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州兵变：端方之死

军需簿的封皮是深蓝色粗布，四角已经磨得发白。翻开时，有几粒发硬的米糠从纸页间掉下来。这是一本再普通不过的粮台账册：日期、名册、饷银数目、画押。十一月下旬的一页上，一个名字下面按了一个指印。指印偏左，军需官在旁批了两个字：“重画。”后面几页留着类似附注，有的写“墨淡”，有的写“未画”。这些字小得几乎要凑近才能看清。

它们不记录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只表明一件事——在资州停驻期间，鄂军第三十一标仍在按册发饷。领银的人隔几天排进粮台，画押，领钱，出门。手指按在纸上的力度不一，印出的纹路也深浅不一。军需官每天傍晚把墨迹晾干，合上簿子，锁进木柜。这只是日常。

日常持续到某一页便不再有下文。此后数日，资州官衙里的账册都失去了原先的意义。这份军需簿倒推回去，端方部队在资州停留，已经不能算正常的军事行动。

十月十三日前后，端方乘轮抵达重庆。他带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关防，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川查办保路风潮。船靠重庆时，成都已被同志军围困。

端方没有立即挥师北上，而是停下来看。看的不是重庆街面，而是从成都平原各处送来的军情。一份手抄军情单上，列着东路、南路、西路各股武装的旗号与人数。有些旗号后面被毛笔划去旧名，改写新名。端方从这份单子里读出一个局面：这些武装已经不是单纯的保路民众，而是堂口、团练和革命党人合流的当地力量。

他因此判断，单靠手里这两千多鄂军，不能靠进剿解决问题。他向朝廷建议招抚，并释放赵尔丰此前抓的蒲殿俊、罗纶等人，以分化对方。这个建议没有被立即采纳。

它引出的是另一种结果：朝廷觉得端方前进不够快，成都方面也把援军迟迟不到视为背弃。端方自己则不得不带着这支军队继续向北，进入四川腹地。这就是他后来停在资州的原因之一。不是他不想前进，而是前进本身已经失去明确目标。

沿途州县告诉他，成都城外的武装四处流窜，今日在东，明日在西。他要“查办”的对象，已经从一个铁路公司股东会，变成一片无法圈定的民变。行军走得慢，还有另一层原因。端方所统带的这支部队，大部分是湖北人。

他们从湖北出发时，任务是入川平乱。等他们走到川东、川中时，武昌已经革命。十月十日这一段，在有些人听来，简直像从别处传来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起初是不信，后来是恐慌。再后来，消息一层层传。

军队里不能说没有革命党，也不能说革命党只有几个。第三十一标在湖北新军中，原本就有些士兵受过革命报刊影响。入川之后，山路阻隔，邮递迟缓，但他们仍有自己的渠道。有人从宜昌、万县上来的商贩口中听到武昌的事情。有人收到家信。家信里写着某日武昌炸了工程营，某日改挂别的旗，写着谁家兄弟已经投了革命军。

这个消息让军队停在信纸的两面。一面是朝廷的出征命令，一面是家乡的起义。

军需簿上的银两，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发下去的。发银的人也许以为银子可以压住消息。但银子只能解决欠饷，不能解决一个人该把枪口对准谁。

十一月中旬，端方部队进抵资州。资州地处成都与重庆之间，算不上大城，却是川中官道上的一个收束点。

到这个时候，从成都方向南下的同志军，和从重庆方向北上的零星武装，已经被多次报称在城郊活动。端方没有继续向成都推进，也没有后撤。部队在城内及附近驻扎下来。这里离成都还有相当距离，离重庆也远，正好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

事实上，进退两种选择都不再向他敞开。东归需要经过即将不受控的州县，北上则是战场。资州成了这支两千多人孤军临时驻停的地方，也成了它内部矛盾最后爆发的舞台。

士兵们不满，并不只是向着端方一个人。他们与四川本地居民彼此疏远。资州百姓看这些鄂军，是外省来的兵，是朝廷派来打自己人的。鄂军士兵看资州百姓，是保路风潮里的“乱民”，是使他们有家难回的远地。城墙之内，两种人共同等待同一场事变。

端方察觉到了军心浮动。他做了一些事情。最直接的就是发钱。军需簿上那些墨点，有一部分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增添上去的。他发还积欠的饷银，许诺事平之后给予特别奖赏，还许了一些人的升迁。这些手段在正常情况下或许有用。

但此时武昌已经起义，士兵关心的不再是银两和顶子，而是湖北。端方要把军心拉回来，却无法提供那个最要紧的东西：一个可以继续效忠的对象。

在资州的日子里，消耗比驻扎更准确。端方通过电报与外界联系。四川的电报线时好时坏，资州电报局设在城内。端方派人去发报，催问朝廷方略，请求增援，也请示可否改道。回复有时来，有时不来。来的回复，往往只是要他“相机进止”。这四个字把责任推给了他，也把孤立留给了他。

十一月下旬，几件从军中出现的事情已经足以表明危险。士兵在营房里公开传看消息，不再避开官长。有些人把辫子盘在头上，不再梳理成从前那样。还有人说，与其在四川等死，不如先回湖北。这之后，营房里的短会便不再是偶然。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第三十一标的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代表，在城内一处营房里聚拢。在场的人不全是革命党。他们之间并无统一组织，许多人只是听凭同乡、同伍的招呼而来。会议时间选在夜最深的时候，城内安静下来，岗哨也乏了。有人用刺刀划破手指，把血滴进一只碗里。

这是一种古老的方式，在当时并不罕见。营房里的人用这种方式作誓，约定动手。他们作出的决定，就是杀端方。据后来鄂军兵变参与者在供词中所述，他们用刺刀划破手指，把血滴进盛酒的碗里，各人依次饮下。

这种说法带有自辩性质，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它至少透露出，动手之前，士兵们需要某种庄严的仪式，把一件犯上的事变成集体行动。酒和血，在他们的陈述里，是归乡、革命和保命绑在一起的混合。

天尚未亮时，他们从营房出来，向端方行辕走去。行辕在城内的一处官宅。端方与弟端锦都在其中。士兵没有立即开火，也没有层层包围。他们直接闯入。守卫人数有限，没有形成拦阻。

端方被士兵从屋里带出来。端锦跟着一起。他们被押出城。那时天刚亮，城门外有人看见一队穿军衣的人，架着两位官员向东门外的天后宫走。没有人喊口号。没有群众跟随。资州城街上还带着清晨的冷。

到了天后宫前，士兵停下。他们让端方兄弟站住。端方这个时候已经明白了。

根据事后流传的供词和回忆，他向士兵说话，说自己待部下不薄，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他的是：今天的事不是私仇，是国仇。这句话被视为兵变者的标准答复。它太像一个革命口号，但也可能真的在刑场上被说出来。

历史记载与士兵回忆在这里出现出入。可以确定的是，端方和端锦被斩。端方没有等到清廷的明确旨意，也没有等到成都。他死在资州城外的一座庙前，死在自己带出来的湖北新军手中。

这颗头颅很快被处理。士兵们找到一只煤油桶。资州城内的煤油，通常是运到长江边，再沿川中官道分销各州县。这种铁皮桶并不稀罕。桶中先倒空，再灌上煤油，端方的头被浸入其中。

这个处理非常具体，目的是防腐，也是一种标志。端方的头颅在桶中受到摇荡，像一件待发的货物。而它要运往武昌。路线是顺着长江东下。

这条水路，与端方入川时的路线相反。他来时逆流而上，他走时，只有一颗头颅顺流而下。这位官员入川，是在十月十三日前后。他死的时候，距抵达重庆前后不过一个多月。

这个人，在前清与民国都曾被视为开明人物。而在这个月，他在四川作为清廷权威，成了必须死去的前提之一。之所以必须，是因为他站在那个位置上：代表朝廷，代表统一，代表军队。杀掉他，就是要证给所有人看，这套军事体制已经不能再用。

朝廷派他入川时，或许以为派一个出身贵胄的满臣带兵，可以压制四川的局面。结果恰反。他有位、有关防、有兵、有饷。但到了川中，这些都改变了味道。

在资州街上，事后有些记载留在方志与地方笔记里。它们是零碎的。有人说那天清晨听见门外嘈杂，不敢开门。有人说天亮后看见兵士抬着一只桶走过。

有人说，端方在资州驻停期间，对地方供给依赖甚重，粮草、柴炭、马料皆取自城中，地方官东挪西凑。州署里有吏员记得，端方行辕催取灯油，一夜之间就要用掉平日半月的分量，因为行辕里的文书常常写到深夜。那些文书大多没有发出去。

兵变之后，有人在行辕后院的炭盆边拾到一堆纸灰。纸灰里还能辨出几个字：招抚、蒲殿俊、罗纶。没有人知道这些纸是什么时候烧掉的。

也没有人再去细分，是端方自己要烧，还是旁人替他烧。兵变发生后的第一天，资州城内的秩序没有立刻崩溃。士兵们杀了端方，还未决定下一步。

他们把端方首级放入煤油桶后，一部分人留在城里，一部分人向城外营房退去。城里商店半开半闭。有人从门缝里看见兵士在路上走，脚下没有平日操练的步点。他们不再听从官长口令，甚至不再列队。这种散乱本身，比杀人更让资州人不安。一支军队到那时候，只剩下带枪的人，不再是一支军队了。

端方的关防，不知何时被人从行辕带走。后来有人回忆，说那些天资州街头掉落的纸张很多，有的是抄写的武昌檄文，有的是旧官印的封皮。没有一份完整的官方文书。军队不再制作那些文书。地方衙门也不敢接。

以前，文书是权威的主要凭证，盖了印，就能调粮、派夫、封船。兵变之后，纸上的印突然不灵了。一个老吏在给重庆方面的呈文里写，资州“印信虽在，号令不行”。这八个字说得很准。

它说的是端方留下的局面，也是四川各地已经发生的局面。军需簿停下的那一步，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前，粮台每日还要照例记下领银多少、领米多少、支炭多少。二十七日之后，无人登账。粮台里没人被杀，只是不再有人来领饷，也不再有人来查账。簿子摊在桌上，墨迹很新，像被突然抽走了写字的人。

这本簿子后来辗转落入地方公署，几年后有人翻阅，发现最后一页写的是二十六日。二十六日，端方还活着。他的军需官还在算账。第二天凌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了杀他的人。

账本不懂革命。它只知道，钱没有花到该花的地方，或者花到了，也拦不住结局。端方在资州试着用发饷来拦。发出去的银两，并没有少给。

但士兵拿到钱后，想的是回家的盘缠。有人把饷银兑成铜圆，准备路上用。有人干脆说，钱可以不要，人要回湖北。军需簿上的数字于是成了反证：钱能买粮食，能买鞋子，能买一晚上的安静，买不来一个兵的服从。

清廷的军事权威，表面靠枪和军法维持，底下却靠发饷、升迁、处罚层层扣住。现在扣住这一切的环，先断了。鄂军士兵聚在营房里谈话，已经不止一夜。

他们谈到武昌工程营的枪声，谈到湖北军队已经倒向革命，也谈到自己的出路。有人提到端方是满洲大臣，杀了他可以表明心迹。有人担心在路上会碰到赵尔丰派来的兵。有人担心四川同志军不认他们。最后他们发现，各人担心的不同，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先杀掉眼前这个叫端方的人。

杀他，已经不是恨他。在士兵供词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能归”。这句话很朴素，没有“国仇”那样高。可能两句话都说过。前者说给同伙听，后者说给后来审判者听。陈述的人，各有各的打算。

端方兄弟被押到天后宫前，那里没有大操场上公开处刑的场面，也没有军营里的军鼓。士兵中的几个人站得近，抽出腰刀。刀在川中十月末的夜里已经沾了露水。

端方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后来出现两种以上说法。一种说，他声调很低，只求不要牵连弟弟。一种说，他提高了声音，说“我待尔等不薄”。无论哪一种，都承认士兵没有多听。有人回答了。

那句话被记录下来时，已经成了当时的通行口号：今日之事，非私仇，乃国仇。这话值得细看。

它不是士兵自己的词语。它更像革命报刊上的语言。兵变之后，需要对外解释，需要给武昌一个说得通的理由。于是士兵在供词里借用了这个话。

真正的、行动前的理由，也许只是“不杀不能归”。但这并不削弱兵变的意义，反而说明，士兵们必须从国家仇恨的高度来重述自己的行为，而不能只说想家。想家是私事，国仇才是公义。公义是新的政治语言。清廷已经无法提供公义，而革命可以。

端方死后，湖北士兵没有在资州久留。他们需要离开。去哪里，不同的人选择不同。一部分人向重庆方向走，想从那里换船回湖北。一部分人暂时留在川中，等时局再变。还有一部分人直接加入当地革命队伍。

这些人离开时，把枪背在身上，有的把军衣翻面穿，觉得那身军服已不属于自己。军服是朝廷发的，枪也是朝廷发的。现在它们都被带进了另一种阵营。清廷在四川的军事力量，没有经过一场大战，就这样从内部散掉了。

资州城外，天后宫前那块空地，很快又平静下来。当地人把地上的血迹用土盖住。也有人去庙里烧香，求个平安。

没有碑，没有标记。端方的尸身，据说被草草掩埋，后又被迁移。这些事，地方志里记得含糊。

人们更愿意记得那只煤油桶。桶里装着端方的头，很沉，要两个人抬。士兵们用麻绳捆了，封口。煤油从盖口缝隙渗出来，沿路滴落。有人老远能闻到那股气味。

那时四川的江边城市常运煤油，路上出现铁皮桶并不奇怪。但人们说，那只桶里装的不是煤油，是人头，是“端大臣”。话传得很快，越传越像真的。因为本来就是真的。

士兵沿着官道把桶送向东南。先陆路，再水路。他们要到武昌去，要把这个首级作为响应革命的凭证。

桶到长江边时，被抬上船。船家先是不肯载，后来看清是军队的人，不敢多问。船是往下游去的。下水船快，几天工夫就能到湖北地面。桶里泡在煤油中的头颅，随着江水一上一下。

那桶在船头，士兵轮流守着。他们守着它，像守着从四川带回去的一件公文。只是这件公文不需要纸，不需要印。它自己会说话。

从重庆到武昌，溯江千年，多少官船逆流而上，载着总督、钦差、督办和他们的仪仗。

端方来的时候，坐的也是这样的路。十月间，他正逆水入川，一路上看三峡的峭壁，看两岸的纤夫，看江水在船头分开。

如今，江水平静地流过船底。船顺水而下，越走越快。一个多月前的上行，和现在的下行，正是同一条长江。方向反转，前后的意味也彻底反转。上行是赴任，下行是献头。

其间没有发生大的战役，只有一城一日凌晨的短会，一次刺刀划破手指的誓言，一次没有军令的闯入，一只装满煤油的铁桶。这时候再看那本军需簿，最后停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那一行，像事情突然断掉的痕迹。它不记录夜里的密谋，不记录刀口划开皮肉的声音，不记录天后宫前的沉默。它只记录了一支部队最后的饷银，一个官员最后一天的供给。

历史里最重的部分，往往落在最轻的纸上。军需簿不是证据，它是一场解释的入口。从它进入，可以看到清廷军事机器如何在一支孤军里停止运转。

不是被敌人打散，而是被自己的士兵解散。敌人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家乡的消息。端方入川时，朝廷把他看作可以收拾四川的人。

他身上有满洲贵胄的身份，有办新政的声音，有统带军队的权力。但当时四川的问题，已经不能由一个满臣解决。铁路国有化使地方经济受损，租股牵动千家万户，赵尔丰的枪又打出了血案。这些事共同制造出一种局面：四川人不再把朝廷当作保护者；入川的鄂军，也不再把自己当作朝廷的人。

杀端方，不是某个人策划的阴谋，而是这种局面下的必然。谁站在他那个位置，都得先回答一个问题：你属于旧的朝廷，还是属于新的时代？端方用旧的方式回答，用发饷、升迁、招抚、文书。士兵用新的方式回答，用刺刀、血、口号和煤油桶。

那只桶终于离开四川。沿江上，有人看见它停靠在码头。士兵下船买饭。有人问起桶里是什么。答话的人吞吞吐吐。

后来，消息从码头传开：那是端方的人头，要送到武昌。于是人们不再问。清廷的封疆大吏，在川中百姓口中，逐渐成了“端桶里的人”。这是民间的冷幽默，也很残酷。它意味着，权威一旦破碎，最尊贵的名字也会落入最卑下的器物。桶是装煤油的，煤油是给灯用的，灯是夜里照明的。

如今灯不必再点亮，因为黑夜已经走到极处，就要换天了。在成都，赵尔丰困坐督署。端方被杀的消息传来，他比外人更慢接受。他原指望这支湖北新军能解成都之围，至少打通东路。现在，带兵的督办死在自己兵里，湖北新军四散，东路更加不可依靠。他的幕僚有人在夜里写了“援绝”两个字，写完又撕了。

成都城里的旗兵与巡防队还在，但数量有限，兵心不稳。城外的同志军没有急着攻城。他们知道，时间在他们这边。

赵尔丰的权威，随着端方的死，又被削去一层。清廷不再可能从湖北、从北方继续派兵入川。所有还在观望的人，都能算出这笔账。

这笔账的背面，是一个事实：四川已经出事了，但湖北更早出事了。端方把湖北新军带出宜昌，武昌便空虚；武昌起义反过来，又使这支入川军队失去了效忠的根基。

保路运动从来不只是四川一地的事情。铁路国有化，把四省不同的资本与愤怒串进同一条线。四川的租股小股东，湖北的学堂与军营，广东的商埠，湖南的士绅，都在这条线上。端方的死，就是一条线上的一个结。

这个结打得紧，把四川和湖北彻底连接在革命里。后来有人把资州兵变归于士兵的“偶然性”。他们说，端方如果不带湖北兵，或者带兵走另一条路，也许不会死。如果武昌不起义，也许不会死。这类“如果”没有多少意义。

端方不是一个坏统帅，也没有明显的残暴。他的死之所以无法避免，是因为他入川以后，所携带的每一件朝廷信物都先于他失去了效力。关防只能证明他是督办，不能证明他还有能打仗的兵。兵不能替他挡住家乡的消息，也不能替他去理解，为什么同一支部队会在资州城内自己散掉。

清廷的军事权威，表面是枪和军法，底下是一层一层的服从与供给。到端方这里，这层层相扣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士兵们最终执行的不是北京的命令，也不是四川的命令，而是营房里同志乡党的决定。这个决定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武昌起义在四川最痛的回应。

端方死后，资州官场没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州署的人闭门不出，街面的秩序暂时靠少量未走的士兵维持。几天后，这些士兵也各奔东西。端方的行辕被翻乱，公事纸散了一院子。

没有人烧，也没有人收。那部军需簿，便是在这一阵散乱中散出来，后来由地方公署收去。簿子摊开的最后一页，墨迹仍新。它写不到的地方，才是兵变真正发生的地方。

赵尔丰在成都接报时，已经无法再向外求援。端方的湖北新军本来是少数还可指望的力量。现在这支军散了，带兵督办死了，东路彻底断绝。他坐在督署里，面对的不再是城外的同志军，而是城内旗兵和巡防队渐渐不听征调的沉默。这种沉默比枪声更让一个总督不安。因为枪声来自城外，还有城墙可依；沉默却来自自己身边，没有人知道它会在哪一天变成第二个资州。

城外的同志军没有急于进攻成都。他们知道，只要城里的兵心继续浮动，只要各地州县一个接一个地倒向革命，成都迟早会自己开城。

端方之死，给四川各方发出了同一个信号：清廷已经派不出能收拾四川的人。派来的大臣被杀，派来的军队四散。剩下的，只能在成都内部完成一次交割。至于谁来接收，什么时候接收，以什么面目出现，都还悬着。

但这个悬着，不再是清廷拖延的时间。旧权力在四川已经卖不出任何代价，资州一颗人头便是最后的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