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的追踪

罗振玉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书桌上，中间空出一截桌面。左边是伯希和寄来的，背后用铅笔标着P.2005。右边是狩野直喜从京都寄来的，背面写着“大谷家所藏”，没有编号，只有涂改过的“敦煌”两个字。他没有把两张照片叠在一起。这两件文书原来在藏经洞里是什么关系，他不知道。空出的那截桌面就是不知道的那一段。他知道的只是编号，一个在巴黎，一个在京都。

这年罗振玉五十四岁，住在天津。书房不大，炕桌上摊着几封信。一封是写给沙畹的，已经发了；一封是刚收到的，来自大英博物馆。信是斯坦因的助手洛里默写来的，日期是1922年3月。信不长，措辞谨慎。洛里默说，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已经收到罗振玉请求复制敦煌写卷的信件。关于S.6825号《老子化胡经》，馆方可以“考虑提供照片”，但必须声明“仅供学术研究之用”，且“需支付底片与冲印费用”。信末附着一行：“本馆藏品照片不向非学术机构出借。如需大量复制，须由馆方逐件审批。”

罗振玉读了两遍。他注意到“考虑提供”和“可以”之间的差别。“考虑提供”意味着还没有答应。“可以”后面跟着条件。这不是拒绝，但也不是答应。它是一个机构对一个外国学者请求的标准回应。信纸抬头印着“大英博物馆托管会”字样。他把信放在桌上，和那两张照片并排。信纸的宽度正好和空出的那段桌面一样。

从1919年到1924年，这样的信往返了几十封。收信人不止罗振玉一个。王国维在上海，写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董康在北京，写给伯希和；胡适在北京大学，通过伊凤阁的关系向俄国的奥登堡探询艾尔米塔什的藏品。这些信有一个共同点：每封都要提到具体的编号。罗振玉写S.6825，王国维写P.2005，董康写P.3720。编号是通行的语言。有了编号，请求就从“请帮助我”变成了“请惠寄某某号文书之照片”。前者是人情，后者是手续。手续比人情可靠，也更慢。

一封1921年王国维写给狩野直喜的信稿保存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信里说：“前闻贵处藏有敦煌写本数种，未知可否摄影见示？弟所需者为《秦妇吟》残卷，编号未详，但知为大谷氏所得。若蒙允许，当将摄影费寄上。”这封信没有提具体编号，因为王国维不知道大谷家的编号体系。狩野的回信给了他编号，也给了他条件。回信说：“大谷氏所藏敦煌写本，现归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保管。摄影之事，须经文学部教授会讨论。弟可代为申请，但恐需时日。”后来王国维得到了照片，但用了将近一年。这一年里，他写给狩野的信又多了三封，每封都问进度。

这不是私人交情的问题。狩野直喜和王国维私交很好。问题在于一个学者获得海外藏品照片，必须穿过一个机构的多层程序。大英博物馆的规定是“可供研究之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规定是“需支付费用”，京都帝国大学的规定是“须经教授会讨论”。措辞不同，效果相同：请求者要等待，要付费，要接受有限的使用权。有限的不仅是使用范围，还有获取范围。不能要求复制全部，只能要求复制某一件。每一件都要单独申请，单独审批，单独付费。

1923年，董康去巴黎。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亲眼看到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写卷。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度过了十七天。他的手记里有一页记的是阅览条件：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中间十二点到一点闭馆。阅览室不许拍照，不许携带墨水笔，只能用铅笔。每次最多借阅三件写卷。借阅单上要填编号，编号不对的不予提取。董康在这一页下面用红笔划了一道线，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十七日，看卷六十三号。”

十七天，六十三号，平均每天不到四件。董康的速度不算慢，因为他有伯希和编制的目录，知道要借什么。编号帮了他，编号也限制了他。他只能按编号借，不能按内容借。有些文书他知道存在，但不知道编号，就无法提取。伯希和的目录不是全目，只是选目。未编入的文书在董康眼中等于不存在。存在而不被看见，和不被看见而不存在，在他的借阅单上是一回事。

董康在巴黎抄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让他不安的事。有些写卷的背面有编号痕迹，正面却已经模糊。也就是说，编号被写在了文书背面。这是伯希和在1908年做的。他在洞里待了三个星期，每天挑选，每天编号。编号一旦写下，文书就从“敦煌藏经洞某处”变成了“P.某某号”。地址消失了，编号留下了。地址是有语境的，编号是没语境的。语境丢了，只剩编号。编号能找人，找不到原来的邻居。董康抄完一段，在笔记本里记下：“此卷背面有P.3849号，正面为一残佛经，不知原名。”不知原名，只有编号。这就是全部的条件。

董康从巴黎回国后，把这些抄本编了一份目录，油印了几十份，分寄给国内同人。这份油印目录没有正式出版，但它是一个信号：中国学者已经不只是写信求照片了，他们开始自己做海外藏品的目录。目录是自制的，用铅笔抄的，错误难免，但它们把编号从巴黎搬到了北京。有了编号，就有了可引用的单位。有了可引用的单位，就有了学术对话的基础。这个基础很薄，但比没有好。

1924年，陈垣开始编《敦煌劫余录》。这本书处理的是京师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号敦煌写卷，也就是1910年从甘肃解送北京途中散失之后剩下的部分。陈垣用了两年时间，逐卷编目，逐件著录。他的方法是旧式的，方向是新的：他把这批残卷按编号排列，每号之下写名称、行数、题记。题记包括写经人姓名、年代、发愿文。这些信息之前的目录都不记录。陈垣把它们抄下来，落到实处。他做的是一份国内清单。

《敦煌劫余录》的序是陈寅恪写的。序里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还说，敦煌文书的价值在于“新材料”和“新问题”的结合。新材料在海外，新问题在国内。海外学者有材料，但没有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中国学者有问题意识，但材料在别人手里。两方面都缺一半。缺的一半，就是跨海追踪要做的事。

陈寅恪写这篇序时，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他的办公室在新斋，窗外是工字厅的砖墙。桌上放着几份从海外寄来的照片，还有几册《敦煌劫余录》的稿本。稿本上每一条编号后面都可能跟着一个问号。问号表示存疑，表示不知，表示缺。缺是常态，不缺是例外。他把缺的部分写进序里，用一种冷静的语气。语气越冷静，读者越能感觉到分量。

同一时期，胡适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持“敦煌写本”整理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动作是“核对”。用海外影本核对国内藏本，用国内藏本核对海外目录，用目录核对原始信件。核对是三种材料对照：海外照片、国内清单、目录记载。三者对上了，文书的存在就被确认；对不上，就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证据从哪来，从跨海的请求来。

胡适写信给伦敦，请大英博物馆提供某几号写卷的准确行数和题记。回信来了，附了抄件。胡适把抄件和国内藏本放在一起，发现同一卷经文的两个抄本在文字上有出入。出入不大，但足以说明一个问题：敦煌写卷不是一批统一的东西，是多个抄本，多个年代，多个来源。这个发现是国内学术的进步，进步的依据是伦敦寄来的一页纸。

这页纸上有编号，有行数，有题记，没有原件的质感。质感是什么？是纸的厚薄，墨的浓淡，帘纹的疏密，背面有没有补纸，接缝在哪里。这些信息照片无法传递，抄件更无法传递。中国学者拿到的材料永远是二手或三手的。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没有别的办法。去伦敦的人太少，去巴黎的人太少，能进库房的人更少。大多数人只能坐在书桌前，翻照片，看抄件，查目录。书桌到书桌的距离，比敦煌到伦敦的路程还长。

罗振玉的天津书房里，这种情况表现得很具体。他把海外的照片按编号排好，放进一个木匣子。每个编号后面有他写的备忘录：某年某月某日从某人处得到，照片张数，是否清晰，是否缺页。这个备忘录是私人的，不公开，但它是他工作的基础。没有这个备忘录，他记不住哪些编号已经有了影本，哪些还没有。编号多了，记不住。记不住，就会重复请求同一件东西，浪费时间和邮费。浪费时间是小事，重复请求是尴尬。尴尬会损伤学术信誉。信誉是在跨海通信中最重要的资本，比钱重要。

1925年，伯希和第二次来中国。他没有去敦煌，只在北京和上海停留。他在北京饭店见了中国学者，包括罗振玉和王国维。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记录。留的是几封后续信件，信里提到几个编号，提到交换影本的可能。罗振玉在信中说，如果伯希和能提供巴黎所藏某几号的照片，他可以提供国内某几号写卷的抄本作为交换。交换是平等的吗？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是。中国拿出去的是抄本，得到的也是抄本。抄本换抄本，原件还在各自库里。换的是复制品，不是原件。

这几次通信之后，罗振玉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自己所藏的部分敦煌写卷影印出版，编成《敦煌石室遗书》和《鸣沙石室佚书》两部书。出版是一个动作，把私藏变成公器。书印出来，天下人都能看到。看到的是照片，不是原件。但照片一旦印成书，就固定了。固定之后，编号和内容就绑在一起了。S.6825这个编号，在书里出现一次，在伦敦的库房里对应一件东西，两者之间就有了可以引用的桥梁。

王国维走在这座桥上。他用罗振玉提供的影印本，加上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从日本寄来的照片，完成了《敦煌石室遗书》的校勘。他的校勘是精细的，逐字逐句比对，标记异同。这些工作没有原件也能做，因为底本是影本，影本够清楚。清晰度决定了研究的边界。模糊的地方，他标注“疑”或“阙”。这两个字在书里出现多次，每次出现都提醒读者，原件在国外，证据链在某个环节上断了。断掉的地方，就是跨海追踪的起点。

王国维知道自己断在哪里。他写信给狩野，请对方帮忙确认某个字的写法。狩野回信说，原件上这个字被水渍覆盖，无法辨认。这封信的抄件留在王家的书信档案里。抄件不长，只有几行。但它是证据，证明一件文书在京都的某个库房里，有水渍，水渍遮住了一个字。这个字在国内所有影本上都看不清，因为没有影本能拍到水渍下面的墨迹。这就是跨海追踪的边界：你能拿到复制品，拿不到原件上的水渍。

1926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做了一次演讲，讲的是“敦煌石室的遗书”。他用了“敦煌学”这个词。这个词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但接受的背后有一种复杂的心态。接受“敦煌学”意味着承认敦煌文书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领域，不专属于中国。承认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个领域里，中国学者的位置在哪里？有材料的人是一等，有方法的人是二等，既无材料又无方法的人不入流。中国学者手里有材料，但只有残卷；有方法，但方法的对象是残卷。残卷上的方法再好，也覆盖不了完整的对象。完整的对象在伦敦、巴黎、京都、列宁格勒。要覆盖完整，就必须跨海。

跨海的工具是信、是照片、是抄本、是目录。工具的数量有限。大英博物馆到1920年代末提供的照片仍然限于“经审批的学术用途”。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复制费用涨价了，据董康1927年的一封信，每张照片的底片费从两法郎涨到三法郎。京都帝国大学的复制品需要通过文学部教授会讨论，周期长，且在数量上有限制。列宁格勒的藏品更远，信息更少。1914年奥登堡考察队带走的写卷，到1920年代仍然没有完整的公开目录。中国学者只能通过伊凤阁等少数俄国汉学家打听，得到的回复往往是“正在整理中”。整理中意味着未知。未知意味着无法请求。无法请求意味着空白。空白扩大了。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任所长。他的计划是系统收集海外敦煌文书的影本。他派了人，发了信。计划在执行中遇到了和之前一样的困难：费用、审批、限制。傅斯年在一封信里说：“此事非有专款不行，非有专人不行。”专款和专人，在1920年代末的中国学术界都是稀缺的。稀缺导致行动缓慢。缓慢没有停，但速度不足以覆盖缺口。

到1929年，中国学者已经基本摸清了海外主要藏品的分布和编号体系。他们知道S.开头的是斯坦因收集品，P.开头的是伯希和收集品，大谷家收集品分藏在京都和东京，奥登堡收集品在列宁格勒。他们知道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写卷编号从S.0001排到S.6980，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编号从P.2001排到P.5579。他们手头有复印件和抄本，数量在几百件左右。几百件对两万多件，覆盖率不到百分之五。覆盖率低，不等于不知道总量。知道总量，就能算出缺口。缺口大，缺口的具体形状也清楚了。

清楚的缺口催生了下一阶段的追问。追索不再只是“请寄照片”，而开始变成“这东西原来在哪，谁拿走的，拿走的依据是什么”。编号是追索的第一层，第二层是清单。国际通信能提供第一层的材料，但第二层的材料需要另外的路径：海关记录、外交档案、当事人的回忆录、机构的入藏账。这些东西不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在档案库里。在档案库里找，比在图书馆里求，更难，也更必要。因为图书馆的请求是学术性的，档案的请求是责任性的。

学术请求可以拒绝，责任请求不能拒绝，除非你能证明责任不存在。证明责任不存在，也是跨海的工作。1929年的夏天，北平的雨下得很大。陈垣在书桌前整理《敦煌劫余录》的校样。校样上有一条批注：某卷首题“大中九年”，尾题“大中十一年”，中间缺三年。三年是空的，对应的写卷在某个海外库房里，编号已知，原件未见。他把校样合上，拿起另一份目录。

目录是手抄的，字迹是罗振玉的。罗振玉在目录的边角处写了一个小注：“此卷在巴黎，P.2005号，已函索照片，未得复。”未得复，三个字。陈垣在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没有写字。这条横线连着他自己的问题：什么时候能拿到照片？拿到之后，什么条件？条件能不能谈？谈成了，复印件能不能公开？公开之后，原件能不能回来？

一连串问题，每个都跨着海。海的那一边，有回信，有规定，有费用，有审批。这一边，有等待，有空桌，有编号。编号排在一起，等着对应的物件。物件在远方，编号在眼前。跨海追踪的路，就铺在这两者之间。这条路走了十年，走出来的是一份清单：哪个编号在哪个机构，哪个编号已经拿到照片，哪个编号还是空白。清单越来越长，空白却没有变短。因为每拿到一件照片，就发现它旁边还有三件没有照片。资料的碎片化不是偶然的，是结构性的。只要原件不回来，材料就永远是碎片。碎片能拼出图案，拼不出全貌。

罗振玉知道这一点，王国维知道这一点，陈垣也即将知道这一点。罗振玉把书放回书架的时候，也许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的书桌上有照片，有编号，有论文。但他缺少的东西和他拥有的一样多。缺少的东西不会自己消失，只会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逼着下一个动作发生。那个动作是什么，此刻还没有发生。

书桌上的空白还在。空白是具体的。它和P.2005号写卷的第一行之间，隔着几万公里的铁路和海洋。中间隔着的每一段路途都属于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每过一站，文书就换一种身份：从敦煌的抄经变成伯希和的手稿，从伯希和的手稿变成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从藏品变成发表物，从发表物变成中国学者书桌上的一张照片。身份变了四次，每变一次就丢失一些信息，每变一次就增加一些条件。四次之后，剩下的是一张照片和一个编号。这就是跨海追踪到达的终点，也是下一段追溯的起点。

下一段追溯要处理的不是文书本身，而是文书流散过程中留下的文件。文件在，追索就有依据；文件不在，追索就只能靠回忆。回忆不可靠，所以必须找文件。那天晚上，罗振玉翻看新收到的照片。照片是巴黎寄来的，编号P.2005。他把照片和几年前的另一张放在一起。两张并排，中间空出一段桌面。中间空着的那段和几年前一样，没有东西。他知道这段空白对应的文书在某个地方，但没有照片，没有抄本，连编号都不确定。他拿起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P.2005，S.6825，京都大谷家。三个编号，三个地方，三张照片。这就是他的全部。他把纸折好，夹进书里。

书是《鸣沙石室佚书》的一册，封面是深蓝色的。他把书放回书架，书架上还有几十册类似的线装书，每一册里都可能夹着类似的纸条。纸条是私人记录，不公开。公开的是书，是目录，是论文。私人的记录等在这些出版物后面，像影子一样。

影子记录了跨海追踪的实际过程：某年某月某日，寄出一封信；某年某月某日，收到回信；回信说“可以”或“不行”或“需付费”；某年某月某日，照片到了；照片背面有编号，编号和目录对得上或对不上。这些记录勾画出一条曲线。曲线的起点是书桌，终点还是书桌。中间经过了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京都帝国大学、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经过的每一点都留下了一份文件。这些文件分散在几个国家的档案里，没有集中过。集中它们，本身就是一项跨海的工作。

到1929年，这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学者知道了海外有什么，也知道了自己缺什么。他们建立了初步的国际联系，也摸清了主要机构的脾气：大英博物馆讲程序，法国国家图书馆讲费用，京都帝国大学讲资历，列宁格勒讲保密。每一家的规矩不一样，但结果都一样：请求者要等，要付，要接受限制。

个人关系能缩短等待，但不能取消程序。取消程序需要更大的力量，更大的力量来自国家，或者来自一个比个人更持久的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开始，但它成立得太晚，经费太少，人手太缺。它发出的请求信和罗振玉个人发的信，在外国机构眼里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信封上的抬头。抬头换了，规矩没换。

规矩没换，因为规矩背后的东西没换。东西是什么？是那些文书本身。文书在谁的库里，规矩就由谁来定。大英博物馆的规矩写在它的章程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规矩写在它的借阅条例里。章程和条例不是凭空来的，是围绕着藏品长出来的。藏品越多，规矩越细。规矩越细，外人越难接近。中国学者要接近这些文书，就得先接受这些规矩。接受规矩，就等于在别人的院子里做客。客人能看主人允许看的东西，看不到主人不想让人看的东西。看不到的那部分，就是空白。

空白在哪里，客人心里清楚，但没办法填。填空白的方法只有一个：让文书回来，或者让文书的复制品自由流动。前者做不到，后者受限制。受限制的复制品只能一片一片地攒，攒到足够多，或许能拼出一个轮廓。轮廓是模糊的，但比没有强。罗振玉那一代人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们攒照片，攒抄本，攒目录。攒来的东西放在书桌上，书桌不够放，就放在书架上。书架不够放，就编成书。书印出来，就流传下去。流传的东西比人活得长。人死了，书还在。书还在，编号就还在。编号还在，追索就不会断。

罗振玉把书放回书架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他没有开灯，站在书架前，看着那些书脊。书脊上的字在暗处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没关系，他记得每一本的内容。记得内容，就记得编号。记得编号，就记得缺口。缺口在那，等着被填。填的人可能不是他，可能是下一代。下一代手里有更多的编号，更多的照片，更多的目录。但他们手里的东西还是复制品。复制品不能代替原件，就像目录不能代替文书。这个道理不需要证明，书桌上的空白已经证明过了。

空白是具体的。它和P.2005号写卷的第一行之间，隔着几万公里的铁路和海洋。中间隔着的每一段路途都属于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每过一站，文书就换一种身份：从敦煌的抄经变成伯希和的手稿，从伯希和的手稿变成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从藏品变成发表物，从发表物变成中国学者书桌上的一张照片。身份变了四次，每变一次就丢失一些信息，每变一次就增加一些条件。四次之后，剩下的是一张照片和一个编号。这就是跨海追踪到达的终点，也是下一段追溯的起点。

下一段追溯要处理的不是文书本身，而是文书流散过程中留下的文件。文件在，追索就有依据；文件不在，追索就只能靠回忆。回忆不可靠，所以必须找文件。

跨海追踪走到这里，已经碰到了它的天花板。借由个人关系、零星请求和学术交换获得的材料，数量有限，速度缓慢，覆盖面窄。

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京都帝国大学、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的规矩不会因为几封诚恳的信而改变。规矩不变，碎片化的格局就不会变。要改变格局，需要新的凭据——不仅仅是“我要研究”，而是“这是我的，被谁、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拿走的”。凭据不在图书馆里，在档案里：海关记录、外交文书、当事人陈述、机构入藏账。

这些东西，1920年代的学者已经零星接触过，但没有系统翻检。系统翻检，是下一阶段的事。此刻，书桌上的空白还在，编号还在，照片还在。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等待。等待的不只是照片，是下一套证据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