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经济的悖论

1997年7月，罗伊·桑切斯正盯着牧场前台压合板办公桌上那本绿色封面的会计账簿，账簿上一行被反复涂改的数字让他出神。烫金的“1997”字样印在封面，纸页边缘已发黄卷曲。账簿旁，一杯咖啡早已凉透，一把点三零八温彻斯特弹的空弹壳被用作镇纸。窗外，空调外机嗡嗡作响，冷气勉强只送达柜台三英尺以内，而南得克萨斯七月的灌丛地把其余空间烤得如同烤箱。电话铃就在这时响了起来。

那行被涂改的数字在账簿的第四页右下角。最初写的是“$1,100”，用蓝墨水。后来被划掉，改成“$1,100——陷阱捕杀14头”。再后来又被划掉，旁边用红笔重新标了一行：“14头，支出$1,100，收入$0”。

罗伊记得父亲写下这行字的那天。1997年10月，他们接手这块六百四十英亩灌丛地刚满九个月。父亲用半生积蓄从休斯敦一家工具分销商的退休金里挤出这笔钱，买下了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那些上一任地主留下的野猪。

账簿的封面是绿色的，但纸页已经泛黄，像秋天的落叶。在中文里，“家”字下面藏着一头猪——宝盖头下面的“豕”，就是猪的象形字。古人认为，屋里有猪才算成家。罗伊不知道这个典故，但他知道，他父亲买下这块地时，屋里没有猪，屋外却有。那些猪不是家畜，是遗产，是麻烦，是账簿上第一个红字。

那位地主在八十年代末从狩猎俱乐部买入过一批所谓的“俄罗斯野猪”种猪，想做围栏狩猎生意，没做成，围栏年久失修，猪群跑了，在次生林里繁衍生息到了第三代。桑切斯家接手时，它们已经是这块地上最稳定的居民。父亲试过放牧，灌丛地的载畜量太低。试过种饲草，野猪把草根都翻出来吃。到十月，他花了一千一百美元从镇上请了陷阱师，两周内用套索抓了十四头猪。猪被当场射杀，尸体堆在东北角，推土机掩埋。那一千一百美元换来的不是收入，是一笔纯粹的红字，是账簿上的一个洞。

罗伊把手指按在那行数字上，沿着纸页往下移。1998年3月，账簿上出现了第一行狩猎收入：$200，旁边铅笔标注“圣安东尼奥兽医，1头母猪”。四月，$400。五月，$600。六月，父亲用这些钱买了第一批围栏铁丝。到年底，狩猎收入总计三千四百美元，分类栏目的抬头从“支出——害兽控制”变成了“收入——狩猎”。

这是桑切斯家在野猪问题上的第一次账目翻转。不是最后一次。电话响了。罗伊伸手抓起听筒。“洛斯洛沃斯狩猎牧场。”

对方的嗓音带着宾夕法尼亚口音，那种把元音压扁了从鼻腔里推出来的发音方式。他说他姓麦卡伦，在匹兹堡北边做建筑生意，在网上看到了洛斯洛沃斯的广告。“你们那个三天套餐，”麦卡伦问，“两千五那个，还有空吗？”

罗伊把账簿合上，拉到跟前一本黑色人造革封面的预订登记本。他翻到当前页，拇指按住十月第二个周末的空白栏。“有。住宿、三餐、向导、一头奖杯公猪。不含加工。”

“奖杯公猪，”对方重复了一遍，像在掂量这四个字的重量，“保证能碰上？”

“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罗伊说。他知道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围栏内猪群数量的季度统计，导猎记录中的平均目击次数，扣掉极少数客户自己要求在皮卡上喝啤酒不肯下车的特例。他的眼睛落在账簿上那个$2500数字将要被填入的空栏上。麦卡伦报了信用卡号。罗伊记下卡号、有效期和安全码，在登记本上写:“麦卡伦，宾州，10/9-11，$2500，订金$900已收，尾款待付。”

他们又聊了三分钟，主要是枪械和子弹口径，然后电话挂断。罗伊把听筒放回去，空调外机的响声重新灌满房间。

他低头看登记本上那行刚写下的字，然后拉开抽屉，取出一只文件夹。文件夹里是他过去十五年里收集的各种材料：听证会记录、俱乐部简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申报表、州政府不同部门关于野猪控制的预算摘要。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成了一份私人档案，不是为了写报告或者打官司，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材料之间有某种可以算清楚的联系——就像账簿左栏和右栏的数字，加起来最终得有个结果。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那是2003年得克萨斯州农业推广站发布的野猪损害调查报告，他从县里的农业局复印来的。报告估计，全州野猪数量约两百万头，年农业损失超过五千万美元。同一年，他父亲去奥斯汀注册了“洛斯洛沃斯狩猎牧场”的商业名称，申请了围栏狩猎经营许可证。那一年他们接待了超过六十组客户，总收入接近九万美元。

也是在同一年，得克萨斯州议会通过了第一部放宽野猪狩猎限制的法案——土地所有者在自有土地上全年任意猎杀野猪，无需许可证。罗伊还记得父亲在饭桌上说的话:“他们让杀猪更容易了，对我没坏处。反正来我们这里的人图的是奖杯，不是解决问题。但万一哪天猪真被他们杀光了呢？”

他翻出另一张纸。2011年2月9日，得克萨斯州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听证会记录。

他开了四个小时车赶到奥斯汀，站在听证室后门墙边，听完了整场辩论。议题是众议院第两千一百六十六号法案：在得州境内全面禁止活体野猪的运输、销售和释放。提案人展示了野猪分布变化地图，引用了州公园与野生动物部2005年的内部报告，指出商业狩猎牧场的活体运输是种群向北部和西部扩散的“主要途径”。

然后反对者上台。狩猎牧场协会的立法联络人是前州议员，领带上别着一枚野猪牙形状的银质领带夹。他拿出的数字是：得州南部注册围栏狩猎牧场超过三百家，年直接收入超两亿美元，不包括附属的酒店、餐饮和设备销售。“你禁止活体运输，就是在告诉这些牧场——你们不能从繁殖场买种猪，只能去野外抓猪放进围栏。这和法案声称要控制扩散的目的正好相反。”旁听席上有人鼓掌，主席敲木槌。

接着发言的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野生动物管理学教授，他认为法案设计有漏洞：禁止跨地区运输，但没有禁止县境内移动，也没有质疑围栏狩猎本身的合法性。一个经营者不能从繁殖场买猪，但仍可以从邻居的围栏里把猪赶过来，或者从公共土地上捕获。种群扩散风险没消除，合法商业却被禁止了。

然后一个来自阿肯色的野味加工商站起来。罗伊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但记得他说的话:“得州每年被猎杀的野猪，最后去了哪里？”答案是：2009年，仅得克萨斯州就有超过四十家州或联邦检查的野猪加工厂，全年加工超四十万头，供应全美和海外市场。这些加工厂的货源，一部分来自公共土地狩猎，一部分来自围栏狩猎牧场淘汰的母猪和不够奖杯标准的公猪。“如果围栏牧场的生意被禁止运输掐断，加工厂货源会减少，猪肉价格会上涨。而野外的野猪——数量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它们不是靠围栏牧场养出来的，它们是自己在外面生的。”

法案以十一票反对、五票赞成、一票弃权被否决在委员会阶段。罗伊后来在得克萨斯州道德委员会的网站上查过投票记录：投反对票的十一人中，有七人在过去两年内接受过得克萨斯州狩猎和户外娱乐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捐款。单笔五百到一千美元，合计超三万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据公开申报文件显示，来自狩猎牧场协会会员费、野猪加工企业捐款和设备制造商赞助。

罗伊把那些网页打印出来，折好，夹在文件夹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抽出的下一份材料更旧：一批1960年代的油印简报，从网上拍卖来的。1963年3月那期，一个化名“野猪猎人”的会员描写了他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带回六头“欧亚杂交猪”的过程——装在改装牛车里，用玉米和苜蓿干草垫底，穿越三个州界，没有申请任何跨州运输许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这种许可制度。“它们将在得克萨斯的山核桃林里为我们贡献一代又一代的猎物。”作者写道。

罗伊把这句话和账簿里1997年的红字、2003年的收入数据、2011年的听证会投票记录放在一起看。六十年后，那些一代又一代的猎物在围栏里值两千五百美元一头，在围栏外拱掉老麦考密克十一英亩饲料玉米。它们也在县里的沼泽地带生了携带布鲁氏菌的幼崽——他读过前一阵的报纸，知道北边几个县出了病例，公共卫生部门在追溯传播链。

他把文件夹推回抽屉，站起来走到前窗边。窗外是得克萨斯南部的灌丛地。低矮的牧豆树和刺梨仙人掌散在沙质土壤上，一直延伸到远处那道铁丝围栏。围栏那头，七头野猪正拱着树荫下的泥土，大小不一。最大的一头公猪侧身站立，罗伊能看清它隆起的肩部和微弯的左獠牙，至少两百八10磅。这头猪活着在围栏内，它的价值是两千五百美元打底——麦卡伦的套餐费，也许还有加工肉类的附加收入。同一头猪跑到围栏外拱了麦考密克的玉米，它的价值变成负数——麦考密克去年的实际损失是两千美元，保险公司拒赔了大部分。

同一头猪被野生动物服务处的直升机射手从空中打死，它的价值是零，而纳税人为此每小时支付七美元的飞行费，外加尸体处理费。三套数字，适用于同一头猪。

罗伊走出门，发动皮卡去检查东南角的围栏。上周的暴风雨把一棵牧豆树吹倒，压在铁丝网上。比利已经把树干移开，重新拉紧铁丝，打了两根新桩。他蹲下来检查网眼时，发现离地六英寸的地方有一小块泥土被从外面拱起，留下一个浅坑——不是野猪，但从深度和形状看，一头中等体型的猪完全可以从这里挤进来或者挤出去。他从工具箱里取出手钳和备用铁丝，在那个缺口上加了一层补丁。远处传来一声猪的哼叫，低沉的，从胸腔深处挤出来。他直起腰，看着围栏延伸出去直到消失在牧豆树的阴影里。

围栏是一个边界。在它之内，野猪是资产；在它之外，同一种动物是灾害。这个边界不是由生物学划定的——野猪本身不知道围栏内外有什么区别，它的基因、行为和破坏力在铁丝网两边完全一致。

在中文里，“彘”字本义指野猪，下方的“矢”字和两边的符号表示箭射入了野猪。而“豚”字本义指专门为屠杀吃肉而蓄养的小猪。同一个物种，在语言里被分成猎物和牲畜，在账簿里被分成资产和负债。罗伊不知道这些汉字的来历，但他知道围栏内外的区别：一边是两千五百美元的套餐费，一边是邻居麦考密克去年两千美元的玉米损失。

边界是由会计规则划定的，由预订登记本上的数字划定，由整个狩猎产业的现金流划定。而这个边界并不稳固：猪会拱开铁丝网，会从围栏底下打洞，会在春季洪水冲垮基桩时穿过缺口。一旦跨过那条线，商品就变成灾害。灾害产生的外部性由邻居和纳税人分摊，商品的利润归牧场经营者独享。罗伊回到办公室时天色已暗。他把手钳扔在工具架上，重新坐到桌前。那个绿色封面的账簿还摊开在1997年的第四页。他把它合上，往前翻到最新一页，在麦卡伦的预订记录旁边加了一行:“预计1 0月总收入$8700——含三组预订及加工费估算。”

然后他停下来，拿起笔，在页边白处写了一个算式。他用的是铅笔，写完又擦，擦完又写，最后纸上留下一个淡淡的凹痕:

一头猪在围栏内：价值$2500。同一头猪在围栏外被打死：价值$0。同一头猪被政府扑杀：价值负$ 700/小时（飞行费）+ 处置费。

这个算式过于简化了，他知道。真实世界还有更多变量——牧场的税收、加工厂的就业、围栏内的杂交后代溢出到公共土地的速率、州政府各部门预算的零和竞争。但没有一个变量指向相反的结论。

这不是一个有待修复的问题，这是一个自行运行的体系。当一种入侵物种被成功转化为一种商品时，消灭它就变成了亏本生意。而亏本生意在这个经济系统里，没有人会自愿去做。

他合上账簿，把它放进抽屉，压在文件夹上面。那个文件夹里还塞着200 6年一份被搁置的参议院法案记录——试图把私自释放活体野猪从C级轻罪升级为A级轻罪，罚款上限提高到四千美元。法案在参议院委员会七比二通过，却在全院表决前两天遭得州农场局公开反对，理由是重罪化可能产生“对普通农民的意外执法风险”——一个农民在自家不同地块间移动捕获的野猪以控制损害，在技术上也可能构成“释放”。

法案以十七比十四未达到紧急条款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被搁置到下一次立法会期。而在下一次会期中，它排在议程第四十七位，未能进入实质辩论。

文件夹里还夹着2002年动物卫生委员会的一份行政规则草案，要求跨县运输的野猪经过三10天检疫隔离并检测伪狂犬病和布鲁氏菌。反对意见不是检疫本身不好，而是三10天的成本——需要隔离场地、专人、检测费和三10天无法出售的时间成本。最终通过的版本把检疫期缩短到七天，执行范围收窄到跨州交易。

每一份文件单独看，都是技术性的、合理的、程序正当的行政行为或立法辩论。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一条基线就浮现出来：围绕野猪的商业活动已经形成了足够密集的利益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每一环——牧场经营者、向导、加工商、设备制造商、狩猎旅游中介——都有动机和渠道去抵制可能损害其生意模型的规则变动。他们的生计依赖野猪的持续存在，而不是野猪的消灭。

这种依赖不是阴谋，它就写在账本的收入和支出栏里，写在预订登记本逐年变厚的纸页上，写在州政府不同部门彼此矛盾的支出预算里。罗伊·桑切斯不是经济学家，不会用“反向激励”或“商品化入侵物种”这样的术语。但他有一本账本，而账本从不说谎。

201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接完一通来自明尼苏达的咨询电话后，走到前窗边。窗外，一架直升机低空飞过，机身下挂着喷雾吊杆，在麦考密克的玉米田上空喷洒杀真菌剂。旋翼的噪音在灌丛地上空回荡。麦考密克这块玉米今年先是野猪拱了西南角，然后夏雨量比往年少四成，现在又染了真菌。在三块两百英亩土地上，损失的账目以不同的来源叠加，而针对每一项的补偿方案——联邦作物保险、州农业推广站、私人农药商——在制度设计上从来不需要被放在同一张表格里横向加总。

罗伊的目光从直升机移到围栏那头。橡树荫下，三头杂交野猪正拱着沙土找橡子。其中那头公猪侧对着他，肩部浑厚，獠牙从唇边弯出。这头猪活着，它就值两千五百美元。

同一头猪跑到围栏外被打死，一文不值。同一头猪身上坐着两套截然相反的经济逻辑。这两套逻辑之间的拉力，比围栏更坚固，比法律更持久——它将在这场尚未结束的漫长较量中，持续抵消掉每个试图改写这个等式的人的努力。罗伊回到桌前，拉开抽屉，取出那个文件夹。他在最新一页空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一行字:

他重新抽出2011年那份听证会记录的打印件，翻到最后一页——投票名单。十一名投反对票的众议员，他一个一个查过。得克萨斯州道德委员会的在线数据库允许按姓名检索政治捐款，他把每个人的名字输进去，屏幕上跳出的数字被他抄在记录页的空白处。七人收过狩猎和户外娱乐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

排第一的是来自泰勒县的共和党人，两年内收到四千二百美元，分四次，每次都在听证会或投票日前后两周内。排第二的是来自维多利亚的民主党人，三千五百美元。第三名两千八百美元。

罗伊当时对着屏幕算了笔账：三万美元的政治捐款，保护了一个两亿美元年收入的产业免于一项监管法案——投资回报率是六千六百比一。这笔账他没写在账簿里，但他把它写在了一张单独的索引卡上，塞进文件夹最里层。

那张索引卡后来被咖啡渍浸黄了一角，但他一直留着。2013年，同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又捐出了四万一千美元，分散在十二名州议员身上。那年有一项参议院法案试图把活体野猪运输的监管权限从得州动物卫生委员会移交给州公园与野生动物部——后者的执法力量更强，且不直接受农业利益集团影响。法案在参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以五比四惊险通过，进入全院表决。

表决前七十二小时，十二名众议员中的九人联名致信议长，称该法案将“对农村经济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法案以十九票对十二票搁浅。罗伊把那份联名信的复印件也收进了文件夹。信上的抬头是得克萨斯州众议院，措辞干净、合法、无懈可击。没有一个字提到野猪。每一个字都在说就业、小企业、农村社区的生存权。

但罗伊知道那些字背后的东西。他经营牧场十五年，认识这个行业里至少四十个经营者。没有人会在私下谈话里声称自己是为了控制野猪种群才做围栏狩猎生意。他们说的是“奖杯公猪的基因质量”，是“客户复购率”，是“加工厂每磅一块二的收购价”。他们说的是生意。而生意的逻辑不是消灭货源。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份材料——不是政府文件，是一本狩猎杂志的过刊，1998年秋季号，封面是一头獠牙弯曲的黑色公猪站在橡树林里，标题写着《得克萨斯奖杯野猪：新的边疆》。杂志是他从eBay上买的，花了十二美元。翻开内页，一篇长达六页的特稿追溯了“得克萨斯奖杯野猪狩猎”的起源。作者采访了一位现已去世的老向导，那人声称自己在1972年从圣安东尼奥以北的私人狩猎保护区买入了第一批“纯种欧亚野猪”，放进了他在爱德华兹高原的围栏里。

“那时候没人觉得这是入侵物种，”老向导在文章里说，“我们觉得这是在改善打猎体验。得克萨斯的野猪太小了，皮包骨，獠牙短得跟指甲盖似的。欧洲那边的野猪能长到四百磅，獠牙弯得像土耳其弯刀。谁不想猎那种东西？”

罗伊把这篇文章和1963年那份油印简报放在一起看。简报里那个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运猪的猎人没有留下真名，但他描述的路线——穿过路易斯安那州界，沿十号州际公路进入得克萨斯东部——和三十年后商业繁殖场向围栏牧场运输种猪的路线几乎完全重合。不同的只是规模：1963年是六头猪塞在一辆改装牛车里，1993年是四十头猪装在一辆带空调的专用运输拖车里，每头猪都有血统证书和检疫证明。而检疫证明——罗伊翻出2002年那份被缩水到七天的行政规则草案——恰恰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妥协产物。三十天检疫太贵，七天检疫在流行病学上几乎等于没有，但它在法律上足够让一车猪跨过县界。

他把杂志和简报叠在一起，放回文件夹。窗外，灌丛地的光线正在从金色转成琥珀色，牧豆树的影子拉长到了围栏边缘。

“猪？血液培养显示猪布鲁氏菌。公卫署的流行病学调查员在接到病例报告后的第七天访问了男孩家的农场。他们在两头家猪中发现了阳性抗体。在猪圈附近的土壤样本中培养出了布鲁氏菌。在方圆三英里内的野生动物活动痕迹中，他们采集到了野猪的粪便——其中一份检测阳性。

调查员追到了老巴克的围栏，追到了那家已经被农业部门消杀过的养殖场，追到了科尔曼六10三天前钉在日志本里的那行铅笔字。传播链在回溯中完整显现：老巴克的围栏铁丝网破损→逃逸公猪进入次生林→建立母系群→病原体通过环境扩散→家猪接触感染→人接触感染。每一个环节都是真实的，每一段推理都有实验室证据支持。

但当调查员顺着这条链向上追溯时，他发现每一环与下一环之间都横着一道行政边界，而越过这道边界需要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仍停留在‘待落实建议’阶段。”

这是他从北边那几个县的本地报纸上剪下来的报道，叙述的是前一章结尾那条传播链的下文——第四代携带布鲁氏菌的杂交野猪正在次生林中出生，而人类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停在了纸上。他把剪报夹进文件夹，合上。

窗外，直升机已经飞到了麦考密克玉米田的另一头，旋翼的响声渐渐远去。围栏那边的橡树荫下，三头野猪仍在拱土，那头公猪抬了一次头，朝直升机的方向竖起耳朵，随即又埋下鼻子，继续翻找橡子。罗伊把文件夹塞回抽屉，压在绿色账簿的下面。账簿里，1997年的红字和2019年的$2500之间夹着二十二年的全部账目。

每一页都在说同一件事：当消灭一种动物在经济上是亏损的，而养护它在经济上是盈利的，这种动物就不会被消灭。不管它拱掉多少玉米、携带多少病菌、扩散到多少个县——只要它在围栏那边还能被标上价签，就会有人接起电话，记下信用卡号码，在预订登记本上填下下一行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