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之界

陈阿妹的右脚在寅时三刻开始发出信号。不是疼痛——疼痛从她七岁那年缠足之后就从未离开过她的身体，以至于某种程度的疼已经变成了“正常”的感觉，就像呼吸一样不需要特意去注意。

真正让她警觉的是一种新的感觉：右脚脚心里有一根筋在跳。不是随着脉搏跳动，而是自己在一抽一抽地跳，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压在骨头和鞋底之间，正在努力挣脱出来。

她已经在裕通纱厂的织机前站了两个时辰。车间里三十八台织机同时运转，铁制的机架和木制的梭子撞击出持续的轰鸣声，大到女工们之间说话必须贴着耳朵喊才能听见。

空气里飘着细密的棉絮，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像是一层不会落地的薄雾。陈阿妹的头发上、眉毛上、衣服褶皱里都沾着这种棉絮，她已经习惯了。

不习惯的是脚心里那根正在跳动的筋。她把手里的棉纱箱放在地上，借着弯腰的姿势把身体重心移到左脚上，让右脚稍微抬起来一点。隔着三层旧布纳成的鞋底，她感觉不到地面是冷是热，但能感觉到那根筋还在跳。

她把右脚脚趾在鞋子里蜷了一下——这是她缓解脚疼的习惯动作，虽然实际上并不能让脚趾真的蜷起来，因为它们已经被裹脚布固定在脚掌下面十年了，早就失去了独立活动的能力。但这个动作会让脚背上的肌肉轻微收缩一下，产生一种类似于“活动过了”的错觉。错觉也是有用的。

她重新抱起箱子，侧着身子往仓库方向走。箱子大约二十斤重，里面装着十二锭棉纱。搬运时她必须侧身走——正面抱箱子会挡住脚下的视线——而侧身走路对于一双四寸二分的缠足来说，意味着重心会向一侧偏移，脚踝需要承受更大的扭力。她的脚踝每到下半夜就会肿起来。

裹脚布是早上出门前新缠的，那时缠得不松不紧刚好合脚；到了下半夜，肿起来的脚踝把裹脚布撑得紧绷绷的，布料勒进皮肉里，留下一道深红色的勒痕。等到下班回家解开裹脚布时，那道勒痕要过一整天才能消退——但往往还没等消退，下一轮夜班又开始了。车间里还有另外三十七个女工。她们的脚和陈阿妹差不多。

最小的三寸八分——那是浦东一个童养媳出身的女人，五岁就缠了足，脚背弓得像一座拱桥，走路时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脚跟上，每一步都像是在用脚跟凿地。最大的五寸——那是苏北逃荒过来的女人，家里穷得连裹脚布都买不起新的，用的是破衣服上撕下来的旧布条，缠得晚也缠得松，所以脚没有彻底变形，但脚趾还是被压弯了，走路时仍然会疼。

这些女人在织机前站着、走着、搬着、扛着。她们的身体在寅时到卯时之间经历着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

最初的一个时辰，疼痛是尖锐的——脚心里被折断后以异常角度愈合的跖骨断面，每承受一次体重就产生一次刺痛，像是有人用针在脚底扎。到了第二个时辰，尖锐的疼痛变成了一种钝重的麻木感，从小腿一直蔓延到大腿根部。

腰开始酸胀——缠足改变了站姿：为了减轻脚掌的压力，身体会不自觉地把重心往后移，腰椎被迫向前弯曲以维持平衡。这个姿势站久了，腰部肌肉就会痉挛。陈阿妹知道这些感觉的名字——不是从医书上学来的，是从身体上学来的。

她的身体就是一本记录疼痛的账簿，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这个夜班，她在搬运第四十箱棉纱时，右脚脚心里的那根筋终于不再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持续的、灼热的钝痛，从脚心蔓延到脚背，再从脚背爬到脚踝。

昨天下午搬运时有一箱没抱稳，箱子角撞在了右脚上。当时只是觉得疼了一下，没太在意。现在过了将近十个时辰之后，那个被撞过的地方开始发作了。

她把最后一箱棉纱搬到仓库里放好，走到车间角落的木桶边舀了一瓢凉水喝下去。水很冷，冷得她打了个哆嗦。她站在那里喘了口气，用手背擦掉额头上的汗——车间里并不热，二月的上海夜里还很冷，但她一直在动，一直在搬东西，所以一直在出汗。汗湿透了粗布夹袄的领口和腋下，被夜风一吹就变得冰凉，贴在皮肤上像是敷了一层湿布。

卯时到了。天还没亮，但东边的天色已经从漆黑变成了深灰。陈阿妹从纱厂大门走出来，开始往回走。从裕通纱厂到裕通路上她那间木板房，大约一里半路。来的时候走了三刻钟，回去的时候要走半个时辰。

因为脚更疼了。走了不到半里路，她感到右脚脚心里那团灼热的钝痛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比刚才在车间里搬运时更尖锐、更剧烈。她停下来，扶着一堵墙，把右脚抬起来看了看。隔着鞋底看不出什么异常。鞋面还是黑布的面，鞋底还是三层旧布纳成的底，鞋尖还是一寸二分宽——和出门时一模一样。但里面的脚不一样了。

她把脚放下来，继续走。又走了半里路，疼痛已经从脚心蔓延到了脚背。每迈一步都像是踩在一根钉子上。

她的步幅变得更小了——从原来的一尺二寸左右缩小到不足八寸。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有好几次差点摔倒。她的双臂微微张开以维持平衡，从后面看像是一只翅膀受伤的鸟在地上扑腾。

但她没有停下来。停下来也没有用——没有人会来背她回去。她只能自己走完剩下的路。

当她走到裕通路口时，一辆黄包车从她身边经过。车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湖蓝色绸缎夹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边插着一朵白色的小绒花——那是服丧的标志，说明她家里最近有人去世。

女人的脚藏在车篷的阴影里看不见大小，但从她端坐的姿态来看——膝盖并拢、双脚平放、身体微微后仰以保持平衡——应该也是一双缠过的小脚。车夫拉着她跑得很快，不到一分钟就消失在晨雾里。陈阿妹看着那辆黄包车消失的方向，没有任何表情。她继续走她的路。

缠足作为一种身体改造技术，其物理后果远比审美范畴的“小脚美观”要深远得多。它从根本上重构了女性的移动能力。步幅是最直接的指标。

现代步态分析研究显示：健康成年女性的正常步幅约为六十至七十厘米。而严重缠足者——足长不足四寸五分者——的步幅仅为正常步幅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大约在二十至三十五厘米之间。这意味着走同样的距离，缠足者需要迈出正常人的两到三倍的步数。每一步都伴随着疼痛——跖骨骨折后以异常角度愈合的断面在体重压力下互相摩擦，足底软组织因长期受压而萎缩变薄丧失了缓冲功能，变形的跗跖关节在每一次着地时都会产生异常的扭力。步速同样受到严重影响。

缠足者无法像天足者那样以脚跟—脚掌—脚尖的滚动方式平滑过渡重心。她们的步态是一种被称为“蹒跚”的特有模式：脚跟先着地，然后重心迅速转移到脚掌外侧——因为脚心凹陷无法承重——最后落在脚尖上。这个动作看起来像是在颠簸，又像是在摇晃，上半身必须随之轻微摆动才能维持平衡。

步速因此大幅降低：正常人步行时速约为四到五公里，重度缠足者可能只有两公里左右。夜间行走时速度会更慢——黑暗降低了视觉反馈的准确性，缠足者本来就脆弱的平衡系统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每一步的信息。

最大步行距离同样受到严格限制。缠足者单次可持续行走的距离缺乏系统记录——因为这属于私人领域且不被认为值得记载——但一些侧面材料提供了估算依据。地方志中偶有提及女性因战乱、灾荒或急事被迫长途跋涉的案例，结果往往是“足溃血流”“数日不能行”。这暗示了超出日常短距离活动范围的行程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

更直接的线索来自对缠足者日常活动半径的观察：她们的活动范围多局限于家门口、集市摊位或邻近街巷——半径通常不超过一两里。

这些物理限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控制系统。一个缠足女性在夜间出行时面临的不仅是宵禁制度的法律限制和道德舆论的社会压力——这些是外部控制——更有一层刻写在骨骼和肌肉里的内部控制。

她走不快。她跑不动。她走不了太远就会脚疼。她在黑暗中更容易摔倒。她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牢笼。

这套身体技术的社会功能在明清文献中有清晰的表达。《女儿经》中的“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是最常被引用的段落。清人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说得更直白：“裹足者，防闲之意也。”所谓“防闲”，就是防止女子随意走动、走出家门、进入不该进入的空间。

缠足通过母女之间的代际传递得以延续。母亲为女儿缠足不是出于残忍，而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计算：不缠足的女子在婚姻市场上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缠足是一种身体资本——它向未来的婆家证明这个女子来自一个有能力让她免于田间劳作的体面家庭，同时也证明她从小就被规训得顺从、忍耐、安分守己。母亲为女儿缠足时的狠心，本质上是在为女儿的未来投资。但这种投资的代价是终身的身体损伤。跖骨骨折后以异常角度愈合，跗跖关节脱位，跟骨向内旋转，足底软组织萎缩，神经受压导致慢性疼痛——这些不是审美特征，是不可逆的生理损伤。

而这套物理控制系统在明清时期的医学话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自然化。明清医书中关于女性夜行的论述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古今医统大全》中收录了这样一条告诫：妇人血虚体质在夜间阴气盛而阳气衰的条件下容易受到邪气侵袭，夜行遇到风露会导致寒湿进入经络形成痹症。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妇人之病多起于血分，血得寒则凝、得湿则滞，夜行接触风露会导致血凝气滞，轻则带下重则癥瘕。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中则将夜行与不孕直接联系起来：妇人夜行时寒邪侵入胞宫会导致经水不调难以受孕；产后百脉空虚时如果夜间出门吹了风就会得产后风，死亡率极高。

这些医学话语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后果：它们将性别规训从道德层面下沉到了身体层面。“妇人不宜夜行”不再只是一个礼教规范——它变成了一个医学事实。一个女子如果夜间外出后生病了——不管是感冒腹泻还是关节疼痛——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会很自然地将病因归咎于“夜行触冒风露”。这种归因逻辑使得女性对夜间外出的自我限制不再仅仅出于对道德谴责的恐惧，更出于对身体脆弱的体认。

“阴气侵体”这个概念尤其值得分析。在中医理论中，“阴”与“女”同属一个范畴——女性体质属阴，夜晚时间段也属阴。因此女子夜行就是“阴上加阴”，会导致体内阴阳失衡而生病。这套理论将社会性别规范嵌入了宇宙论框架之中：女人不应该在夜里出门不是因为社会规定了她们不能出门，而是因为宇宙的阴阳秩序决定了她们的身体不适合夜间活动。

当这种医学话语通过医书、药铺、产婆、母亲的口口相传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时，它产生了一种极其有效的自我规训机制。一个女子在夜里听到风声拍打窗户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寒冷，也是一种对身体脆弱性的真切恐惧——她会想到医书上说的风露伤身，想到邻居家那个因为月子里出门吹了风而落下头痛病的妇人，想到母亲反复叮嘱的那些话。这种恐惧比任何宵禁法令都更有效地把她留在了门内。

但这套身体规训体系并非没有缝隙。刘稳婆就是一个缝隙。她今年五十一岁，住在梅白格路一条弄堂里。从二十八岁开始做稳婆，至今已经接生了二十三年。她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必须随时准备在夜间出门——产妇的阵痛不挑时辰，孩子要出来的时候不会等到天亮。

在二十三年里她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在深夜被拍门声叫醒，然后拎着那只藤编药箱走进黑暗的街道。药箱很沉——大约八斤重。里面装着两把剪刀、一卷煮过的棉线、一块拳头大的血余炭（用头发烧成的炭末用来止血）、一瓶白酒、几块干净的旧布、一根长约三寸的银针。

这只药箱她拎了二十三年。她接生过的孩子有多少个她没有数过。她只记得去年一年就接了一百零四个，其中十七个是夜间接生的。

她的身体因此发展出了与普通缠足妇女不同的能力。她的脚虽然也缠过——光绪二十八年朝廷下诏劝禁缠足时她已经四十六岁骨骼已经定型放足并不能完全恢复脚的正常形态——但二十三年的夜间行走训练了她的体能和平衡感。她知道如何在黑暗中辨认路面如何避开积水的坑洼如何在上桥下桥时调整步伐以防滑倒。她的步幅虽然比不上天足女子但比陈阿妹那样的重度缠足者要大得多——大约可以接近一尺五寸左右。

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夜间活动——她不会像普通妇女那样对夜风感到恐惧因为她无数次在夜风中行走而并未生病。这种身体能力来自职业训练而职业训练又反过来改变了她的身体。这是一个双向塑造的过程：稳婆的职业要求她拥有夜间行动能力而长期的夜间行动又强化了她的身体对夜间环境的适应性。

她的药箱重量是她二十三年里逐渐适应的结果就像她的脚逐渐适应了在不平整的路面上行走一样。类似的缝隙也存在于其他职业女性身上。苏州评弹女艺人周翠珍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年间在苏州上海各书场演出。她的演出时间通常在戌时到亥时之间——这正是宵禁时段。演出结束后她需要从书场走回住处有时路程远达三四里。

为了保持演出的体力和精力她从小接受过一定的身体训练：练习呼吸控制练习长时间站立不晕眩练习在琵琶伴奏下保持稳定的手势和身姿。这些训练虽然不是为了夜间行走而设计的但客观上增强了她夜间行动的能力。广东潮州一带的“女戏”——全由女性组成的戏曲班社——其成员的身体训练更为系统。她们从小练习翻跟斗走圆场甩水袖这些动作要求相当的体能和灵活性。虽然她们大多也缠足但演出时穿的戏靴底部加有特制的木底比日常穿的小脚鞋更稳当。

更重要的是她们的职业要求她们经常在夜间赶路——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从一个庙会到另一个庙会——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她们的身体逐渐适应了夜间活动。

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案例。清末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少数习武的女子她们通常出身于武术世家或“自梳女”群体——后者是一群宣誓终身不嫁自行盘起发髻以示独立的女性她们需要保护自己和同伴的人身安全因此练习棍术或拳法。这些女子的脚虽然也缠过但通常缠得较松——因为她们的家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她们将来要从事体力劳动或武术训练所以不会把脚缠到三寸那么小。

她们使用的器械包括短棍双刀和一种称为藤牌的藤编盾牌这些器械的重量和操控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体能和协调性。这些职业女性的存在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身体既是规训的对象也可能成为抵抗的工具。缠足限制了女性的移动能力但职业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种限制；医学话语将女性建构为身体脆弱的不宜夜行的存在但长期的夜间活动实践可以改变女性的身体感受和自我认知。但这种突破是有限度的。刘稳婆虽然在夜里走得比陈阿妹快但她仍然走不快。

她的脚毕竟还是缠过的她的步幅毕竟还是比天足女子小她在雨雪天气里毕竟还是会因为路面湿滑而格外小心。更重要的是她的夜间行动能力并未改变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根本看法——当她深夜独自走在街上时巡捕仍然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她邻居仍然会在背后议论她虽然因为她是稳婆这种议论会稍微轻一些。而且职业训练带来的身体能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身体代价。

陈阿妹在织机前站了三个时辰之后她的脚踝肿胀腰肌痉挛脚心疼痛加剧。周翠珍在书场演出两个时辰之后嗓子嘶哑手腕酸痛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琵琶弦而发花。刘稳婆在接生过程中需要长时间弯腰或蹲着她的膝盖和腰椎因此落下了毛病每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这些身体代价与医学话语中对妇人夜行伤身的警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呼应关系——只不过因果关系恰好相反：不是因为夜行所以伤身而是因为劳作所以伤身；不是因为女人的身体天生脆弱所以不宜夜行而是因为社会要求女人承担繁重的劳动却不给予相应的休息和保护所以她们的身体在劳累中磨损。陈阿妹终于走到了家门口。

她推开门坐在床沿上脱下鞋子解开裹脚布。裹脚布是一根长约六尺宽约三寸的白布条从脚趾一直缠到脚踝以上每绕一圈都紧贴皮肤不留一丝空隙。解开的时候布条已经被脚汗浸湿了散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这是缠足者特有的气味来自被长期封闭在不透气的布层里的皮肤角质和汗液混合发酵的结果。右脚脚背已经肿起来了皮肤下面有一块青紫色的淤血形状像一个铜钱那么大。

她用指尖轻轻按了一下那个地方——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那不是普通的碰撞淤血因为疼痛的位置更深不在皮下而在骨骼附近。可能是昨天箱子角撞击时导致已经畸形愈合的跖骨断面产生了新的微小骨裂也可能是软组织内出血形成了血肿压迫到了神经。她不知道这些医学术语但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明天会更疼后天也会更疼可能要疼上好几天才能慢慢好转。

她把裹脚布重新缠好穿上鞋子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水缸边舀了一瓢凉水洗脸。然后她走进屋里从床头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数了数里面的铜板。昨天的工钱是十五个铜板加上之前攒的一共还有四十七个铜板和三块银元。

她把布包重新系好塞回枕头底下。然后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今天不用上工了——脚伤成这样去了也搬不动箱子。但她知道明天还是要去后天也要去大后天也要去。只要纱厂还开着只要她还走得动路她就得去。因为不去就没有工钱。没有工钱就寄不回老家。寄不回老家弟弟就读不起书。弟弟读不起书将来就只能种田或者做苦力。种田或者做苦力就挣不到钱娶不起媳妇。娶不起媳妇陈家就断了香火。

这个逻辑链条在她脑子里清清楚楚地排列着不需要任何人告诉她。她知道自己的脚是为谁缠的为谁疼的为谁走的那些夜路。她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在睡梦中她的右脚仍然在一跳一跳地疼着。

但疼痛已经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就像那双变了形的脚一样变成了她习惯的东西。同一时刻刘稳婆正在静安寺路王家的客堂间里洗手。她是卯时初刻到的王家。王吴氏这一胎生得很顺利——从阵痛加剧到胎儿娩出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刘稳婆用温水洗净了婴儿身上的血污用棉线扎好脐带再用剪刀在离肚脐两指宽处剪断然后把婴儿裹在一块干净布里递给王吴氏。

接生完毕后刘稳婆用皂角把手和手腕上的血污洗干净再用白酒擦了一遍。王家的仆妇端来一碗热粥和一碟酱菜请她吃早饭她没有推辞——走了两里路又忙了一个时辰确实饿了。吃粥的时候她听到王家男主人在隔壁房间里对仆妇说：“去药铺抓两剂生化汤再去买一斤红糖。”然后又补了一句：“刘妈妈辛苦了多给一角钱。”刘稳婆没有抬头继续吃粥。她知道那一角钱是赏钱是东家对她连夜出诊的认可。

但她更知道：如果今晚又有人来拍门叫她接生她还是会去的。不是因为多给了一角钱而是因为如果她不去那个女人可能会死那个孩子也可能会死。吃完粥刘稳婆拎起药箱告辞出门。

走到街上时太阳刚刚升起来照在路面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的脚步仍然有些摇晃——那是缠足留下的痕迹——但她的背挺得很直手臂有力地拎着那只八斤重的药箱。她朝着梅白格路方向走去身影渐渐融入早晨的阳光里。在她身后的石库门二楼卧房里王吴氏正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喂奶。她低头看着婴儿皱巴巴的小脸心里想的是：这孩子的脚将来要不要缠？

光绪二十八年朝廷下了劝禁缠足的诏书之后上海租界里的天足会到处演讲发传单说缠足害人害己。王吴氏自己也读过天足会印的小册子知道缠足会导致难产——她自己生头一胎时就差点因为骨盆狭窄而死掉而骨盆狭窄正是缠足者长期重心后移导致的骨骼变形之一。

但她又想：如果不缠足这孩子将来怎么嫁人？租界里的洋人和买办人家也许不讲究这个了但她们王家只是账房人家攀不上那么高的门第。将来给女儿说亲的对象多半还是那些看重小脚的旧式人家。她低头看着女儿皱巴巴的小脸没有答案。

在苏州城里一家名叫存仁堂的药铺里坐堂郎中正在给一个妇人诊脉。妇人三十出头面容憔悴眼睑浮肿。她说自己头痛已经有半年多了时好时坏每逢阴雨天就加重夜里尤其厉害常常痛得睡不着觉。郎中问了她几个问题：头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生过几个孩子？

最后一次生产是什么时候？妇人一一回答：头痛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生了三个孩子活下来两个；最后一次生产是去年九月也就是五个月前。郎中又问她：最后一次生产后有没有出门吹过风？

妇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生完孩子第十二天夜里婆婆突然发了绞肠痧家里只有她一个人能出门去叫郎中——丈夫在城外做伙计晚上不回来——所以她裹了头巾穿了厚棉袄跑出去叫了郎中来回大约走了两里路。那天夜里风很大回来之后就开始头痛。郎中点了点头提笔写下了方子：当归三钱川芎二钱白芍二钱熟地四钱——这是四物汤的底方用来补血调经——然后加上防风一钱荆芥一钱用来祛风散寒。写完之后他想了想又添了一味牛膝二钱用来引血下行强壮腰膝。他把方子递给妇人的丈夫时叮嘱道：“尊夫人产后气血两亏最忌风邪侵袭。以后夜里千万不要让她出门了。”

妇人的丈夫连连点头称是。妇人坐在一旁没有说话。她心里想的是：那天夜里如果她不出去婆婆可能就死在家里了。郎中只会说“产后不宜夜行”不会问她“为什么非得你出去不可”。丈夫只会点头称是不会想到下次婆婆再发病时应该由他去叫郎中而不是让月子里的妻子去。

她把药方接过来折好放进袖子里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时脚下一绊差点摔倒——她的脚也是缠过的四寸多一点的样子——丈夫赶紧扶住她。她站稳之后继续往外走。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这一天上海县城厢内外大约有三千名纺织女工在缠足的状态下完成了她们的夜班工作；

至少有七名稳婆在深夜被叫醒出诊接生；有若干名女艺人在书场或戏园演出结束后步行回家；有数量不详的商贾女眷乘轿或坐车从亲戚家赴宴归来；还有一些贫苦人家的妇女在街头贩卖夜宵或捡拾废品以贴补家用。她们的脚大小不一——从三寸到五寸不等——但几乎都缠过。她们走路的速度有快有慢但都比天足男子慢得多。

她们对夜路的恐惧程度各不相同——有人怕黑有人怕鬼有人怕遇到歹徒有人怕被巡捕盘问有人怕夜露伤身——但几乎没有人是完全不怕的。她们的身体携带着同一套规训的印记：缠足改变了她们的骨骼和步态；服饰限定了她们的身体暴露与遮掩的边界——即使是夏天夜里也不能穿得太单薄出门；发式标识着她们的身份——未婚梳辫已婚盘髻守寡戴白花；医书警告和内化的恐惧塑造了她们对身体脆弱性的认知。

但当她们需要挣钱养家时当产妇需要接生时当演出需要赶场时当亲戚需要走动时当生计需要奔波时——她们还是会出门的。她们的脚步很轻很慢很疼但她们还是在走。在存仁堂药铺的后堂坐堂郎中正在翻看一本新刻印的医书。书名叫《妇婴至宝》是同治年间苏州一位名叫汪喆的医家编纂的妇科儿科通俗读本刻印量大流传甚广几乎每个药铺都备有一部。郎中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写着：

“凡妇人夜出必以巾蒙首以避风寒以护元神。”

他读了一遍觉得有道理又读了一遍觉得还不够完备于是提笔在旁边的空白处加了一句批注：

“妇人夜行非但风寒可畏阴气侵体尤损血分故能不出则不出为上。”

写完之后他放下笔把书合上起身去给炉子添炭火。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写下这条批注的同时苏州城里至少有七名稳婆正在夜色中赶路去接生至少有十二名纺织女工正在织机前站着上夜班至少有三名评弹女艺人正在书场演出结束后步行回家至少有一名贫苦妇人正在街头捡拾废纸和破布以换取明天的米钱。她们的脚都很疼。但她们都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