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政府的诞生：从保路到光复

这份文告最刺眼的，不是哪一行字迹潦草，而是同一页纸上两套语汇并排立着。它一面写四川脱离清廷、建立共和，一面仍给“前总督”留下一串旧式保障：所部边军暂驻川境，旗员生命财产一体保护。这

资州兵变军需账册与混乱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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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措辞不属于革命，它们来自十一月二十二日寰通银行谈判桌上最实际的讨价还价。

文告宣读的场合，是成都皇城明远楼前。五天前才谈妥的交权条件，被誊写成文告，要在一个迟来的仪式上念给几群彼此不信任的人听。

明远楼飞檐下新挂出白色旗帜，正中用浓墨写着一个“汉”字，旗角被十一月的风卷起又落下，拍在竹竿上发出轻而闷的响。台下几张方桌拼成礼台，铺着猩红毡布，四角用麻绳系紧；桌沿已磨得发白，毡布上留着折痕。

那天早晨成都天色阴沉，丹陛石上的青苔还没有干透，观礼的人三三两两站着，服饰混杂：新军士兵的灰蓝制服、咨议局士绅的长衫马褂、袍哥首领的短褂和腰间短刀。没有整齐队列，没有排练，连礼炮声也迟了半刻才响。

这面旗帜此前从未在皇城挂出过。皇城是前明蜀王府旧地，清初改为贡院，光绪末年又设咨议局于此。飞檐下换了旗，意味着这座建筑所代表的权力已经易主。

然而旗是仓促制成的，白布上墨迹浓淡不匀，“汉”字的一捺拖得偏长，下摆还看得见折叠后的印痕。它更像临时赶制的标识，而非酝酿已久的政治符号。

端方在资州被杀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已是十月下旬。确切日期各说不同，有记载作十月二十九日，也有依据民国初年报纸重新核定者，认为事发更早数日。

无论细节如何，赵尔丰接到的报告中只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朝廷派来四川的最高军事大员死了，随行鄂军一部溃散，一部宣布反正。成都由此失去最可能接近的外部援军。

端方入川时带着湖北新军一标，本要压平保路风潮，如今这一标人自己反而成了川省变局中的一股独立力量。赵尔丰的幕僚们在督署里反复核阅端方生前的电文，越核越觉得事情已无法以旧方式了结。

城内旗兵与巡防队的军心，也从端方死讯传开之日起明显浮动。旗兵额数有限，驻防成都已历两百余年，此刻最担心民军入城后满城被攻。

巡防队成分复杂，其中不少是四川本地招募，与袍哥、民军沾亲带故。赵尔丰能直接调动的兵力，并没有十足把握继续控制省城。

十月底，成都东大街、总府街商铺大半歇业，街面行人稀少，城门口盘查更严，但往往只是多问几句便放行，兵丁自己也知道这盘查维持不了多久。

在这样的情势下，赵尔丰开始与绅商代表接洽。十一月二十二日，谈判在成都寰通银行举行。

选择银行而非督署，本身就是一种姿态：督署是官厅，银行是商产；赵尔丰一方不再以主人身份接见士绅，而是作为濒临失去控制的一方，与地方精英商议善后。

参与谈判的官方代表有布政使尹良、提学使刘嘉琛、提法使龙愚溪、盐运使杨嘉绅、代理巡警道于宗潼、劝业道胡嗣芬、陆军协统朱庆澜、兵备处总办吴璧华。士绅一方，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首。

这些名字在几个月前还常出现在督署堂上，此刻却与蒲、罗相对而坐，彼此以平礼相待。座位没有严格品级排列，随员在房外等候，银行柜上的算盘声隐隐约约从楼下传来，与谈判桌上的问答混在一起。

这次谈判的核心，是赵尔丰交出四川政权，换取自己和家属的安全保障。蒲殿俊等人提出四川独立条件十九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四川脱离清廷独立，行政司法各权交与四川人自主，蒲殿俊暂主政事，赵尔丰将川边事务交出后，准其所部边军暂驻川境，所有新军、巡防军、水军由朱庆澜统辖，库银军械归新政府接管，满城官员旗人生命财产予以保护。赵尔丰方面除要求保障个人及家属安全外，几乎没有再提出更多条件。

谈判约三个小时。据在场士绅陈子立事后转述，蒲、罗等领袖对赵尔丰交出军权表示谢意，并承诺助其协济川边政务。

所谓“协济”，不过是在旧权威与新秩序之间搭一个可以下台的台阶，让赵尔丰退出成都时不至于以失败者的面目离开。

这份协议的实质，是旧权威在崩溃前与地方最具组织性的精英集团达成的权力移交契约。

赵尔丰试图以此保全自身，并延续一个由温和立宪派主导、旧官僚体系部分保留的有序过渡。蒲殿俊等人则希望凭借咨议局原有的政治声望和保路运动积累的民意资本，平稳接管政权。双方各有所图，因此在条款上互相留了余地。

赵尔丰不是被俘虏的总督，而是以协商方式退出川政；蒲殿俊不是以革命军司令身份入主成都，而是以咨议局议长身份暂主政事。

这种措辞上的平衡，决定了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它既不是清廷任命的延续，也不是革命党自下而上夺权的结果，而是两股势力在成都城里临时拼出的中间状态。四川军政府后来的许多乱象，都可以追溯到这份协议里的模糊地带。

保路运动推进到这一步，原有的组织层次并未消失。咨议局士绅靠选举和文书说话，袍哥靠公口和武装说话，新军靠军令和枪械说话。九月以后，这些力量在“保路”的共同口号下短暂合流，但合流不等于合并。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宣告成立，它们同时挤进了皇城，却没有人能够同时指挥这三套系统。

成立文告以赵尔丰名义发布，宣示四川自治，将权力移交新政府。新政府设都督一人，副都督若干，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罗纶任招抚局长，尹昌衡任军政部长。

文告中既出现“共和”字样，又保留大量旧官衔和旧式称谓。它一面宣称四川从此脱离清廷，一面确认原总督的安插条件；连“大汉”这一名号本身，也带有明显的种族政治色彩，与当时各省光复文告常见表述相似。

文告的歧义不在措辞水平，而在它必须同时面对几群完全不同的人。对咨议局议员和保路同志会士绅来说，“共和”意味着终于可以从立宪请愿转入实际执政。对袍哥和民军来说，“大汉”意味着清廷旗籍官员再也不能骑在他们头上。但对赵尔丰和部分旧官僚来说，这份文告只是把督署的印信换了一个受领者，秩序仍应维持，边军仍驻川境，满城仍受保护。

同一份文件被几方同时接受，不是因为大家对字句有共同理解，而是因为每一方都暂时需要这个仪式来完成眼前的过渡。

文告起草者显然也意识到这种分裂：他们不得不用“大汉”安抚排满情绪，又用“保护旗人”满足移交条件；用“共和”显示大势已变，又用旧式官衔保证旧人不再生事。每一组词汇背后，都站着一个不能得罪的群体。

这个过渡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不是因为“共和”二字有了统一含义，而是因为端方死后，成都已经没有第二种产生权力中心的办法。革命话语在这里第一次被大规模使用，但它不是从一场起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在旧总督与议会领袖的谈判桌上协商出来的。

典礼当天，明远楼前的礼台上摆着白布覆盖的桌案，案上放着印信和文告。

台下位置分布比文告本身更能说明新政权的实际结构。蒲殿俊站在台前正中，两侧依次是朱庆澜、罗纶、尹昌衡等人。

蒲殿俊是咨议局议长，朱庆澜是原新军协统，罗纶是保路同志会最活跃的演说者，尹昌衡是刚从陆军学堂出来的新军军官。这个排列本身就是妥协的结果。

台上的人彼此并不都相熟，有些只在谈判中见过一面，他们的交情大多建立在交换条件上，而不是建立新政权的共同理想上。新军军官穿制服，士绅穿长衫，袍哥首领中有人披着短褂，腰刀并不解下。

同盟会有人到场，但没有站在显眼位置——革命党在成都的力量远比重庆薄弱，此时还不足以主导政权。观礼者中，袍哥首领们站得最不整齐，有的抱着手臂，有的来回踱步，目光从台上扫到台下，又扫到皇城四周的墙上，像在估量这座建筑能不能守，值不值得占。

典礼没有持续太久。没有冗长祭天仪式，也没有铺张阅兵。文告宣读后，几声号炮在皇城外响起，旗帜在明远楼前升起。几个短句在新老士兵中传开，大意是四川光复，清廷在川统治结束。

观礼者中有人鼓掌，有人沉默。满城方向没有任何动静，那里仍然驻着旗兵，城门紧闭。督署附近的巡防队营房也没有换旗，士兵照常出操，好像城中的变化与他们无关。新政府还没有派人去接收巡防队。

接收需要一个命令，而命令需要一个愿意执行的人，但朱庆澜和尹昌衡对巡防队归属尚存分歧。于是那些旧营盘在典礼当天没有任何变化，仿佛成都城里同时存在两个世界：一个在皇城中高呼光复，另一个在城墙下照常度日。

这种并行不悖的状态，正是过渡政权最真实的写照。它没有力量立刻改变一切，只能先改变最显眼的那面旗。

这种表面平静没有维持几天。军政府成立后，最先遇到的问题不是外界进攻，而是内部人事与财政。蒲殿俊虽是都督，军队统辖权却在朱庆澜手中。朱庆澜是赵尔丰旧部，新军协统，他对新政府的忠诚不来自革命理念，而来自交接条件中的安排。

罗纶任招抚局长，负责收编各地袍哥武装，但袍哥组织松散，首领众多，从来没有统一号令。尹昌衡任军政部长，却对朱庆澜统辖军队的局面颇多不满。

几个副都督府之间政令重叠，人事纠纷不断。军政府机构在咨议局旧有房舍里搭起来，许多属官没有切实职责，只是按旧式衙门名分各管一摊。都督府令文与军政部令文并排放着，究竟哪一个算数，往往要看当事者兵力和关系。

旧时书吏仍在誊抄文案，但他们誊抄的纸上，抬头已经从督署换成军政府，内容却还是催粮、派差、调营那一套。新旗帜没有改变旧工作的本质。许多原在督署当差的吏员摇身一变成了军政府职员，并不关心共和是君主制还是总统制，只关心这个月的工食银从何处支领。

军政府成立初期的会议记录如今已不完整，但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中，仍可看出会议桌上的紧张。

一次关于军队编制的会议上，尹昌衡提出新政权军队应当重新改编，不能照旧由原新军协统掌握。朱庆澜当场反对，认为军心未定，改编只会引发兵士哗变。蒲殿俊没有作裁决，只说明此事再议。

罗纶很少发言，他的精力更多放在与袍哥各公口联络上。尹昌衡与朱庆澜的分歧，自会议第一天起就种下了。

这种分歧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新政权缺少统一军队这一基本事实的直接后果。再好的文告也无法凭空变出一支听命于都督的武装。

蒲殿俊不是不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但他手里筹码太少：他的声望来自咨议局和保路运动，这两样在和平议事时很有分量，在士兵和袍哥面前却不顶用。会议桌上的沉默，往往比争吵更让人不安。

蒲殿俊不裁决，不是因为没有判断，而是因为无论怎么裁决都会得罪一方。所谓都督，在那样一张桌子前，不过是一个疲于维持场面的人。

另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是赵尔丰的处置。根据交接条件，赵尔丰交出政权后，准其所部边军暂驻川境，本人也暂留成都。军政府成立后，赵尔丰住在督署后园，仍有一批亲兵随侍。

城中民军和袍哥公口对赵尔丰恨意极深，九月七日枪杀请愿群众的旧账并没有因政权更迭而消除。各地同志军陆续开入成都附近，最普遍的口号就是杀赵。

蒲殿俊不愿背上杀赵名声，又不敢公开站在赵尔丰一边，只能拖延。尹昌衡则另有所图，他多次对周围人表示，赵尔丰留在城中一日，新政府就一日不得安稳。但在当时，他的话还不能直接变成行动。

蒲殿俊所据的“约”，是寰通银行谈判桌上写下的条款；尹昌衡所看到的，则是城内外已经聚起来的愤怒。两者都有现实依据，却指向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

新政府因此在赵尔丰问题上左右摇摆，每一次拖延都让愤怒者更有耐心，也让阴谋者更有耐心。

军政府内部由此分成两种声音：一种来自议会和旧官僚，主张按约办事；一种来自新军和袍哥，主张杀赵立威。两种声音没有公开决裂，但都在暗中争取支持者，形成两股暗流：一股要让赵尔丰活着离开成都以全信用，一股要让他死在成都以平民愤。

蒲殿俊夹在中间，既不能下逐客令，也不能下镇压令，只能一天一天地等。等的结果不是问题自然消解，而是更多不愿再等的人开始自行谋划。

财政困难更加直接。成都库银本就不多，保路风潮数月间商市凋敝，税收几乎中断。军政府接手后，各营士兵军饷补发成了头等难题。蒲殿俊派人盘查银库，发现存银远低于预期。朱庆澜要求先补发新军拖欠的饷银，否则军队无法维持；罗纶主张先安抚袍哥武装，不能让他们因无饷散入乡间。

几项开支加在一起，已经超出库银所能负担。军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财政会议，最后以争吵收场。有人主张暂借商款，有人主张电请重庆军政府分担，但重庆方面同样财政拮据，且与成都没有统属关系，短期内不可能有银钱解来。

所谓“共和”，落到账册上，不过是一串无法同时满足的数字。四川财政收入本就不宽裕，保路风潮以来，租股征收完全停顿，田赋和厘金又因各地独立而断绝，军政府拿到的只有几处库房余银和城中勉强催收上来的税款。这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更不足以养活数支互不统属的军队。

皇城内外的对比，最能看出新政权的尴尬。明远楼上的“汉”字旗还挂着，但皇城两侧的咨议局办公室已成了各路人马争相进驻的场所。前几日还是保路同志会演说者的士绅，现在忙于签发委任状；袍哥首领带着随从在走廊里等候，要求兑现承诺；

新军传令兵骑马进出，带来各地关于清军残部和民军冲突的报告。文告中“共和”二字并未给皇城带来新的行政秩序，反而让旧秩序在最短时间内被拆散，新秩序又一时建立不起来。办公桌上积压的案卷，仍是保路风潮之前田赋、厘金、团练一类旧事。新政府要处理的，不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制度，而是如何让旧制度不立即散架。革命在皇城里只改了招牌，还没来得及改动墙内任何一个房间。

十一月底，各地同志军在成都附近越聚越多。有的打着“大汉”旗号，有的仍用保路同志会名义，还有的自称“同志军某路统领”。他们不是一股力量，而是几十股甚至上百股各自独立的地方武装。罗纶作为招抚局长，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这些统领，给其中一部分发委任状，给另一部分发遣散费。

委任状用纸不一，有的盖着新政府印，有的来不及盖章，只由罗纶签一个字。这些分散招抚来的武装，名义上归军政府统辖，实际上仍听命于各自的袍哥公口或乡团首领。招抚局门槛几乎被踏破，但真正能调到成都城下听命的，并没有几个营。

保路运动后期在川中乡村形成的同志军，不是一支司令部统一指挥的队伍，而是地方首领以保路为旗各自拉起来的武装。他们对成都政权的服从，取决于成都政权能拿出多少现钱、多少官衔，而不是什么政治纲领。

尹昌衡看得很清楚。他在军政部对身边人说，只有把兵权拿到手里，这个政府才不是纸上的共和。这番话后来被反复引用，真伪已难分辨，但与他的行动方向一致。

尹昌衡出身四川彭县，与新军中的四川籍军官多有往来，和袍哥公口也有联系。他既不是咨议局议员出身，也不是赵尔丰旧部，在蒲殿俊和朱庆澜之间，他的位置反而最自由。军政府成立后，他一面参与军政部事务，一面秘密联络新军中的川籍官兵和几个袍哥首领。这些联络还没有变成明确计划，但关系网在十二月初已经形成。

他频繁出入新军营地，与士兵一起吃饭，说话时四川口音很重，不摆官架子。据新军士兵后来回忆，尹昌衡对士兵说，四川人的天变了，但变天不能只靠几个穿长衫的老爷，还得靠拿枪的人。这类话在当时的新军中有很大煽动力。四川新军本以川籍士兵为主，保路风潮以来，许多人对赵尔丰和端方征调入川的客军早有不满。

尹昌衡把自己放在“四川人拿枪”的位置上，与蒲殿俊、朱庆澜都拉开了距离：蒲殿俊代表咨议局里的四川人，朱庆澜代表巡防队和旧军中的四川人，尹昌衡要争取的，则是新军士兵和袍哥中的四川人。同一个“四川”，在不同人嘴里有不同的兵力基础。这种地域认同的放大，正是旧官僚体系瓦解后最容易被利用的资源。

尹昌衡没有提出系统的政治纲领，甚至很少谈“共和”二字。他谈得最多的是“四川人的枪”——这个说法简单、直接，恰好切中新军士兵对客军和旧军官的不满。

袍哥方面，尹昌衡早有交往。成都袍哥公口众多，各公口有“大爷”主事，下辖若干“兄弟伙”。保路运动后期，袍哥组织在各地迅速膨胀，许多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加入其中。

他们对咨议局士绅并无好感，认为这些人不过把清朝的官换了一个名目。对尹昌衡，他们倒愿意亲近，因为尹昌衡通袍哥门道，说话不绕弯。尹昌衡与几个公口大爷往来密切，其中一些姓名在后来的袍哥口传中被反复提及，夹杂大量渲染和附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十二月初，尹昌衡已经掌握城内外几支袍哥武装的联络办法。这些武装平时分散在成都各门附郭和郊县，没有大事各归各口，一旦有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聚集起来。

他们不是正规军，缺乏严整队形和统一装具，但人数众多，熟悉街巷地利，又受袍哥公口节制。对尹昌衡来说，这是现成的兵源，只缺少名分和时机；对蒲殿俊来说，这是潜在的危险，随时可能在城内生乱，却又不能用旧日捕厅办法去弹压。军政府成立后，成都城防实际上已不在于城门是否紧闭，而在于这些分散的力量由谁节制。

蒲殿俊并非不知道这些。作为咨议局议长，他对成都城内人际网络并不陌生，但他没有足够军队压制尹昌衡，也没有足够财力收买袍哥。朱庆澜虽统军队，但新军欠饷未清，士兵情绪不稳，对军政府谈不上忠诚。

蒲殿俊只能通过发布文告、调节人事来维持平衡。这个平衡非常脆弱，任何方向破裂，都可能让军政府成立时的妥协彻底崩溃。他每日在皇城办公桌前面对的是同样一批问题：军队改编没有结论，财政筹款没有着落，赵尔丰去留没有决断，成都与重庆合并没有结果。四件事搅在一起，每一件都牵动其他三件。蒲殿俊的慢性子，过去在咨议局议事时是稳健，如今在军政府执政时却成了优柔。

城中的局势不等人，可等的人往往又握有最多名分。这个矛盾，是咨议局议长出身的都督无法绕开的困境。他可以用十九条协议换来一个都督名号，却换不来统领乱局的果断和能力。

重庆方面的军政府，比成都早二十余日成立。两相对照，成都的优势在省会地位和赵尔丰交权后的法理连续，重庆的优势在革命党人更早控制军队和地方。双方都自称代表四川，互不统属。蒲殿俊一度希望通过咨议局旧议员联系促成合并，但重庆方面对蒲殿俊接纳赵尔丰旧部、延续旧官僚体制的做法并不满意。合并谈判拖到十二月，仍无结果。

成都军政府文告中“共和”的口号，无法弥合两个政权之间实际存在的派系差异和权力竞争。成都说重庆是“偏隅一方”，重庆说成都是“前清余孽”，两边文告所用革命词句越来越像，相互之间的猜忌却越来越重。后来双方逐渐转向合并，并在1912年初形成统一的四川军政府体制，但那是经历更多变故之后的事。眼下，两个政府隔着川中数县对望，谁也没有能力真正吞并谁。

赵尔丰的存在使这种矛盾更加尖锐。重庆方面一再通电，要求成都处置赵尔丰，以彰革命；城中民军和袍哥公口也以此为旗，三天两头鼓噪。蒲殿俊在多个场合表示，赵尔丰已交出政权，应依约保护其安全，不可背约杀人。这个说法从法理上站得住，但在当时那种情绪下，反而显得软弱。尹昌衡没有公开反对蒲殿俊，却在私下不断释放信号，让袍哥首领们相信赵尔丰的事不会永远拖下去。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成都气氛已经非常紧张。新军欠饷仍未解决，巡防队旧士兵与袍哥武装在城外频生摩擦，满城旗兵紧闭城门自守，城内米价上涨，人心浮动。军政府成立时的喜庆早已退去，留下的是一堆没有答案的具体问题。蒲殿俊每天在皇城办公，收到的文件从早到晚不断。

四川各州县有的已自行宣布光复，有的仍由旧知县掌权，有的被同志军占据。军政府的命令出不了成都城，甚至出不了皇城几道门。州县官们习惯旧的统属关系，对于咨议局议长出身的都督谈不上真正服从。他们中有人还在等赵尔丰复出，有人已暗中与重庆通信，有人索性关上城门，自己作一方之主。

四川的光复，在成都看来是一个整体事件，在州县看来却是无数个互不相通的地方事件，各有各的节奏和理由。成都军政府想把这些碎片重新拼起来，却没有掌握足够的线。旧朝廷治下的四川本就不是铁板一块，如今旧朝廷一撤，裂缝立刻都露了出来。

十二月初，关于军队改编的讨论再次被提上日程。蒲殿俊希望通过改编，把新军、巡防队和被招抚的袍哥武装统一起来，减少各系统间摩擦。

但这个方案在会议上遭到朱庆澜和尹昌衡同时反对：朱庆澜不愿交出新军统辖权，尹昌衡则不愿让朱庆澜继续执掌军队。两者僵持不下，会议无果而终。散会后，有人在皇城走廊上听见尹昌衡对随从说，这个政府若不换一个拿枪的人来坐，过不了年。这话传出去后，人心更加浮动。所谓“拿枪的人”，并不专指尹昌衡自己，但当时成都城里，够得着这个说法的人并不多。朱庆澜手里有兵，但他与赵尔丰的关系使他无法被袍哥和民军接受；尹昌衡手中无正式兵权，却与拿枪的人最接近。

他缺的只是一次机会，一个能够让他在新旧军人、袍哥公口和观望者之间同时获得承认的转折。那个转折还没有到来，但城中的空气已经预示了方向。欠饷的士兵等着有人发话，失业的吏员等着新衙门派事，聚在城外的同志军等着入城的机会。所有人的等待叠加在一起，就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

蒲殿俊坐在都督府里，签发的文告越多，越显出自己的无力，因为真正能解决这些等待的，不是一纸文书，而是一支愿意服从都督的军队，和一个愿意杀人的命令。尹昌衡所说的“过不了年”，很快就不再是个人判断。十二月八日，成都东较场点兵的时刻，终于到了。这一天的发生不是突然的。从端方死讯传来，到赵尔丰交权，再到军政府成立，一连串事件已经将成都的权力关系推到临界点。明远楼上的“汉”字旗还没有旧，皇城里的委任状墨迹还没有干透，新的冲突已经在旧矛盾的土壤上长了出来。

大汉四川军政府的诞生，标志着保路运动从经济维权走完了向政治光复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并没有带来稳定的新秩序。它以一份协议开始，以一面仓促制成的旗帜为象征，把咨议局士绅、原新军军官、袍哥首领和革命党人暂时捏合在同一个仪式里。仪式结束后，财政、军队、敌旧、政权、民团，每一个问题都回到更日常、更具体的层面，压在这个脆弱的联盟身上。

四川军政府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带着旧时代的幽灵与新的权力裂隙。这些裂隙不会因为文告中的“共和”二字自动弥合，它们只会在欠饷的兵营里、在袍哥的公口里、在关于如何处置赵尔丰的争论里，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把这个仓促诞生的军政府拖入新的变局。旧朝代的忠诚已经死去，新秩序的服从还没有学会。成都城里的这面“汉”字旗，暂时只能挂在皇城上，却不能真正遮住即将从东较场传来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