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燕山府的窟窿

郭药师把马勒在燕山府南城门外时,眼前这面城墙他认得。他打了半辈子仗,在辽国当过将,也来燕京走过许多回。这座城周长三十六里,城墙高三丈,有楼橹六十五座,放在整个北边都是数一数二的坚城。辽国五京里,燕京最富。城里的檀州街,商号挨着商号,北边的皮货、东边的东珠、南边的茶叶、西边的盐,都从这里过。每年秋后,北地部落赶着马群来,南地商人载着绢帛到,街上的人挤得走不动路,几种语言混在一起喊价还价,热闹劲儿能把城外的风沙都压下去。

这是郭药师记忆里的燕京。眼前这座城,城门还在,城楼却塌了半边。梁木和瓦砾堆在门洞里,只留出一条窄道,勉强能过一辆大车。城墙上挑着的几块破布,颜色已经褪尽,风里一摆一摆,看不出是哪一家的旗号。

护城河淤了,河床上蒿草长到人腰高,几辆砸烂的大车歪在草里,轮子朝天。城墙根下散着烧过的木料和碎瓦,风一起,灰就扑到人脸上。郭药师带着亲兵穿过门洞时,看见洞壁上有几枚箭镞,锈迹把墙面洇成了暗红色。

门洞里头的味道不是战场上的血腥,是一种陈腐的潮气,混着霉烂稻草的气味。这是空城的气味。

他这一路上已经看惯了死人比活人多。从涿州北行三天,沿途的村庄十室九空,高粱穗子烂在地里没人收。常胜军的士兵起初还议论,说辽人跑了,这地肥得很,来年开春咱们来种。走到第二天傍晚,没人再说话了。他们看见的死人比活人多。

燕京城里,街道上野草齐膝,铺面的门板全被砸开,里头空得只剩碎瓷片和扯烂的布帛。十字街口,一座被推倒的鼓楼横在瓦砾堆里,半截匾额露在外头,上面“蓟门”两个字还认得出,字迹清楚,泥糊了一半。

郭药师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燕京北门叫蓟门。辽国皇帝每年正月在鼓楼上设宴,宴请各部首领,楼上挂着一口大钟,钟声能传到十里之外。如今钟没了,楼塌了,匾额埋在砖瓦里,只剩这两个字。

一个常胜军军官从破屋里探出头来,说屋里有人。郭药师走过去看,三个老妪缩在墙角,怀里抱着空瓦罐,看见士兵也不躲。

郭药师让亲兵递了块干粮过去,老妇人接在手里,没往嘴里送,只是反复摩挲,像是不认得这东西了。常胜军里有本地口音的兵士去问话,回来告诉郭药师,这几个老人说城里剩不下多少人了,大致还有两千出头,都是走不动的。

郭药师没有接话。燕京鼎盛时三十多万人口,契丹人、汉人、奚人、渤海人、女真人住在一座城里,七十二座寺庙,十六处市集,大酒楼二十余家。如今三十六里城墙还在,三丈高还在,楼橹也还有三四十座没倒,但人没了,市集空了,寺庙荒了,酒楼的门板被拆去当柴烧了。

他对身边的军官说,城是死的,朝廷要他们守一座死城,拿什么守。这句话后来被随军书记官记下来,传到了汴京太学生陈东那里。陈东把它刻在太学斋壁上,就刻在前一年种师道从北伐前线带回来的那句警告旁边。种师道临终前写下一个“锁”字,说燕山不是宋人所有,是宋人的锁。陈东把两句话并排刻着,斋壁上的字迹一刀一刀,像是要把这个判断钉进汴京最聪明的一群年轻人的脑子里。郭药师的话,朝廷没有人回答他。

但要把燕山府为什么变成死城说清楚,时间得先拉回半年前。宣和五年四月,金人按照海上之盟的口径,把燕京连同周边六州——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移交宋朝。这个移交是有条件的。按照宣和二年海上之盟的约定,金攻辽中京,宋攻燕京,事成之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宋朝把原来送给辽国的岁币转送金国。

后来金兵果然攻破了辽中京,可宋朝的二十万大军在燕京城外吃了败仗,连城墙都没摸到。燕京是金人自己打下来的。

这一来,金人坐地起价。宋朝要求金人履行盟约交还燕云十六州,金人的答复很明白:宋军没有完成攻取燕京的约定。结果就是,宋朝用更多钱物,从金人手里赎回了七座空州。

前人说得很清楚,燕地是赎回来的,不是打回来的。金人拿了钱,开始撤军。撤军之前,把燕京城里能搬的东西全部搬走,能带的人全部带走。

宋朝接收燕山府的官员是王安中,翰林学士出身,文章诗词做得极好,但没带过兵,也没管过钱粮。他到任第一天就撞上一个要命的问题:没有粮食。燕山府本地不产粮。

燕京在辽国时代就是消费城市,粮食靠南边的涿州、易州和更远的河北诸州供应。如今周边六州也被金人搜刮一空,农民不是被带走就是逃散,田地荒着,颗粒无收。

王安中算了一笔账:燕山府驻军加上行政人员,每月至少需要两万石粮食;而朝廷名义上收回了七州,实际能控制的只剩燕山府城和周边几座军寨,其余地方都是无人的荒地,根本指望不上就地征粮。

唯一的办法是从河北、河东两路调运。朝廷也确实是这么办的。宣和五年五月,诏书下到河北、河东两路,命两路每年调运粮草五十万石至燕山府。河北转运司接到诏书,官场上的反应只有一个字:难。

五十万石怎么运?从河北产粮州县到燕山府,近的七百里,远的超过一千里。当时的运输条件,一辆大车最多载五石,十万辆大车才能运完这批粮;漕船载得多些,一条船也不过二百石上下,得两千五百条船。可河北路刚经过伐辽之役,民间车马船只早就被征调过一轮,损耗殆尽。

转运司在给朝廷的奏报里把话挑明了:河北诸州民力已竭,车牛调发殆尽,再征五十万石,民不堪命。

奏报送到汴京,宰相王黼批了八个字:依诏速办,不得迟误。王黼知不知道河北的底子空了?知道。但他更知道,收复燕云是官家毕生的功业,燕山府刚立起来,第一年就闹粮荒,官家的脸往哪儿搁,他的相位又往哪儿放。河北百姓的死活轮不到他操心,那是转运司的事。

这就是大宋制度里最要命的地方。每一级官员都在自己权责范围内做最优选择,但没有一个人对系统的总后果负责。王黼的选择是讨好官家,保住相位;转运司的选择是拼命征粮,完成朝命;州县的选择是加征赋税,压到百姓头上。每一层在当时看都是“合理”的,可合起来,河北边防的最后一点家底被抽干,燕山府变成了一个吸血的窟窿。

从河北转运司的账面上看,这个窟窿越吸越大。宣和五年秋,第一批粮食从真定府发出,两千辆大车沿官道北行。从真定到燕山,直线距离八百余里,实际路程过一千里。一队运粮车往返一次四十天,人吃马喂、车轴断裂、粮米霉烂,这些损耗合起来超过三成。从真定发出五石粮,送到燕山府营房里的,最多三石半。

转运司在给户部的账册里留了话:自真定至燕山,千里馈粮,十损其三;若计民夫口粮、车马草料,则十损其五。翻成白话,路上损耗掉的比送到前线的还多。

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河北沿边州郡自己的军储,已经被伐辽之役掏空了。宣和四年那场北伐,二十万大军在前线耗了几个月,粮草是个天文数字。这些粮草从河北、河东沿边的军仓里调。宋朝在河北沿边本来设有军仓百余座,囤粮为的是防备辽国南侵,那是河北防线的老底。伐辽之役把老底打掉了大半,战后清点,河北沿边军仓储粮从战前的八百万石降到不足三百万石,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陈粮,已经不能上口。如今朝廷又要调五十万石去燕山府,等于让一个已经失了一半血的病人再挨一刀。

这层意思,转运司的官不是不清楚。可制度是死的:转运司的职责就是计度一道财赋,供办军储,朝廷下了诏令只能执行;执行之后河北边防虚空,民间怨声四起,那是下一环节的事,轮不到转运司来管。

郭药师就撞上了这个局面。他的常胜军原本是辽国的汉军,驻扎在涿州一带。

宣和四年宋军北伐,郭药师率部降宋,编入宋军序列。朝廷对这支降兵的态度很拧巴:既要用他们守燕山府,又始终不把他们当自己人。常胜军的粮饷经常拖欠,短的时候拖一两个月,长的拖过三个月。郭药师多次找王安中催粮,王安中两手一摊:转运司的粮车没到,本府也无粮可发。

王安中说的是实情。不是他不想发粮,是确实没有。燕山府的粮仓里除了灰土和鼠粪,空空荡荡。

可常胜军的士兵不这么想。他们是降兵,在大宋军系里本来就低一等,禁军看不上他们,朝廷防着他们,粮饷还一拖再拖,怨气越积越深。

宣和五年十一月,燕山府城里出了第一次常胜军与民户的冲突。几个士兵闯进民户,抢了几斗杂粮两只鸡,那户男人早跑了,只剩一个老妇带着孩子。邻居们抄起扁担棍棒围上去,士兵拔刀砍伤一人。事情闹到郭药师面前。郭药师的处理是打犯事士兵二十军棍,赔偿损失;参与围殴的居民,为首的关押三天。按军法看,这个处置不算偏颇。

但常胜军士兵不干了:粮饷拖了三个月,饿得没办法才去弄口吃的,将军不替自己人说话,反倒打军棍,这是什么道理?当天夜里,几百人聚在营门外,吵着要讨说法。郭药师亲自出来压住场面,当场承诺催粮,这才暂时平息下去。

可粮食靠承诺变不出来。王安中连夜给河北转运司发急递,措辞很重:燕山府军粮断绝已逾三月,士卒饥困,军心浮动,再不接济恐生不测;本府无粮可发,惟转运司速拨是望。

公文送到真定,转运使看完坐了很久。他不是不想拨,是真拨不出。河北各地军仓已经见底,民间能征的也征得差不多,再强征下去,河北百姓要饿死人。可燕山府要是出了兵变,八千多人的常胜军一旦哗变,比缺粮更可怕。

转运使咬了牙,从真定军仓里挤出三千石,以最快速度发往燕山府。那是真定军仓最后的底子。

真定是河北重镇,军仓一空,北边有警,真定拿什么守?转运使顾不了那么多。眼前的窟窿在燕山府,真定的事以后再说。

三千石粮食走了二十天才到燕山府。送到时,士兵已经断粮四天,靠杀军马和挖野菜熬着。

郭药师亲自到城门迎粮车,看见车队的影子时,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辽国旧将眼眶红了。

可三千石撑不了几天。八千士兵,一人一天耗粮一升半,全军一天一百二十石,三千石最多二十五天。

郭药师给王安中写信,信里意思就一层:燕山无粮,军心难固,若金人南下,药师虽欲守,恐士卒不从。王安中原样转给朝廷。朝廷答复:已令河北转运司继续调拨,并要郭药师严束军伍,勿得生事。

又是继续调拨。河北转运司的官员听这四个字已经听麻了。他们能调的都调了,不能调的也在挤,可河北的粮仓就那么多,民间的家底就那么大,把整个河北翻过来也变不出五十万石。

燕山府的窟窿就在这里。它抽干的不仅是河北的存粮,还在制造一个死循环:朝廷要维持燕山府这个收复故土的政治象征,就必须不断往里砸粮食;粮食砸得越多,河北边防越空;河北边防越空,燕山府的军事价值越低——它本应替河北挡住北边,现在却靠自己输血才能活,不但挡不住金人,反而把河北最后一点防守力量吸走了。

种师道生前说燕山府不是宋人所有,是宋人的锁。这个说法还是太客气。锁不会自己吸东西,燕山府会。

可汴京朝堂看不见这个窟窿。准确地说,是不愿意看见。宣和五年的汴京正在庆祝收复故土。徽宗在万岁山上勒石纪功,群臣上表称贺,说官家德被四夷,燕山府的设立是中兴之兆。朝堂上下歌吹不断,偶尔有人递上燕山府的粮荒奏报,也很快被贺表的声音压下去。

不是没人说实话。王安中一次次上奏,每份奏报都在讲真话:燕山无粮,常胜军欠饷,河北民力已竭,金人动向可疑。可这些奏报在朝廷流转过程中被一层层过滤,最后到徽宗面前时已经变了样。

这就撞上另一处制度病:党争。宣和年间主和与主战两派相争。主和派以宰相王黼为首,认为燕山府能守住就别再惹事;主战派以蔡攸等人为首,认为既然燕京回来了,就该继续北进,把燕云十六州全部拿回来。王安中报粮荒,主战派骂他畏敌怯战;王安中请增粮,主战派说河北转运司办事不力;王安中提醒金人动向可疑,主和派反驳说金人方与朝廷盟好,何来可疑。

一份真实完整的军报,经过党争的筛子,到了皇帝面前只剩一团模糊。徽宗看到的不是燕山府危急,而是燕山府偶有困难,局面可控;不是金兵在边境集结,而是金人照例巡边,无需过虑。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制度如此。朝堂信息传递机制从设计上就滤不掉党争的噪音,每一派都按自己的利益筛军情,最后汇总到御前的已经不算事实,而是互相矛盾、真假难辨的说法。皇帝不可能亲自核实,只能拿这些被污染的消息做决策。决策一旦做了,后果由前线将领和边地百姓来担。

宣和六年春天,金使到了汴京。使团名义上是贺正旦,实则另有一项任务:测绘沿途山川险要,记录粮仓位置,观察宋朝边防虚实。金人做得很隐蔽,但并非全无痕迹。使团里有人一路走一路记,每过一处关隘就停下来看地形,每到一座城池就打听驻军数目。这些记录后来被整理成军事情报,在靖康之变时派上了用场。

宋朝这边有没有人察觉?有。河北沿边几个知州和守将都注意到了金使的异常举动,有人上奏,说金使沿途测绘山川,颇类刺探。

这封奏报进了朝堂,又被党争的筛子吞掉。主和派说金使是常例巡览,不足为怪;主战派正忙着攻击政敌,顾不上测绘山川这种事。金使在汴京受到隆重接待。徽宗在集英殿设宴,赏赐金银绢帛,还安排使团游览马行街和潘楼东街。金使看到的是人口百万的超级都市,街上车水马龙,店铺鳞次栉比,酒楼里笙歌不断,夜市灯火通明。这样的繁华,他们想象不出来。

可金使也看到了另一面。城外的漕河上,粮船比往年少;南门外的米行里,米价牌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高;街头巷尾的流民越来越多,都是从河北逃荒来的。金使把这些记在心里。

回到金国后,他们向完颜宗望、完颜宗翰汇报。燕山府如何、河北如何、汴京如何,一一说清。金人得出的判断是:宋人边备空虚,燕山府粮草不继,军心涣散,若大兵南下,取燕山不难。完颜宗望听完,说了一句:伐宋之机近矣。这话宋徽宗听不到,王安中听不到,郭药师也听不到。汴京城里的周小乙,同样听不到。周小乙是南门外米行的牙人,每天给买粮的和卖粮的牵线谈价。

金使在汴京受到的接待越是隆重,有些事情看起来就越像戏台上的过场。周小乙不懂这些,他只知道米价。可就在他每天在米行里为几文钱费尽口舌时,朝堂上正为王安中的奏报吵得不可开交。宣和六年夏末,王安中差人送到都堂的奏报摆在政事堂的案几上,几位宰执围坐,传看了一遍。奏报里的话并不隐晦:“臣自到燕山,不敢言功,惟以实闻。

燕山府仓廪扫地,常胜军欠饷已逾百日,士卒采蕨而食,军器朽钝,城堞颓坏者十有二三。河北转运司所拨粮,到者才十之三四,金人若以三千骑叩居庸,臣不知何以应。” 这话已经很重了。可都堂上的反应却分成两路。

主和派说,王安中久任词臣,不识军旅,边事艰难,何至如此?定是书生张皇,当以温诏慰勉,不必自乱。主战派立刻接上,若果真缺粮如此,是漕臣误国,当罢转运使以谢天下,非燕山不可守也。两拨人都不接“金人若以三千骑叩居庸”这句话。

最后批下去的旨意,既没有遣使核实,也没有增兵增粮,只写了八个字:“令河北转运司再行接济,常胜军欠饷并速补发。” 河北转运司收到后回复的公文更短:“本路仓廪空竭,实无可拨。” 一来一往,燕山府的窟窿就在这公文旅行里又深了一层。奏报被党争的筛子滤过之后,剩下的已经不是军情,而是两派互相攻讦的由头。

金使团在汴京逗留的日子里,一部分人日日出入街市,看得比宋人自己还要细。有个随行的译语人,穿一身不起眼的灰布袍子,每天在潘楼东街和南门米行之间来回走。他看见米行门口的价牌,从夏初到秋深,换了六次,一次比一次高。他问陪行的宋人小吏:“此价何故一月数更?” 小吏苦笑:“漕舟不至,京师米贵,往年也有。”

译语人把这句话记下来,转身又看见南门外的流民,三五成群挤在墙角,多是河北口音。他问:“此皆何处人?” 小吏答:“河北逃荒来的。” 译语人不再问,只在册子上写:“宋都米价腾踊,漕舟入城者较往岁十减五六,南门外流民蚁聚,皆河北逃荒者,面有菜色。” 当天夜里,集英殿上依旧笙歌,宋臣夸赞京师百万家,日食万石,东南岁漕六百万石,取之不竭。金使面带笑意,举杯称贺。他知道自己白天数过漕河上的船,比往年少了一半还多。

金使团离京北返时,事情做得更加隐秘。每过一处关隘,队伍就有人下马看地形;每到一座城池,就有人打听驻军数目。在滑州渡口,金使让船停泊半日,借口歇马。

几个随从走到河南岸,看见三座粮仓并排,仓墙不过一丈高,外无濠沟,守卒百余人,有的靠在门边打盹。译语人量了粮仓与渡口的距离,画在绢子上,旁注“此地南军屯粮,墙薄守寡,可一鼓而取”。到了相州,又看见两座军仓,仓门半掩,散发出的陈粮味隔着街都能闻到,守卒不过数十。金使团里有人笑:“宋人储粮如储草,待人来烧。”

这些记录后来被带回到北边,与燕山府一路的观察合在一处。相州知州其实有所察觉,上了一封奏报,说金使沿途视仓廪、数舟楫、度地形恐非专为贺正旦而来。奏报进了都堂又被那句“两国通好不宜生疑”压了下去金人比宋人更早看清燕山府作为防御前哨的脆弱性:城无实粮军无固志关隘失修河北军仓一一可数

河北转运司的日子比谁都难过。宣和六年九月,为了凑齐燕山府秋粮,转运司向各州军发下一道移文,文书写得极细:每户秋税一石,折钱五百文,仍令自备牛车送纳;不愿折钱者,加倍输米。

下面各州回复的苦水一篓一篓。磁州知州报:“民户自磁州至燕山,凡一千三百里,往返三月,牛毙于道者十之三四,民多破家。” 相州报:“本州仓廪见底,军储不足三月,再行调拨,恐北门有警,无一粒可支。” 真定府米价从每斗八十文涨到三百二十文,城中殷户闭门不粜,穷民只有逃。

转运使对着这些文书,手抖着批了“催发”二字。他后来对属吏说:“我在河北这些年,从没见过仓空成这样。燕山要粮,河北也要粮,可地里的粮就这么多。上面只顾着燕山,谁来顾河北?” 属吏答:“相公,河北顾不了,燕山也迟早要塌。”

转运使没接话,只把案头的军仓清册看了又看。清册上写得明明白白:河北沿边原有军仓一百余座,到宣和六年秋,能支三个月的不足二十座,能支半年的不足五座。老底早就空了。

常胜军这边,冲突还在继续。宣和六年七月,一小队常胜军士兵出城樵采,在良乡县界看见一片谷地,不顾田边插着的民户界牌,进去就割。田主聚了十几个乡邻,举着锄头来拦。士兵拔刀,砍伤两人。事情闹到郭药师面前,田主抬着伤者跪在营门外。郭药师命人查实,当晚把为首的什长绑到辕门外斩首,其余人杖二十。营里静得可怕。

第二天一早,有人发现昨夜翻墙逃了八十余人,营门前的马蹄印一路向西。郭药师没有下令追,他叫人把营门关紧,对匆忙赶来的通判说:“粮不至,军必散;军散,燕山必失。公等坐堂上,知否?” 通判脸白如纸,回不出一句。郭药师转身进了粮仓,那里面空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回响。粮仓的门板上,不知哪个兵用炭条写了四个字:“还我粮来。” 字迹歪斜,像刻在窟窿边上。

这天傍晚,周小乙从南门米行收了摊,绕到漕河边上去看粮船。到岸的只有三条平底船,装的是陈米,船主骂骂咧咧,说今年江浙虽丰,运河浅涸,漕河比往年迟了半月,后头的粮船还不知在哪里。周小乙蹲在码头边数泊位,往年这时候该有十几条粮船,如今空着一大半。

他算着南门米行年关前至少缺三千石,可漕粮又到不了,米价还得涨。河面上风冷,吹得他缩了缩脖子。他起身往家走,天已经擦黑,巡街的禁军提着灯笼在街口晃。他听见两个禁军小声说,今日金国使团出城了,官家赏了不少。周小乙没心思听这些,他只想赶在宵禁前回到城东南那间租来的小屋里。

妻子应该还在等他,问一句明天米价会不会又涨。他不知道该怎么答。远处南门大街两侧的灯笼一盏一盏亮起来,歌楼上的丝弦声隐隐约约,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他低下头,加快了步子。

宣和六年秋天,米价涨到了每斗三百文,比上一年翻了一倍。城里的平民吃不消了,抢米打架的事越来越多,开封府的衙役抓了一批又一批。周小乙站在米行街上,看河面上粮船稀稀拉拉,心里盘算年关前还能不能来一批江南米。那天傍晚,金国使团从北边的封丘门出城,带着宋廷赏赐的金银绢帛往北去。

队伍经过南门大街时,周小乙正收摊回家,被仪仗挤到了路边。他看见金使骑在马上,目光扫过街边的米行,扫过挤在墙根的流民,扫过码头旁空荡荡的泊位。那眼神很难形容,不像在看一座城市,倒像在看一样东西,一样很快就要到手的东西。金使队伍走远了。周小乙拍了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家走。

他得赶在天黑之前回去,不然又要被巡街的禁军盘查。这个冬天,汴京城里的巡街兵比往年多,盘问也严,官面上的说法是防奸细,可谁都看得出,真正让官府发紧的是米价。周小乙回到家,掰了半个冷饼泡了水吃下去。临睡前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明天米价会不会又涨。

他不知道,此刻在千里之外的燕山府,郭药师正对着空荡荡的粮仓,写一封已经写过无数遍的信;他也不知道,在更北的校场上,数万女真骑兵正在秋日下操练,刀锋闪着寒光。周小乙知道的,只是明天米价牌上的那个数字。那是他能看到的全部世界。那个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倾斜,慢得住在里面的人浑然不觉。燕山府的窟窿,就在这倾斜里无声无息地吸走了大宋最后的血。而汴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上,歌吹照旧,灯火照旧,像什么都还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