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身体养护的考察从物质实践层面转向媒介再现层面

佐伊·索尔达娜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出那句话的。那是一个关于表演的谈话，关于身体如何在镜头前被看见、被记住、被谈论。她说，汤唯在《色，戒》中的演出，是她自1980年代以来看过的最佳的、最迷人的表演。

这句话从纽约传出来，经由报纸、网络、社交媒体，抵达了成千上万双眼睛。一个美国演员评价一个中国演员在一部关于1940年代上海的电影中的身体表现——这段评价本身的传播路径，已经构成了一幅媒介时代的身体地图。

汤唯的身体在银幕上呈现，索尔达娜的眼睛在银幕前观看，而无数读者和网友则通过《纽约时报》的网站或转发推文，观看索尔达娜的观看。身体在这一层层媒介的折射中，变成了某种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东西。

它不再是那个在片场流汗、颤抖、承受着导演要求的具体的肉身，而是一个被镜头选择、被剪辑塑造、被评论阐释的图像存在。人们谈论那场表演时，谈论的其实是这种图像存在。

很少有人能说出汤唯当时的心率、体温或者肌肉紧张程度，但所有人都能描述她转头的角度、眼神的时长、衣领滑落的速度。这些细节之所以被记住，恰恰因为它们是镜头捕捉到的细节，是在取景框之内被组织过的视觉信息。电影这种媒介塑造了观众对那个身体的感知方式——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人在1940年代的上海经历了什么，而是一个演员在2007年的片场如何被摄影机记录下来，以及这种记录如何被后期制作为了某种可供反复观看的感官体验。

这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对身体的理解越来越深地被各种媒介所塑造。

这并非说在此之前身体养护的知识没有借助媒介传播——历代的养生典籍、医方手抄本、食疗歌诀，本身就是媒介。但它们与二十世纪兴起的大众传媒有着根本的不同。传统的养生文本，无论是《黄帝内经》的论述还是《饮膳正要》的食谱，都预设了一个需要长期体悟和实践的阅读过程。

读者不是通过阅读这些文本来完成身体养护，而是将这些文本作为一种指引，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逐步将知识内化为身体经验。文字在这里是辅助记忆和传承的工具，而不是养护实践本身的发生场所。但到了二十世纪，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先后登场，它们改变了身体养护知识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养护实践本身的性质——从一种嵌入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经验，转变为一种可以通过观看和消费来完成的图像认知。

这个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在民国时期已经露出了苗头。1926年，《良友》画报在上海创刊。

这本画报的封面几乎每期都印着一位年轻女性的照片或画像，她们展现出一种此前中国出版物上罕见的身体姿态：舒展的四肢、明亮的笑容、运动型的体态。这些封面女郎并不完全按照传统仕女画的标准来呈现——她们的手臂可能会裸露到肘部以上，头发剪成短发，眼神坦然地望向前方，而不是低垂或侧视。在画报的内页，这种新的身体美学得到了更系统的阐发。

从1920年代末开始，《良友》陆续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健美运动的照片：女性在户外做体操、打网球、游泳，身体的线条在运动中绷紧或伸展。照片旁边常常配有简短的文字，解释这些运动对健康的好处，鼓励读者仿效。同一时期的《妇女杂志》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它刊登卫生知识漫画，介绍家庭健身法，讨论女性应该追求怎样的身体状态。这些报刊所推广的，是一种被称作“健康美”的身体标准。

这个提法本身就值得仔细打量。“健康”与“美”被并置在一起，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个健康的身体，同时也是美的身体。

这与晚清以前上层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主流审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传统语境中，一个被养护得当的女性身体，其理想状态往往被描述为“弱柳扶风”——纤细、柔软、需要搀扶，其美恰恰建立在一种远离劳动和运动的脆弱感之上。这种身体是闺阁的产物，它不能在户外暴晒，不能承担重活，甚至不能大步行走。它的养护方式主要是内服汤药、静养、裹足，以及各种限制身体活动空间的礼仪规范。

而“健康美”所要求的身体恰恰相反：它应该在户外活动，应该接受阳光照射，应该通过运动来塑造肌肉线条。这两种身体标准的差异，不仅是审美趣味的分歧，也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前者对应的是深闺内院的空间秩序，后者对应的是学校、公园、运动场这些现代公共空间。

“健康美”的推广并非简单地呼吁女性走出闺房。它是通过反复刊登特定类型的照片和图像来实现的。那些健美照片中的女性身体，其实也是被精心选择和编排过的：她们的姿态、服装、表情和拍摄角度，都符合某种现代都市的视觉规范。读者在翻阅《良友》时，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女性在做普通的运动，而是某种理想化的、可供模仿的范本。

这些范本的确打破了传统的“弱柳扶风”模式，但它们同时建立了一套新的规训标准：一个女性的身体应该是匀称的、有弹性的、在运动中仍然优雅的；她应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晒黑皮肤（但不能太黑），以某种特定的幅度摆动肢体（但不能过于剧烈），以某种特定的神情面对镜头（自信但不咄咄逼人）。

媒介在解放身体的同时，也重新约束了身体。这个过程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上持续展开。

1950年代，广播体操的口令通过收音机和有线广播传遍城乡。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身体动员活动之一。每天上午十点，机关、工厂、学校的广播同时响起，同一套音乐、同一种节奏、同一个口令者（通常是吐字清晰的男声）指挥着数以千万计的身体完成同一组动作：伸展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全身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这八节动作的编排经过了体育专家的反复推敲，每一节都有明确的锻炼目的，每一拍都有标准的动作幅度。

广播这种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它把分散在无数空间中的身体同步化，让一个在学校操场上的学生和一个在纺织厂车间的女工在同一时刻举起手臂、弯下腰身。那种整齐划一的集体律动，通过声音的统一指令得以实现。口令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指导，它还携带着某种道德召唤——做广播体操是锻炼身体，也是响应爱国卫生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集体责任。

个人的身体养护，在这里被纳入了国家的宏大叙事。这与其说是养生，不如说是一种全新的身体政治。

传统养生的话语强调的是个体对自身气血阴阳的调和，是“我”与“我自己身体”之间的内在对话。而广播体操所构建的，是“我”与“无数他人的身体”之间的外在呼应。你的动作是否标准，不仅关系到你自己的锻炼效果，还关系到整个集体的整齐度。

在某个意义上，这时候的身体已经不是私人财产了。它是一份属于国家的资源，需要通过规律的、标准化的训练来维持在良好的可用状态。

那些在收音机前一丝不苟地做操的年轻人，他们的身体感受——肌肉的酸痛、呼吸的急促、心跳的加速——与五百年前在庭院中练习导引术的文人迥然不同。后者追求的是气息的微细绵长和意念的内守，前者追求的是动作的准确有力和对集体节奏的服从。两种身体技术，两种养护理念，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

然而传统养生的语言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在媒介的挤压下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电视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率达到新的高度。各种健康养生类节目开始出现在荧屏上。

最早一批媒体养生明星也应运而生。他们通常是中老年人，穿着整洁的中式服装或白大褂，坐在演播室的沙发或高脚凳上，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他们讲的内容并不新鲜：怎样按摩足底反射区，怎样根据季节调整饮食，怎样用几味常见药材煮一锅滋补的汤。这些知识在《遵生八笺》《老老恒言》或者更古老的医书里都能找到根源。

但这些媒体养生明星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古籍。他们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把传统养生知识从典籍的文言文和专业医书的术语中剥离出来，重新包装为“生活小窍门”式的通俗叙述。他们不说“足少阴肾经起于涌泉”，而是说“每天晚上泡完脚以后按压这个地方，对肾好”。他们不引《饮膳正要》的原文，而是直接告诉观众“冬天吃萝卜夏天吃姜，这个老话是有道理的”。复杂的中医理论被压缩成一句句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和一个个简单易记的操作步骤。

荧屏上的养生专家面带温和的微笑，语速不快不慢，手势恰到好处，演播室的灯光温暖而明亮。整个场景给观众传递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一种关于“健康长者”的形象模板——从容、和蔼、掌握着某种生活的智慧。

养生书籍的出版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井喷。书店的畅销书架上，养生保健类的册子占据了醒目的位置。这些书的封面常常印着作者的半身像、诱人的标题和关于健康承诺的广告语。

一本典型的1990年代养生畅销书的运作模式是这样的：作者先在电视台节目中反复露面，积累知名度，然后将节目中的内容整理扩充成书稿，再通过出版社推向市场。书的内容往往沿用电视节目的表达方式——短章节、口语化、辅以插图和穴位标注。读者在阅读时，实际上是在脑子里回放电视节目的声音和画面。媒介之间的互文，强化了那种“小窍门”式的知识形态。

传统养生那种需要在老师指点下长期修炼的、带有身体体悟性质的技艺，被简化为可以通过阅读和观看在短期内掌握的资讯。你可以不练功，但你可以知道“应该”怎么练功；

你可以不食疗，但你可以记住几种“应该”吃的食物。知识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一种可以囤积的信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背后有更深的制度性原因。传统养生知识的传承，原本依赖的是师徒、家族、地域社群这样的小范围人际网络。一个学习导引术的人，需要师父手把手地纠正他的呼吸方式和肢体位置；一个掌握家传食疗方的妇女，她的知识是在灶台边耳濡目染习得的，带有那个家庭独特的口味偏好和食材选择习惯。这种知识的传播是缓慢的、有限的，但也是深度个人化的。学习者获得的不是一条普适性的“养生法则”，而是一套与他自己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环境条件相匹配的实践方案。

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这种传承机制面临全面的衰退。城市化进程把大量人口从乡土社会迁移到陌生的城市社区，家族和邻里关系被重塑。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使得专业医生取代了家族长者成为身体问题的权威解释者。学校教育系统传授的是标准化的生物学和营养学知识，而不是某个地方的食疗习俗。

传统养生知识在这套现代制度中找不到安放自己的位置。它要么被收编进中医学院的教材，以标准化、理论化的面貌出现；要么就只能在民间的缝隙中继续以非正式的、碎片化的状态流传。

媒体养生明星的出现，正是在填补这个裂缝。他们承担了过去由家族长老和民间郎中所扮演的“养生指导者”角色，但这种承担是通过电视信号和畅销书市场来完成的，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大众传播行为。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悖论。媒介越是让养生知识变得触手可及，养护实践本身就越容易被简化为信息消费与视觉模仿。一个电视观众跟着节目学会了某个按摩手法，他可能确实会去按压那个穴位，但他按压时的意念、力度、节奏和对自己身体反应的觉察——那些在传统养生中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火候”——很难通过屏幕传递。他看到的是专家的手势，看不到的是专家本人经过多年修炼所积累的身体感知能力。

他模仿的是动作的外形，而内在的经验是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觉得“我已经学到了”。知识被消费了，但身体并没有真正被养护。

这个差距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微妙而普遍的：人们收藏大量的养生文章、购买各种保健书籍、关注多个健康类公众号，但实际的身体状态并没有因为这些信息的囤积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善。信息获取替代了身体实践，视觉认知替代了肌肉记忆。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把这种趋势推向了极致。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成为了养生知识传播的新战场。一条“生姜加一物，排出体内十年湿气”的推文，可以在几小时内获得上百万的阅读量。一个“每天三分钟，一个月瘦十斤”的短视频，可以被反复转发直到发布者自己都无法追溯它的传播路径。

这些内容的生产者并不需要任何医学或养生背景。他们只需要掌握标题的写法、画面的选择和分发时间的算法规律。养生知识在这里彻底碎片化了——不只是知识体系被打碎，而是知识的生产、审核和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脱离了传统的权威机制。

一个卖保健品的微商可以在朋友圈里发布自制的“中医讲座”视频，一个没有任何运动学资质的网红可以开设线上健身课程。媒介的民主化带来了知识的可及性，也带来了错误信息的大规模扩散。两者如影随形，无法剥离。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观看者这一端。在短视频平台上，身体养护的内容往往与身体展示的内容混在同一个信息流里。用户在刷手机的几分钟内，可能先看到一个健美网红的腹部训练视频，接着看到一个养生号推荐的补气血食谱，然后又看到一个博主在海边展示防晒霜效果的vlog。

这些内容在视觉逻辑上是同质的：它们都呈现某种理想化的身体状态，都配有明快的背景音乐和滤镜处理的画面，都邀请观看者通过点赞、收藏和转发来完成一次轻量级的参与。身体养护在这个过程中被编排进了同一种观看模式——养护不再是长时间与自己的身体独处，而是在屏幕的不断滑动中，对他人的身体进行快速消费。观看者看到的不是自己身体的需要，而是他人身体的展示。他的养护行为可能就此止步于观看本身。

“收藏即健身”“看过即养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身体认知状态。那个需要静下心来感受呼吸、品尝食物本味、体会肌肉酸胀的缓慢过程，与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切换节奏完全不相容。

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训练成了只能持续几秒钟的单位。在这种注意力经济中，传统的养生功夫无从落脚。

但如果就此断言传统养护精神已经消散殆尽，那又过于简单了。在媒介的夹缝中，仍然有一些东西顽固地存活着。那些站在家庭厨房里炖汤的普通人，他们在灶台前遵循的仍然是从母亲或祖母那里学来的口味判断，而不是食品成分表上的营养数据。他们知道汤要炖到什么火候才算“够味”，这种“够味”无法被任何营养学语言精确描述，但它实实在在地支配着他们的日常饮食行为。

同时，在新媒体的某些角落里，也开始出现一些试图恢复身体感知深度的内容。一些慢节奏的纪录片用长镜头呈现食材从土地到餐桌的过程。

一部定位于“高端美食类纪录片”的作品，第一季只有七集，却耗费了十三个月制作，镜头由中国七十个不同地方采集而来。当每个分集主题确立后，分集导演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才会进行拍摄：第一个阶段是“文案写作”，即分集导演阅读大量关于该主题的书籍、进行调查并撰写文案。这个过程本身就带有某种抵抗碎片化的意图——它试图用长时间的研究和缓慢的叙事，来对抗那些三分钟说清一道菜的短视频。观看这样的纪录片，观众的体验是不同的。

他们被引导去注意食材的生长环境、采摘手法、烹饪时火与食材之间的细微变化。镜头停留在食物的纹理上，停留时间远远超出信息传递所需的最低限度。这种停留不是无意义的，它是一种视觉上的“慢食”，邀请观众把注意力从信息获取切换到感官沉浸。在某个瞬间，屏幕不再只是一个信息管道，而是重建了一种接近传统饮食体验的观看方式。这种抵抗是有限的。它无法改变整个媒介生态的底层逻辑。

今天的身体养护者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他们每天接收到的关于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资讯，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多得多；但他们真正拥有的照料身体的时间和注意力，却比前现代社会的人要少得多。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稀缺同时并存。

媒介承诺了便捷的知识获取，却没有提供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身体经验的路径。一个现代都市人可能在手机上订阅了五个健康频道、收藏了上百条养生文章、熟知各种营养学名词和健身术语，但他的实际睡眠时间可能远远少于一个十五世纪的农民，他的饮食节律可能比一个十八世纪的手工业者更加混乱无序。他所知道的一切关于养护身体的知识，与他实际的身体状态之间，横亘着一条正在不断扩大的鸿沟。这条鸿沟不是信息不足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信息过量的产物。

太多的声音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照料身体，以至于身体的真实感受被淹没了。一个人感到疲倦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躺下休息，而是查询手机看看“缓解疲劳的十种方法”。他的身体感受需要通过媒介的翻译才能被自己理解。

这是一种深刻的身体异化。在这个意义上，佐伊·索尔达娜对汤唯表演的评价，与一个中国白领在手机上刷到一条养生短视频，在结构上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处在一层又一层的媒介折射之中。

索尔达娜看到的汤唯，是摄影机和剪辑台共同塑造的身体图像；白领看到的健康模范，是滤镜、算法和商业营销共同包装的身体模板。这些媒介化的身体图像反复出现，数量庞大，最终构成了人们对“健康身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想象框架。然后，这个框架反过来开始规训现实中的身体。人们开始按照屏幕上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身体：是否够瘦，是否够挺拔，是否够有活力，皮肤是否够光泽。

养护行为也从满足身体的内在需要，转向缩小自己身体与那个媒介图像之间差距的外在努力。这就是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身体规训力量的核心机制：它不靠强制，不靠命令，而是靠持续不断的视觉呈现和叙事示范，让观看者自觉地将外部标准内化为自我要求。整个过程在人们主动打开手机、心甘情愿地花费时间浏览内容时就已经完成了。

这种规训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获得了尤其强大的能量。因为消费社会的运转，需要不断制造出“欠缺感”——你的身体还不够好，所以你还需要购买某种产品、服务或信息。媒介塑造的理想身体图像，正是制造这种欠缺感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一个护肤品广告的模特肤质在专业灯光和后期修图后呈现出瓷器般的光泽，普通消费者在对比自己的皮肤后会感到焦虑，焦虑驱动购买行为。一个健身博主的肌肉线条在特定的拍摄角度和脱水状态下达至巅峰，观看者对比自己松弛的腹部后产生不满，不满驱动办卡消费。身体养护在这里已经从一种内在的生命修养，转化为一种外在的形象管理与生活方式展演。

重要的不是你是不是真的健康，而是你看起来是否健康，以及你是否在消费那些被定义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商品。一杯绿色蔬果汁可能含有超出人体所需的糖分，但它的视觉形象——装在透明玻璃瓶中、颜色清新鲜亮、出现在一个整洁明亮的厨房台面上——已经足够承载“健康”的符号意义。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样的照片，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正在进行精确的营养计算，而是参与一种关于健康身体的视觉叙事。这种叙事中，“养护”这个动作本身被压缩进了拍摄和上传的两秒之内。而在照片之外，那个身体可能正承受着熬夜、久坐和饮食不调的日常消耗。

从《良友》画报的健美照片，到广播体操的集体口令，到电视养生节目的生活小窍门，再到短视频平台的碎片化养生内容——这一百年的媒介变迁轨迹，表面上看起来是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和覆盖面的持续扩大，但底层有一根线索始终未断：身体养护从一种嵌入具体生活情境的个人化实践，逐渐转变为一种可以通过媒介传播、复制和消费的标准化程式。

“养护程式化”这个进程，不是在互联网时代才开始的，而是在二十世纪初大众传媒首次介入身体养护领域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每一代新媒介都在加速这项进程。

报刊把文字和图像从口传身授的情境中剥离，广播把统一的口令送到分散的空间，电视把专家的形象和语气标准化为可复制的模板，互联网则把这一切拆解成更小、更快、更易于转发的碎片。每一个步骤都让养护知识离开发源地的具体身体经验更远一些，离普适化的、可供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使用的信息更近一些。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养护智慧的彻底消亡。

那些碎片仍然散落在各处——在家庭厨房的灶台上，在地方饮食的口味偏好中，在老一辈人按压穴位时含混的口诀里。它们没有被完全消灭，只是被边缘化为一种非主流、非公共的状态。

一个年轻人可能在白天刷着健身视频，计算着食物卡路里，用标准的营养学语言描述自己的饮食；到了晚上，他可能会习惯性地泡一杯从家乡寄来的草药茶，那是他祖母的配方，他不知道那些药材的学名，但熟悉那个味道。这两种养护语言在他身上并存，互不干扰，也互不兼容。他可以流畅地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但无法用任何一种语言完整地讲述自己的身体养护全貌。

这种分裂，就是上一章所指出的“不可表述性”的当代延续。这道裂痕，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中被反复确证和加深。当一个人站在超市货架前，在一瓶标注了精确营养成分的进口保健品和一包只有手写标签的中药材之间犹豫时，当他在手机里的健身APP和母亲打来电话嘱咐的“少吃凉的”之间摇摆时，他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口味偏好或信息判断问题。

他面对的是两种身体知识体系在媒介化时代的不对等竞争：一种获得了现代传媒的全套武装，拥有清晰的标准、可视化的数据和流畅的传播链路；另一种则蜷缩在代际口传和私密家庭空间的角落里，用含糊的、感官的、拒绝被数据化的方式勉强存续。

这种竞争的结果，不仅仅影响消费选择，它还在更深的层面塑造着人们感知自己身体的能力。当“吃得健康”越来越被定义为遵循某些精确的营养学数字时，那些无法被数字化但同样真实的味觉经验——比如一碗炖了三个小时的汤给肠胃带来的温暖和妥帖——就逐渐被排除出了“养护”的范畴之外。它们仍然存在，但不再被语言所承认。

这种沉默，最终会转化为身体的沉默：身体在接收那些无法言说的照料时感到舒适，但在公共场合，它只能说那套被认可的标准化语言。久而久之，私下的舒适和公开的表述之间的裂缝，会让人对自己身体的真实需要产生怀疑。

这还不是终点。当那些蜷缩在灶台边、传递在母女之间的身体记忆，终于因为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而断裂时——当会做那些复杂费时的传统食疗菜品的人越来越少，当能准确分辨药材品质的民间经验后继无人——那些碎片化的养护知识，将面临最终的消散。这不是某种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不在于知识的记录保存，而在于知识的活态传承所需要的整套生活方式已经不可逆转地变化了。

你无法要求一个在996工作节奏下靠外卖和便利店食品维生的年轻人，去复制他祖母那一代人在灶台前耗费整个下午炖一锅汤的身体经验。他的身体时间已经被切分成碎片，与短视频的节奏高度同构。在这种条件下谈“传承”，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媒介时代给身体养护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也许不在于传播了什么内容，而在于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拥有时间、使用身体和感受自我的方式。当屏幕成为身体与身体之间最主要的交互界面时，那些需要长时间独处、深度内省和慢速体验的养护技艺，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存土壤。它们会被记录下来，被数字化归档，被偶尔观看和怀旧，但它们不再是一个普通人日常生活中自然展开的那部分了。这其中的反讽是深沉的：在一个养护知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易获取的时代，真正养护身体的能力却在持续衰减。媒介的承诺——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地学会照料自己——在兑现的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