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单上的品味

账橱的门开着。吴先生没有把它关上。那幅立轴还搁在老位置上，掸过灰的签条露出泛黄的纸底，包画的布仍是那层旧蓝布。他刚才在账簿上写下的那行请示，墨迹已经干透了。请示写得很简单：库藏立轴一件，拟动用，请老爷示下。他没有写动用去做什么。

挂，还是送，这是两回事。挂是给自己看的，送是给别人看的。他当了二十多年账房，清楚程家库里存着的东西，绝大多数不是为挂而买的。账本里有一条记录，是去年秋天的事。购时大彬壶一对，纹银四十两，送盐漕厅某公。

吴先生在这条账旁边用淡墨批了两个字：得体。这是他的习惯。凡是他觉得办得妥当的支出，都批这两个字。四十两银子，在乾隆年间的扬州能买什么？米价平的年份，一两银子能买两石多米，四十两就是八十多石。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口粮，也就这个数。

但吴先生知道，这笔钱不能按米价来算。时大彬是明末宜兴的紫砂匠人，他的壶在清初就已经是珍品，到了乾隆朝，真品难求，仿品遍地。扬州城里的古董铺子，十把“时壶”里有九把是假的。假到什么程度？

底款可以乱真，壶身的泥料却不对。懂行的人拿在手里一掂，分量不对，就知道是假的。但真品要价多少？四十两银子买一对时大彬壶，在当时的行情里不算贵，也不算便宜。关键在于：这对壶是真的。吴先生知道这对壶是从哪里来的。程老爷的一位老主顾从江南带过来的，家里急用钱，才肯出手。吴先生当时劝程老爷买下来，说这东西留得住。程老爷看了他一眼，说：留不住。

吴先生没懂。程老爷又说：留下来是给子孙看的，送出去是给大人看的。后来这对壶送到了盐漕厅某公的宅上，吴先生才明白程老爷的意思。

但吴先生还是在那条账上批了“得体”。为什么得体？因为这礼送得恰如其分。盐漕厅的某公，是管盐引稽查的。程家的盐引要从他手里过，不能送银子——送银子太直白，有行贿的嫌疑，而且某公未必敢收。也不能送太俗的东西——金玉器皿，扬州盐商都送滥了，某公家里堆着几箱，根本不稀罕。送一对时大彬壶，是送“品味”。某公是读书人出身，懂这个。收一对真品时壶，既显得自己有眼力，又显得送礼的人有眼力。

这就是“得体”的意思：礼物本身不值四十两，值四十两的是“送得对”。吴先生后来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当账房二十多年，经手的礼单不下几百份，渐渐看出一个规律：程家送出去的礼，几乎没有重样的。给盐运使衙门的人送什么，给漕运总督的人送什么，给扬州知府送什么，给学政送什么，各有各的名目。

时鲜果品、定制糕点、名窑瓷器、新刻书籍、舶来鼻烟、精制笺纸——每一份礼单都是一次精密的计算。送什么、送多少、以何种规格包装、由谁递送，都必须与收礼人的身份、双方关系的亲疏以及当下的请托事项相匹配。这不是随兴所至的慷慨，而是一套近乎会计的算法。吴先生刚当账房那几年，不懂这套算法。

他以为送礼就是挑贵重的送，越贵越好。有一回，程家给一位新到任的运判送礼，吴先生拟的单子是一尊玉佛、两匹绸缎、四盒点心。程老爷看了，把玉佛划掉了，换成一部宋版书的影抄本。吴先生不解。程老爷说：玉佛太贵重，运判不敢收。收了，传出去是话柄。送一部书，是敬他读书人的身份。

点心是俗礼，人人都送，但四盒不能多，多了就显得巴结。吴先生这才知道，礼单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在说话。玉佛说的是“我有钱”，书说的是“我懂你”。运判要听的是后者。为什么这么讲究？

吴先生以前也问过程老爷。程老爷说：你送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份。送错了，你的身份就错了。这句话吴先生琢磨了很多年。他慢慢明白，盐商在扬州城里，地位是很微妙的。论有钱，盐商是扬州最有钱的人。论身份，盐商却始终是“商”，不是“绅”。读书人考中进士，做了官，那才是真正的体面。

盐商有钱，但买不到“身份”。可是盐商又必须和官员打交道——盐引的签发、核查、转运，每一环都握在官员手里。官员是帝国的官员，盐商是帝国的盐商，但帝国不会替他们安排关系。关系要靠自己维持。维持关系靠什么？靠送礼。送礼不是贿赂。贿赂是银两换好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送礼是更精细的东西：送的是“尊重”。官员收下礼物，表示接受了这份尊重，也就默认了双方的关系。这份关系不是制度规定的，但比制度更实际。

盐引能不能顺利签发，盐船过闸的时候查验得严不严，盐价波动的时候官府会不会通融——这些事，制度上都有规定，但规定的执行，要靠关系。

所以送礼就成了盐商维持代理身份的必要成本。帝国用私人资本运转公共财政，盐商就是这个“私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替帝国收盐税、办盐政、捐报效，但他们不是帝国的官员。他们没有俸禄，没有品级，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他们有的是钱，但钱不能直接买到制度性保障。

钱要转化成礼物，礼物要转化成关系，关系要转化成制度执行时的善意。这就是为什么礼单上的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吴先生翻开账本，找到去年那笔“购时大彬壶一对”的记录。他数了一下，去年一年，程家送礼的支出总共是三百七十多两。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程家全年的家用开支，包括柴米油盐、仆役工钱、塾师束脩、医药费，加起来大约两千两。三百七十两的送礼支出，占了将近两成。这不是小数目。但吴先生知道，这笔钱不能省。省了，程家在扬州城里的位置就不稳了。他又翻到前年。

前年的送礼支出是二百九十两。大前年是二百四十两。逐年递增。为什么递增？吴先生心里有数。程家的盐引生意在扩大，盐引的数量在增加，需要打点的关节也在增加。

更重要的是，乾隆朝以来，两淮盐政的规矩越来越密，报效的名目越来越多，盐商和官员之间的非正式纽带也越拉越紧。送礼的支出，几乎和报效的支出同步上涨。报效是明面上的账，送礼是暗面上的账。两本账都记在吴先生的册子里，一本也不能少。

他想起来，去年还有一笔送礼的记录，是直接送银子的。礼金二百两，送某位道台的公子结婚。这笔钱是装在红封套里送去的，没有包装，没有名目，就是二百两银子。吴先生当时觉得奇怪：既然要送银子，为什么还要费心买时大彬壶？程老爷说：银子是给“情分”定价的，壶是给“品味”定价的。

两样都要送。光送银子，人家觉得你有钱没品味；光送壶，人家觉得你小气。银子加壶，才是完整的礼单。这段话吴先生记了很多年。他后来在账本里反复看到这种“银子加壶”的结构：一笔礼金，一笔礼物，并排记在一起。

礼金是硬通货，礼物是软通货。硬通货表达诚意，软通货表达品味。两者缺一不可。但吴先生也发现，礼金和礼物的比例不是固定的。关系越近，礼金越重；关系越远，礼物越重。为什么？因为关系近的人，不需要用品味来证明什么——大家都知根知底，银子就是银子。关系远的人，才需要用品味来试探——你送的东西对不对，决定了我愿不愿意跟你走近。

所以，给盐运使衙门的人送礼，要送时大彬壶；给自家亲戚送礼，直接送银子就行。这里有一种很微妙的逻辑：品味是给陌生人看的，银子是给熟人用的。盐商在扬州城里，需要维持的关系大多是陌生人——官员、幕僚、清客、文人。这些人的信任不能靠银子买到，要靠品味来赢得。

所以品味就成了盐商必须精确投入社会交换的资本形式。这不是私人修养的溢出，而是一种投资。投资的回报不是利息，是关系。吴先生想起一件事。前年，程家给一位新到任的盐运使送过一份礼。盐运使是扬州城里最重要的盐官，新官上任，扬州的大小盐商都要去拜会。拜会不能空手，但送什么很有讲究。

程老爷斟酌了好几天，最后定了一份礼单：一对时大彬壶，一套新刻的《杜诗》，四盒定制的糕点，两瓶上好的绍兴黄酒。没有送银子。吴先生当时问：要不要加一份礼金？程老爷说：不加。新官上任，最怕人说闲话。送银子，他不敢收，收了对我们也没好处。送东西，他收下了，就是给面子。吴先生后来听说，那位盐运使把《杜诗》留下了，糕点分给了幕僚，黄酒开了瓶，时大彬壶放在书房里。

这份礼，送得“得体”。但吴先生也见过送得不得体的。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程家的一位同行，也是盐商，给一位官员送礼，送了一尊金佛。金佛很重，足有十斤。官员收下了，但后来再也没有见那位盐商。据说官员在背后说：此人俗不可耐。

一尊金佛，十斤黄金，买不来一句好话。为什么？因为金佛暴露了送礼者的品味缺陷——他以为官员喜欢金子，但官员喜欢的是“雅”。在扬州的官场上，“雅”是通行证，“俗”是原罪。盐商有钱，但有钱不能买来“雅”。要买“雅”，得靠品味。品味从哪里来？从学习中来。

所以程家每年都要花不少钱在笔墨纸砚、书籍字帖上。吴先生的账本里，这些支出都有记录。塾师束脩，一年六十两；书籍字帖，一年三四十两；笔墨纸砚，一年十几两。这些钱看起来不多，但它们是品味的基础设施。没有这些投入，程家的礼单就配不出“得体”的东西。

吴先生翻了翻账本，看到去年的一笔记录：购精制笺纸一匣，纹银三两。笺纸是写信用的。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笺纸？因为程老爷给官员写信，用的是这种笺纸。笺纸的质地、花色、印工，收信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用好笺纸写信，是表示对收信人的尊重。用劣质笺纸写信，即使内容再恭敬，也是失礼。

还有一笔记录：购舶来鼻烟一瓶，纹银五两。鼻烟是西洋来的，在乾隆年间是稀罕物。送鼻烟，是表示自己见过世面，也恭维对方见过世面。这种礼物，送的就是“见识”。吴先生发现，程家的礼单，其实是一份品味清单。

每一件礼物都对应着一种审美判断：时大彬壶代表“古雅”，新刻书籍代表“学问”，定制糕点代表“精致”，舶来鼻烟代表“见识”，精制笺纸代表“文雅”。这些判断不是天生的，是学来的。程老爷年轻时在苏州住过几年，跟一位老画师学过鉴赏，又常去扬州的文人雅集上听人论画论壶论茶。这些经历，都是品味投资的来源。但品味投资也有风险。

吴先生记得，程家曾经买过一幅画，花了八十两银子。画是明代一位画家的真迹，程老爷很喜欢，说要挂在书房里。但后来这幅画一直没有挂出来，而是收在库房里。吴先生问过程老爷，程老爷说：这幅画太有名了，挂出来，客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会以为我在炫耀。收在库里，只有懂行的人知道我有这幅画。

炫耀是俗，藏着是雅。吴先生这才明白，品味不只是“送什么”，还包括“藏什么”。这让他想到那幅立轴。那幅画在库里收了二十年，一直没挂出来。吴先生今天在请示上写“拟动用”，但他知道，动用这幅画的方式，大概率不是挂出来，而是送出去。送给谁？以什么规格包装？

由谁递送？这些都是问题。但吴先生知道，一旦送出去，这幅画就不再是程家的藏品了。它变成了一份礼单上的条目，变成了一次社会交换的媒介。它的价值不再是“藏”的价值，而是“送”的价值。吴先生合上账本。

他想起去年那笔“购时大彬壶一对”和那笔“礼金二百两”的并置记录。一笔礼物，一笔礼金，并排记在一起，像两本账。礼物是品味账，礼金是情分账。两本账都要记，都要算。算错了，就是失礼；失礼了，就是失身份；失身份了，就是失关系；失关系了，就是失盐引。盐引一失，程家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送礼不是人情往来，是投资。品味不是私人修养，是资本。礼单不是社交记录，是账本。吴先生当了二十多年账房，他比谁都清楚：程家的一切，都在账本里。盐引是账，报效是账，嫁娶是账，送礼也是账。每一笔账，都在支付这个身份的成本。那幅立轴还搁在账橱里。吴先生没有把它拿出来，也没有把它放回去。他只是把账橱的门关上了。门轴还是有点涩。他想着，明天该上油了。

吴先生想起另一件旧事。三年前，程家给一位新到任的知府送礼，礼单上列着一部宋版书、一方端砚、四盒苏式点心。知府收了书和砚台，点心却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只让门房传话：“程家费心了。”吴先生当时没在意，后来才从衙门里的熟人那里听说，知府嫌那点心是“俗物”，混在雅礼里反而显得不伦不类。这件事在扬州盐商圈子里传开了，成了谈资。

程老爷事后对吴先生说：“礼单上的东西，每一件都要能说话。说错了话，比不说话更糟。”吴先生这才明白，送礼不是简单的“送出去”，而是要让每一件礼物都精准地抵达它该去的位置。错放一件，整张礼单的“品味”就打了折扣。这种折扣，不是银子能补回来的——它损伤的是程家在官场上的“懂礼”名声。名声一旦受损，再想修复，花的银子和心思就要加倍。

然后他想起一件事：如果那幅立轴真的要送出去，他得先弄清楚，送给谁，以什么规格包装，由谁递送。这些事，都要记在账本上。账本上会多一条记录：库藏立轴一件，送某某，纹银若干。这一条记录，会像那笔时大彬壶的记录一样，被批上“得体”或“不妥”。吴先生不知道会批什么。

但他知道，这幅画在库里放了二十年，就是为了这一天。画挂在墙上，是面子；画存在库里，是本钱；画送出去，是投资。三种状态，三种账。程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把这三种账算得清清楚楚。窗外，老槐树的枯枝在风里晃。腊月十九，离年关还有十一天。年前要送的礼单，吴先生已经拟好了，压在砚台下。

那上面列着十几样东西，有定制的糕点，有新刻的书，有从苏州带来的绣品，还有两瓶陈年的绍酒。每一件都标好了价，记好了数，写明了送给谁。吴先生把砚台挪开，又看了一遍礼单，确认没有遗漏，才把它折好，收进抽屉里。他忽然想到，程老爷今天不在家。去盐运使衙门了，说是商议明年盐引的事。

吴先生不知道商议得怎么样，但他知道，商议的结果，会决定明年礼单上添哪些名目，减哪些名目。礼单跟着盐引走，盐引跟着官场走，官场跟着朝廷走。一层一层，都压在账本上。吴先生吹灭了灯。账橱的门关着，立轴还在里面。明天，他会把请示交给程老爷。程老爷会看，会想，会告诉他动用还是不动用。然后，账本上会多一条记录，或者不会。

但不管怎样，那幅立轴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它被掸过灰，被重新包好，被写进了请示里。从这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一幅画了。吴先生躺在里间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账房里的炭盆已经熄了，寒气从砖缝里渗上来。他听着隔壁库房里老鼠啃木箱的声响，脑子里还在转那幅立轴的事。

二十年前，程老爷买下这幅画的时候，吴先生刚进程家不久。他记得很清楚，那是乾隆二十一年春天，苏州来了个掮客，说有一幅元人的山水，是某位致仕老翰林家里流出来的。程老爷看了画，没还价，八十两银子成交。当时吴先生觉得贵了——那年扬州米价每石九钱银子，八十两能买将近九十石米。

但程老爷说：这画挂出去，值八百两。吴先生当时不懂这话的意思。后来他慢慢明白了：画的价值不在于画本身，而在于它出现在什么地方。挂在程家厅堂里，它就是一幅画。送到某位大人物的书房里，它就是一份礼。一份能打开某扇门的礼。那扇门值多少钱？

吴先生算过一笔账。程家每年从盐引生意里赚的银子，大约在三千两上下。其中报效朝廷的，占三成；打点官场的，占两成；维持家用的，占两成；剩下的三成，才是真正的盈余。如果省掉打点官场的两成，程家的盈余能多出六百两。但省掉这两成的后果是什么？盐引审批慢三个月，盐船过闸多查两遍，盐价波动时官府不给你通融。三个月，两遍，一次不通融，损失的就不止六百两。

所以那两成不能省。送礼的支出，不是成本，是保险。买的就是官场上的“顺畅”二字。吴先生翻了个身，又想起另一件事。去年冬天，程家给一位退休的盐运使送过年礼。那位盐运使已经卸任三年了，在扬州城里养老。按说，退休的官员没有实权，不必再送礼。

但程老爷坚持要送，而且送的规格不低：一对时大彬壶，一套《全唐诗》的初刻，两盒高邮鸭蛋，四坛绍兴老酒。吴先生当时觉得浪费。程老爷说：你不懂。这位盐运使虽然退休了，但他的门生还在盐运使衙门里。

他写一封荐书，比我们送十份礼都管用。吴先生这才明白，送礼送的不是现任的权，是前任的情。情是存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兑现。这种“存情”的逻辑，吴先生后来在账本里见过很多次。程家给官员的送礼，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同一个官员，年年送，节节送，红白喜事送，升迁调任送。送的次数多了，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礼单链”。

吴先生的账本里，有几位官员的送礼记录是连续不断的，每年至少三四笔。这些记录连在一起，就是一张关系网的地图。地图上标注的不是官员的姓名，而是程家在这位官员身上投入的品味与银两。吴先生想起，账本里有一笔很特殊的记录。那是五年前，程家给一位新科进士送过礼。这位进士是扬州本地人，中了进士，分到翰林院，还没外放实缺。

程老爷送了一份礼：一部宋版书的影抄本，一方端砚，四盒点心。礼不重，但很雅。吴先生当时问：这位进士现在只是个翰林，没什么实权，为什么要送礼？程老爷说：他是扬州人，迟早要外放的。外放到哪里，管不管盐务，现在说不准。但等他外放了再送礼，就晚了。现在送，是结个善缘。吴先生后来听说，那位进士外放到了江西，管的是粮道，跟盐务不沾边。

但程老爷说：不沾边也没关系。他在江西，江西也有盐商。他认识我们程家，知道我们程家是懂礼的人。这就够了。懂礼的人。吴先生琢磨这四个字，琢磨了很多年。在扬州，盐商之间的竞争，不只是比谁有钱，还比谁懂礼。钱是死的，礼是活的。同样的银子，有人送出去是“得体”，有人送出去是“俗气”。

差别就在“懂礼”二字上。懂礼，就是知道什么场合送什么，什么身份收什么，什么关系用什么。这套知识，不在四书五经里，不在盐法志书里，只在礼单的往来里。吴先生当账房二十多年，经手的礼单越多，越觉得这套知识深不见底。他想起一件旧事。

十年前，程家刚搬到扬州城里这所宅子的时候，隔壁住着一位退休的翰林。两家没什么往来，只是逢年过节，程老爷会让吴先生送一份礼过去。礼不重，两盒点心，一坛酒，有时加一部新刻的书。那位翰林从不回礼，也不登门，只是让管家传一句话：程老爷费心了。吴先生觉得奇怪：这位翰林既无实权，又无门生，为什么年年送？程老爷说：你不懂。这位翰林是扬州城里文坛的领袖。

他说一句“程家懂礼”，比盐运使说十句都管用。吴先生后来发现，程老爷这话不虚。那位翰林虽然不回礼，但扬州城里的文人雅集，程老爷的名字渐渐出现在邀请名单上。程老爷去雅集，不只是听人论画论诗，还带着程家的礼单去。雅集上认识的人，后来都成了程家送礼的对象。送礼送出来的关系网，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织起来的。吴先生闭着眼睛，在黑暗里把这层网又过了一遍。

最里层是盐运使衙门，那是程家的命脉，每年送礼最多，也最讲究。往外一层是漕运、河道、知府、同知，这些衙门管着盐船过闸、盐引查验、盐价核定，每一环都要打点。

再往外一层是学政、翰林、文人、清客，这些人不管盐务，但他们的口碑决定程家在扬州城里的名声。最外层是同行、亲戚、邻居、旧识，这些人不需要重礼，但也不能失礼。四层关系，四套礼单，各有各的名目，各有各的规格。吴先生闭着眼，也能把这四层礼单背出来。背到最外一层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腊月，程家给一位老邻居送过年礼。那位邻居是个破落户，祖上做过官，到他这一代已经败了。程家送的年礼是两盒点心，一坛酒，另加一包新米。礼不重，但那位邻居接礼的时候，手都在抖。他拉着程家送礼的仆人，说了半天话，翻来覆去就是一句：程老爷还记得我。吴先生当时在门房里听见这话，心里动了一下。

他忽然明白，送礼这件事，不只是给有权有势的人送的。给破落户送一份薄礼，花的银子不多，但买来的是一份“念想”。这份念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也许永远用不上，但存着，总比没有强。吴先生睁开眼，看着账房顶上的椽子。黑暗里，椽子的轮廓模糊不清。

他想起程老爷说过的一句话：送礼这件事，送的不是东西，是“知道”。你知道他是谁，知道他要什么，知道什么场合该送什么——这份“知道”，比东西本身值钱。吴先生当时没完全听懂。现在他躺在床上，把这句话翻来覆去想了几遍，忽然觉得有点懂了。

送礼的本质，是让对方知道：我了解你。我了解你的身份，你的喜好，你在这个官场上的位置。这份了解，比银子更难得。因为银子谁都有，但“了解”不是谁都能给的。程家能在扬州城里站住脚，靠的不是银子最多，而是“了解”最深。这份了解，写在礼单上，记在账本里，一年一年地积累，一层一层地铺开，最后织成一张网。网上的每一个结，都是一份送出去的礼。吴先生当了二十多年账房，亲手记下过几百份礼。

他知道，这些礼单连在一起，就是程家的另一本账——一本不写银两，只写关系的账。天快亮的时候，吴先生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那幅立轴从账橱里飞了出来，在扬州城的上空飘着。

立轴经过盐运使衙门，经过漕运总督府，经过知府宅邸，经过那位退休翰林的院子，最后落在一张礼单上。礼单上写着：库藏立轴一件，送某某，纹银若干。吴先生想看清楚“某某”是谁，但字迹模糊，怎么也看不清。他在梦里着急，一着急，就醒了。窗外已经泛白。腊月二十了，离年关还有十天。

吴先生起身，穿好衣服，推开账房的门。寒气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哆嗦。院子里，仆人已经开始扫雪了。吴先生走到账橱前，打开门，那幅立轴还在老位置上。他伸手摸了摸包画的蓝布，布面冰凉。然后他关上账橱的门，走到书桌前坐下，研墨，铺纸，准备把今天要办的事列个单子。砚台底下压着那份礼单。

吴先生抽出来，又看了一遍。十几样东西，每一件都标好了价，记好了数，写明了送给谁。他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正要折好收进抽屉，忽然停住了。礼单上有一行字，是他昨晚拟的时候没注意到的：购《全唐诗》一部，纹银十二两，送某某。某某是谁？吴先生想了想，想起来了。是一位新到任的学政。

学政管科举，不管盐务，但程老爷说，学政是读书人的领袖，跟学政搞好关系，程家在文人圈里的名声就有保障。吴先生当时觉得有理，就记上了。现在他看着这行字，忽然想到一件事。学政是读书人，送《全唐诗》自然得体。

但《全唐诗》是刻本书，书页会泛黄，书脊会开裂，放久了还会生虫。送出去的时候是新的，过几年就成了旧的。那位学政如果翻开书页，看到纸色发黄，会不会觉得程家送的是旧书？吴先生想了想，又觉得不会。学政是懂书的人，他知道一部初刻的《全唐诗》值多少银子，也知道新刻的书和旧刻的书哪个更难得。送旧刻，反而显得程家有家底。

吴先生想到这里，把礼单折好，收进抽屉里。他坐回书桌前，翻开账本，准备记今天的账。手刚提起笔，又停住了。他想起昨晚那幅立轴的事。请示已经写好了，压在账本底下。今天程老爷回来，他要把请示交上去。程老爷会看，会想，会告诉他动用还是不动用。但不管怎样，账本上会多一条记录，或者不会。

吴先生不知道会批什么，但他知道，这幅画在库里放了二十年，就是为了这一天。他提起笔，在账本的空白页上写下一行字：腊月二十，晴。库藏立轴一件，请示动用，未批。写完这行字，他把笔搁回笔架上，看着窗外。雪已经停了，太阳从云缝里露出来，照在院子里的积雪上，白得晃眼。吴先生眯起眼睛，想着今天要做的事。年前还有十天的账要结，还有几份礼要送，还有几笔欠账要催。

事情一件一件排着，都压在账本上。他忽然想到，程老爷今天回来，会带回盐运使衙门的消息。那个消息，会决定明年盐引的数量，也会决定明年礼单上的名目。礼单跟着盐引走，盐引跟着官场走，官场跟着朝廷走。

一层一层，都压在账本上。吴先生拿起账本，翻到去年那笔“购时大彬壶一对”的记录，又翻到那笔“礼金二百两”的记录。两笔账并排记着，一笔是礼物，一笔是礼金。他看了很久，然后合上账本，把它放回账橱里。账橱的门关上了。门轴还是有点涩。吴先生想着，明天该上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