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军的旗帜

那面旗帜是九月八日清晨扯起来的。龙泉驿下场口的老茶馆“义和公”门前，一块三尺来长的粗白布，用锅底灰调了桐油，歪歪斜斜写着三个字：“同志军”。字迹说不上好，但笔画粗壮，隔着一箭地也看

同志军粗布旗帜在茶馆前升起

AI 生成插图，非史实影像。

得清楚。扯旗的人叫秦载赓，龙泉驿本地人，四十出头，袍哥“仁”字公口的管事五爷。

他天不亮就从成都方向得了信——不是电报，电报线在昨天下午就被督署巡防军割断了；也不是驿马，赵尔丰天没亮就下令关闭了成都所有城门，驿道上的快马出不来。秦载赓得的信，是一块巴掌大的薄木片，顺着龙泉驿东大路边的水渠漂下来的。木片上的字迹只有几个，用炭条写的，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

但秦载赓认得那是成都东门袍哥“义”字公口红旗管事张捷先的笔迹。张捷先的字一向写得差，袍哥码头上的兄弟都笑他鬼画符，但这几个字秦载赓一眼就认准了。木片上记载了拘捕和枪击的消息，没有日期，没有死伤数目，没有署名人，只有最基本的事实陈述。但收到木片的人不需要更多解释——他们等这个消息已经等了两个多月。

从六月股东特别大会上的裂帛之声，到八月全城罢市的静默抗议，再到九月初各州县代表涌入成都请愿，每一个在租股册籍上登记了名字的农户都知道，朝廷和督署迟早要动手。他们只是不知道动手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现在木片送来了答案。

后来的人把这种木片叫“水电报”。九月七日夜里，成都城内的保路活动者把记载拘捕和枪击消息的小木片投入锦江和周围河渠，利用四川四通八达的水系向下游传播消息。在官方封锁陆路和电报通讯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使成都发生的事件在数日内便传到了周边数十州县。

木片上的信息极简，但每一个关键词都像一颗火种，落在早已干透了柴堆上。秦载赓把木片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把它递给茶馆里另外几个人。茶馆里坐的都是龙泉驿下场口的老住户，有开杂货铺的，有赶场卖布的，有在驿道上推鸡公车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川汉铁路公司的租股股东。

龙泉驿一镇，按光绪三十四年修订的租股册籍，在册股东四千七百余户，每股银五两，分七年缴清，中等农户每亩每年缴纳租股银约三到五钱。这笔钱对大户人家不算什么，但对只有十来亩水田的自耕农来说，每年多出三五钱银子的负担，意味着腊月里少割两斤肉，正月里少扯几尺布。秦载赓自家有二十来亩田，每年缴租股银七八钱。他不在乎这点银子，但他在乎的是朝廷一句话就把铁路收了去，连个说法都不给。

茶馆里的人传看完木片，没有人说话。一个推鸡公车的中年汉子把茶碗往桌上一顿，站起身来就往外走。秦载赓叫住他，那人回头只说了两个字：“回去。”秦载赓便明白了——他是回去拿家伙。秦载赓没有拦他。

他走进茶馆后屋，从一口旧木箱里翻出一面白布。这面布原是他女人准备裁了做夏衫的，现在用不上了。他又从灶膛里刮了半碗锅底灰，从后门杂物堆里找出半瓶桐油，搅匀了，用一根竹筷蘸着，在白布上写了那三个字。字写完，他把布的四角用麻线扎在两根竹竿上，一根横一根竖，绑成一面旗。

这面旗没有镶边，没有图案，没有落款，只有三个字。但它比任何一面正式制作的军旗都更准确地表达了这场起义的性质：它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军事集团策划的政变，而是成千上万因租股而利益受损的普通人，在得知自己的代表被诱捕、自己的请愿被枪击之后，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自卫。所谓“同志”，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同志，而是利益意义上的同志——同受租股之累，同遭官府之欺，同在一条铁路上押了身家性命。

秦载赓扛着旗走出茶馆时，下场口街上已经聚了五六十人。这些人手里的家伙五花八门：有的拿着鸟铳，有的握着梭镖，有的扛着锄头，有的只带了一根扁担。秦载赓把旗往地上一顿，旗杆底端磕在青石板上，发出一声脆响。他把木片举起来，几句话就把成都城里的事说清楚了——赵尔丰抓了人，开了枪，电报断了，城门关了。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街上的人都听得清楚。人群里有人喊要打进成都去，又有人喊着要算账。秦载赓等喊声落下去，才把话挑明：打是要打的，但丑话说在前头。

他指了指众人手里的家伙——鸟铳打一枪要装一次药，梭镖头是熟铁打的没淬过火，大多数人连像样的兵器都没有。巡防军手里是快枪，有弹药补给，有军事训练。

打起来，是要死人的。他顿了顿，扫了一眼人群。推鸡公车的那汉子站在最前面，手里握着一把梭镖，梭镖头磨得锃亮。他身后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农，扛着一杆鸟铳，铳管上锈迹斑斑，但火药池里已经填了药。再往后，是一个穿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空着手，但腰间系了一条红布带——那是袍哥“仁”字公口的标记。

秦载赓认出了那个年轻人。他叫孙泽沛，龙泉驿西场的人，读过几年私塾，考过一次童子试没中，后来在乡场上帮人写状子、看地契谋生。他也是袍哥，但辈分低。秦载赓朝他点了点头，孙泽沛便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孙泽沛说的是粮草的事。他说租股册子在他手里，可以按户摊派，每户出三升米、两斤盐，有骡马的出骡马，有猪的出猪。账目他记清楚，事后按股算账。秦载赓看了他一眼。

这个年轻人说的“租股册子”，就是川汉铁路公司在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间为征收租股而编造的田亩清册。那本册子上记录了龙泉驿每一户人家的田亩数目、应缴租股银额和历年缴纳情况。这本册子原本是用来收钱的，现在孙泽沛要用它来收粮。收钱和收粮，底册是同一本，渠道是同一套，经办人也是同一批。川汉铁路公司用了七年时间建立起一套深入每个乡场的财政汲取体系，现在这套体系反过来成了同志军的后勤保障网络。

这不是巧合。租股征收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经济行为。川汉铁路公司为征收租股，在各州县设立了租股局，在各乡场委派了租股绅董，在每一户人家的地契上注明了租股银额。这套体系把省城股东会和每一个农户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财政联系。

当股东会在省城号召保路时，各乡场的租股绅董就成了天然的宣传员和组织者；当督署在省城抓捕股东会领袖时，各乡场的租股册籍就成了天然的动员名册；当同志军需要粮草时，租股征收的渠道就成了天然的供应线。秦载赓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明白这个道理。

他对孙泽沛交代了一句：册子上的户，愿意出的就出，不愿意的不要强迫。他们是同志军，不是棒客。孙泽沛点头应了，转身去办。

秦载赓又把旗扛起来，对人群说了一句话：先去把下场口的团防局下了。龙泉驿下场口的团防局设在街尾一座旧庙里，平时驻有团丁十二人，配有三支快枪和九把腰刀。团总姓王，是个捐了监生功名的乡绅，平时和秦载赓还算熟络，常在茶馆里一起喝茶。但今天秦载赓扛着旗走到团防局门前时，王团总已经得了消息，带着团丁守在门口。十二个团丁排成一排，三支快枪端在手里，枪口对着街面。

秦载赓站住了。他身后跟着七八十人，乌压压挤满了半条街。两拨人隔着十来步远对峙着，空气绷得像弓弦。王团总站在团丁身后，脸色发白，嘴上还在质问秦载赓这是要做什么。

秦载赓没答话。他把旗交给旁边的人，空手往前走。走了五步，他站住了，对着那十二个团丁开口了。他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只问了两句话。第一句：你们认不认得我？

团丁里有几个人点了头——秦载赓在龙泉驿住了二十年，街上的人没有不认得他的。第二句：你们里头，家里有租股的，举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十二个团丁里，有七个人举了手。

秦载赓点了点头，接着往下说。他把朝廷收铁路、赵尔丰抓人开枪的事一件件摆出来，最后问了一句：你们手里的快枪，是拿来打谁的？团丁们互相看了看，枪口不约而同地往下垂了几寸。王团总急了，从后面挤出来，指着一个团丁喊话，要他把枪端稳。

那个团丁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把快枪往地上一放，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家缴了四年租股，一共二两四钱银子。铁路没了，银子也没了。他不知道该拿枪打谁。

他一带头，另外六个家里有租股的团丁也把枪放下了。剩下五个团丁犹豫了一下，有四个也跟着放了枪。最后一个团丁是王团总的侄儿，端着枪站在原地，手在发抖。秦载赓走过去，伸手握住枪管，轻轻往下一按，说了两个字：放下。那团丁松了手，枪到了秦载赓手里。这是一支光绪二十九年湖北枪炮厂造的汉阳造快枪，七九口径，五发弹仓。

秦载赓把枪拿在手里掂了掂，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把枪递给身后一个年轻人，问他会不会用。那年轻人摇头。秦载赓说了一个字：学。

王团总见势不妙，转身想从后门溜。秦载赓叫住了他，说不会为难他，让他回去给赵督台带个话。话很简单：龙泉驿的同志军今天扯了旗，不抢不烧，只问三件事——蒲先生他们放不放，租股银子退不退，铁路合同废不废。王团总连连点头，从后门跑了。

秦载赓走进团防局，把里面存的武器清点了一遍：三支汉阳造快枪，九把腰刀，两箱火药，一百二十发子弹。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搬到街上，摆在旗杆下面。然后他对聚在街上的人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这些东西，是龙泉驿四千七百户租股股东的钱买的。团防局的饷银，有一半是从租股附加里出的。现在朝廷把铁路收走了，饷银也不会再拨了。这些东西，他们拿回来自己用。

他让人把武器分发给几个当过团丁、会用枪的人。鸟铳和梭镖还是大多数人的装备，但现在至少有了三支快枪。

秦载赓知道，这点火力跟巡防军比起来不值一提——成都城里驻着巡防军三个营，每个营配有一百二十支快枪，还有两门克虏伯行营炮。但他也知道，巡防军分散在成都、华阳、双流、新都等十几个州县，一时半会集中不起来。而同志军的优势是人多、地熟、消息快。

消息确实快。秦载赓在龙泉驿扯旗的消息，当天下午就传到了华阳县的窑子坝。窑子坝是华阳县的一个大乡场，逢三六九赶集。九月八日正是赶集的日子，场上挤满了从四乡八里来赶集的农户，卖米的、卖菜的、卖柴的、卖布的，人头攒动。茶馆里坐满了人，说书先生正在讲《三国》，茶客们听得津津有味。

一个从龙泉驿方向来的人走进茶馆，在角落里坐下，要了一碗茶。他喝茶的声音很大，引起了旁边人的注意。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龙泉驿来。又有人问他龙泉驿有什么新鲜事，他放下茶碗，只说了一句：秦五爷扯了旗了。茶馆里一下子安静了。说书先生也停了扇子。那人便把事情说了一遍：秦载赓怎么得了木片信，怎么扯了白布旗，怎么下了团防局的枪。

他说得不紧不慢，但每个细节都讲得清楚。茶客们听完，有人拍桌子，有人叹气，有人站起来就往外走。

拍桌子的人叫张达三，窑子坝本地人，也是袍哥“义”字公口的管事。他站起来说了句话：龙泉驿扯了旗，窑子坝还等什么？

他转身出了茶馆，不到半个时辰，窑子坝下场口的土地庙前也扯起了一面白布旗，上面写着“同志军”三个字。旗上的字比龙泉驿那面写得端正些，因为张达三找了个在乡场上写春联的先生来写的。但布是一样的粗白布，墨是一样的锅底灰调桐油。

张达三手下有二三十个袍哥兄弟，平时在乡场上帮人讨债、看场子、调解纠纷，有事的时候也能拉出来打一架。他们手里的家伙比龙泉驿的还差些：只有一支快枪，还是从华阳县城一个逃兵手里买来的，枪托上有个裂缝，用铁丝箍着。其余的人拿的是鸟铳、梭镖、大刀，还有几个人只拿了削尖的竹竿。但张达三不在乎。他跟兄弟们交了底：家伙不好不要紧，人多就行。他们不打硬仗，专打粮道和驿道。张达三说的“粮道和驿道”，指的是从成都通往周边州县的官道。

成都城内有三十多万人口，每天需要从四乡运进大量粮食、蔬菜、柴炭。一旦官道被截断，成都城里的粮价就会飞涨，民心就会浮动。赵尔丰手里有枪有炮，但他不可能同时守住所有官道。同志军不需要攻破成都城墙，只需要让成都变成一座孤城。

张达三当天下午就带着人上了驿道。他们在窑子坝往成都方向五里处的一座石桥上设了卡子，用两辆牛车横在桥头，拦住过往的车马。每过来一辆运粮的车，他们就问车把式粮食往哪儿送。如果是往成都送的，就劝回去。

劝不回去的，就按市价买下来，用孙泽沛那种办法记账，事后用租股册籍上的股份抵扣。车把式们大多是四乡的农户，自己也缴过租股，一听说是同志军拦路，多数人二话不说就掉头回去了。有几个不情愿的，看见桥头站着二三十个拿刀拿枪的人，也只好调转车头。到傍晚时分，张达三的卡子上拦下了十七辆运粮车，堆在桥头的粮食像座小山。

张达三让人把粮食运回窑子坝，堆在土地庙里，安排人看守。他对兄弟们交代了处置办法：一半留作军粮，一半分给场上缴了租股的穷户。

账记清楚，等将来铁路公司退了股，再算总账。同一天夜里，新津县的袍哥码头也得了消息。新津是成都西南的重镇，水陆交通便利，历来是袍哥势力强盛的地方。新津“仁”字公口的舵把子叫侯宝斋，五十来岁，在县里开着两家当铺和一家米行，手面很阔，跟县衙门的师爷、典史都说得上话。他得了成都的木片信后，没有马上扯旗，而是召集了码头上的几个管事到家里议事。

侯宝斋的家在新津县城南门外的侯家坝，是一座三进的大院子，青砖灰瓦，门前蹲着两只石狮子。议事的地方在二进的正厅，厅里摆着八把太师椅，中间一张红木八仙桌，桌上放着一把算盘、一本账册和那块从成都漂来的木片。侯宝斋坐在上首，左手边是他码头上的红旗管事周鸿勋，右手边是新津县民团的团总范华阶。周鸿勋三十出头，读过几年武备学堂，后来因为打架被开除了，回到新津跟着侯宝斋跑码头。范华阶四十来岁，是个武举人出身，家里有两百多亩田，是新津县数得上的富户。

这两个人，一个是袍哥，一个是乡绅，平时并不十分对付，但今天坐在一张桌子上，因为木片上的消息把他们的利益绑在了一起。侯宝斋先开口，把成都的事说了一遍。赵尔丰抓了蒲殿俊、罗纶九个人，又在督署门口开了枪。死了多少人，木片上没写，但张捷先的笔迹他认得，写的是“赵屠户杀人”，那就是真杀了人。周鸿勋一拍桌子骂了一句。范华阶比较沉稳，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问侯宝斋叫他们来是要商量个章程。侯宝斋把算盘往桌上一推，说出了他的方案。新津不比龙泉驿，县城里有巡防军一个哨，四十条快枪。硬打打不下来。

他的意思，分三步走。第一步，先派人去成都探消息。电报断了，但驿道还能走小路。他让周鸿勋带两个人，当晚就走，第二天天黑之前回来，把成都城里的情形摸清楚。第二步，通知各乡场的租股绅董，让他们把租股册籍拿出来，按册子上的户头通知人。每户出一个壮丁，没有壮丁的出粮出钱。第三步，等各乡场的人到了，不攻城，先占渡口。范华阶问为什么要占渡口。

侯宝斋把桌上的账册翻开，指着上面一行字解释：新津县每年从水路运进成都的粮食，少说也有三万石。这些粮食都要从新津渡口上船，走金马河进成都。占了渡口，成都的粮道就断了。赵尔丰手里有枪，但他的兵也得吃饭。断了粮，他的枪就是烧火棍。周鸿勋眼睛一亮，说五哥说得对，不跟他打阵地战，卡他的脖子。

侯宝斋点头，又加了一条：不准抢。他们是同志军，不是棒客。谁要是趁乱抢老百姓的东西，按码头规矩办。“码头规矩”四个字，在袍哥的语境里有明确的含义。周鸿勋和范华阶都点了头。当天夜里，周鸿勋带了两个人，摸黑走小路往成都方向去了。侯宝斋则连夜派人分赴新津县各乡场，通知租股绅董到侯家坝议事。派出去的人每人带了一张侯宝斋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只有一行字：“成都事变，速来议事。侯。”

条子上的字写得比秦载赓那面旗帜上的字还潦草，但收到条子的人都认得侯宝斋的笔迹。新津县十七个乡场的租股绅董，有十三个在第二天中午之前赶到了侯家坝。他们到了之后，侯宝斋把木片给他们看了，把成都的消息说了，然后提出了他的方案：每乡按租股册籍出丁，大乡五十人，小乡二十人，自带三天口粮，三天后在新津渡口集结。绅董们听了，有的拍胸脯说没问题，有的面有难色说回去商量商量。侯宝斋也不勉强，只交代了一句：今天的事，出了这个门，谁也不准往外说。

没有人去报信。不是怕侯宝斋报复，而是这些绅董自己就是租股股东，他们的田产、银钱和面子都押在那条铁路上。赵尔丰抓了股东会的领袖，就等于抓了他们的代表；赵尔丰在督署门口开了枪，就等于朝他们开了枪。他们也许不敢自己扯旗，但当有人替他们扯旗的时候，他们不会去告密。这就是同志军能够在数日内蔓延数十州县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袍哥的势力有多大，不是因为革命党的宣传有多成功，而是因为租股体系已经把数百万农户和川汉铁路公司绑在了一起。朝廷收路，触动的不仅是几个股东的股权利益，也是几百万农户每年从田赋里额外掏出的三到五钱银子。这笔钱对朝廷来说只是四国银行团借款的一个零头，但对一个只有十来亩水田的自耕农来说，是腊月里的一刀肉、正月里的一件新衣裳、春荒时的一斗米。当朝廷告诉他们，这笔钱白缴了，铁路归朝廷了，将来还要借洋债来修，而洋债的利息最终还是要从他们的田赋里出——这个账，不需要读书人来讲，每个农户自己就能算明白。

秦载赓在龙泉驿扯旗的时候，他身后的七八十人里，有一大半不识字。但他们都知道自己缴了多少租股银子。推鸡公车的那个汉子，四年缴了二两四钱；扛鸟铳的那个老农，五年缴了二两五钱；系红布带的孙泽沛，家里有十五亩田，七年缴了五两二钱五分。这些数字刻在他们的脑子里，比任何口号都更具体、更直接。九月九日，秦载赓的旗子从龙泉驿下场口移到了上场口的关帝庙前。

关帝庙是龙泉驿最大的公共空间，庙前有一片空场，逢场天能挤下上千人。秦载赓把旗插在庙门口的旗杆座上，那本来是用来插庙会彩旗的。白布黑字的“同志军”旗帜在秋风里猎猎作响，隔着老远就能看见。这一天，从龙泉驿周边各乡场赶来的人陆陆续续到了。他们不是秦载赓召集的，秦载赓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他们是听到了消息自己来的。

消息的传播渠道，是袍哥的“传帖”系统。所谓“传帖”，是袍哥码头之间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一张红纸帖子，上面写着几行字，盖上码头的印信，由专人骑马或步行送到下一个码头。下一个码头接到帖子后，照抄一份，再往下传。这种传递方式不需要电报，不需要邮局，甚至不需要识字——传帖的人把帖子上的内容背下来，口耳相传，也能把消息送到。袍哥的码头遍布四川每一个州县和大多数乡场，一个消息从成都传到川南的叙府，走驿道需要五天，走传帖只需要两天。

秦载赓在九月八日中午就发出了第一批传帖。他口述，孙泽沛执笔，帖子上的内容很简短：成都赵屠户杀股东，蒲罗九公被捕。

龙泉驿秦码头已扯同志军旗。各路码头速起接应。下面盖了龙泉驿“仁”字公口的印信——那枚印信是一方梨木刻的，上面只有四个字：“义气千秋”。这张帖子在当天下午传到了简州、金堂、双流。第二天传到了新都、郫县、温江。第三天传到了彭县、崇宁、灌县。每到一个码头，码头的管事就把它抄写几份，分送附近的乡场。乡场上的袍哥再把它抄写几份，分送更小的村落。这种几何级数的传播方式，使得秦载赓的帖子在三天之内覆盖了成都周边方圆二百里的区域。

帖子上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添油加醋，各地根据各自的听闻往上传话。这些添加上去的信息大多不实——赵尔丰虽然在督署门口开了枪，但死亡人数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多；蒲殿俊等人虽然被捕，但并没有被杀，更没有被悬首城门。但这些失实的信息反而加速了动员：人们听说蒲先生已经被害，便觉得和平请愿的路已经彻底堵死，除了武装反抗别无选择。九月十日，龙泉驿关帝庙前聚集的人已经超过了一千。秦载赓把这一千多人编成五个队，每队两百人左右。

编队的依据不是年龄、体力或军事经验，而是地域：龙泉驿本场的人编为第一队，柏合寺的人编为第二队，大面铺的人编为第三队，十陵的人编为第四队，西河的人编为第五队。这种按地域编队的做法，看似简陋，实则高明——同村同乡的人在一起打仗，彼此认识，不会临阵脱逃；队长就是本乡场的袍哥管事或民团团总，指挥起来没有障碍；粮草由各乡场自己供应，不需要建立统一的粮台。

武器仍然是大问题。秦载赓让各队把武器登记造册，结果如下：一千零几十人中，有快枪的只有十一人，枪型五花八门——三支汉阳造，两支老毛瑟，一支日本村田，一支英国马梯尼，四支说不清来历的土造快枪。有鸟铳的约二百人，铳管长短不一，有的铳管已经锈蚀，打不了几发就会炸膛。有梭镖和大刀的约四百人，梭镖头大多是熟铁打的，没有淬过火，戳硬物会卷刃。剩下的人拿的是锄头、扁担、竹矛，甚至有人空着手，说等打起来再从敌人手里夺枪。秦载赓看着这份清单，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样一支队伍，如果正面遭遇巡防军的一个哨，很可能一触即溃。巡防军的士兵虽然也不是什么精锐，但他们手里拿的是制式快枪，受过基本的队列和射击训练，有定期的弹药补给。同志军手里的鸟铳，打一枪要装一次药，射程不过五十步，下雨天火药受潮就放不响。梭镖和大刀也是冷兵器，在快枪面前几乎等于赤手空拳。

但秦载赓也知道，同志军的优势不在武器，而在人数和信息。巡防军一个哨只有四五十人，分散驻防在各州县，集中起来需要时间。而同志军可以在几天之内动员上千人，占据场镇、截断交通、围攻县城。巡防军如果分兵把守，每处兵力都不够；如果集中进剿，又顾此失彼。更重要的是，同志军的每一个人都是本地人，熟悉每一条小路、每一座桥梁、每一个可以设伏的山坳。巡防军是外来者，离了官道就寸步难行。九月十一日，秦载赓率领龙泉驿同志军离开关帝庙，向成都方向进发。

他们没有走驿道——驿道上有巡防军的卡子——而是走了一条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便道，沿着龙泉山的山脚，经大面铺、十陵，绕到了成都东门外十五里的赖家店。赖家店是一个小乡场，驻有巡防军一个棚，十四个人，由一个棚长带着。这十四个人守着一座小庙改建的营房，营房门口堆着沙袋，架着一门两磅小炮。

秦载赓的人摸到赖家店时，天已经黑了。巡防军的哨兵发现了动静，放了一枪。枪声在夜空中炸开，惊起了满树的乌鸦。秦载赓没有下令冲锋。他让第一队从正面佯攻，放鸟铳和鞭炮——鞭炮是事先准备好的，放在铁皮桶里燃放，声音和快枪差不多。巡防军的十四个人被正面的枪声和鞭炮声吸引，全部集中到营房正面还击。秦载赓带着第二队和第三队，从侧面的稻田里摸过去，翻过营房后墙，突然出现在巡防军背后。战斗只持续了一刻钟。巡防军死了两个人，伤了三个，剩下的九个人缴枪投降。同志军缴获了十一支快枪——都是汉阳造——二百多发子弹，还有那门两磅小炮和十二发炮弹。

秦载赓自己这边伤了五个人，都是正面佯攻时被流弹击中的，好在伤势不重。这是同志军打的第一次胜仗。战果不大，但意义重大：它证明了巡防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消息传开后，更多还在观望的乡场下了决心。九月十二日，华阳、双流、新都、郫县、温江等县的同志军相继扯旗，每处少则百余人，多则上千人。到九月十五日，成都周边已集结同志军数万人，分据各个要道和场镇，对成都形成了合围之势。

成都城里的赵尔丰，此时正坐在督署签押房里，对着一份电报草稿发愁。电报是发给北京军机处的。电文是赵尔丰的幕僚、督署文案委员周善培起草的。周善培是浙江人，举人出身，在四川做官多年，文笔老辣。他起草的电文措辞谨慎，既要说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又不能显得自己无能；既要请求朝廷派援军，又不能承认局面已经失控。赵尔丰拿着电文稿看了又看，用朱笔改了几处。他把“匪势蔓延”改成了“匪徒啸聚”，把“省城危急”改成了“省防吃紧”，把“恳请速派援军”改成了“请饬端方所部兼程来蓉”。

改完之后，他把电文稿递给周善培，让他再誊一遍。周善培接过稿子，没有马上誊写。他犹豫了一下，向赵尔丰进言：端方所部才从武昌启程，到宜昌换船，再走川江到重庆，重庆到成都还有八百里旱路。就算兼程，也得二十天。这二十天，成都怎么办？赵尔丰没有回答。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子。督署外面是成都的街市，往日这个时候应该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但现在街上冷冷清清，店铺关门，行人稀少。远处隐约传来钟声——那是文殊院的钟，不知哪个僧人在撞。钟声沉闷，一下一下，像敲在人心上。

赵尔丰关上窗子，转身对周善培说了一句话：把电文里那句“省防吃紧”，改回“省城危急”。周善培一愣，随即明白了。赵尔丰这是认了。他不再在乎朝廷怎么看他的能力，他只要援军尽快来。电报当天下午发出去了。在电文的末尾，赵尔丰亲笔加了一行字：“成都被围，援军尚无确期，职督谨率在城文武竭力守御，惟匪势日张，兵力单薄，恐难持久。”

这行字写得比平时潦草，朱砂在纸上洇开了几处。周善培誊写时，注意到“尚无确期”四个字下面，赵尔丰的笔锋压得特别重，几乎把纸戳破。他没有说什么，默默誊好，交给电报房发了出去。在督署的另一间屋子里，幕僚们正在整理一份从各州县汇总来的情报。情报写在一本红格账簿上，每一页记一个州县的情况。第一页是华阳县，上面写着：“华阳同志军约三千人，分据中和场、中兴场、窑子坝，驿道中断。”第二页是双流县：“双流同志军约两千人，占彭镇、黄水河，县城戒严。”第三页是新都县：“新都同志军约千人，据天回镇，成都北门不通。”

账簿一页页翻下去，温江、郫县、灌县、彭县、崇宁、简州、金堂……每一页都是一个坏消息。汇总的幕僚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小字：“截至九月十五日，成都四门外驿道均被截断，省城四面受困。”

这本账簿当天晚上送到了赵尔丰案头。赵尔丰翻开看了一眼，合上，对周善培说了一句话：把龙泉驿那个姓秦的，查清楚。他要看看，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周善培应了一声，转身去查。烛火在签押房里跳了一下，账簿的封皮上，“匪情汇录”四个字在光影里忽明忽暗。窗外，成都的夜很静，静得不正常——往日这个时候，街上应该有更夫敲梆子的声音、茶馆里说书先生的醒木声、夜归人的脚步声。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叫了两声又停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

这座有三十多万人口的省城，正在变成一座孤岛。而围困它的，不是哪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是那些在租股册籍上登记了名字的普通人。他们手里的武器粗陋不堪，他们的组织松散无序，他们的指挥官大多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但他们有一个朝廷给不了的东西：一个他们认为值得用性命去保卫的理由——他们的田产、他们的银钱、他们在这条铁路上押下的全部身家。赵尔丰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