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的账册

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封府架阁库的门从里面闩着。赵不弃已经三天没回家了。他是开封府户曹的一名书吏，品级不高，从八品，但他手里管着的那些账册，是整个汴京城最精确的权力地图——一百三十六坊，二十四万户，每一家的田产、房契、店铺、奴婢、牲畜，都记在那些发黄的纸页上。

这些账册原本是为了征税建的。大观年间，朝廷推行“限田免役法”，需要摸清每家每户的资产底数，开封府花了三年时间，挨家挨户登记核对，最终编成这套账册。那时候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官府征税，当然要知道你有多少钱。

此刻赵不弃面前摊着的是宣平坊的户籍册。他的手指顺着墨迹一行一行往下划，每划过一行，就在旁边的空白处用朱笔写一个数字。这些数字不是他算出来的，是今早府尹衙门送来的——宣平坊，额度：黄金八百两，白银一万二千两。

赵不弃在开封府干了十五年账册活，他见过加税，见过预征，见过折变，见过各种名目的临时摊派。但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额度。

宣平坊住着大约两千户人家，其中三分之一是官宦宅邸，余下的是商户和手艺人。一户中等商户的年收入，折成白银大约在五十两上下。一万二千两白银的额度，意味着宣平坊每户平均要交出六两银子——这相当于一个手艺人大半年的全部收入。而这是“犒军费”的第一轮征收。

各位看官，说到这里我得插一句。什么叫“犒军费”？这名字听着像是请客吃饭——犒劳三军嘛，自古以来打了胜仗要赏赐将士，这是规矩。但金人嘴里的“犒军费”跟赏赐没半点关系。它的实际含义是：我打赢了，我不抢你，但你要花钱买我不抢你。这笔钱的性质更接近于绑票赎金——整座汴京城就是人质。

十二月十四日，坊正们被召到开封府衙门的二堂开会。赵不弃站在堂下旁听，他负责记录各坊的额度分配，但他很快发现这些记录毫无意义——因为府尹宣布的数字根本不需要核算。金人开出的犒军费总额是：黄金一百万锭，白银五百万锭，绢帛一千万匹。这个数字有多大？北宋一年的财政收入，折成白银大约在六千万两上下。

而金人要求的犒军费，折成白银超过两万万两——相当于宋朝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这不是谈判。这是让一个城市在两个月内交出它不可能拥有的财富。但命令已经下来了。开封府必须在十日内完成首轮搜刮，先凑出二十万两黄金和一百万两白银交给金营，以示“诚意”。

钦宗已经从金营回到了城里——上一章我们说到他在青城签署了降表，向金主称臣。他带回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一份倒计时的清单：每拖延一日，金军便在城外多驻扎一日，每日消耗的粮草也要计入犒军费总额。

坊正们从二堂出来的时候，脸色都变了。赵不弃认识其中几个老人——他们在坊正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几年，平时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催缴秋税、登记新生儿。现在他们要带着禁军去砸自己邻居的门。

宣平坊的坊正姓何，六十三岁，头发全白了。他从开封府领到一叠空白的“缴收凭证”，每张凭证上印着三行字：户主姓名、应缴数额、实缴数额。最下方有一行小字：“如逾期未缴，以家产抵偿；家产不足者，以人口折价。”何坊正拿着那叠凭证，手在发抖。他问赵不弃：“这人口折价，怎么算？”

赵不弃翻出开封府三天前刚下发的一份公文。这份公文他誊抄了二十份，分发给各坊。公文的措辞冷静得像一份商业合同：“妇女以年龄容貌分为三等：上等，年十五至二十五，容貌端正者，折银五十两；中等，年二十六至三十五，或容貌稍次者，折银三十两；下等，年三十六以上，或容貌粗陋者，折银十两。男子不分等，折银五两。”

这不是金人定的规矩。这是开封府户曹的吏员们根据汴京奴婢市场的行情核算出来的。他们翻出了过去十年奴婢买卖的契税记录，取了一个均价，然后制成表格下发各坊。整个过程冷静、高效、合法——每一笔折价都有据可查，每一个等级都有明确标准。

何坊正把那叠凭证揣进怀里，走出了开封府衙门。赵不弃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照壁后面，他知道这个老人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他要去敲那些他叫得出名字的人家的门，告诉他们，你们家的女眷值多少钱。

搜刮从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开始。这一天清晨，朱雀门外大街上的店铺照常开了门。米铺、布庄、药铺、茶肆——汴京的商业肌理还活着，或者说还在假装活着。但到了午时，坊正们带着禁军出现在街口时，所有人都知道假装不下去了。赵不弃被派到朱雀门外大街一带监督进度。他带着两个衙役，从街南头的米铺开始登记。米铺掌柜姓周，开了三十年铺子，朱雀门外的居民都认识他。周掌柜的米铺有三间门面，后院还有一座仓房，存着大约两百石米。按账册记载，他的资产总额折银约八百两。

赵不弃翻开账册，找到周掌柜那一页。这一页记载得很详细：门面三间，估值若干；仓房一座，估值若干；存米约二百石，估值若干；另有现银、铜钱、家具、衣物若干项——每一项后面都有数字，每一个数字都是大观年间登记时核实的。那时候周掌柜的生意正好，他老老实实报了资产，因为官府说了，这是为了均平税负，让富户多缴一点、贫户少缴一点。他信了。

现在赵不弃在这一页的空白处用朱笔写下：应缴银六十两。周掌柜看到这个数字，当场就坐在地上了。

六十两银子，他拿不出来——他的钱都压在米上，而米现在卖不出去。城外的金军封锁了汴河粮道，城里的米价已经涨了三倍，但没人敢开门做生意——因为一旦开门，坊正就会带着禁军进来，把米充公抵缴犒军费。这里面的逻辑是一个死循环：你需要卖米换银子来缴犒军费，但官府不允许你卖米——因为米是战略物资，要优先充公；你不缴犒军费，官府就来抄你的米；你缴了犒军费，你就没有米可卖；你没有米可卖，你就没有银子；

你没有银子，下一轮搜刮时你就得拿别的东西抵——比如你的房子，或者你的女儿。周掌柜的米铺最终被封了。禁军把仓房里的两百石米全部拉走，折算成白银四十两。还差二十两。何坊正站在米铺门口，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你家两个女儿。”

周掌柜的妻子当场就昏过去了。这不是孤例。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三天之内，朱雀门外大街上的二十七家店铺关了二十六家。最后一家没关的是当铺——但它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暂停收当。”

赵不弃亲眼看见那张告示贴上去的。当铺掌柜姓钱，他站在门口对围过来的街坊拱手作揖：“各位高邻，不是我不肯帮忙。你们拿来当的东西——金银器皿、首饰、绸缎——这些东西现在出不了手。城外的金军只收金银锭和绢帛，不收器物。我收了你们的东西，就得熔成锭子交上去。但熔炼要损耗，官府按原重折算，我每收一件就要亏三成。这生意没法做了。”

当铺关门的那天下午，朱雀门外大街上出现了黑市。黑市这个东西，汴京人不陌生。一百六十年繁华都会，什么地下交易没见过——私盐、私酒、走私香料、违禁书籍，哪一样都有专门的黑市渠道。

但这一天的黑市不一样。蹲在墙角的人手里攥着的不是违禁品，是银酒盏、银簪子、鎏金的香炉、镶玉的腰带——全是正经物件，每一件都有来历，每一件都值钱。但没有人买。因为买了也没用。你拿着银酒盏去买米？米铺关门了。你拿着银酒盏去缴犒军费？官府不收器物，只收银锭。你拿着银酒盏去当铺？当铺不收。你拿着银酒盏出城？城门已经封了。于是这些金银器皿变成了世界上最尴尬的东西：它们值钱，但买不到任何东西。

有人蹲在墙角，手里攥着银酒盏，低声问路人：“换米，换三升糙米就行。”一个银酒盏在平时值二两银子，能买两石米。现在它只值三升糙米——贬值了将近七十倍。

赵不弃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但他没有写进公文里。公文只需要数字：宣平坊，首轮缴收黄金三百二十两，白银四千八百两，绢帛六百匹。

完成度不到四成。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封府接到了第二道命令：搜刮范围从普通民户扩展到官宦宅邸。这道命令是钦宗亲自签发的。理由很简单——金人催缴，首轮搜刮的数额远远不够。钦宗在奏报上批了四个字：“尽括城中。”

尽括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朝廷命官，只要账册上记着你的名字和资产，你就得按比例缴钱。但这道命令执行起来遇到了麻烦。麻烦不在于官员们不肯缴——他们不敢不缴。麻烦在于账册上的数字是假的。

赵不弃在核对太常寺少卿张某的资产时发现了这个秘密。按账册记载，张某在城西有宅邸一处、田产三百亩、店铺两间，资产总额折银约三千两。但赵不弃带人去抄家时发现，那座宅邸已经换了主人——三个月前卖给了外地商人。田产的地契也不在张某名下。店铺更离谱——账册上记的两间店铺，实际上早在半年前就关了门。这不是张某一个人的问题。赵不弃连续核对了七个官员的账册，发现其中五个人的资产登记严重失实。

那些宅邸、田产、店铺，要么已经转卖，要么从一开始就登记在亲戚或下属的名下。账册上记着的那些数字，是一笔早已转移的财富留下的影子。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背景。北宋的官员财产登记制度说起来并不算松懈——从神宗朝开始，朝廷就要求各级官员定期申报家产，名义上是防止贪腐，实际上也是为了方便摊派各种临时加税。但这项制度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它只登记官员名下的财产，不追踪财产的去向。你把田产过户给远房侄子，账册上你的名字下面就少了一行；你把银子存进交子铺换成飞钱，账册上你的现银数额就归零了。这套制度的设计者大概从没想过，有朝一日官府会拿着这些账册去抄官员的家。它本来只是一份征税参考，不是一份财产清单。但现在它被当成财产清单用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宗下令抄没“六贼”家产。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这六个人已经被流放或处死，他们的家产理论上应该还在汴京的宅邸里。钦宗指望这笔钱能填补犒军费的缺口。开封府派了三队人马同时查抄六贼在汴京的宅邸。

赵不弃被派到蔡京府上。蔡京的宅子在城东，占地数十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赵不弃带着衙役打开库房的时候，发现里面空空荡荡的。不是被搬空了——而是从来就没满过。

库房的架子上摆着一些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不是金银，是账本。蔡京的管家早已逃走，但那些账本还在——上面详细记录了蔡京在过去三年里如何将财产分批转移到江南的亲戚名下。最后一笔转移发生在靖康元年九月，也就是金军第一次围城前两个月。赵不弃把那些账本一页一页翻完，算出蔡京在汴京的实际财产折银不到五千两——而按他当年的权势和受贿记录推算，他的财产应该在百万两以上。那些钱去了哪里？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杭州、苏州、泉州——每一处都有蔡京的亲信和族人接应。

童贯的宅邸情况类似。童贯被流放时带走了部分细软，但大头早已转移。赵不弃在童贯的书房里找到一本伪造的账目——上面把童贯名下的田产和店铺登记为“已售”,售价极低，买方全是陌生名字。但这些名字查无此人。

六贼家产抄没的结果汇总到开封府时，总额折银不到十万两——而朝廷原本指望能抄出至少一百万两。这个数字报到钦宗面前时，据说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但金人不管这些。

十二月二十八日，金营派来使者催促：首轮犒军费必须在正月初五前交齐，否则金军将自行入城搜取。“自行入城搜取”——这六个字传到汴京城里时，恐慌开始蔓延。那些还没被搜刮到的坊巷开始出现新的现象：邻里互相举报藏银。

赵不弃亲眼看见这一幕发生在太平坊。太平坊住的大多是手艺人——铁匠、木匠、织工。这些人的资产在账册上登记得很低，因此分配的额度也相对较少。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了邻居举报的对象——有人向坊正告密，说隔壁铁匠家去年嫁女儿时陪嫁了一套银首饰，肯定还藏着银子没缴。坊正带着禁军去搜。铁匠家确实还有一对银镯子——那是他妻子的嫁妆，藏在了灶台下面的砖缝里。禁军搜出来之后，铁匠的妻子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出了血。但那对银镯子还是被拿走了。举报者得到了什么？

开封府的规定是：举报属实者，可减免本人应缴额度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说，你举报邻居藏了十两银子，你自己可以少缴一两。这个规定不是金人定的。是开封府的吏员们自己想出来的——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高搜刮效率。

各位看官，这就是我要说的核心问题：金军的犒军费勒索，摧毁汴京社会秩序的方式不是直接抢劫——金人根本没有进城。摧毁这座城市的是宋朝官府在自己百姓身上执行勒索时的冷酷效率。那些账册、凭证、举报奖励制度、人口折价标准——每一样都是宋朝自己的官吏设计出来的，每一项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赵不弃那天回到架阁库时已经是深夜了。他点起油灯，翻开太平坊的户籍册，找到铁匠那一页。朱笔批注：已缴银三两——那是铁匠全部的积蓄。旁边新添了一行字:“另查获银镯一对，折银四两。”四两银子，一对镯子。铁匠的妻子当年嫁过来时，这对镯子是娘家倾尽所有打的。赵不弃提起朱笔，在“已缴”两个字旁边又加了一个勾。然后他合上账册，吹灭油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正月初三，搜刮进入第三轮。这一轮的目标是寺庙和道观。汴京城内外有大小寺庙一百余座，其中大相国寺、开宝寺等几座大寺积累了数百年的香火钱和信徒捐赠的金银法器。开封府派出吏员逐寺登记，要求各寺将库存金银全部上缴。大相国寺的住持拒绝开门。禁军翻墙进去，在大殿后面的地窖里找到了三百多两黄金和两千多两白银——那是寺庙几十年来的积蓄和信徒捐赠的功德钱。住持站在大殿门口，看着禁军把那些金银搬出来。他说了一句话:“这些钱是给菩萨的。”带队的小校头也没回:“菩萨不需要钱。”

正月初五，首轮犒军费终于凑齐了——至少账面上凑齐了。开封府将搜刮来的金银绢帛装了整整五十辆大车，运往城外金营。赵不弃负责核对装车清单。他一笔一笔地勾对：黄金、白银、绢帛、器物、甚至还有铜钱——因为金银不够，开封府把府库里的铜钱也拿出来折抵了。铜钱折银的比率是官价，大约一千文折一两银子。

但这个比率在金营里不被承认——金人只认金银和绢帛，铜钱他们不要，说太重了运不走。于是开封府又把这些铜钱拉回城里，换成金银再送出去。

但城里已经没有金银可换了——当铺关了门，黑市上的金银价格已经涨到了官价的十几倍，一两黄金在黑市上能换十五两白银，而官价是一换十。开封府按官价征收金银，拿到黑市上根本换不到足够的数额。五十辆大车运出城门的时候，赵不弃站在城墙上看着车队在雪地里走远。那些车上装着的不是金银——是汴京城一百三十六坊的积蓄、嫁妆、香火钱和最后一点活命的本钱。但金人并不满意。

正月初七，金营传回消息：首轮犒军费数额不足——黄金还差三十万锭，白银还差一百万两。而且金人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犒军费之外，宋朝还必须交出骡马十万匹、少女一千五百人。少女一千五百人。

这个要求传回汴京城时，连开封府的吏员们都停下了手里的笔。赵不弃看见坐在对面的同僚抬起头来，嘴唇动了动，但没说出话。

但命令还是下来了。开封府按照金人的要求制定出了执行方案：各坊按户籍登记中未嫁女子的数量分配名额；每户有未嫁女子者必须上报年龄和容貌；由坊正初选、开封府复审；选中的女子每人折银五十两至一百两不等，抵充该坊的犒军费额度。

正月十二日，第一批被选中的女子被集中到开封府衙门前。她们大多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平民女子——官宦人家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女儿藏了起来或者转移出城。这些平民女子站在寒风中，有的在哭，有的已经哭不出来了。她们的父母站在警戒线外面，被禁军拦着。一个母亲冲过警戒线抱住自己的女儿，被禁军拖开时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拖痕。

赵不弃那天负责登记这些女子的姓名和折价金额。他一个一个地写：王氏，年十六，折银六十两；李氏，年十八，折银五十五两；张氏，年十五，折银七十两——因为容貌端正，加了十两。

写到第二十三个名字时，赵不弃的笔停住了。那个女子姓何——是宣平坊何坊正的孙女。何坊正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自己的孙女被登记在册。他没有冲过去。他只是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像是冻住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汴京城已经一百六十年没有过过这样的元宵节了——没有灯会，没有夜市，没有州桥上的歌舞和御街上的杂耍。《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的那些元宵盛况：宣德楼前的灯山、朱雀门外的百戏、相国寺前的万姓交易——全都没了。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街道上只有巡逻的禁军和偶尔出现的黑市交易者。

赵不弃那天晚上又回到了架阁库。他点起油灯，开始核对第四轮搜刮的进度——因为金人仍然不满意。那些账册堆在架子上，每一本都写满了朱笔批注:“已缴”“未足”“补缴”“人口折抵”。他翻到宣平坊那一册时停住了。

何坊正家的那一页上写着：户主何某，资产折银约二百两；应缴银十五两；已缴银八两；差额以孙女一口折银六十两抵充。差额是七两银子。何坊正交了八两银子之后还差七两。但开封府不会找他七两银子——他们拿走了他的孙女折抵六十两，多出来的五十三两算作何坊正“超额缴纳”,充入下一轮搜刮的额度。赵不弃看着这一页看了很久。然后他提起朱笔，在何坊正的名字旁边写了一个字:“清。”

这个字的意思是：此户已缴清所有额度。写完这个字之后，赵不弃把笔搁下了。

他听见窗外传来一阵声音——是婴儿的啼哭。那哭声从远处传来，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响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停住了。不是哭声渐渐变小然后消失，是突然停住的，像是被人捂住了嘴。

赵不弃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往外看。街道上漆黑一片，只有远处城墙上的火把还亮着几点光。那些光映在雪地上，映出一片暗淡的红色，像是账册上那些朱笔批注的颜色从纸上漫了出来，漫到了整座城市的地面上。

他关上了窗户，回到桌前，把宣平坊的账册合上，放回架子上原来的位置。架子上那一排账册按照坊巷顺序排列得整整齐齐：太平坊、宣平坊、朱雀门、州桥、相国寺——每一本都记录着这条街上住了多少人，有多少钱，值多少钱。这些账册原本是为了征税而建立的，此刻却成了最精确的掠夺指南。

这里我想请各位看官注意一个细节：北宋的财政体系是整个帝制时代最先进的之一——交子的广泛使用、飞钱汇兑系统、商税征收网络、户籍管理制度，每一项都代表了当时人类社会的最高治理水平。汴京作为这套体系的枢纽，它的繁荣建立在精确的账目和信用之上：商人用交子结算货款，官府用账册核定税额，市民用飞钱跨城汇兑，一切都有据可查、有数可核。

但正是这套先进的体系，让搜刮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效。如果是在一个没有精确户籍登记的城市里，官府要挨家挨户逼索金银，只能靠士兵砸门和拷打——那也会造成巨大的痛苦，但效率不会太高，因为官府不知道谁家有钱、有多少钱、藏在哪里。但在汴京，这一切都写在账册上。吏员们不需要拷打任何人——他们只需要翻开账册，找到你的名字，然后告诉你：你应该有多少钱，你应该缴多少钱。

这就是“空心化繁荣”的深层含义：汴京的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让这座城市在正常年景里极度繁华——商品流通快、交易成本低、资本效率高；但当信用崩塌时，这套体系的每一根支柱都变成了伤害市民的工具。

交子变成了废纸——因为没有人再相信纸面上的承诺；飞钱无法兑付——因为汇兑网络已经瘫痪；户籍账册变成索命清单——因为它精确地标出了每一个人的价值。繁华的表象与抗风险能力成反比——这就是汴京之亡留给后世最残酷的教训。

正月底，第四轮搜刮的数字汇总到了赵不弃手里。他花了三天时间把各坊的账册核对完毕，最后在一张纸上写下总数：黄金、白银、绢帛、器物、铜钱、人口折价——全部加起来折成白银，距离金人要求的犒军费总额仍差将近一半。他把这张纸送到了府尹衙门。府尹看完数字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他们已经把能拿的都拿走了。”

这句话说得没错。汴京城确实已经没有多少金银了——那些金银器皿、首饰、香火钱、嫁妆、地契，能搜的都搜了，能抵的都抵了，能折的都折了。现在剩下的只有那些还没有被选中抵债的女子，以及那些还在黑市上用银酒盏换三升糙米的市民。

但金人不管这些。正月二十九日，金营传来消息：犒军费数额仍然不足，金主要求钦宗再次前往金营当面解释。再次前往金营——这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明白。上一次钦宗去金营签署了降表，在青城被扣留了数日，回来时整个人像是老了十岁。这一次去要面对的是什么条件？降表已经签了，称臣已经称了，犒军费已经搜刮到这个地步——金人手里还有什么牌可打？

答案是：他们手里还有钦宗本人。各位看官，这就是绑票赎金的经典困局：绑匪要求的赎金数额超过了人质家庭的全部资产；人质家庭变卖了所有家产仍然凑不齐；绑匪说那好办——你本人也值点钱，你过来吧。消息传到开封府时，赵不弃正在整理最后一本账册的索引。

他听见同僚们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钦宗已经答应了，有人说还没决定，有人说这次去了恐怕回不来。赵不弃没有参与议论。

他把最后一本账册放回架子上，然后走到库房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灯油快烧干了，火苗在灯芯上跳动着，把墙上的影子晃得一明一暗。

他面前摊着一本新的空白账册——这是开封府刚发下来的，用来登记第五轮搜刮的额度分配方案。第五轮的目标是什么还没人告诉他，但账册已经准备好了。

赵不弃提起朱笔，在第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日期：靖康二年二月初一。然后他把笔搁下，吹灭了油灯。架阁库里陷入了一片黑暗，只有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微光——那是远处城墙上的火把映在雪地上的反光，暗红色的，像账册上那些还没干的朱笔批注在黑暗里继续渗开。

那些账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架子上：太平坊、宣平坊、朱雀门、州桥、相国寺——一百三十六坊每一坊都有一册，每一册都写满了名字和数字，每一个名字旁边都有朱笔批下的那一个字:“清”。“清”的意思是此户已缴清所有额度。

但整座城市的账还没有清——还差将近一半的犒军费没有着落。而那些已经缴清的家庭已经什么都不剩了：他们的积蓄变成了车上的金银锭运往金营；他们的米粮被充公抵额；他们的女儿被编入名册等待送往城外；他们的邻居变成了举报者；他们的信用变成了废纸；他们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清算现场。

而那些还没缴清的家庭正在等待第五轮搜刮的到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邻居已经没有东西可举报了；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金银器皿在黑市上连三升糙米都换不到；他们会发现自己妻子的嫁妆已经被熔成了银锭；他们会发现账册上自己的名字旁边还没有写上那个“清”字。

而那个字迟早会被写上去的——用朱笔，在昏暗的油灯下，由一个像赵不弃一样的书吏一笔一画地写上去。写完之后他会搁下笔，吹灭油灯，在黑暗里坐很久。然后等待天亮——或者等待下一本空白账册发下来。

赵不弃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吹灭油灯的那一刻，七年后（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军攻灭金朝，汴京再次易主。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中书令耶律楚材入城后，第一件事便是遣人搜求孔子后裔，并“挑选了大量的人才”。他深知“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集中在汴京，屠城会导致得地无民。于是他力劝窝阔台赦免城中居民，当时在汴京躲避兵祸的一百四十七万人因此免于屠戮。

耶律楚材随后为蒙古帝国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这个税额比北宋末年要轻得多，旨在让久经战火的中原地区休养生息。

他还奏请举行科举考试（史称“戊戌选试”），录取了四千零三十名士人。从赵不弃手中那本精确到每一口人的索命账册，到耶律楚材手中那本旨在恢复生产的税册，汴京的账本换了主人，也换了用途。但这座城市的记忆不会消失——它将被一个叫孟元老的人写进《东京梦华录》里，成为后世回望那个繁华与崩塌并存时代的唯一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