任，她试探着问了一句：“王主任，我在沙地上种树，要不要办个手续？”王主任看了她一眼，说：“沙地上种树？那是好事啊。你种就是了，谁还管你？”她听了这话，心里踏实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发现不踏实。王主任说“谁还管你”，意思是没人管，但真等到有人管的时候，来的就不是王主任了，而是白万厚，是张干部，是那些她不知道姓名的邻户。

她后来才慢慢明白，王主任说的“没人管”，不是政策上的允许，是实践中的忽略。在井背塘这样的村子，沙地太多了，多到没有人觉得它值得管。

一个农户要在沙地上挖坑种树，这在村上看来，就像一个人要在沙漠里挖井——你挖就挖吧，反正那里什么都没有，你挖出什么来都是你的本事。但一旦种下的树活了，长起来了，沙地上出现了绿色，那些原本“没人管”的地，就突然有了价值。有了价值，就有人来认领。白万厚来认领，不是因为他真的需要那两亩沙地，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殷玉珍的投入，知道那片沙地以后会变成林地，会值钱。他必须在树还没长大的时候，把自己的权利主张出来，否则等树长大了，他就什么都说不上了。

这个逻辑，殷玉珍想了很久才想通。想通之后，她心里反而平静了。她知道白万厚不是坏人，他甚至不是不讲理的人。他只是按照一个普通农户的理性在行事——在资源稀缺的沙地边缘，任何一块地，只要有人投入了劳动，它就变成了潜在的资产，而资产没有明确的权属，争夺就不可避免。

这不是白万厚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制度只说了耕地归谁，没说沙地归谁。沙权悬置在那里，谁先动手，谁就承担悬置的全部后果。

这个后果，比殷玉珍预想的要重得多。接下来几个月，她陆续感觉到了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先是刘润生。

刘润生是白万厚的连襟，两家住得近，放牧的路线也重叠。白万厚那次上门之后，刘润生没有直接来找殷玉珍，但他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家的羊群赶到了东梁以北的一片沙地上，那片沙地殷玉珍还没有种树，但已经在她的规划里了。她打算明年春天在那里种柠条，柠条耐旱，根系深，能固沙，种活了就是一丛丛的灌木，三五年后就能覆盖整个沙丘。刘润生把羊赶过去之后，羊群踩踏了沙地，吃掉了一些野生的沙蒿籽，还在沙丘上踏出了新的羊道。殷玉珍发现了，但没有去找刘润生。她知道，去找了也没用。刘润生会说，那是公家的地，我放羊是合法的，你种树也是合法的，你凭啥不让我放？她确实没有凭据。

然后是饮水的问题。殷玉珍种树要用水，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井背塘的水井是公共的，几户人家共用，井深不过几米，出水量不大，天旱的时候水位还会下降。往年用水，大家都是各取所需，没有人计较。

但今年夏天，殷玉珍用水量明显增加了——她每天要挑十几担水去浇树苗。有人开始说闲话了，话没有当面说，但传到了白万祥耳朵里。说闲话的人说，井是公家的井，水是公家的水，她拿公家的水浇她自己的树，这算怎么回事？白万祥回来跟殷玉珍说了，殷玉珍没有吭声。

第二天，她开始半夜起来挑水。凌晨三四点钟，别人都在睡觉，她点着马灯走到井边，一桶一桶地往上提，再一担一担挑到沙地里。马灯的光很弱，只能照亮脚下几步路，远处的沙丘一片漆黑，她走在沙地上，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她挑满一窖水，天刚好亮。她回到家，洗把脸，又开始一天的活计。挑水的事，她做了整整一个夏天，没有人知道。或者说，可能有人知道，但没有人说破。因为半夜挑水，用的是她的力气，是她的时间，不是别人的水。

她用自己的力气和时间，换来了公家的水，这个交易，在道义上找不出毛病。但殷玉珍心里清楚，这个交易不能持久。她的力气和时间是有限的，而沙地对水的需求是无限的。

她今年种了六百株树，明年打算种一千株，后年更多。每多一株树，就多一份对水的需求。水井的出水量不会因为她多种树而增加，邻户的忍耐也不会因为她的辛苦而无限地持续下去。总有一天，用水的问题会再次爆发，而且会比这一次更激烈。

更大的压力来自村组的集体决定。那年秋天，井背塘村组开了一次会，讨论的是“四荒”地的治理问题。所谓“四荒”，是当时政策文件里的一个新提法，指的是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国家鼓励农户承包治理“四荒”地，谁承包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这个政策，在南方山区和黄土高原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推行了，但在毛乌素沙地边缘，还没有真正的落地。井背塘的村民在会上听到这个政策，反应很冷淡。原因很简单——南方的荒山可以种果树，黄土高原的荒沟可以种经济林，但毛乌素的沙丘能种什么？种树活不了，种草长不住，治理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谁承包谁就是傻子。

整个会上，只有殷玉珍一个人听得认真。她听到“谁承包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这句话时，心里动了一下。

她想，如果这个政策能落地，她种的那些树，就有了一个说法——她可以跟村上签一份承包合同，把东梁那片沙地正式承包下来，承包期内，地由她治理，树由她所有，收益归她。这不就解决了权属的问题吗？

会散了之后，她找到王主任，问“四荒”承包的事能不能办。王主任说，政策是有了，但具体怎么操作，乡上还没给文件。没有文件，他就不能办。他让殷玉珍再等等，等文件下来了，他第一个通知她。

殷玉珍等了半年，没有等到文件。她又去找王主任，这次王主任的说法变了。他说，乡上确实是有了个文件，但文件里说得很模糊，只说“鼓励农户承包治理四荒地”，没说承包费怎么算，没说承包期限多长，没说承包后种活的树怎么处置。没有这些细节，村上不敢签合同——签了合同，万一将来出了纠纷，算谁的？殷玉珍问，那能不能先签一个简单的协议，把地圈起来，等她种活了树，再补正式合同？王主任摇了摇头，说不行，村上的章不能随便盖。盖了章，就是认可了你的承包权，以后这块地就归你用了，别人想用也用不了。

这个责任，他担不起。殷玉珍从王主任家出来，站在村口的大路上，看着远处东梁上的沙丘。夕阳把沙丘染成了橙红色，那道沙柳的绿线在斜阳下显得格外清晰，像是一笔颜料，涂在巨大的沙黄画布上。她种了树，树的根扎在沙子里，但树的权属悬在半空中。她出了钱，出了力，出了时间，但她的投入没有换成任何一张纸。没有纸，就没有证明。

没有证明，她的树就只能长在“集体的地”上，而“集体的地”上长出来的树，归谁——这个问题，在1980年代末的毛乌素沙地，没有人能回答。她想起年初张干部来调解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张干部说，她在集体的地上种树，属于“在集体土地上从事个体经营”。这个词，她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反复琢磨，越想越觉得不对。“个体经营”这个词，用来形容她种树，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生意人。但她的树不是生意。她种的杨树，要十年才能成材，沙柳和柠条虽然长得快，但砍了也只能当柴烧，卖不了钱。她种树，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挡住沙子，让房子不塌，让地里能多打几斤粮食。

这个目的，跟张干部说的“个体经营”沾不上边。但她也知道，张干部没有别的词可以用。在当时的政策语言里，一个农户在土地上投入劳动，要么是为了粮食生产，要么是为了经济收益。种树，尤其是种防护林，不属于粮食生产；因为树木不能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收益，所以也不完全属于经济行为。它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既不是农业，也不是林业，更不是商业。它是什么？当时的制度没有给它一个名字。

没有名字，就只能被塞进现有的分类里，最接近的分类，就是“个体经营”。这个分类，决定了殷玉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遭遇同样的困境。她每扩大一次治沙的范围，就会触发一次权属争议。争议的对象可能不同，争议的地块可能不同，但争议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她投入了劳动，别人声称了权利；她种活了树，别人主张了地；她苦干了好几年，最后发现她的树在权属上还是悬着的。

1989年秋天，事情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那年秋天，旗里来了一个干部，姓赵，是林业局的。

他不是来处理土地纠纷的，是来调查沙化情况的。毛乌素沙地那几年沙化速度加快，旗里在做一个沙化普查，赵干部负责井背塘这一带。他走到东梁的时候，看到了殷玉珍种的树，停下来看了看，问陪同的王主任，这是谁种的。王主任说，是村里一户人家自己种的。赵干部又问，种了多少年了。王主任说，种了四五年了。赵干部走到树跟前，摸了摸树干，又看了看沙地，说了一句：“这树能活，不容易。”

这是殷玉珍种树以来，第一次有干部说出“不容易”这三个字。以前的人，要么说“没人管你”，要么说“你得跟村上说”，要么说“这是个体经营”。没有人说过“不容易”。“不容易”这三个字，不是政策评价，不是权属判定，它只是一个朴素的人情判断。

但殷玉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她是后来从王主任那里听说的，没有亲耳听到赵干部说。但即便是转述，“不容易”这三个字，也让她觉得，她做的事情，终于有人看懂了。

但赵干部接下来做的事，又把她拉回了现实。赵干部回到旗里之后，在沙化普查的报告里，提到了井背塘有一户农户在自发治沙，还附了一张表格，上面写着她种树的面积和树种。报告里把她写成了“个体治沙户”。这个称呼，比“个体经营者”近了一步，因为它承认了她做的事情是“治沙”，不是“经营”。但这个称呼仍然没有解决权属的问题。她是一个“治沙户”，但她的树长在谁的地上？她的投入能不能得到补偿？她的收益能不能得到保障？这些问题，报告里没有提。

不是赵干部不想提，是他提不了。他的职责是普查沙化，不是解决土地权属。他只能把看到的情况写进报告，至于报告到了上面，会不会变成政策，什么时候变成政策，他管不了。殷玉珍不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她仍然在种树，仍然在半夜挑水，仍然在跟邻居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边界。她不指望有人来帮她，也不指望政策能一下子变过来。她只是觉得，她的树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多，这就够了。

至于那些树在权属上是不是她的，她现在不想了。她不是不想，是想不动了。她想了四年，想了无数次，每一次都想到同一个死胡同——树是她的，地是集体的，地和树分不开，所以她的树在不是她的。这个死胡同，让她想得头疼，后来她就不想了。她把力气省下来，用在种树上。

但树不会因为她的不想，就停止生长。每一棵树都在长大，每一棵树都在把根系扎得更深。树根扎进沙子里，同时也扎进了制度的空白里。那个空白，正在随着树的长大而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总有一天，它会大到所有人都无法忽视。

到那时候，就会有人来问她：这些树，到底算谁的？她站在东梁的沙丘上，看着脚下的树。杨树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树干有拇指那么粗，树皮是青灰色的，在风中微微颤动。沙柳比杨树矮，但枝条更密，一丛一丛的，像是一蓬蓬绿色的刺猬。柠条长得最慢，今年才种下的，刚冒出一拃长的嫩芽，在沙地上几乎看不见。

但殷玉珍知道，这些柠条明年就会长高，后年就会开花，大后年就能结籽。它们不急，她也不急。她有的是时间。她有的是时间，但她没有名分。

她决定等。等制度追上来，等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写文件的人，有一天能走到这片沙地上，亲眼看看这些树，然后给她一个说法。她把铁锹扛在肩上，转身往家走。沙丘上的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巾猎猎作响。她走在沙地上，脚印很深，但风一吹就没了。只有树，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