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余之名

《敦煌劫余录》稿本上，每一条著录格式固定：编号在最前，用千字文，从“天”字起头；编号后是名称，再后是行数、纸质、首尾残缺情况。一页排若干条，条目间只隔一行，字小而匀，接近账簿。这是目录正文。它的体例，和它著录的写卷一样，每一件都有编号、归属、可核对的位置。这些位置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一批文书到北京后，一组人花多年安排的结果。

1910年冬天，解送来的文书进了京师图书馆库房。库房是旧式院落腾出的房间，条件一般。文书到馆后没有立刻编目，先被堆着等待清点。等待比预想长。清点慢，有具体障碍：没有现成编目体系。敦煌写卷不是刻本，不能按经史子集四部归类；多数没有书名，或书名在卷首卷尾，残卷则首尾不全；形制也杂，有长卷、残片、裱过、没裱过。要编目，先得给每件一个编号。编号怎么定，几个人议过。有人主张按内容分，佛经归佛经，文书归文书；有人主张按到达箱号编。最后采用按字号编，字号取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从“天”字起，每一字号下挂若干件文书。这个办法避开内容分类的麻烦，也方便后来增补。

用千字文编号，当时图书馆界不算新发明，一些藏书楼用过。用在敦煌文书上，效果不同：它把每件文书变成可定位的单位。编号用墨笔写在卷子背面，字很小；有的写在卷尾内侧，有的写在接缝处。笔迹工整，写的人受过训练。编号写完后，文书登记入册，记编号、行数、首尾有无残缺、纸质。登记册格式统一，大约是印好的表格，留空格手填。这套编号后来被称为“千字文号”，是中国境内敦煌文书的第一个系统编号。编号一旦确立，每件文书就有了位置和身份。身份取决于排在哪个字号下，与内容无关。“天”字号下和“地”字号下的文书，在物质上可能没有差别，在档案里却分属不同单元。

这种区分是人为的，却成了后世检索、引用和研究的基础。写编号的人未必想到，他们做的事和伯希和在巴黎做的事，在结构上是同一种操作。伯希和用“P.”编号给每一件他挑选的文书定位，京师图书馆用千字文号给每一件留下来的文书定位。两个编号体系各自运行，互不参照。它们共享一个前提：文书可以被编号，编号可以代替文书流通。学者引用一件文书时，引的是编号，不是实物。这是“编号转译”的核心。一件文书从敦煌的物，变成某个学术体系里可引用的单位，中间动作就是重新编号。代价在原有语境上：它原来和哪些卷子放在一起，从哪个窟里出来，经过谁的手，这些信息在编号之后往往不再记录。

编号工作推进不快。人手有限，且都不是专职。工作持续数年，期间图书馆有人事变动，编目时断时续。有些编号写上了卷子，登记册却缺页；有些登记册写好了，卷子上没有编号。这种不同步，给后来核对留下麻烦。有的文书有两套编号，有的编号被涂改，有的卷背有编号而登记册查不到对应条目。混乱来自工作流程，也来自文书来源。解送到京的这批东西，除了敦煌原藏，还混进别处搜集来的写卷。来源不同、内容不同，却都被纳入同一套千字文编号。编号统一了形式，掩盖了来源差异。后来编目的人对若干文书来源只能注明“待考”。“待考”在目录里只是谨慎措辞；在实物面前，它是一处实实在在的空白。

编目进入后半段时，海外收藏信息开始陆续传到北京。最早出自伯希和本人。他把一部分挑选出的文书拍了照片，寄给北京学者。照片黑白，尺寸不大，一张对应一件文书。清晰度有限，有些字迹辨不清，文书整体面貌却看得出来。收到照片的学者在私人通信里提到过它们。有一封信写下看到照片后的感受，措辞是感叹，感叹的指向没有细说。是感叹文物流失，还是感叹照片上的字迹，或两者兼有，信里没有交代。这种没有交代，值得留意。

当时学者对敦煌文书流散的态度，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公共表达。同一时期，日本和俄国探险队在敦煌活动的消息也断断续续传到北京，准确性参差不齐。有的说某国探险队带走几十箱，有的说几箱；有的提到具体经卷名目，有的只说“古物”。信息不完整，也没有人系统核实。当时学术界对敦煌文书的兴趣，集中在古籍校勘和佛教文献方面。写卷里有大量佛经，经文与传世本有出入，可以用来校勘。这是最直接的学术用途，也是当时学者最关心的事。至于文书的来源、流散过程和归属问题，不在关注中心。这种取向，决定了“劫余”这个词最初的使用方式。

它在学者笔下出现，用来指称解京后留在京师图书馆的那批文书。字面意思就是劫后之余，描述一个事实状态：这些文书经过一番周折，留了下来。这个词很快有了另一层用法。

1910年代后期，海外收藏信息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拿海外目录和国内登记册对照。对照方法简单：一个编号一个编号地看，两边有没有对应文书。对照结果是，同一批文书被分成几份，分放几个地方。

更麻烦的是对不上的部分。海外目录里有的，国内登记册里没有；国内登记册里有的，海外目录里没有。

两种情况含义不同。前一种意味着文书流出去了；后一种可能是海外收的并非出自敦煌，也可能是国内登记册漏记。

这种对照当时还没有系统展开，只是零星比对。零星比对已经说明，敦煌文书的全貌不可能从任何单一收藏里得到。要研究敦煌文书，必须同时掌握几个收藏地的目录和实物。

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这几乎做不到。他们没有机会去伦敦、巴黎或圣彼得堡查原件，能看的只有照片和目录。照片和目录给出编号、部分内容和大致尺寸，给不出纸张质地、墨色和装帧方式。这些信息对判断文书年代和真伪至关重要。中国学者面对敦煌文书时，从一开始就处在信息劣势。能做的，是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整理和研究体系。“劫余”这个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固定下来的。

"劫余"的功能不止于描述"剩下的那部分"。它开始为这部分文书确立身份。身份包含几层意思：一层是承认损失。用了"劫余"两个字，等于承认敦煌文书经历过劫难。这场劫难不止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取走，也包括解送途中的截留和散失。这个词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方式的损失放进同一个语义框架，让它们看起来像同一个事件的不同阶段。

一层是确立遗产归属。如果这些文书是"劫余"，它们就是灾后仅存的部分。灾前那部分虽然流散，归属却明确。结论清楚：敦煌文书属于中国，流散出去的只是暂时不在。这个结论当时没有公开表述为政治主张，它隐含在学术工作前提里——整理这批文书的人，默认它们的归属不需要讨论。

一层是为追索提供基础。"劫余"包含内在对照：有"劫"才有"余"，有"散"才有"留"。要确认"余"的范围，就得先确认"劫"的范围。确认"劫"，就要知道哪些文书流了出去、流到哪里、在谁手里、编号是多少。

这样一来，“劫余”就从描述变成索引，从状态变成任务。命名不只是一张贴在东西上的标签，它决定后续行动方向。一批文书被命名为“劫余”，它们就从“剩下的东西”变成“损失的证据”。作为证据，它们可以被用来追问：损失的是什么，损失了多少，损失在哪里。追问一旦开始，就绕不开编号之间的空位。

千字文号一直在写，登记册一直在填。登记册越填越厚，编号越排越密，空位也跟着多起来。有的字号下挂几十件文书，有的只挂一两件，还有的字号下完全空着。空位来源不止一种。一种是真的没有文书可填——千字文有一千个字，未必每个字都有对应文书。一种是编号时预留了位置，后来没有补上。还有一种是文书曾经存在，后来出了问题，编号被撤销或改动。第一种正常，第二种是技术性的，第三种意味着散失。当时编目者未必有意识去统计空位。他们只是编号，空位是编号体系的副产品。空位却是客观事实，留在登记册上，留在编号序列里。后来的人翻看登记册，就能看见。

看见空位，就会问：这里原来是什么？为什么是空的？这个问题不是编目者提的，是后来的人提的。编目者留下的空位，让这个问题可以被提出。在这一点上，编目不只是技术整理，也为后来的追索埋下线索。空位计量——通过清点编号体系里的缺失位置来确认散失规模——所用核心工具，是编目者在无意中备下的。

有一种解释认为，流散主因不在编号，而在一九〇〇至1930年间中央与地方对边疆文物的实际控制力处在真空状态，加上王圆箓个人对文书价值判断有误。编号只是事后学术整理，不是流散动力。若清政府1909年就有效接管，编号不会成为流散的核心问题。

这个解释有道理。控制力真空确实是最直接原因，王圆箓判断失误也是事实。

但编号并非与散失无关。编号使文书进入可引用、可分割的状态。藏经洞里的写卷原本以捆、包为单位堆放，在洞中是一整批东西。一旦有了编号，每一件都成了独立单位。独立单位可以被单独抽出、单独交换、单独出售。解送途中被截留的文书，大多是从捆包里单独抽走的。

编号带来的是可分割性。可分割性放大了散失规模。编号也把散失变成了可以计量的东西。在编号之前，损失多少只能凭印象说“很多”“若干箱”。有了编号，损失变成可以指认的空位。

空位是可讨论、可核对的学术对象。追索需要一份可以核对的名单，一句“损失很大”不够用。

这个名单，最后落在陈垣手里。他编《敦煌劫余录》时，系统使用了千字文号。目录按字号排列，每一号下列出该号包含的文书，注明编号、名称、行数、纸质、首尾情况。每一条都很简洁。从目录上可以看出，他对每件文书的信息掌握程度不一。有的知道名称和内容，有的只知道是佛经残卷，有的连是不是佛经都不确定。这种不均衡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陈垣没有机会去伦敦核对原件，能依据的只有京师图书馆的实物和已有目录。他用“待考”标记不确定信息，用“缺”标记首尾残缺的文书。这些标记在目录里看起来很平常，合起来说明一个事实：这批文书不完整，而它们的不完整是有记录的。有记录的不完整，是可以追索的不完整。

书名本身也是一次命名。“劫余”两个字把这本书的范围限定在劫后之余。这个限定是双重的：一面说明书里收的只是敦煌文书的一部分；一面暗示另一部分的存在——那些不在书里的，在劫中散失的。

书名里还有时间判断。“劫”发生在书成之前。编者站在劫后回望劫的过程，把剩下的东西编成目录。这个位置意味着他已经接受劫的事实，并开始处理劫的后果。处理办法，是整理剩下的部分，让它可以被研究。

1931年，《敦煌劫余录》出版。有学者为它作序，序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敦煌文书的散失是中国学术的一段伤心史。序的措辞克制，没有激烈谴责。

编者关心的是书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哪些文书收了，哪些没收；收了的部分怎么编号，没收的部分怎么处理。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命名，这个转变在书名里表达得最简洁。被动接受的表现是：知道文书散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等。主动命名的表现是：给剩下的文书一个名字，赋予它们身份，然后以此为基础展开工作。

这个工作停留在确认留下部分的边界和价值，收回散失的部分还谈不上。确认边界，就是确认“余”到哪里为止；确认价值，就是确认“余”在学术上能派什么用场。这两件事做完，追索才有立足点。追索需要知道讨还什么、向谁讨还、依据是什么。“劫余”这个概念提供了依据：这些文书是被劫走的，留下的是劫余，被劫走的那部分是劫余的缺失。缺失的部分虽然不在，它们的缺失却可以被证明——通过编号体系里的空位，通过海外目录里的对应条目，通过照片里的影像。

照片在这里起了一种特别作用。伯希和寄来的那些照片，记录了他挑选的文书。它们既是文书存在的证明，也是文书流散的证据。照片上的文书现在可能在巴黎，可能在伦敦，也可能已经毁损。影像还在，编号还在，信息还在。

通过这些影像和编号，中国学者在不接触原件的情况下，可以知道哪些文书流出去了。知道，是追索的第一步。但知道之后，路还长。

当时的中国学者，能做的只是编目和记录。他们没有能力去海外核查，也没有渠道交涉归还。工作停留在确认层面：确认哪些文书在国内，哪些不在；确认留下来的文书有多少、什么状态；确认为将来追索提供依据的编号体系和目录框架。

这个工作不激烈，不直接，看上去有些迂回。它准备的是概念工具。“劫余”是一个，“空位计量”是一个，“编号转译”也是一个。这些工具把散失这个事实变成可以操作的问题。

操作方式不是收回文物，而是建立一套话语，让散失可以被谈论、被记录、被引用。这套话语建立之后，追索就归入学术工作的范围，而不必依赖一时的政治形势。

好处是它可以持续；坏处是进展很慢，短时间内看不到结果。陈垣编《敦煌劫余录》时，应当知道这一点。他在序言里写敦煌文书的散失经过，措辞克制，没有激烈谴责。他提到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奥登堡，但只作为事实陈述的一部分。他关心的仍是书目的完整和准确——哪些收了，哪些没收；收了的怎么编号，没收的怎么处理。

这种克制，放在当时条件下，是少数可行的选择之一。激烈表述改变不了文书已经流散的事实，还可能让后续学术合作变得困难。陈垣选了学术方式，用目录和编号来处理散失问题。

这个选择决定了后来中国敦煌学的一条基本路径：通过整理和研究来确立中国在敦煌学里的位置。这条路不追求收回实物，追求的是在学术话语里占住一个位置。占位置的办法，是掌握敦煌文书的信息——知道有哪些文书，在哪里，编号是什么，内容是什么。

信息本身便是一种权力。中国学者掌握了敦煌文书的完整信息，便在学术上有发言权。发言权不取决于是否拥有原件，取决于是否掌握全部相关信息。从这个角度说，编目不只是整理，也是积累学术权力的过程。

库房里，编目工作继续着。天气好的时候，工作人员把文书搬到院子里晾晒。敦煌的纸张经过长途运输和多次搬动，有的受潮，有的边缘破损。晾晒是保护措施，也是检查机会。每次晾晒都要核对编号，确认有没有新的破损或丢失。核对是常规动作，没有特别目的。它产生一个效果：每件文书的状况都被记录下来。记录方式是在登记册上加注，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晾晒，发现某处破损。这些加注看上去琐碎，合起来却构成文书生命史的一部分。通过登记册，可以追溯一件文书入藏后的经历——什么时候编目，什么时候借阅，什么时候复制，什么时候修复。登记册是一份沉默的档案，记录的是文书在时间里的位置。

学者来查阅文书，要在登记册上签名。签名很简单，只有姓名和日期。从签名可以看出，早期查阅的人不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学术机构。这些人大多研究佛经或古籍，兴趣在文书内容，不在文书来源和流散过程。

其中也有人注意到来源问题。有学者查阅后在笔记里写下观察：文书纸张质地不一，有的细腻，有的粗糙，来自不同产地；墨色也有差异，有的发亮，有的发暗，可能出自不同抄写时代。这些观察后来成为判断文书年代和来源的依据。

笔记不是正式成果，是个人记录。它们的价值在于记录了第一代中国敦煌学者面对实物时的直接反应。这些反应没有受到后来学术范式影响，保留了比较原始的信息。透过笔记，可以看到当时学者在信息不完整条件下，怎样开始理解这批文书。

理解过程缓慢、零碎、反复。没有戏剧性突破，没有一夜之间顿悟。有的是日复一日的翻阅、比对、记录。这种工作枯燥，却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形态。

在这种枯燥里，"劫余"逐渐获得实质内容。它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成了一套工作流程的统称。流程包括编目、登记、晾晒、核对、记录、比对。每一步都不复杂，每一步都在积累信息。

积累到一定程度，信息变成知识；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变成话语权。话语权是追索的前提。没有话语权，追索只是情绪表达。有了话语权，追索才能成为有据可查的学术行动。

《敦煌劫余录》出版后，成为后来学者检索敦煌文书的基本工具。它的编号体系、著录格式、信息分类，成为后续目录的参考标准。

这部目录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敦煌学一个阶段的结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结束的阶段是：接受散失事实，整理残存部分。开始的阶段是：利用整理结果，展开对散失部分的追索。

追索的具体行动——清点海外收藏、比对劫余目录与海外目录的空位——还没有大规模展开。信息条件不允许，学术队伍没有形成，国际环境也不支持。概念工具准备好了，框架搭好了。剩下的，是等待时间和条件。

等待是安静的。库房里，登记册一页一页翻过去，编号一行一行记下去。外面的世界在变，库房里的节奏没有变。编目者、查阅者、记录者，各做各的事。他们未必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学术追索准备基础。安静的库房里，文书躺在架上，编号写在卷背。编号之间的空位，留在登记册上。没有人特意去数它们，它们也不发声。它们只是在那里。它们是散失的痕迹，也是追索的起点。命名已经完成，框架已经搭好。剩下的，是行动。而行动需要时间、需要人、需要条件。这些在当时一样都不具备。库房里有的，只是编号、登记册，和那些被编号的文书。它们将在这里等待，直到有人来问：那些空位里，原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