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

阿兰提着一袋橘子站在岗亭门口，笑着喊“阿伯，我是你老乡啊”，橘子皮上的水珠在日光灯下反光。

陈有福从登记簿上抬起头。岗亭里的霉味和窗外汽车尾气混在一起，像退潮后滩涂上烂了几天的海草。他认得这个味道，不认得眼前的女人。圆脸，栗色头发扎成低马尾，碎花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腕上一只细银镯。她笑的时候露出上排牙，声音脆，像碎贝壳互相磕碰。

“我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呀。”阿兰把橘子往岗亭台面上一放，塑料袋哗啦响，“陈阿伯，陈海岚的阿爸，对不对？”

陈有福的手按在登记簿上。簿子是塑料皮封面，边角翘起来，他拿指头压了压，没说话。

“我跟你女儿一个学校的。”阿兰从黑色小挎包里摸出一张纸，折了两折，展开，“她老师托我带的，说你在城里找工作，让我照应一下。”

纸是申请表，抬头印着“内部员工转正名额申请表”几个字，下面有表格、有公章，公章红得发亮，像刚盖上去的。陈有福没接，先看她的脸。她的眼睛在笑，但眼角的细纹没跟着动。

“老师怎么知道我在这？”

“咱们那地方小，谁家的事瞒得住？”阿兰把表往他面前推了推，橘子味从塑料袋里透出来，酸的，“你女儿在学校填过家庭情况表，联系人写的是你，电话打不通。老师让我顺路带句话，说海岚这学期成绩好，别担心。”

陈有福听到女儿名字，手指从登记簿上抬起来，在半空停了一下，又落回去。他低头看那张表。字他认不全，但“正式工”“社保”几个词看清了。老吕说过，正式工有社保，看病能报销，退休了有退休金。他当时没接话，心里记下了。

“这是什么？”

“内部名额。”阿兰压低声音，往岗亭里探了探身子，洗发水味混着橘子的酸气飘进来，“物业公司每年有几个转正指标，不对外公布，都是熟人推荐。我表弟在物业总公司人事科，手里捏着两个名额。你要是有意，我帮你递上去。”

陈有福把表拿起来，纸边割手，像新网的尼龙线。他翻过来看，背面空白，只有左下角一串编号，印得模糊。

“我不识字。”他说。

“没关系，我念给你听。”阿兰手指点在表格上，一行行念过去，“姓名、籍贯、年龄、现岗位、推荐人。推荐人这栏填我表弟的名字，你什么都不用做，等通知就行。”

“要多少钱？”

阿兰笑了，这次眼角纹动了：“阿伯，你想到哪去了？这是公司福利，不要钱。”

陈有福没笑。海上的事他懂，城里的规矩他不懂，但“不要钱”三个字他听过太多次。没有哪条鱼会自己跳进船舱，没有哪件事会白来。

“我不办。”他把表放回台面，推过去。

“行，你想想。”阿兰很干脆，把表折好，塞回包里，又拿出一个橘子放在登记簿上，“自家树上摘的，不甜不要钱。”

她走的时候，塑料凉鞋踩在地上啪嗒啪嗒响，拐过小区围墙就不见了。陈有福盯着那个橘子，皮上还沾着水，在日光灯下一闪一闪。他把橘子拿起来，放进抽屉，又把登记簿翻到今天的日期，在巡逻记录栏里写了两个字：正常。

第二天阿兰没来。第三天也没来。陈有福以为这事过去了。第四天傍晚，他刚接班，阿兰从对面公交站小跑过来，头发被风吹散了，几绺贴在脸上。

“阿伯，出事了。”她喘着气，手扶在岗亭门框上，指甲油剥落了一半，“我表弟说，你的年龄超了，本来过不了审。他昨晚跟人事科的人喝酒，好说歹说，人家松口了。但有个条件，得先交一笔‘保证金’。”

陈有福在擦桌子。抹布是旧的，灰白色，拧不干，水滴滴到地上。他停了一下，继续擦。

“多少？”

“三千六。”阿兰报出数字的时候眼睛没眨，“这笔钱不是给人，是押在公司账上。转正手续办完，原数退回。这是规矩，防人拿了名额又不去。”

陈有福把抹布搭在椅背上，直起腰。三千六。他卖船的钱，交完女儿学费，还剩三千四。这些天吃住花了一些，兜里总共三千五百出头。他记得清楚，因为每天晚上都数一遍，橡皮筋扎着，放在左边裤兜。

“我没这么多。”

“阿伯，你听我说。”阿兰往前一步，声音更低了，“这个名额本来有个清洁工想要，人家钱都备好了。我表弟压着没放，说先紧着老乡。今天下班前不交钱，名额就归别人了。你想想，正式工一个月多拿八百，还有社保。你干一年就回本了，往后都是赚的。”

陈有福没看她。他看岗亭外面的天，天阴着，云压得低，像要下雨。海上的经验告诉他，天阴不一定下雨，但云压到这种程度，风里带着腥气，多半有一场。

“我再想想。”

“行。”阿兰从包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五点半前，我在这等你。过了五点，我也没办法了。”她顿了顿，又说，“阿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城里这种机会，一辈子碰不上几回。你在海上那么多年，什么风浪没见过，别在岸上栽了跟头。”

她走了。陈有福在岗亭里站了很久。登记簿上的字在眼前发花，巡逻记录写了一半，笔还捏在手里。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和盐渍，指甲盖上有几道旧裂。这双手在海上干了四十年，现在捏着一支塑料笔，写城里人的字。

他摸左边裤兜。那沓钱还在，橡皮筋扎着，厚厚一叠，贴着大腿，捂得发热。他数过很多遍，三千五百二十块，有几张折了角，有几张沾过水，边发硬。

他想起女儿。陈海岚在电话里说，学校要订资料，一百二十块。他说好，等发了工资就寄。女儿说不用，老师说可以缓一缓。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挂了电话，他在岗亭里坐了一夜，天亮了才去洗漱。

他又想起老吕。老吕说，别较真，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当时没吭声，心里想，海上的事能过去，城里的钱过不去。三千多块，在老家能买半年的米，能给女儿交两个学期的住宿费。

他拿起笔，在巡逻记录上继续写。笔尖划破纸面，那个“巡”字写歪了，他描了一遍，又描一遍，越描越黑。

四点五十分，阿兰又来了。这次她没带橘子，手里捏着一个塑料文件夹，透明的那种，里面夹着几张纸。

“阿伯，最后十分钟。”她把文件夹放在台面上，翻开，红章一个叠一个，“你看，这是公司的文件，这是人事科的批条，这是保证金收据。你今天交了钱，明天就能去体检，下周一办入职。”

陈有福没看文件。他看阿兰的手，那双手白，指甲修得整齐，右手食指上有一道划痕，结了痂。这手没干过重活，没握过缆绳，没杀过鱼。

“钱在哪交？”

“我给你开收据。”阿兰从包里摸出一本小本子，撕下一张，粉红色的，抬头印着“收款凭证”。她把本子摊开，垫在文件夹上，拔出一支圆珠笔，笔帽用牙咬下来，叼在嘴角。

陈有福解开裤兜的扣子，把橡皮筋褪下来。那沓钱到了手上，潮热，沾着汗。他一张张捻开，数了一遍，递给阿兰。阿兰接过去，手指飞快地又数一遍，指法熟练，像菜市场里点钞的摊主。

“三千五百二十。”她说，“还差八十。”

陈有福从另一个兜里摸出几张零票，五块、十块、二十块，凑了八十。阿兰把零票夹进那沓钱里，一起塞进挎包，然后在那张粉红收据上写了几笔，撕下来递给他。

收据上写着“今收到陈有福交来保证金叁仟陆佰元整”，下面一个公章，红得鲜艳。陈有福把收据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和那张写了地址的纸条叠在一起。

“等我电话。”阿兰说，“最迟明天中午。”

她走的时候，脚步比前两次快，塑料凉鞋的声音密集起来，像雨点打在铁皮棚上。陈有福站在岗亭门口，看着她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巷子。巷口有个卖烤红薯的推车，她绕过推车，不见了。

那天晚上，陈有福没怎么睡。他躺在老吕出租屋的折叠床上，听着楼上冲马桶的声音，水管在墙里咕咕响。他摸出那张收据，借着窗外的路灯光看。纸已经软了，边角被手汗浸得发皱。他翻了个身，把收据压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中午，阿兰没来电话。陈有福拨过去，关机。再拨，还是关机。他等到下午三点，去物业办公室找经理请假，说有点事出去一趟。经理抬头看他一眼，说行，别太晚。

他走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又拨了一次，关机。他上了车，坐到火车站。阿兰说过，她表弟在车站附近的写字楼上班，五楼，人事科。

陈有福在车站下了车。人比他来时更多了，广场上挤满了拖行李箱的人，广播里一个女声在报车次，声音沙哑，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穿过人群，找到那栋写字楼。门口的保安拦住他，问找谁。

“人事科。”

“哪家人事科？这栋楼有十几家公司。”

陈有福报不出名字。他站在写字楼门口，抬头看，玻璃幕墙映着灰白色的天，里面有他的影子，缩得很小。他掏出那张申请表，展开，上面没有公司名，只有“内部员工转正名额申请表”几个字，和一个模糊的编号。

他又拨阿兰的电话。这次通了，响了两声，被挂断。再拨，又关机。

陈有福站在写字楼前的台阶上，手里的申请表被风吹得哗啦响。他低头看那张粉红收据，纸角已经软得快要烂掉。他慢慢把两张纸折好，放回口袋，然后转身往车站广场走。

广场上人更多了。一个男人扛着蛇皮袋从他身边挤过去，袋子撞在他腰上，沉甸甸的，像米。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小跑，孩子哭，声音被广播盖住。一个老头蹲在台阶上吃盒饭，筷子是两根掰开的竹签。

陈有福在广场中间站住。周围全是人，匆匆赶路的人，没有人看他。他掏出手机，黑色的，屏幕裂了一道，是去年在船上磕的。他按亮屏幕，翻到拨号盘，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

1。1。0。

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手机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惨白，像月光照在死鱼肚皮上。

他听见广播里那个沙哑的女声在报车次，G68次，开往广州南，请旅客们抓紧时间检票。他听见拉杆箱轮子滚过地面，咯噔咯噔，像潮水退下去时石子被浪卷走的声音。他听见有人在笑，有人在骂，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喊一个名字，喊了好几遍，没人应。

他低头看那张收据。纸角已经被手汗浸透，软塌塌的，像一片泡过水的海带。公章的红颜色晕开了一点，蹭在他手指上，像血。

他想起老吕说的话，别较真。他想起自己站在岗亭门口，看着阿兰穿过马路，拐进巷子，当时他还在想，等转正了，多寄点钱给女儿。他想起女儿在电话里说，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快了。

他按了删除键。

手机屏幕闪了一下，回到桌面。他把手机塞回裤兜，转身往公交站走。转身的时候，肩膀撞上一个赶车的年轻人，那人回头骂了一句，他没听清，也没回头。

走了几步，广播声突然变大了。他抬头看，广场上的灯亮起来，白的，刺眼。他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人还在流，从他身边涌过去，像潮水绕过一块礁石。

他走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收据，和那张写了地址的纸条。两张纸叠在一起，被体温捂热了。他捏了捏，没拿出来。

回到岗亭，小周正趴在桌上打游戏，手机横着，两只手在屏幕上划。见他进来，小周抬头：“陈叔，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请了半天假吗？”

陈有福在椅子上坐下，把登记簿翻到今天那一页。巡逻记录还停在昨天他写的最后一行，那个描黑的“巡”字像一块疤。他拿起笔，在下面空行里写：下午外出，正常。

笔尖划破纸面，又划破了一个字。他把笔搁下，靠在椅背上。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小区里的路灯亮起来，黄黄的一团，照不亮太多地方。有辆车开进来，车灯扫过岗亭，陈有福的脸在光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他摸左边裤兜。空荡荡的，橡皮筋还在，扎着几张零票，五块、三块、一块，总共不到十块。他把橡皮筋褪下来，又套回去，褪下来，又套回去。橡皮筋弹在手腕上，啪地响了一声。

小周抬头看他一眼，又把头低下去。

陈有福把黄铜哨子从另一个兜里摸出来，放在手心。哨子凉，表面磨得发亮。他吹了一下，没吹响，只漏出一丝气声。那声音很轻，像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漏气，慢慢地瘪下去。

他把哨子放回兜里，又摸到那两张纸。他掏出来，在台灯底下展开。收据上的字他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他不认识那些字，但“叁仟陆佰”他认得。那是他卖船的钱，是他和女儿后半年的口粮，是他在这个城市里最后一点底气。

他把两张纸叠好，塞回口袋。明天还要上班。巡逻，登记，给没带门禁卡的人开门，听业主骂几句。这些事他都会做，也做得到。只是以后不会再想什么正式工了。

岗亭外面的车流声一阵一阵，像海浪，但比海浪更密、更急。陈有福闭上眼睛，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他想，海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吕说得对，活人比死海难对付。可海再难，他懂。人，他不懂。

他不懂，所以栽了。栽了就栽了，跟船翻了一样，哭也回不来。

他睁开眼睛，把登记簿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明天开始，不办任何事。

写完，他把登记簿合上，放在抽屉里，和那个橘子并排放着。橘子皮已经皱了，但还散发着一点酸味。他闻了闻，把抽屉关上。

第二天上午，陈有福在岗亭里擦桌子。抹布是半干的，擦过去留下一道道水痕，像退潮后沙滩上的纹路。小周还没来，屋里静得能听见灯管里电流的嗡嗡声。

有人敲窗。一个女人站在岗亭外，三十来岁，穿一件米色薄外套，头发扎成低马尾，脸上带着笑。那笑很周到，像菜市场里递塑料袋的摊主。

“陈阿伯吧？我是阿兰。”她隔着玻璃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往耳朵里钻，“物业新来的，管劳务这块。”

陈有福打开窗。风灌进来，带着外面早点摊的油烟味。

“什么事？”

“好事。”阿兰往岗亭里看了一眼，像在确认有没有别人，“您出来说，就两分钟。”

陈有福犹豫了一下，把抹布搭在椅背上，走出去。阿兰往旁边树荫下走了几步，从挎包里抽出一张纸。纸是打印的，标题几个黑体字：“内部员工转正名额申请表”。下面有表格，有签字栏，还盖着一个红章，油墨太满，边角洇开一点。

“老吕托我问的。”阿兰说，“他说您想办正式工，一直没机会。这不，上面刚下来一个内部名额，给老员工家属的。我想着您正合适。”

陈有福没接。他盯着那个红章看，章上的字他不全认识，但“物业”两个字他认得。他抬起头，看阿兰的眼睛。阿兰不躲，笑得更有耐心。

“我不认识你。”陈有福说。

“现在认识了。”阿兰把申请表折了一折，塞进他手里，“陈阿伯，我不是骗子。骗子会找您要钱，我这是帮您递个材料。成不成，看上面批。您先拿着，下午下班前给我个准信。”

她又从包里摸出一张名片，放在申请表上面。名片很新，边角锋利，印着“劳务专员 阿兰”和一个手机号。

“名额紧张，今天不交材料，明天就作废。”阿兰说，“您要是想办，下班前打我电话。不想办，把表撕了，当我没来过。”

她说完转身走了，步子很快，像赶着去下一家。陈有福站在树荫里，手里的纸被风吹得哗哗响。他回到岗亭，把申请表摊在桌上，看了很久。表格上要填姓名、年龄、籍贯、身份证号，还有一栏“家庭情况”。他拿起笔，在姓名那栏写了“陈有福”三个字，笔画很重，像刻上去的。

下午四点，陈有福拨了那个电话。阿兰很快接了，说在小区东门外的茶馆等他。陈有福跟小周说了一声，往东门走。茶馆不大，几张方桌，一个穿围裙的女人在柜台后打瞌睡。阿兰坐在靠里的位置，面前两杯茶，一杯推给陈有福。

“陈阿伯，材料我看了，没问题。”阿兰说，从包里拿出另一张纸，“这是内部名额确认单，您签个字，交个押金，走个流程。押金不多，三千六，等转正了全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