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银河SOHO的试验场
钱治亚的十二页商业计划书里,夹着一张A4纸。纸上印着银河SOHO C座和B座两个店铺的平面图,每个面积标注都是18.7平方米。平面图的右下角,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无收银台,无堂食区,无展示厨房。履约节点,非门店。”
这张纸是2017年10月初画的。当时钱治亚刚从神州租车COO的位置上离职,带着四个人的核心团队在厦门软件园的一间共享办公室里办公。墙上贴满了各种咖啡店的平面图——星巴克的、Costa的、太平洋咖啡的、全家便利店的现磨咖啡吧台的。
她用红笔在每一张图上圈出收银台的位置,然后画一条斜线穿过它。“这三个平方米,是咖啡店最贵的面积。”她在一次内部讨论中说。收银台后方要站一个人,收银台本身要占用空间,顾客排队等候结账时需要的通道面积是收银台本身的三倍。
在传统咖啡店里,收银区加上等候区,通常要占去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如果把这部分面积砍掉,店铺面积可以压缩一半,租金成本可以砍掉一半,单店模型的可行性就会完全不同。
砍掉收银台的代价,是所有交易必须通过App完成。这意味着一套完整的IT系统——用户端App、门店端接单终端、后台的订单管理系统、支付系统、会员系统——必须在开业前全部搭建完毕。2017年10月,这个系统还没有影子。
钱治亚的团队里,有三个人在做运营和供应链,只有一个人在做IT——这个人叫王鑫,之前在一家外卖平台做过后端开发,加入瑞幸时刚刚三十岁。王鑫用两个月时间搭出了第一版系统。基本架构是从当时已经成熟的外卖平台架构脱胎而来:用户下单,订单推送到门店终端,门店接单后制作,制作完成后用户收到取餐通知。这个流程在2017年底的中国外卖市场已经运行了上亿次,技术上没有任何门槛。
王鑫做的改动只有两处:第一,取消了“支付方式选择”这个环节,只保留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没有现金选项;第二,在订单确认页面嵌入了一个强制注册环节——用户必须输入手机号并接收验证码,才能完成下单。这个强制注册环节,是钱治亚坚持加进去的。她的逻辑很简单:如果用户只是买一杯咖啡,那么这次交易的数据就只值一杯咖啡的毛利。
但如果用户注册了,那么这次交易产生的是一个数据点——这个用户的手机号、下单时间、下单地点、购买的品类、使用的优惠券类型、支付金额——所有这些信息都会被记录在后台,用于分析这个用户的消费行为和价格敏感度。下一次,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向这个用户推送个性化的优惠券,诱导他再次下单。“每一笔交易都转化为数据,每一个数据都用于优化下一笔交易。”钱治亚在商业计划书里写道。这句话后来成为瑞幸所有融资PPT的固定开场白。
但在2017年10月,它还只是一个写在纸上的假设。银河SOHO的试验,就是要验证这个假设能不能跑通。
2017年10月28日,银河SOHO C座大堂,GW01门店开始试营业。没有花篮,没有剪彩,没有媒体。玻璃门上贴着一张A4纸,上面印着“luckin coffee 试营业 首杯免费”几个字,字是用打印机打的,没有任何设计。路过的上班族偶尔会停下来看一眼,然后走开。门店的内部布局,和钱治亚那张A4纸上画的几乎一模一样。
进门左手边是一台雪莱全自动咖啡机,机身约一米五高,被一个半高的吧台挡住。顾客站在吧台外面,只能看到店员的上半身和吧台尽头的一个取餐口。吧台上没有收银机,没有POS机,没有任何支付设备。店员面前只有一台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实时订单列表。每接到一个订单,平板会发出提示音,店员开始制作,制作完成后点击“出餐”,系统自动向用户发送取餐通知。整个过程,店员和顾客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没有交流,是设计好的。在传统咖啡店,顾客和店员之间的交流——点单、确认口味、推荐新品、闲聊——通常要占用半分到一分钟的订单处理时间。在高峰期,这种交流会造成排队和拥堵。
瑞幸的模型把所有的交流都前置到了App上:用户在下单时已经完成了选择,在支付时已经完成了确认,到店只需要取货。店员的时间和店面的空间,都不需要为“交流”这件事预留任何资源。这个设计的效果,在试运营第一天就显现出来了。
当天上午八点到九点的早高峰,GW01在一个小时内处理了超过六十单订单,平均每单从下单到取餐只需要四分钟。店员几乎没有抬过头,一直在做咖啡。排在取餐口的顾客,最长的等待时间不超过三分钟。这个效率,大约是同等面积的传统咖啡店的两到三倍。
但效率是一回事,体验是另一回事。试运营第一周,门店的投诉率很高。投诉的原因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无法用现金支付,一些年纪较大的顾客或者没有安装微信支付的顾客被拒之门外;第二,App注册流程繁琐,需要输入手机号、接收验证码、设置密码,整个过程需要两到三分钟,一些急于买咖啡的顾客觉得不耐烦;第三,取餐时发现咖啡已经凉了,因为外卖订单和自提订单混在一起制作,骑手来取餐时,自提顾客的咖啡可能已经做好了五分钟。
钱治亚在厦门总部每天都会收到投诉汇总。她处理投诉的方式,和王鑫处理系统bug的方式一样:分优先级,先解决影响核心流程的问题,暂时搁置影响体验但不影响流程的问题。
现金支付的问题被搁置了——用现金的顾客不是目标用户,放弃他们不会影响模型。App注册流程的问题被部分解决——王鑫把注册环节从四个页面压缩到两个页面,注册时间从三分钟降到一分钟。咖啡变凉的问题,通过调整出餐流程解决——在系统中增加了“自提优先”的标签,自提订单优先制作,外卖订单在骑手到达前三分钟才开始制作。
这些调整,没有一条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本身。它们的目的,是确保“App下单—门店制作—自提/配送”这个核心流程的顺畅运行。在钱治亚的框架里,用户体验不是目标,效率才是。效率足够高,成本足够低,价格足够便宜,用户就会容忍体验上的瑕疵。这个判断,在银河SOHO的试运营中得到了初步验证——尽管投诉率不低,但订单量并没有下降,因为首杯免费和买二赠一的价格优势,足以覆盖大部分用户对体验的不满。
2017年11月,试运营进入第二个月。钱治亚开始推第二轮测试:外卖配送。瑞幸的外卖配送模型,和当时已经成熟的外卖平台模型有一个关键区别。
美团和饿了么的配送,是骑手从餐厅取餐,送到用户手中,骑手和餐厅之间没有直接的商业关系。瑞幸的模型,是骑手从门店取餐,送到用户手中,但骑手不是瑞幸的雇员,而是第三方配送公司的雇员。瑞幸和配送公司——主要是顺丰同城和达达——签署的是按单计费的协议,不承担骑手的基本工资和社保费用。这个设计的核心目的,是把配送成本从固定成本变成可变成本。如果每天有一百单外卖订单,瑞幸就支付一百单的配送费。如果某一天外卖订单只有十单,瑞幸只需要支付十单的配送费。配送成本随订单量波动,不会在订单量低的时候形成成本压力。
这个设计,在财务模型上非常漂亮,但落到执行层面,问题就来了。第一个问题是配送时效。银河SOHO位于北京东二环内,周边写字楼密集,但道路拥堵严重。骑手从门店取餐后,送到一公里外的写字楼,骑行时间通常需要八到十分钟,加上等电梯和上楼的时间,平均送达时间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间。如果用户距离门店超过两公里,送达时间就会超过二十五分钟。
这个时间,对于一杯热咖啡来说,已经接近了品质保持的极限。超过三十分钟,咖啡的温度会降到四十度以下,奶泡会塌掉,口感会明显变差。
第二个问题是配送成本。瑞幸和顺丰同城签署的协议,是每单配送费八元,不论距离远近。这个价格在当时的外卖配送市场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以一杯美式咖啡标价二十一元计算,扣除三元的原材料成本、两元的包装成本、八元的配送费,剩下的毛利只有八元,还要覆盖租金、人工、水电和设备折旧。如果再加上首杯免费或买二赠一之类的补贴,这单外卖就是净亏损。
试运营前两周,外卖订单占比一直在上升,从第一周的百分之十涨到了第三周的百分之十八。数据小组在分析这组数据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外卖订单的客单价,明显高于自提订单。自提订单的平均客单价在十五元左右,而外卖订单的平均客单价在二十五元左右。原因是外卖订单的起送门槛——满三十五元免配送费,不足三十五元收取六元配送费——倒逼用户凑单。
一杯拿铁二十一元,一块曲奇九元,加起来刚好三十元,距离免配送费还差五元。用户通常会再加一杯美式或者一块蛋糕,把客单价推到三十五元以上。
这个发现让钱治亚很兴奋。如果外卖订单的客单价能够持续高于自提订单,那么配送成本就可以被覆盖。她在11月中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外卖不是成本中心,是客单价提升工具。”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A轮融资的PPT,作为“外卖模型可行”的证据之一。
但这份PPT没有提到的是,外卖订单的客单价提升,是以牺牲单杯咖啡的毛利率为代价的。用户凑单多买的那些产品——曲奇、蛋糕、果汁——毛利都比咖啡低。一杯咖啡的原材料成本大约在三到四元,毛利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一块曲奇的采购成本在五元左右,售价九元,毛利率不到百分之五十。用户凑单越多,整体毛利率越低。
这个趋势,在银河SOHO的试运营数据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但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关注点,全部集中在订单量和用户增长上,毛利率是“规模起来之后自然会改善”的变量。
2017年11月第四周,杨飞提交了第一份月度总结报告。这份报告里有一组数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反复引用,也被反复误读。这组数据是:注册用户中,至少下单过一次的用户占比百分之六十八;下单两次的用户占比百分之三十五;下单三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百分之十八。杨飞在报告里写道:“用户复购行为存在,核心用户群体初步形成。”
这组数据的问题在于,它统计的是“注册后累计下单次数”,而不是“某一时间段内的重复下单频率”。在首杯免费和大量优惠券的刺激下,很多用户在注册后的第一周内密集下单,把优惠券用完之后就不再活跃。一个在注册后七天内下单三次的用户,从“累计下单次数”的角度看,和一个月内每周下单一次的用户是一样的,但他们的消费行为模式完全不同。前者是补贴驱动的冲动消费,后者是习惯驱动的持续消费。瑞幸需要的是后者,但银河SOHO的数据显示,前者的比例远高于后者。
杨飞是知道这个区别的。他在报告的附录里,用留存曲线的方式呈现了用户活跃度的衰减。但附录不是正文,在月度总结会议上,大多数人只看了正文,没有翻附录。正文的措辞——“用户复购行为存在,核心用户群体初步形成”——听起来足够正面,足够支撑“模式可行”的结论。
这种选择性呈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成为瑞幸内部数据报告的标准模式。正面数据放在正文,用大号字体和彩色图表展示;
负面数据放在附录,用小号字体和灰度图表展示。这不是刻意的造假,而是一种被增长压力驱动的信息过滤。当所有人都在期待“模式可行”的结论时,那些指向“模式有风险”的数据,会被自然地放在不那么显眼的位置。
2017年12月,钱治亚决定启动补贴退坡测试。这个测试的目的,是检验当补贴力度降低时,订单量会下降到什么程度,以及下降后的订单量是否仍然能够支撑单店模型的盈亏平衡。测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月4日到12月10日,首杯免费券从无限量发放改为仅限新注册用户领取,老用户的优惠调整为买五赠一。第二阶段,从12月11日到12月17日,买五赠一调整为买十赠一,外卖配送费从免费调整为满三十五元免配送费。第三阶段,从12月18日到12月24日,所有优惠券停发,只保留积分兑换功能。
三个阶段的数据变化,清晰得近乎残酷。第一阶段,日均订单量从三百零五单下降到二百三十一单,降幅百分之二十四。外卖订单占比从百分之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十二。
App新增下载量从日均八百次下降到四百五十次。第二阶段,日均订单量继续下降到二百零五单,降幅百分之十一。外卖订单占比骤降到百分之七,并且再也没有恢复。App新增下载量下降到日均三百次。第三阶段,日均订单量下降到一百七十八单,比测试前的三百零五单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二。其中,自提订单一百四十二单,外卖订单三十六单。App新增下载量下降到日均一百八十次,几乎回到了试运营第一周的水平。
三周之内,补贴退坡削掉了将近一半的订单量。而且,这个降幅不是线性的——测试结束后,钱治亚决定恢复买五赠一的优惠力度,订单量在2018年1月第一周反弹到了二百二十单左右,但再也没有回到测试前的三百零五单。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订单量,在补贴退坡后永久消失了。
杨飞在12月25日的补贴退坡测试总结报告里,用了一个极其谨慎的措辞:“基础订单量——即无补贴条件下的自然需求量——大约在日均七十至八十杯(两家门店合计)。补贴系数大约在一点五到二点零之间,即每增加一单位补贴,订单量增加约一点五到二单位。当前补贴力度下,订单量对补贴的依赖度较高。”
“七十至八十杯”,是两家门店合计的数字。单店日均只有三十五到四十杯。这个数字,不到单店模型盈亏平衡线的四分之一。
钱治亚拿到这份报告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她不是不知道补贴退坡会导致订单量下降,但她没有预料到降幅会这么大,也没有预料到基础订单量会这么低。她在商业计划书里假设的“补贴退坡后留存率百分之四十”,是基于一个隐含的前提:基础订单量至少能够支撑单店模型的下限。银河SOHO的数据显示,这个前提不成立。
但钱治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太久。2017年12月最后一周,她在厦门召集了一次战略会议,决定启动全国扩张。
她在会上说:“银河SOHO的数据,是在单店孤立的条件下跑出来的。没有品牌,没有密度,没有社交裂变。这些变量加进去之后,基础订单量会翻倍。百分之四十的留存率,是网络效应释放后的目标,不是单店孤立状态下的结果。”
这段话,在逻辑上没有问题。网络效应确实可以提升用户留存率——当一个品牌的门店随处可见时,用户的复购意愿会增强;当社交裂变持续注入新用户时,活跃用户池的规模会扩大;当品牌认知度足够高时,用户的忠诚度会提高。这些效应,在滴滴、美团、拼多多的成长过程中都被验证过。
但问题是,网络效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释放?需要的投入有多大?在释放之前,补贴依赖的状态要如何维持?这些问题,银河SOHO的试验无法回答,钱治亚的商业计划书也没有回答。
它们被归入了一个模糊的范畴——“规模化验证”。2018年1月,银河SOHO试运营进入最后一个月。杨飞提交了最后一份月度报告,标题是“银河SOHO试运营总结”。这份报告比之前的任何一份都要厚,正文三十六页,附录四十八页。报告的核心结论只有一句话:“数字化门店模型技术可行,商业可行性待规模化验证。”
“技术可行”,指的是系统跑通了。三个月里,GW01和GW02两家门店累计处理了超过两万七千个订单,App崩溃的次数为零,订单数据实时回传的延迟不超过三秒,支付成功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套系统,从用户端到门店端到后台,全链路运行稳定。王鑫的团队在三个月里迭代了十一个版本,修复了上百个bug,系统已经从最初的“能跑就行”进化到了“能稳着跑”的状态。
“商业可行性待规模化验证”,指的是单店盈利模型没有得到验证。杨飞在报告里用了一整章,详细分析了补贴退坡后的用户行为数据。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是:补贴退坡后留存下来的用户,消费行为模式和补贴期获取的用户完全不同。留存用户——定义为注册后四周仍有下单行为的用户——在总注册用户中占比百分之十六。这些用户的平均每周下单次数为二点一次,平均客单价为二十点三元,使用优惠券的比例为百分之四十五,主要使用买五赠一和积分兑换。
他们的下单时间集中在上午八点到十点和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两个时段分别对应上班提神和下午提神的需求。他们的下单地点高度集中在工作地址附近——银河SOHO及周边写字楼——说明他们不是“路过随便买一杯”的随机消费者,而是有固定消费场景的日常用户。
流失用户——注册后四周内不再下单的用户——占比百分之八十四。这些用户的特征是:平均下单次数为一点二次,几乎全部使用首杯免费券,下单时间分散在全天各个时段,下单地点与注册地址的关联度较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看到“首杯免费”的广告后下载了App,喝完免费咖啡后就卸载了,或者留着App但不再打开。
杨飞在报告里写道:“留存用户的行为模式,符合‘习惯性消费’的特征。流失用户的行为模式,符合‘一次性优惠消费’的特征。当前补贴策略主要吸引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建议在后续扩张中,调整补贴策略,从‘低门槛高补贴’转向‘高门槛低补贴’,提高补贴效率。”
这个建议,在战略会议上被讨论过,但最终没有被采纳。原因是,在即将启动的全国扩张计划中,“低门槛高补贴”仍然是获取用户的最高效手段。如果用“高门槛低补贴”——比如首单只送五元代金券而不是全免——那么App下载转化率会大幅下降,用户增长速度会大幅放缓,融资时需要的“用户增长曲线”就画不出来。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银河SOHO的试验,暴露了瑞幸商业模式的一个内在矛盾:补贴效率最高的时候,用户质量最低;用户质量最高的时候,获取成本最高。如果要追求用户增长速度,就必须接受低质量用户和补贴依赖;如果要追求用户质量和盈利能力,就必须接受低增长速度。在资本市场的压力下,瑞幸没有选择第二条路的余地。
2018年1月25日,钱治亚在北京召集闭门总结会。会议室里坐了十二个人,包括从神州租车带过来的核心团队,以及新加入的几位互联网出身的中层。杨飞用二十分钟汇报了银河SOHO的试运营数据,重点讲技术可行性的验证,对商业可行性的警示一带而过。
钱治亚在汇报结束后发言。她打开大屏幕,上面是银河SOHO三个月的数据汇总:累计订单量超过两万七千单,累计销售杯数超过三万五千杯,App累计下载量超过两万次,注册用户数超过一万五千人。她看了几秒,然后说:“我们证明了需求可以制造。下一步,就是制造规模。”
会议室里没有人提出异议。不是因为没有人看到问题,而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异议的成本太高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在期待瑞幸成为下一个滴滴、下一个美团、下一个拼多多。银河SOHO的数据,在他们看来,不是“有问题”,而是“还不够大”。规模可以解决一切——这个信念,在当时的中国互联网圈子里,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被反复验证过的真理。三个小时后,钱治亚和陆正耀通了电话。通话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通话结束后,钱治亚给杨飞发了一条微信:“银河SOHO报告定稿,结论:模式可行,建议启动规模化验证。附上完整数据,不删不改。”
杨飞照做了。他在最终版报告的扉页上加了一句话:“本报告所载数据,为银河SOHO两家门店在2017年10月28日至2018年1月25日试运营期间的完整记录。数据未经删改,但解读责任由使用者自负。”
这句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会被反复想起。2018年2月,瑞幸的全国扩张正式启动。选址团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厦门十个城市同时铺开。装修团队开始按照银河SOHO的模板,批量生产标准化门店。这套模板的核心参数,全部来自银河SOHO的三个月试验:十八到二十平方米的店面面积,全自动咖啡机,无收银台,无堂食区,平板电脑接单,标准化装修。单店初始投资控制在四十万元以内,月运营成本控制在四万元以内。
银河SOHO的试验,还产出了另一套标准化文件:门店运营手册。这本手册里详细规定了从开门到打烊的每一个操作步骤,包括咖啡机清洁频率、牛奶储存温度、杯盖放置方向、取餐口清洁标准。手册的编写者不是餐饮行业出身,而是从制造业挖来的流程工程师。他们用标准化生产的逻辑,把每一杯咖啡的制作过程分解为二十七个标准动作,每个动作都有时间标准和质检标准。这套标准化体系,在理论上可以保证任何一家门店出品的咖啡,口感和品质完全一致。
在实践上,它也可以让任何一个经过三天培训的新员工,就能独立操作一家门店。这个能力,在接下来的大规模扩张中,将成为瑞幸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它让瑞幸可以在一个月内开出上百家门店,而传统咖啡连锁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来培训店长和咖啡师。
但银河SOHO的试验,也留下了一个没有被回答的问题:当门店数量从两家变成五百家,再变成两千家、五千家,这套标准化体系能否持续运转?标准化的前提,是各个环节的稳定输入——稳定的原材料供应、稳定的设备运行、稳定的人员流动率。在两家门店的规模下,这些变量都很容易控制。在两千家门店的规模下,任何一个环节的波动,都会被放大成系统性风险。
这个问题,在2018年2月启动扩张时,几乎没有人关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目标上:2018年5月正式营业,门店数量五百家以上。
银河SOHO的两家门店,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它们不是用来卖咖啡的,是用来跑数据的。
它们跑出来的数据,被输进了一个更大的系统,驱动着一台即将高速运转的机器。这台机器的核心引擎,是一套精密的需求制造装置。它用补贴制造需求,用需求产生数据,用数据优化补贴,用优化后的补贴制造更大的需求。这个循环,在银河SOHO的试验场里被证明是可以运转的。但它对补贴的依赖,也在试验场里被暴露得清清楚楚——当补贴退坡时,需求会断崖式下跌。只是这个发现,在扩张的亢奋中,被暂时搁置了。
2018年1月31日,银河SOHO的两家门店完成了试运营期间的最后一杯咖啡。它们没有特殊的仪式,没有纪念品,没有任何标记。店员和平常一样,在晚上八点关掉咖啡机,清点库存,核对账目,锁门离开。大堂里恢复了安静,只有玻璃门上那张A4纸,还在夜风中轻轻晃动。那张纸上,印着“luckin coffee 试营业 首杯免费”几个字。字迹经过三个月的风吹日晒,已经有些模糊了。在它下面,有人用马克笔加了一行小字:“当促销结束、价格正常、消费者新鲜感消退后,还会剩下多少付费顾客?”
没有签名,没有日期。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杨飞在1月31日的最后一次巡店时看到了这行字。他站在店门口看了几秒,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把照片存进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叫“银河SOHO”。这个文件夹,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几乎没有人再打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