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的算盘

卢沟桥的夜风是从北边刮过来的。童贯站在驿馆廊下，看着随行禁军把最后一批马匹赶进临时圈栏。桥下的无定河在黑暗中流淌，水声不大，但很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追赶。秋风吹过桥面，带起一阵沙尘，打在脸上生疼。他身后站着四个随行文吏，手里捧着出使文书，等着他发话。领头的叫王珪，是枢密院派来的机宜文字，此刻往前凑了一步，压低声音说，傍晚时分有个汉人模样的男子在桥头盘桓，说有军国机要，必须面陈太尉。

这地方叫卢沟桥，是宋使进入辽国境内的第一站。桥北是辽国南京析津府地界，桥南是两属的缓冲地带。自澶渊之盟以来，宋辽使节往返，都在这里换马、验文、等候接伴。一百年了，规矩没变过。

但今晚，规矩破了。童贯问了一句，什么人。王珪说，查过关引，是辽国南京道的民籍，自称燕京旧族，姓马。童贯沉默了一会儿，说，带他来。

列位，这里我得先替您按住话头。您要是觉得童贯会当场拍案而起，说出什么豪言壮语，那您就小看这位在官场里泡了三十八年的老臣了。童贯是什么人？

宦官，武将，节度使，枢密使，但他首先是一个从最底层爬上来的政治动物。政治动物的本能是什么？是永远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底牌。

所以当马植——就是那个姓马的汉人——走进驿馆，朝童贯深施一礼，开口说出那句后来被记入《三朝北盟会编》的话时，童贯的反应不是惊喜，而是反问。马植说，辽国必亡，愿太尉早为之所。童贯问，你为什么要来找我？这个问题，才是整件事真正的起点。

政和七年秋，童贯以检校太尉身份出使辽国。使团从白沟驿入辽境，一路向北，经过涿州、良乡，走了整整三天。这三天里童贯看见了什么？城墙多处坍塌未修，城门守卒衣甲破旧，兵器锈迹斑斑，沿途驿站马匹瘦弱，草料不足。驿吏私下跟宋使团的人抱怨，说朝廷已经欠了他们三个月的俸钱。这些景象，童贯当然看在眼里。

但他不会跟马植说。他只会在马植铺开那张手绘的辽国山川城池图时，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女真人有多少兵力。马植的回答是，女真起兵之初，不满万人，如今虽然扩充，精兵不过数万。

这个数字，后来在宋廷的决策层里反复出现，像一颗种子，埋在土壤里，等待发芽。但列位，我在这里必须先给您提个醒：这个数字，是马植的一面之词。

马植是什么人？祖籍涿州范阳，世居燕京，父亲官至辽国光禄卿，他自己考过两次进士，都没授官，赋闲在家，以授徒为业。一个辽国叛臣，在向敌国兜售情报时，会怎么说？他一定会把敌国的敌人说得弱小可欺，把敌国说得摇摇欲坠——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情报才有价值，他本人才会被重用。这不是说马植在撒谎。辽国朝政腐败、女真崛起、辽军战败，都是事实。但“事实”和“完整的事实”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

女真人真的只有不满万人吗？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战斗力究竟如何？辽国虽然残破，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还有多少底牌？这些问题，马植没有说，童贯也没有问。或者说，童贯不想问。为什么不想问？

因为童贯来辽国，本来就不是为了搞调查研究的。他是来寻找一个答案的——一个他早就想要的答案。这话怎么说？咱们得把时间往回拨一下。

童贯的出身，在宋朝官场里是个异数。他是宦官，但长了一副武将的相貌——史书上说他“状貌魁伟，皮骨强劲如铁”，下巴上还长着十几根胡子，这在宦官里极为罕见。徽宗皇帝喜欢他，不光因为他会办事，还因为他长着一张能带兵打仗的脸。宋朝的宦官带兵，是有传统的，太宗朝有王继恩率军入蜀平乱，真宗朝有秦翰在澶州守城，但这些都是临时差遣，仗打完了，兵权就交回去。

童贯不一样。他从崇宁二年开始执掌兵权，到政和七年，已经整整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他在西北跟西夏打过好几仗，牢牢控制着大宋最精锐的西军，手下有刘法、刘仲武、种师道、刘延庆这些久经战阵的将领。一个宦官能做到这个位置，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徽宗皇帝的信任。

而徽宗皇帝之所以信任他，是因为他总能满足皇帝最隐秘的欲望。徽宗皇帝的欲望是什么？四个字：超越祖宗。

宋朝的皇帝，从太祖、太宗开始，都有一个心结，就是燕云十六州。这片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

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之后，中原王朝的门户就洞开了。太祖赵匡胤设过封桩库，说要攒钱赎回燕云；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在高粱河打了一仗，差点把命搭进去；真宗在澶州跟辽国签了盟约，每年送岁币，维持了一百年的和平。但和平归和平，心结还是心结。

神宗皇帝在位的时候，定下了一个国策，叫“取燕云以固北疆”。这六个字，刻在枢密院的议事堂上。从那以后，北宋的历代皇帝，不管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至少在口头上，都把收复燕云当作祖宗遗志。徽宗当然也不例外。

而且他比前面的皇帝更急——因为他在位已经十七年了，除了修了几座园林、写了几幅字、搞了一场“崇宁更法”，他还没有任何一件可以跟祖宗们比肩的武功。他需要一场大胜仗，来证明自己不是只会写字画画的风流天子。童贯太了解这一点了。

所以他每次见到徽宗，都要提燕云的事。提法很有讲究：不是直接说“陛下咱们打辽国吧”，而是说“臣在西北练兵，将士日夜思报国恩，若有机会，愿效死力复燕云”。这话说得既忠心耿耿，又滴水不漏。

但光有皇帝的意愿不够。要打辽国，需要三个条件：皇帝想打，军队能打，敌人能被打。

前面两个条件，童贯可以自己运作。皇帝那边，他只要不断汇报“辽国衰弱”的消息，就能维持住皇帝的热情。军队那边，西军的将领们，说实话，巴不得打仗。为什么？因为打仗有军赏。宋朝的军赏制度，一场大战下来，主将能得几千两银子，士兵也能分到几十贯钱，更不用说战后论功行赏，升官封爵。不打仗，这些都没有。

但第三个条件——敌人能被打——就不是童贯能控制的了。他需要情报。他需要有人告诉他，辽国真的不行了，真的可以打了。所以马植的出现，对童贯来说，简直是瞌睡碰上枕头。

那天晚上在卢沟桥驿馆里，童贯和马植谈了多久，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三朝北盟会编》里留下了马植献策的核心内容：“女真恨辽人切骨，若朝廷遣使自登莱渡海结好女真，与约夹攻辽国，则燕云可取也。”这句话，就是后来“海上之盟”的原始版本。童贯当晚没有表态，只是让王珪把马植安置在使团里，换了一身宋人衣服，充作随行吏员。

第二天一早，使团启程进燕京，马植就混在队伍里，跟着一起进了辽国都城。在燕京的几天里，童贯按照礼仪，朝见了辽主耶律延禧，递交了国书，参加了宴饮。一切都在程式化的微笑和祝酒中进行。但童贯的眼睛没闲着。他看见了燕京城墙上无人修补的豁口，看见了守城士兵冻得发紫的嘴唇，看见了辽国官员宴席上偷偷往袖子里塞银器的贪婪。这些细节，跟他从马植那里听到的情报一一印证。童贯心里有了数。

出使结束，使团南返。过卢沟桥的时候，马植跟着一起过了桥。过了桥，就是宋境。马植回头看了一眼桥北，然后把身上那件辽国袍服脱下来，卷成一团，扔进了无定河。袍服在河水里打了个旋，沉下去了。

童贯说，马植这名字以后不要用了，就叫李良嗣。后来徽宗御笔一挥，赐姓赵——从此，马植在宋朝的官方文书里，就叫赵良嗣。这件事，是政和七年十月的事。

十一月初，童贯回到汴京。他回京那天，汴京下着小雨。朱雀门外，枢密院派了人来接，礼部也派了人来接。童贯在枢密院洗了把脸，换了朝服，直接进宫面圣。

徽宗在延福宫见了他。延福宫是徽宗新建的宫殿群，在皇城西北角，由童贯亲自督造，花了五年时间才完工。徽宗坐在一处叫“凝晖阁”的暖阁里，面前摆着一幅展开的《千里江山图》，旁边放着几卷刚写完的瘦金体诗稿。他抬头看见童贯，笑了，说，你回来了，路上辛苦。

童贯跪下行礼，站起来，沉吟了一下，说，陛下，辽国必亡。他把这四个字说得不急不缓，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板上钉钉的事。然后他开始汇报——辽主荒淫、宗室内讧、女真崛起、辽军屡败，一桩桩一件件，说得有板有眼。

徽宗听得很认真，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童贯当初问马植的一模一样：女真人有多少兵力？童贯的回答，也跟马植一模一样：精兵不过数万。徽宗皱了一下眉头，说，那辽国怎么就打不过？童贯说，辽国虽号称有百万之众，但军制崩坏，将帅离心，一遇女真精骑，便溃不成军。臣在燕京亲眼所见，守城兵卒器械不整，驿传马匹羸弱不堪，沿途堡寨疏于守备。此乃天赐良机，若不早图，恐为他人所乘。“他人”是谁？童贯没有明说，但徽宗听懂了。

这屋里，君臣二人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出那个字，但谁都知道那个字是什么——金。徽宗沉默了一会儿，说，此事关系重大，须从长计议。童贯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刻说，臣已带回一人，此人世居燕京，熟悉辽国山川虚实，可备顾问。徽宗点了点头，说，明日召他到政事堂，与众卿一起面议。

童贯退下之后，徽宗一个人在暖阁里坐了很久。那幅《千里江山图》还摊在桌上，十二米长的绢本，青绿山水，烟波浩渺。徽宗的目光从画上移开，投向窗外，窗外是汴京的秋雨，雨丝细密，落在池面上，激起一圈圈涟漪。他今年三十六岁，做皇帝做了十七年。十七年里，他写字、画画、听琴、赏石、修道、建园，把汴京城打造成了人间仙境。但每次翻阅实录，看到太祖太宗的武功，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现在，缺的那块拼图，似乎就在眼前了。

但列位，咱们得在这里停一停。徽宗不是傻子，童贯也不是莽夫。他们都知道，联金灭辽这件事，风险极大。但为什么最后还是一头扎进去了？这背后有三股力量在推。第一股力量，是祖宗遗训。

神宗皇帝定下的“取燕云以固北疆”，到了哲宗、徽宗两朝，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满朝文武，谁要是站出来说“燕云不急着取”，那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忘了祖宗之志。

第二股力量，是童贯本人。他虽然是检校太尉、签书枢密院事，在军队里说一不二，但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宦官。宦官的身份，在宋朝官场里，永远是一根软肋。文官们表面上对他毕恭毕敬，背地里没少嚼舌头。童贯心里清楚，他要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必须有一场不世之功。而复燕云，就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不世之功。

第三股力量，是西军的将领们。种师道、刘延庆、刘光世、姚平仲，这些名字，您要是读过靖康这段历史，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在对西夏的战争里熬了十几年，积攒了军功，但始终差一口气——差一场跟大国打的大仗。打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廷拨钱、拨粮、拨军械，意味着战后论功行赏，封妻荫子。这些，在西夏那个小战场上，拿不到。三股力量拧在一起，联金灭辽这件事，就从马植的一纸献策，变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国策。

当然，庙堂之上，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政和七年十一月，徽宗在政事堂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童贯，还有宰相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邓洵武、尚书右丞王安中，以及几位翰林学士。

童贯在会上把李良嗣带到了御前。李良嗣在徽宗面前，把在卢沟桥跟童贯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而且加了更多细节。他说辽国五京道里，除了南京析津府还有一点兵力，其余各道都是空架子；说女真骑兵来去如风，辽军根本挡不住；说只要宋金南北夹击，辽国必亡。

郑居中听完，问了一句，你凭什么说女真人可信？李良嗣回答，女真与辽有不共戴天之仇，其志在灭辽，不在侵宋。若朝廷与之结盟，约以灭辽后燕云归宋，女真必不会背约。郑居中又问，就算女真可信，朝廷如何与之联络？中间隔着辽国，难道飞过去？李良嗣说，可自登州渡海，至辽东半岛，与女真通使。这条路，臣研究过，顺风的话，三日可到。

这话一出，满座愕然。登州，就是今天的山东蓬莱。从登州出海，经庙岛群岛，渡渤海海峡，到辽东半岛的金州，海路确实不远。

但问题是，这条路，宋朝从来没有走过。海上风涛险恶，而且辽国水军在渤海巡逻，万一被截获，就是外交大祸。

郑居中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他看了一眼童贯，又看了一眼徽宗，缓缓说，陛下，臣以为此事当慎重。辽国虽衰，但百年盟好，一旦背弃，恐失天下之心。况且女真狼子野心，灭辽之后，未必不觊觎中原。这话说得不可谓不中肯。但徽宗没接话。邓洵武是枢密院的，管军事。

他站起来，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石破天惊的预言。他说，陛下，辽国虽弱，犹有山河之固。金国虽强，不过一新兴部落。若联金灭辽，是驱虎吞狼。狼去而虎来，如之奈何？

列位，您看，这屋里不是没有明白人。郑居中、邓洵武，都是明白人。但他们的明白，在当时的朝堂上，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只提出了问题，没有提出答案。你说辽国不能打，那燕云怎么办？继续等？等到什么时候？你说金人不可信，那怎么证明？派人去查？查多久？这些问题，郑居中和邓洵武都回答不了。

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战略决策，而是一个已经被政治正确绑架了的议题。这时候，童贯站起来了。他没有直接反驳郑居中，而是转过头，看着坐在列席位置上的西军将领们。种师道、刘延庆、刘光世，都在。童贯说，种将军，你是西军宿将，你说说，辽国的军力如何？

种师道那年六十一岁，须发皆白，但腰板挺得笔直。他是西军里资历最老的将领，跟西夏打了三十年的仗，在军中威望极高。他站起来，朝徽宗行了一礼，然后说，陛下，臣在西北，与辽国隔河相望。据臣所知，辽国近年军备废弛，边防空虚，确实不如往年。但辽国骑兵素来骁勇，若正面交锋，仍需谨慎。这话说得很圆滑，既没有否定童贯，也没有否定郑居中。

但接下来的话，才是关键。种师道顿了顿，说，不过，若朝廷决意北伐，西军将士愿效死力。这句话，决定了整场会议的走向。种师道是西军的老大，他表了态，刘延庆、刘光世这些人，自然也跟着点头。刘延庆甚至站起来，说了一句慷慨激昂的话：陛下，臣等在西陲，每念燕云未复，寝食难安。

若天赐良机，不可坐失。徽宗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郑居中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邓洵武也叹了口气，坐了回去。

会议的结果，是徽宗下了一道密旨，命令童贯“便宜行事”，派人秘密赴金试探。同时，命令登州知州招募熟悉海路的商人，准备船只，以备渡海之用。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似乎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举动。但历史就是这样，有些决定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

政和八年正月，第一批受命赴金的使者从汴京出发。这第一批使者，不是朝廷官员，而是登州的市舶商人。领头的叫高药师，是登州海商里最有名的一个人，经常往来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对海路很熟。童贯给高药师的指令是：以“买马”为名，渡海赴金，探听虚实。

“买马”这个借口，选得很巧妙。宋朝缺马，这是天下皆知的事。辽国控制了燕云十六州，就等于掐断了中原王朝从北方草原获取战马的通道。宋朝不得不从四川、云南、广西这些地方买马，但那些马，个头小，耐力差，跟草原上的契丹马、女真马比起来，差远了。

所以，以买马为名赴金，既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辽国的警觉。高药师带着几个伙计，从登州登船，渡海到达辽东半岛的金州。他们在那里见到了金国的守将，说明了来意。

金国人对宋朝使者的到来，起初是警惕的——毕竟两国之间从来没有过官方往来。但高药师是商人，商人的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金国守将把消息报了上去。完颜阿骨打当时正在率军攻打辽国的上京，听到这个消息，派了一个叫李善庆的汉人通事，跟高药师一起回来，探探宋朝的底。高药师带着李善庆回到登州，已经是这年二月了。他给童贯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汇报了他在金国的所见所闻。

这份报告，原文已经失传，但《三朝北盟会编》里保留了它的主要内容。高药师在报告里说，金国兵威甚盛，骑兵往来如飞，辽军望风披靡。又说，金国上下，对辽国恨之入骨，灭辽之志甚坚。还说，金主完颜阿骨打，英武过人，治军有方，不可小觑。

但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话。高药师在报告的末尾，补了一句自己的判断：金人兵不满万，然皆死士，辽人虽众，不足畏也。

“兵不满万。”这是这个数字第二次出现。第一次是马植说的，第二次是高药师说的。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渠道，给出了相同的判断。这个数字，从此在宋廷的决策层里，变成了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

但事实是什么呢？根据《金史》的记载，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时，兵力确实只有两千五百人。但到政和七年，也就是童贯出使辽国那年，金国已经吞并了辽国的东京道和部分上京道，兵力扩充到了数万人。到了宣和二年海上之盟正式签订时，金国的兵力，已经超过了十万。十万和“不满万”，差了十倍。

这个信息失真，不是偶然的。马植是叛臣，他需要把金国描绘得弱小可欺，才能让宋朝觉得“联金灭辽”有利可图。高药师是商人，他需要把金国描绘得强大可靠，才能让宋朝觉得“这笔买卖”值得做。两个人的动机不同，但结果一样：都在关键信息上，做了有利于自己立场的筛选和放大。而童贯，他本可以派人去核实这些信息。但他没有。因为他需要的是“情报支持决策”，而不是“情报推翻决策”。

决策已经做了一半，就差情报来盖章了。马植和高药师的信息，恰好满足了这个需求。这就是代理死局的第一层。当决策者的个人利益——童贯需要不世之功来巩固权位——与决策本身绑定，信息筛选就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只想听到你想听的，你也就只会听到你想听的。

这还不是全部。信息失真，不光发生在对外情报上，也发生在对内边防上。政和八年春，童贯在推动联金灭辽的同时，给徽宗上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对河北边防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理由是如果将来要北伐，河北是前线，必须确保边防稳固。徽宗准了。枢密院派了几个官员，分头去河北各路巡视。巡视的结果，以奏报的形式，一份一份地送回汴京。这些奏报的用语，大同小异，最常见的四个字是：“北边晏然。”晏然，就是太平无事。

河北边防真的太平无事吗？咱们来看看实际情况。宋朝的河北边防，是澶渊之盟以后建立起来的一套防御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是三道防线：第一道是白沟河，沿河设置塘泊，引水灌田，形成一片水网沼泽，用来阻挡辽国骑兵；

第二道是沿边州军，比如雄州、霸州、保州、定州，修筑城寨，屯驻禁军；第三道是黄河天险，黄河以北的澶州、大名府，是最后的屏障。这套体系，在澶渊之盟后的一百年里，确实有效。但到了政和年间，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先说塘泊。白沟河沿线的水网沼泽，需要每年清淤、筑堤、引水，才能保持水深。但朝廷拨下来的修塘经费，从哲宗朝开始，就一年比一年少，到徽宗朝，很多地方的塘泊已经淤塞了，变成了旱地，长满了芦苇。辽国骑兵穿过这些地方，如履平地。

再说禁军。河北沿边州军，纸面上编制有禁军二十余万。但实际上，吃空饷的情况极其严重。一个指挥的编制是五百人，实际在营的往往不到三百人，剩下的两百人的粮饷，被各级将领瓜分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军皆然。政和年间，枢密院曾经清查过一次，结果发现，河北禁军的实际在营人数，不到编制的六成。

最后说弓箭手。弓箭手是宋朝沿边的一种民兵，由当地农民充任，农闲时训练，战时协助守城。朝廷给弓箭手分田免税，作为报偿。

但到了政和年间，这些田大多被地方豪强侵占了，弓箭手们没了生计，大量逃亡。熙宁年间，河北弓箭手有七万余人，到政和年间，剩下不到两万。

这些情况，地方官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没有人愿意往上报。为什么？因为报上去，就意味着你无能，意味着你治理不力，意味着你的政绩有问题。而且，就算报上去，朝廷也不会拨钱来修，反而会给你添麻烦。所以，上上下下，心照不宣，在奏报里用“北边晏然”四个字，把一切都掩盖了。

这就是信息失真的第二层：官僚系统内部的层层过滤，让真实情况永远到不了决策者的案头。童贯知道这些吗？他应该知道。他做了十五年枢密院长官，河北边防的状况，他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听到。但他选择了不知道。

因为知道了，就得处理；处理了，就得花钱；花了钱，就会影响北伐的筹备。与其这样，不如装作不知道。

所以，当政和八年春，金国使者李善庆跟着高药师来到汴京时，童贯向徽宗汇报的，仍然是那个经过层层美化后的版本：辽国残破，金军精锐，河北稳固，天时地利人和，北伐大业，正当其时。徽宗听了，自然高兴。他下诏，让童贯全权负责“联金”事宜，并命令登州、莱州、密州沿海各州，秘密建造海船，准备渡海使节。

重和元年春，第一批正式使节从登州解缆出海。这一批使节，由两个人率领：一个叫马政，是登州兵马钤辖，武官出身，为人稳重；另一个叫呼延庆，是登州通判，文官，擅长辞令。他们带着国书，带着礼物，带着童贯的密令，登上了一艘新造的海船。海船不大，但很结实，是登州船厂按照远洋标准打造的。船头挂着一面宋旗，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

船上的水手，都是从登州渔民里挑选的，个个熟悉海路。他们在船舱里装了淡水、干粮，还有几匹绢帛，作为送给金主的礼物。马政站在船头，看着渐渐远去的登州海岸。他身后，是呼延庆，手里捧着一卷密封的文书，那里面写着宋朝的盟约草案。

海风从东南方向吹来，正好是顺风。船帆鼓满了三月的风，向北，向北，朝着那个即将改变一切的方向驶去。

这一刻，汴京城里，周小乙正在米铺里把那杆官秤掂了又掂，想着孙掌柜那个作弊的秤砣什么时候会被开封府查出来。米价还是每斗七十文，买米的人脸上还没有慌张。他不知道，马政那艘船的目的地，将决定他十年后是否能活着走出汴京城。

这一刻，汴京的瓦舍里，说书人正在讲《三国志》，讲到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满座听众热血沸腾。他们不知道，大宋自己的八十三万大军，在纸面上威武雄壮，在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这一刻，延福宫里，徽宗皇帝正在欣赏新运来的太湖石，那块石头高达四丈，从苏州运到汴京，沿途拆了三座桥、两座城门，花了几万贯搬运费。他不知道，这块石头，是压垮朝廷财政的又一根稻草。

登州海岸上，送行的人群散了。码头上只剩下几个卖鱼的小贩，在收拾摊位。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在空旷的码头上打转。马政的船，渐渐驶入海雾之中，船帆最后变成海天之间的一个白点，然后消失。

没有人知道，这艘船启航意味着什么。大家只知道，今天是个好天气，风平浪静，适合出海。昨天也是，明天大概也是。汴京的米铺每天开门，瓦舍每天唱戏，延福宫每天运进新的花石，朝廷每天发出新的诏令。一切都在照常运转，运转得井井有条，运转得理所当然。而正是这些理所当然，正在把所有人的命运，拖向谁也无法回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