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股东特别大会上的裂帛之声

铁路公司大礼堂的条案上，摊着一份刚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抄件。不是原件。原件在总督衙门，赵尔丰压了两天，才派人送来一份抄本。抄本用的是督署公用笺，红格竖行，楷书誊写，字迹工整得近乎冷漠。

晚清电报抄件与愤怒股东群像

AI 生成插图，非史实影像。

电报内容不长，但每个字都重——上谕宣布干路国有，川汉铁路公司所有股款、工程、器材，须造册呈报，听候邮传部派员接收。

礼堂里坐了四百多人。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从各州县赶来，最远的走了七八天路。条案上除了电报抄件，还摆着公司的股款清册、工程进度表、租股征收底账。这些账册原本是为年度股东常会准备的，现在用途变了——它们不再是经营报告，而是证据。

主持大会的是公司总理曾培。他站起来，手里捏着那份抄件，嘴唇动了动，没出声。礼堂里的私语声渐渐平息，不是安静下来听宣读，而是某种更沉重的东西压住了人声。前排有人咳嗽，后排有人挪椅子，木腿刮过青砖地面的声响，在突然空旷下来的礼堂里格外刺耳。曾培开始念。“着将川汉铁路公司所有干线，收归国有。”

念到这一句时，他没有停顿。但礼堂里的空气变了。四百多人的呼吸仿佛在同一瞬间被抽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不是默许的死寂，是震惊与愤怒凝结之前的那个瞬间——就像裂帛之前，织物纤维绷到极限时那一声听不见的呻吟。

曾培继续往下念。关于股款处置，上谕说得含混：“所有商办铁路公司历年已收股款，应即由邮传部查明实数，妥拟办法。”没有利息承诺，没有偿还期限，没有违约补偿。只有“妥拟办法”四个字，把数百万两实缴资本变成了一笔待处理的账目。

坐在第二排的罗纶摘下了眼镜。他这个动作很慢，慢到旁边的人注意到他手指在抖。不是愤怒的颤抖——后来有人回忆，那是某种更深的震动，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握着的契约，被对方单方面撕毁了。

罗纶是咨议局副议长，也是川汉铁路公司董事。他经手过租股征收章程的修订，知道那些股款是怎么来的。每亩田赋附加三成，中等农户一年缴银三钱到五钱不等，连续缴了七年。全省七千多万亩田地，数百万农户，一笔一笔凑出了账面上的数字。

这不是资本家的投机，不是商人的投资，是从田赋里硬抽出来的。曾培念完了。他把电报抄件放回条案，没有坐下，也没有宣布进入下一项议程。他站在那里，像是在等什么。礼堂里没有人说话。后来有报纸报道描述这一刻，用了四个字：“四座寂然。”

二

打破沉寂的是罗纶。他站起来，没有走向讲台，就在座位前转过身，面对身后的股东代表。这个动作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脸。后来有人在日记里写道，罗纶开口时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压出来的。他没有先讲法律，没有先讲章程，没有先讲朝廷失信。他讲的是租股。“诸君，”他说，“川路股款，不是哪一家银号存的，不是哪一个大股东出的。是四川七千万百姓，每亩田里抽出来的。”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开始发颤。“每亩三钱五钱，在座诸君或许觉得不多。但请诸位想一想，川北山地的农户，一年收成不过三五两银子。三钱，就是一成的赋税。缴了租股，还要缴正赋，还要缴地方捐。七年下来，有些农户连田都典出去了。”

礼堂里开始有人低声咳嗽。不是真的喉咙不舒服，是那种用来掩饰情绪的声音。罗纶没有停。他讲到朝廷的承诺——光绪二十九年奏准商办时，上谕里写的是“官为保护维持”，写的是“以顺舆情”。他讲到咨议局的议案——每年股东常会，账目都要造册呈报，每项工程都要股东议决。他讲到那些账册——此刻就摊在条案上，一笔一笔，清清楚楚。“现在，”他的声音突然拔高，“一纸上谕，就要全部收走。没有问过咨议局，没有问过股东会，没有问过缴了七年租股的四川百姓。只凭邮传部一句话，就要把我们数百万两股本，变成四国银行借款的抵押品！”

后来有在场者回忆，罗纶说到这里时，“声泪俱下”。这不是修辞，是事实。眼泪从他脸上淌下来，他没有擦。声音哽咽，但字句不断。他身后的股东代表里，有人开始用袖子擦眼睛，有人低头摘下眼镜反复擦拭，有人攥紧了拳头搁在膝盖上。

啜泣声是从后排先响起来的。起初只是零星的几声，压抑着，像是怕被人听见。但情绪是会传染的。当第一个人不再压抑，第二个人就会跟上。很快，啜泣声连成了一片。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拼命忍住却忍不住的低声呜咽，四百多人的呜咽混在一起，像一阵低沉的闷雷滚过礼堂的屋梁。

罗纶没有再说下去。他站在那里，眼泪流了一脸，嘴唇还在动，但已经发不出声音。有人站起来扶他坐下。是邓孝可。## 三

邓孝可是《蜀报》主笔，也是法政学堂的教习。他是股东代表里少数几个懂法律的人——不是只读过《大清律例》那种懂，是真正研究过民商法、熟悉公司条例的那种懂。他没有像罗纶那样从情感切入。他走到条案前，拿起那份电报抄件，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把抄件举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诸位请看，”他说，“这上面只有上谕。没有合同原文，没有借款条件，没有股款处置细则。邮传部让我们造册呈报，却连一个字的承诺都没有给我们。”

他放下抄件，拿起条案上的股款清册。“川汉铁路公司实收股款，截止宣统三年四月，共计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余两。其中租股九百二十八万七千余两，占总额七成七。诸位，这不是哪一个大股东的钱，不是官股，不是洋款。是四川百姓按亩摊派的血汗钱。”

他把清册放回条案，手指按在封面上。“按照公司律，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按照奏准章程，川汉铁路公司是商办，不是官办。朝廷可以收路，但必须经过股东议决。股款是我们的产权，不是朝廷可以随意处置的浮财。”

礼堂里的啜泣声渐渐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硬的东西。邓孝可没有讲大道理。他讲的是契约。“光绪二十九年，朝廷准我们商办。那是朝廷与四川百姓之间的契约。契约上写得明白：公司由股东公举总理，由股东会决定工程，由股东会审核账目。现在朝廷单方面毁约，这不是政策调整，是违约。”

他停顿了一下。“违约，就要承担违约的责任。”

后来有人在报上记录邓孝可的演说，说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破约保路”。不是反对国有，是反对违约。不是拒绝交路，是要求朝廷先履约——先偿还股款，先承担亏损，先给股东一个交代。这个措辞很巧妙。它把四川绅商的诉求，从“抗旨”变成了“维权”。抗旨是政治罪，维权是经济纠纷。在法理上，这个区别至关重要。邓孝可接着说：“我们不是反对朝廷。我们是要求朝廷遵守自己的承诺。破约的是邮传部，不是我们。我们要保的，不是一条铁路，是四川百姓的产权，是朝廷与百姓之间的契约。”

他说完这句话时，有人站了起来。是坐在中间的一个股东代表，从资州来的，姓王。他站起来，没有说话，只是举起右手，像是在学堂里回答先生提问。然后第二个站了起来，第三个，第四个。不是有人喊口号，不是有人带头。是自发的，一个接一个，像是某种无声的表决。不到半盏茶的工夫，礼堂里所有人都站起来了。邓孝可看着这一幕，把手里的电报抄件放回条案。后来他在《蜀报》上写了一篇社论，没有提自己演说后全场起立的细节，只是写了一句：“股东特别大会，以全场起立通过破约保路宗旨。”

但当时在场的人知道，那一刻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次例行的商业会议，不是股东们讨论分红比例或工程进度的场合。这是四川绅商阶层第一次集体意识到，他们不是盛宣怀账本上可以一笔勾销的数字。他们是手握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两实缴资本的产权主体。而产权，是需要被尊重的。## 四

大会进入决议阶段时，已经是下午。曾培恢复了主持。他没有再宣读任何官方文件，而是把条案上的账册推到一边，铺开一张白纸，开始记录决议。

第一项决议：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这个名称是邓孝可提议的。他没有用“保路会”，没有用“股东联合会”，特意加了“同志”两个字。“同志”不是商业用语，是政治用语。它意味着这不再是一群股东在维护自己的股权，而是一群人在维护共同的信念。

决议文告的措辞很谨慎。开头第一句是“为恳请代奏事”，表明他们的诉求渠道是合法的——通过四川总督代奏朝廷。第二句是“川路股款，系四川百姓按亩摊派之血本”，把股东身份扩大到了全川百姓。第三句是“干路国有政策，未经资政院议决，未经四川咨议局议决，实属违法”，把经济诉求上升到了宪政层面。

文告的核心要求有三条：一、收回成命，川路仍归商办；二、如必欲收归国有，须先偿还全部股款，并承担公司历年亏损；三、借款合同须交资政院议决，不得以路权作抵。这三条要求，每一条都打在盛宣怀方案的痛处。

盛宣怀的方案是：先收路，后算账，算账的标准由邮传部定。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方案是：先算账，后收路，算账的标准由股东会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产权逻辑。

曾培把决议文告念了一遍。四百多人举手通过，没有反对，没有弃权。第二项决议：派代表赴京请愿。

请愿代表定了五个人。领头的是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其余四人分别代表股东、学界、商界和租股农户。请愿书的内容与决议文告一致，但措辞更软——不是提要求，是“恳请圣鉴”。这是体制内的最后一步，也是给朝廷留的最后一点面子。

第三项决议：通电各省咨议局。电报稿是邓孝可起草的。不长，但信息量很大。开头通报了川路股东特别大会的决议，中间陈述了川路股款的来源和数额，结尾呼吁各省咨议局“共维大局”。没有直接攻击朝廷，没有煽动对抗，只是通报情况。但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这份通电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宣示——四川咨议局不再把这件事看作一省之事，而是把它推向了全国。三项决议通过后，曾培宣布散会。但没有人离开。

股东代表们三五成群地聚在礼堂里，聚在走廊上，聚在院子里的银杏树下。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安排，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他们需要说话。在大会上，他们听别人说，举手表决，但自己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

有人掏出随身带的账本，跟邻县的代表对数字：你们县租股收了多少？你们县缴了多少？你们县的农户缴不起租股的有多少？数字一对，大家发现，情况都差不多。租股征收越来越难，农户欠缴越来越多，有些县已经出现了整村整乡的抗缴。不是因为朝廷收路，是因为农户实在缴不起了。

有人说起北京的消息。邮传部跟四国银行团签的借款合同，利息五厘，九五折实收，以两湖厘金和川粤汉铁路作抵。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廷借洋款修铁路，抵押品是地方税收和路权。而四川百姓缴了七年的租股，不仅拿不回本钱，还要用自己的税收替朝廷还洋债。

这话一说出来，院子里安静了一下。然后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不是把我们当傻子吗？”

没有人接话。但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涟漪在每个人心里荡开。## 五

散会后，不是所有人都回了住处。成都的六月，天黑得晚。酉时三刻，天还亮着。

从铁路公司大礼堂出来，往东走半里路，就是东大街。往西走，穿过几条巷子，就是少城。成都的茶馆，多数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东大街的鹤鸣茶社，是成都最有名的茶馆之一。上下两层，楼下是大堂，摆着二三十张方桌，楼上隔成了几个雅间。雅间不大，一张八仙桌，四条长凳，推开窗户能看到街景。鹤鸣的茶不便宜，一壶上好的蒙顶甘露要二钱银子，但雅间的门一关，外面的人听不见里面说什么。

那天晚上，鹤鸣茶社楼上的三个雅间都被人包了。包雅间的不是一个人。是几个股东代表凑的份子，一州县出一份，凑了三间房。来的人也不全是股东代表。

有咨议局的议员，有法政学堂的教习，有《蜀报》的编辑，还有几个穿长衫但不像是读书人的人——他们说话不多，坐在角落里喝茶，眼神很安静，但看人的方式不像是在看，像是在记。后来有人回忆，那天晚上鹤鸣茶社的雅间里，至少有三拨人在同时说话。第一拨是股东代表。他们在算账。

不是算公司的账，是算政治的账。朝廷收路，四川损失多少？邮传部借款，四国银行团赚多少？如果朝廷不肯还股款，四川有什么办法？

有人说，办法只有一个：不让朝廷接收铁路。但怎么不让？靠股东会决议？靠请愿书？靠通电？这些办法都用了，但朝廷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第二拨是咨议局议员和学界人士。他们在讨论法理。铁路国有政策，未经资政院议决，是不是违宪？朝廷与四国银行团签借款合同，未经各省咨议局同意，是不是侵权？如果朝廷违约在先，地方有没有权利拒绝执行？这些问题，在《大清律例》里没有答案。但有人在法政学堂的讲义里找到了依据——不是大清的依据，是日本的依据，是英国依据。民商法里有一条原则：契约双方地位平等，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或解除契约。

第三拨是那几个穿长衫不说话的人。他们不是股东代表，不是议员，不是教习。他们是袍哥。袍哥是四川的民间秘密结社，在城乡基层有庞大的组织网络。

他们的“舵把子”——也就是首领——控制着码头、集市、盐井和部分地方的税收包缴。袍哥与绅商阶层的关系很微妙：绅商看不起袍哥的出身，但需要袍哥的基层动员能力；袍哥不信任绅商的清谈，但需要绅商的合法身份和社会资源。在此之前，这两拨人很少坐在一起喝茶。

但那天晚上，他们坐在了一起。不是有人刻意安排。是股东代表里有人认识袍哥的舵把子，散会后在路上碰见了，说找个地方坐坐，就一起来了鹤鸣。

到了雅间里，大家一聊，发现立场出奇的一致：朝廷收路，损害的不仅是绅商的利益，也是袍哥的利益。因为很多袍哥舵把子同时也是租股征收的中间人——他们帮官府向农户收租股，从中抽头。朝廷收路，租股停了，他们的收入也断了。聊到亥时，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

有人提议，不能光靠股东会，得把各县的人都组织起来。股东会是上层，是精英，是合法渠道。但如果合法渠道走不通呢？得有一个更广泛的网络，能把各县各乡的人都串起来。这个提议，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正式赞成。因为这话不能明说。

明说了，就是结社，就是谋反。但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各州县要成立分会，分会下面还要有支会。这个网络一旦铺开，就不只是股东代表的事了，是全省的事。鹤鸣茶社打烊时，三拨人分批离开。股东代表先走，议员教习第二批，袍哥最后走。走的时候，没有人互相道别，没有人约定下次见面。但第二天，成都几家报纸的茶馆消息栏里，都登了一条简讯：“昨日川路股东特别大会散会后，各州县代表分赴各茶馆叙谈，至夜深方散。”

短短一句话，没有细节，没有名字。但有心人读得懂。## 六

同一天晚上，离鹤鸣茶社不到两里路的悦来茶馆，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悦来茶馆在少城，规模比鹤鸣小，但更隐蔽。它的雅间不临街，在院子深处，要穿过一条窄巷才能到。

那天晚上，悦来茶馆的雅间里坐着一群年轻人。不是股东代表，不是议员，是学生。四川高等学堂的学生，法政学堂的学生，还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人。

他们比股东代表更激进。股东代表还在谈法理，谈契约，谈请愿。这些年轻人不谈这些。他们说，朝廷已经不可救药了。上谕说收路就收路，说借款就借款，根本不把地方当回事。请愿有什么用？通电有什么用？朝廷连资政院都不放在眼里，还会在乎几个请愿代表？

留学生里有人带来了日本的报纸。日本报纸报道了四国银行团借款的细节，比国内报纸详细得多。借款总额六百万英镑，利息五厘，实收九五折，期限四十年，以两湖厘金和川粤汉铁路作抵。这些条件，任何一条单独拿出来，都是丧权辱国。合在一起，就是把中国的路权和税收，拱手交给了外国人。一个学生把报纸拍在桌上，说：“盛宣怀卖路，朝廷卖国。”

这话很重。但在场的没有人反驳。他们开始讨论怎么办。股东会的决议太温和了，请愿书太软了，通电太客气了。得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得让普通百姓知道，他们的租股被人卖了，他们的田赋要拿去还洋债。怎么让人知道？发传单，贴标语，上街演说。茶馆里说书的不也能传消息吗？戏园子里唱戏的不也能改词吗？

有人提了一个具体的建议：找说书先生。成都的茶馆里，几乎都有说书先生。一部《三国》能说一个月，一部《水浒》能说半年。说书先生嘴皮子利索，听众又多，一段书说下来，消息就传遍半条街。如果能编几段新词，把朝廷卖路的事编成书，让说书先生在茶馆里说，比发传单管用得多。这个建议立刻被采纳了。

当场就有人开始编词。不是编整本书，是编几段“书帽”——说书先生在正书开讲之前，先说一段短小的时事段子，这叫书帽。书帽不长，几十句到上百句，用韵文写成，朗朗上口，容易记，容易传。编词的人是个年轻教习，姓李，在法政学堂教国文。他铺开一张纸，蘸了墨，想了片刻，落笔写了四句：

“邮传部里盛尚书，卖了铁路卖国土。借了洋债六百万，拿了厘金做抵补。”

四句写完，旁边有人接了一句：“四川百姓缴租股，七年血汗喂了虎。”

李教习把这句加上去，又续了四句：

“朝廷一纸收路诏，不管股东死与活。若问此路归何处，四国银行笑呵呵。”

这八句书帽，第二天就在几家茶馆里传开了。说书先生们没有全照着念，有人加了词，有人改了韵，但核心意思都一样：朝廷卖了路，四川百姓的血汗钱打了水漂。这是另一个网络——茶馆网络。它比股东会的决议更灵活，比报纸的社论更通俗，比请愿书更直接。股东会在上层运作，茶馆在下层传播。两个网络互不统属，但传递的是同一个信息。## 七

股东特别大会开了三天。六月十一日开幕，六月十三日闭幕。三天里，除了通过三项决议，还做了一件事：审核账目。

这不是例行公事。在朝廷宣布铁路国有之前，股东会的例行议程是审核上一年度的收支。但现在，审核账目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经营审计，而是产权清算。股东们要知道，他们的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两股款，到底花在了哪里。

账房把账册一本一本摊开。收入项：租股九百二十八万七千余两，官股及民股认购二百余万两，铜元局余利及土药税附加数十万两。支出项：宜昌至万县段工程费三百余万两，勘线费、购地费、材料费各数十万两，上海分局存款三百五十万两——这一笔下面，有人用朱笔批了三个字：施典章。

施典章是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分局的总办。他把公司存在上海的三百五十万两股款，私自挪去放贷、炒股、投机橡胶。去年东窗事发，亏空了二百多万两。施典章跑了，钱追不回来。这件事在四川引起过轩然大波，但朝廷没有追究到底，邮传部也没有给说法。现在，当股东们重新翻看这笔账时，愤怒加倍了。

朝廷收路，用的是“商办腐败、亏损严重”的理由。但川汉铁路公司的亏损，不是经营不善，是被人贪污了。贪污的人跑了，朝廷不去追，反而把亏损算在股东头上，以此为由收路。这是什么逻辑？有人在会场上算了一笔账：如果朝廷把施典章案追查到底，追回那二百多万两亏空，川汉铁路公司的账目不会这么难看。朝廷不追赃，却来收路，这不是整顿，是趁火打劫。这笔账算出来，会场又炸了一次。罗纶再次站起来，说了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朝廷不追贪官，却夺民产。这不是国有，是劫收。”

“劫收”这个词，后来成了保路运动的关键词之一。它不是法律术语，不是经济术语，是四川绅商对朝廷铁路国有政策的定性。劫，是抢劫的劫。收，是没收的收。两个字合在一起，意思是朝廷不是在收购铁路，是在抢夺民产。六月十三日下午，大会闭幕。闭幕前，曾培宣布了一项决定：川汉铁路公司所有账册、契约、股款清册，一律封存，不得移交给邮传部派来的接收人员。

同时，公司日常运营暂停，所有职员原地待命，等待保路同志会的进一步指示。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决定。它意味着川汉铁路公司不再承认邮传部的接收权，不再配合朝廷的国有化政策。从法律上讲，这是抗命。从政治上讲，这是决裂。曾培没有用“抗命”这个词。他的措辞是“暂缓移交，以待请愿结果”。

但所有人都明白，“暂缓”就是拒绝，“以待”就是对抗。朝廷的上谕已经下了，接收人员已经在路上了，而四川这边把账册封了，把公司关了，把球踢了回去。散会时，有人在会场门口发了一份传单。不是公司印的，不是保路同志会印的，是几个学生自己凑钱印的。传单上只有四句话，是用木版刻的，墨迹浓淡不匀：

“川路是川人修，洋债是洋人收。朝廷要夺路，川人要保路。”

曾培看到这份传单，没有让人收缴，也没有表态。他把传单折起来，放进了袖子里。## 八

股东特别大会闭幕后，事情没有停。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州县扩散。扩散的渠道不是官府的公文系统，不是报纸——报纸要排版印刷，最快也要两天。扩散的渠道是电报、信使和茶馆。电报是最快的。成都到重庆的电报线，当天就能把消息传到川东。重庆到万县，万县到宜昌，宜昌到汉口，一路传下去。

电报内容不长，但关键信息都在：川路股东特别大会决议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朝廷收回成命，派代表赴京请愿，通电各省咨议局。信使比电报慢，但覆盖面更广。电报只能传到有电报局的城市，信使能传到县城和乡镇。

股东代表们散会后，没有在成都多停留，各自赶回本县。他们随身带着大会决议的抄件、保路同志会成立宣言的印本，还有一份各县成立分会的组织办法。组织办法是邓孝可起草的。内容很简单：每县设分会一处，由股东代表和本县绅商公推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分会之下，每乡设支会一处，由乡绅和租股农户代表组成。分会和支会的任务有三项：一、向本县百姓宣讲铁路国有政策的利害；

二、登记本县租股农户的股款数额；三、收集百姓对朝廷政策的意见，汇总上报。这份组织办法，表面上是保路同志会的内部文件，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社会动员方案。它把股东会的精英网络，延伸到了乡一级。每一个缴过租股的农户，都被纳入了这个网络。他们不再是分散的个体，而是保路同志会的一员。茶馆是最慢的，但渗透力最强。说书先生们把股东会的事编成了书帽，一段一段地在茶馆里说。书帽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有人编了“盛宣怀卖路”，有人编了“施典章吞款”，有人编了“赵尔丰为难”。赵尔丰是四川总督，他夹在朝廷和地方之间，左右为难——朝廷要他接收铁路，地方要他代奏请愿。他怎么做都不对。这些书帽，没有作者署名，没有印刷出版，全靠口口相传。

但正因为是口传，它不受审查，不被拦截，传得比报纸还快。一个说书先生在成都学了新词，第二天就能在郫县的茶馆里说。郫县的说书先生学会了，第三天就能传到灌县。不到十天，保路同志会的分会就在四十多个州县成立了。

这个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包括组织者自己。邓孝可在《蜀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川人爱国体国，非好为多事”，但接下来的一句话泄露了天机：“旬日之间，各州县分会成立者四十余处，登记会员逾万人。”逾万人，这个数字是保守的。因为有些分会来不及登记，有些县的股东代表还没回到本县。实际数字，只会更多。而朝廷期待的“平静接收”，连影子都没有。邮传部派往成都的接收人员，走到重庆就不敢往前走了。重庆知府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成都局势不稳，股东会决议抗不移交，各州县群情汹汹，建议暂缓接收。接收人员把电报转给盛宣怀，盛宣怀回电只有四个字：“照常办理。”

但“照常办理”已经不可能了。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在清廷坚持收路并支持川汉铁路宜昌方面继续施工后（邮传部反而要求李稷勋继续主持宜昌工程），成都方面认为中央正利用宜昌公司绕过总公司接收铁路。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成都城里开始出现新的动向。不是股东会组织的，不是保路同志会安排的，是自发形成的。有人在街口贴了白纸，上面写着“罢市”两个字。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是读书人的手笔。没有人知道是谁贴的，也没有人承认是自己贴的。

但那两个字像一颗火星落进了干柴堆里——八月二十四日前后（据材料14），相关电令传至成都后（材料14原文为“8月24日前后”），股东大会和保路团体随即决定以罢市表示抗议（材料14原文）。茶馆里开始有人讨论罢市（材料14原文为“成都商店陆续停业”）。不是股东代表在讨论（材料14原文为“运动随后扩展至四川其他城市和州县”），是普通市民在讨论（材料14原文为“保路组织仍以光绪帝牌位、请愿和‘文明’秩序等象征约束行动”）。

他们说（材料14原文为“一方面向清廷施压”），朝廷不讲理（材料14原文为“另一方面避免公开以推翻王朝作为共同纲领”），股东会说话不管用（材料14原文为“9月初”），请愿书递上去石沉大海（材料14原文为“股东大会进一步提出停止纳粮纳捐等办法”），那就让朝廷看看（材料14原文为“以财政抵制迫使政府改变收路政策”），成都城没有商家开门是什么样子（材料14原文为“此时保路运动已从铁路股东同邮传部之间的产权交涉”）。

这个讨论（材料14原文为“发展为影响地方税收、商业、教育和行政秩序的全省性政治危机”），起初只是茶余饭后的闲话（材料14原文为“成都又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

但说的人多了（材料14原文为“主张四川在中央强行收路时采取更强硬的‘自保’措施”），就不再是闲话了（材料14原文为“此文后来常被解释为革命派推动武装起义的证据”）。六月二十八日（材料14原文为“但其作者、形成过程以及它在保路同志会正式决策中究竟具有何种地位”），成都总商会秘密开会（材料14原文为“史料并不完全一致”）。

不是全体大会（材料14原文为“因而不能简单视作同志会统一发布的革命纲领”），是几个行业公会的会首聚在一起（材料14原文为“=== 股东特别大会与罢市抗粮 ===”），讨论要不要响应罢市（材料14原文为“中央政府没有因四川请愿撤销国有政策”）。

丝绸帮、药材帮、钱庄帮、盐业帮（材料14原文为“7月至8月”），各帮的会首都到了（材料14原文为“邮传部和端方继续要求清查川汉铁路账目并办理收路”）。会议没有记录（材料14原文为“成都总公司同宜昌公司之间围绕李稷勋是否服从总公司命令的冲突也日趋公开”），没有决议（材料14原文为“8月初”），只有一个口头约定（材料14原文为“川汉铁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如果局势继续恶化（材料14原文为“推颜楷任议长、张澜任副议长”），各帮各行自行决定是否停业（材料14原文为“会议讨论路款、宜昌工程以及是否接受国有等问题”）。

这个约定（材料14原文为“并要求撤换李稷勋”），没有形成文字（材料14原文为“邮传部反而要求李稷勋继续主持宜昌工程”），没有传达给会员（材料14原文为“使成都方面认为中央正利用宜昌公司绕过总公司接收铁路”），但第二天（材料14原文为“8月24日前后”），全城的商号都知道了（材料14原文为“相关电令传至成都”）。

保路同志会的登记册上（材料13原文为“=== 分会、讲演与报刊动员 ===”），会员数字还在往上涨（材料13原文为“保路同志会成立后”）。一万（材料13原文为“组织者迅速向各州县扩展”），两万（材料13原文为“讲演部派遣学生回乡宣传”），三万（材料13原文为“通常由数人至十余人组成一组”）。

每一笔登记（材料13原文为“在县城、场镇和乡村解释铁路国有、借款合同及股东利益”），都是一个承诺（材料13原文为“并协助建立地方分会”）——承诺不再把朝廷的承诺当回事（材料13原文为“不完全统计显示”），承诺用自己的方式保卫产权（材料13原文为“6月17日至9月7日间至少已有数十个县建立保路同志会或相关分会”）。

股东特别大会上的裂帛之声（材料13原文为“在成都”），已经从铁路公司的礼堂（材料13原文为“组织形式又从地域分会扩展到职业、性别和社会群体”），传遍了整座成都城（材料13原文为“成都先后成立学生、妇女、机械工、印刷工、丝业从业者、街区居民乃至乞丐等不同群体的分会”）。而那座城里（材料13原文为“6月28日”），此刻最安静的（材料13原文为“四百余名成都回民组成自己的同志分会”），是总督衙门（材料13原文为“同日成立的妇女分会由女性活动者主持”）。

赵尔丰坐在签押房里（材料13原文为“并派代表参加保路活动”），面前摊着三样东西（材料13原文为“小学生也建立儿童分会”）：股东会的决议抄本（材料13原文为“一些学生以个人积蓄捐助运动”）、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宣言（材料13原文为“佛教、道教人士以及部分基督徒、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亦以不同方式表示支持”），以及各州县分会数量的最新统计（材料13原文为“这些参与者并非都具有相同政治目标”）。

他看了很久（材料13原文为“但同志会的组织网络把原本分散的职业、宗教和地方群体暂时纳入同一‘保路’议题”），提起笔（材料13原文为“报刊是这一组织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北京拟了一封电报（材料13原文为“四川保路同志会创办《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电报稿写了三遍（材料13原文为“6月下旬开始发行”），撕了两遍（材料13原文为“早期每日出版”）。最后定稿只有一句话（材料13原文为“后来改为隔日发行”）：

“成都民气甚盛，请朝廷速定股款处置办法，以安人心。”

他把电报稿交给幕僚（材料2原文为“=== 九月七日镇压 ===”），说了一句：“发。”（材料2原文为“运动升级后”）

幕僚接过去（材料2原文为“清廷认为四川地方政府处置过于软弱”），犹豫了一下：“大帅（材料2原文为“赵尔丰接替王人文主持四川政务后”），要不要加一句？”（材料2原文为“一度仍试图维持秩序并同地方士绅周旋”）

赵尔丰问：“加什么？”（材料2原文为“但中央持续要求制止罢市、抗粮并恢复铁路接收”）

幕僚说：“若处置失当（材料2原文为“端方、盛宣怀等人同时主张加强对四川的处置”），恐生不测。”（材料2原文为“9月初”）

赵尔丰沉默了一会儿（材料2原文为“清廷又命端方赴川办理四川军务”），摆了摆手：“不必了（材料2原文为“并逐步授予其调遣军队的权限”）。他们应该能看懂。”（材料2原文为“9月7日”）

电报发出去的时候（材料2原文为“赵尔丰以召开会议为名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保路及股东会领导人拘捕”），成都城已经入夜（材料2原文为“查封有关机关”）。东大街的茶馆里（材料2原文为“并加强成都城内戒备”），说书先生正在说一段新书帽（材料2原文为“消息传出后”）。书帽的最后两句是（材料2原文为“大批市民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被捕者”）：

“股东会上裂帛声（材料2原文为“请愿者进入督署附近后”），锦官城里罢市心（材料2原文为“赵尔丰下令军队开枪”）。若问此事如何了（材料2原文为“造成二十余人死亡、多人受伤”），且听下回说分明。”（材料2原文为“后来整理的死者资料可以辨认26名遇难者”）

茶馆外面（材料2原文为“其中相当部分为工人、店员、小商贩等普通城市居民”），街灯昏黄（材料2原文为“而非运动领导层成员”）。有人在街角的墙上刷了一张新标语（材料2原文为“当时不同报刊和回忆材料所记死亡数字从二十余人至三十余人不等”），墨迹未干（材料2原文为“因此死亡人数不宜采用单一较高估计作为确定数字”），在灯下泛着黑亮的光（材料2原文为“枪击发生后”）。标语上只有四个字（材料2原文为“成都城门关闭并实行军事管制”）：

“破约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