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目没有合上

《敦煌劫余录》出版之后，借阅的人不算多，但来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麻烦。北平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在文津街新馆二楼，窗户朝南，冬天下午的光线还算够用。借阅登记簿上，从1932年到1935年，敦煌写本一栏的签名前后出现不到二十个人。

这些人里，有几位是固定面孔，几乎每个月都来，来了就坐在靠窗第二张桌子，面前摊开一两册《劫余录》，旁边放着另外几本书，纸页上压着铅笔和纸条。他们看的东西很具体——某一件文书，或某一组文书。但他们的动作往往先从翻另一本书开始。

那几本书的书脊上印着外文，借阅记录显示，它们来自图书馆的采购渠道，是通过上海或香港的书商从伦敦和巴黎买回来的。

一位经常来的读者留下了几页夹在书里的纸条。纸条上写着编号，例如“羽二五”和“S. 二九三”，中间画了一条线，线上打了一个问号。旁边又有“北八七”与“P. 二四六”并列，线没有画，只写了“”。这些纸条没有署名，夹在《劫余录》第二册第四函的第二百页附近。

第二百页附近的内容是佛经残卷的著录，原编号用的是千字文体系。那个读者显然在做一件当时很多人都在做的事情：把一件文书在不同体系里的名字对上号。对号这件事，从1930年前后就开始了。刘复从巴黎抄回来的材料，分编成《敦煌掇琐》，用的还是他自己的顺序号。胡适之写《神会和尚遗集》，引用一件写本，先注“P.”，再注“劫余录”里可能对应的位置，然后加一句“当为同一卷”。这种双重甚至三重编号的引用格式，在1930年代的敦煌学论文里逐渐变成惯例。惯例意味着两件事：一是读者默认需要同时查两套以上的目录，二是作者默认没有人能只靠一套目录完成论证。

一位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学者，1935年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考订短文，讨论一件禅宗灯史残卷。文章开头列出三个编号：伦敦藏本编号S. 某号，巴黎藏本编号P. 某号，《劫余录》中某字号下著录的“阙名经疏”可能与之有关。

正文里，作者引用了伦敦藏本的照片、巴黎藏本的录文，以及《劫余录》的提要，结论是“三处所指当为一书”。这个结论本身不算惊人，但论证过程暴露了一个实质困难：作者从未见过原件，也没有见过完整的缩微胶片。他所依据的，是刘复的录文、胡适之的转录，以及他自己从海外购得的零散照片。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误差，而误差无法通过核对原卷来消除。

这篇文章的注释里还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话：“巴黎本首尾完具，伦敦本首缺，北平本仅存中间数行，三者拼合，仍不能复原全文。‘劫余录’所据底本或即北平本，然字迹漫漶处无从补。”

作者用“拼合”这个词，已经道出了当时研究的普遍状态——像拼图一样，从不同地方找到残片，试着摆在一起。但这幅拼图没有参照图，边框也缺了好几块。更麻烦的是，不同拼图板块上的编号系统不一样，要先把它们变成可以互相查找的坐标，才能开始拼。

这就回到了那个借阅室里的读者。他画线、打问号、写“”，做的正是编号翻译的工作。

一件文书从敦煌出来，被不同的人拿走，被不同的人编号，然后这些编号各归各的系统。S. 这个字母属于斯坦因收集品，P. 属于伯希和收集品，敦煌文书现存的文字绝大多数是汉文。这些汉字被拿来命名和管理，它们本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唯一沿用至今的书写系统之一。但编号体系让它们在异国的管理逻辑中分崩离析。

要讨论同一件文书，必须先把这套多重编号体系摆出来。这不是学术共同体的自然选择，而是流散格局压在学术操作上的一个结果。

没有哪个学者愿意花时间做这种翻译。翻译不产生新知识，只是为查找提供便利。但如果不做翻译，比较研究就无从进行。

1930年代的中国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翻译工作上耗费过时间。向达在北平图书馆期间，帮人查过编号；王重民在巴黎期间，写信回国问过劫余录的著录情况；

姜亮夫在欧洲期间，同时携带数种目录，为的就是能在各家收藏里找到同一件文书的不同抄本。这些工作没有成为他们学术成果的主体，但构成了所有成果的前提。沟通成本不仅落在书斋里，也落在书信和会议中。

1930年代中期，一份学术会议的记录稿（现存于某份期刊的“会务报告”栏目）留下了几段争论。

会议讨论一件写本的定名，一位与会者以《劫余录》的著录为准，称其为“残经疏”；另一位则依据巴黎的目录，称其为“禅门语录”。两人各自引证，互不相让。

记录稿最后写道：“主席请两君各以原编号写出，方知所指非一。”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争了半天，发现彼此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件文书。编号不同，所指不同。这件小事被记录下来，是因为它恰好暴露了一个普遍困境——没有统一的编号体系，连“是不是同一件东西”这个最基本的判断都可能出问题。

当一件文书同时出现在两个体系里，困难更进一步。有一种情况在著录中反复出现：A体系的编号对应B体系的某件文书，或不对应，或对应数件。学者讨论时，必须先声明“此号据某本”，否则读者无法判断所指。这种声明后来变成学术规范的一部分，但它本身就是流散状态的印记。

规范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通常是对某种长期不便的制度化回应。对“完整敦煌”的想象，就在这些编号翻译和著录对照中逐渐成形，又逐渐受挫。

想象的部分是自然的：既然原来都在一个洞里，如果能知道全部藏品、所有编号、彼此关系，就能复原一个完整的文献群。这个想象驱动了许多人编纂总目录、对照表的努力。受挫的部分也是自然的：总目录从未完成，对照表始终有“”和空缺。

一部未完成的书稿留下了这种努力的痕迹。书名暂定《敦煌写本总目》，一份油印的计划书里写道，拟将“斯坦因、伯希和、北平图书馆、日本诸家及俄国奥登堡所藏编为统一目录”。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完成编号对照，第二期完成分类著录，第三期完成索引。计划书末尾附了一张进度表，第一期栏目下只有几个城市名，写着“已通信”或“待通信”。

这份计划没有下文。原因可能很多，资金、人手、战事，但最根本的原因或许不是外部条件。即便条件齐全，这个总目也很难编成。

不同收藏地的著录标准不一样，有的重内容，有的重形式，有的详，有的略。要把它们编成统一目录，必须先把每条著录重新核对一遍，而核对需要看原件。

原件散落在伦敦、巴黎、列宁格勒、东京和北平，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看到全部。这个困难无法通过学术上的勤奋来解决，它是物理条件决定的。正如科学史家李约瑟所列举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本可依据实物证明的中国发明，因为实物的失散，一度使“中国没有科学”的偏见得以流传。

购书单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依赖。北平图书馆的采购档案里，1930年至1936年间，持续订购海外汉学刊物和考古报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季刊》、巴黎的《亚洲学报》、日本的《东洋学报》，以及散见的敦煌学专刊和抽印本，都在订购之列。这些刊物的到馆时间通常延迟数月，且经常缺期。馆藏卡片上偶尔留有“缺某卷某期”的铅笔字，字迹和借书条上“”的笔迹相似。

学者们只能等待。等到了，赶紧看，记笔记，做卡片。错过了一期，有时要等很久才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引用。这种依赖是结构性的。

原件在海外，目录在国内流传，研究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边整理手头已有的材料，一边追踪海外的新刊。两边的速度不一样，空间不一样，藏品的物理存在和知识的存在之间始终有一个时差。这个时差不是技术落后的结果，等照相术和缩微术普及之后，时差缩短了，但并没有消失。

编号体系仍然分立，著录标准仍然不同，实物与目录之间的距离始终存在。到了1930年代末，物理层面的流散基本结束。斯坦因不再来，伯希和不再来，大谷探险队已经解散，奥登堡也已去世。剩下的敦煌文书，不管在哪个仓库里，都已经固定下来，短期内不会再发生大规模转移。

但书斋里的工作远未结束。学者们仍然在画线、打问号、写“”。不同编号体系之间的通约问题，仍然需要每一次做研究时重新解决。

陈垣在《敦煌劫余录》的序里没有说“工作已经完成”。他说的是“兹编所录，仅京师图书馆所藏”，范围是明确的。他没有越界替整个流散格局作结，只处理了自己能处理的那部分。这个分寸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他知道有一张更大的账，但那张账不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他只能把自己这一页记清楚。

记清楚的标准是什么？每件文书给一个号，每件文书的存缺状态如实写明，“少若干”就是“少若干”。不能编造，不能推测，不能为了目录的完整而填补内容上的不完整。这种如实的态度本身就是对“完整”想象的一种回答。

不追求完整，但追求准确。不假装能复原全貌，但保证自己经手的部分经得起核对。这是《劫余录》的方法论意义，也是它留给后来的敦煌学者的学术遗产。遗产的内容包括一套编号，也包括一个态度：编号可以继续用，空缺不可以假装不存在。

但是，态度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当王重民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写本室里打开一件卷子，想核对《劫余录》里的著录时，他手上没有北平图书馆的原卷。他能做的只是根据《劫余录》的提要文字来判断“此卷是否即彼卷”。判断的依据不充分时，他只能在笔记里写“待他日回国核对”。回国之后，原卷可能已经再次转移，或者他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去核对。

这种循环——出国看原件，记下问题，回国核目录，发现新问题——构成了那一代敦煌学者的基本工作节奏。节奏是被流散格局规定的，不是学者自己选择的。一封1936年前后的书信（收入某部文集时只标注了年份，未记月日）写到了这种节奏。写信人在巴黎，收信人在北平。

信中提到一件写本的编号问题，说巴黎目录作P. 某号，《劫余录》中找不到对应，询问北平方面是否知道该卷下落。收信人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但从后来的引用看，这件文书最终仍以巴黎编号行世，劫余录系统里没有它的位置。它留在了一个空隙里，两边都没有补上。

空隙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自动合拢。新的研究可以不断增加对已有材料的认识，可以让某些空隙变得不那么关键，但不会让空隙消失。

一个编号体系空了就是空了。除非原卷出现，否则无法填入。而原卷在伦敦或巴黎的库房里，不在北平的书架上。

这就是结构。到1930年代末，这个结构已经稳定下来。中国学者在讨论敦煌文书时，必须同时处理至少两套编号，有时是三四套。

这种多套编号并存的状态，在学术上带来的是持续的比较、核对、翻译工作。每一次引用都要考虑读者是否知道这个编号来自哪套体系，每一次讨论都要先确定“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东西”。这些工作消耗时间，但不产生直接的知识增量。它是成本，不是产出。

当初那些编号的人——斯坦因、伯希和、清朝学部的经手人——大概都没有预见到这种成本。他们编自己的号，是为了清点自己的收藏，或者为了造册上交。编号是管理工具，不是学术工具。但当这些管理工具进入学术领域之后，它们就变成了学术操作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规格一旦确定，后来的使用者就必须适应，即便这种适应意味着额外的麻烦。

北平图书馆的借阅室里，那位读者又来了。这次他借的是《劫余录》第三册和一本巴黎出版的新刊物。他在纸条上写了一个新的编号对，中间没有画线，只写了“对应”两个字。旁边还有一个编号组，打了问号，下面写着“两号所指是否完全同一，存疑”。

他把纸条夹回书里，合上目录，起身去还书。窗外的光线已经暗下来，阅览室快要关门了。他留下的纸条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

它只是众多类似工作痕迹中的一份。但这些痕迹累积起来，就是敦煌学在流散格局中形成的基本工作方式：对照、翻译、存疑、等待。账目可以整理，编号可以沿用。

但流散造成的不对称不会因为学术成果的积累而自动消失。这种不对称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当你想讨论一件文书时，你首先要做的不是讨论内容，而是确认它叫什么名字。名字的确认过程，本身就暴露了它所经历的流散路径。每一件文书的编号史，都是它自己的流散史。

而所有的编号史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学者必须穿行的迷宫。迷宫不是学者建造的，学者只是在里面寻找路径。《敦煌劫余录》给了中国学者一套自己的路径标记。

这套标记和斯坦因、伯希和的标记不同，但并非无关——它们指涉的是同一批文书的不同部分，部分是重叠的，部分是不重叠的。重叠的方式很复杂：有时一件文书对应一个编号，有时一件对应多个，有时一个编号下包含数件。这些对应关系从未被系统地整理过。

那本以“”结尾的油印计划书，就终止在对应关系的前夜。它不只是一个计划的终止，也是对这种对应关系可能永远无法最终完成的确认。即便有人接着做，也总有新的材料出现，新的编号出现，旧的对应需要重新调整。

对应关系是动态的，因为收藏史还在延伸，研究还在推进。而“少若干”这三个字，不会因为对应关系的详尽而改变。它仍然写在原来的位置上。它不是一个需要补充的空格，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标记——标记着这里本该有东西，但东西不在。过度解释它，或者试图量化它，都是对它性质的误解。它的存在方式就是缺席。学者能做的，不是填补它，而是承认它、标注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工作。这种承认本身构成了一种学术态度：不以完整性为前提，而以不完整性为出发点。

1938年，北平已经处于特殊状态之下。图书馆的善本南迁，部分敦煌写本也随之转移。战乱中，目录和实物再次分离。一些学者的个人笔记和抄件散失了，一些海外的订购中断了。编号体系之间的对照工作，在物理层面变得更加困难。

但那些已经习惯在多重编号间穿行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还能继续工作。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套不依赖完整收藏的研究方法：从编号出发，经过对照，抵达尽可能可靠的结论，同时标明其中的空隙。这套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它由流散催生，又被流散所限定。它的边界和它的价值是同源的。价值的根基在于它让不完整的材料可以被讨论、被引用、被校正；边界在于它永远无法让讨论本身变成完整。后来的学者在这个边界内工作，既受益于前人整理的编号和目录，也受困于这些编号和目录之间尚未弥合的空隙。每一代人都要重新面对同一批编号和同一批空缺，重新决定如何对待它们。

账目没有合上。不是因为没有人在整理，而是因为有些缺口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无法被填满。编号可以增加，可以修订，可以翻译，但“少若干”所标记的那个位置不会因为整理工作的推进而消失。它只会被越来越精确地定位——精确到你可以指出它在哪个编号体系的哪个序号之后，精确到你出它对应的是哪个主题、哪个年代的哪类文书。

但精确定位不等于填补。空位仍然空着。这就是敦煌文书流散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它不只在物理上让文书分散到世界各地，还在学术上制造了一个永远存在空位的认知框架。

每一个使用者都清楚这个框架的存在，但没有人能拆除它，因为拆掉框架之后，剩下的只是更多、更散、更无法定位的碎片。框架的价值正在于把碎片变成了可讨论的对象，哪怕这种讨论永远要带着一个看不见的空洞进行下去。那位在借阅室里写纸条的读者大概不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特别。他只是在做一件必须做的事：把面前的目录和手头的引文对上号。

但他留下的那些纸条，和他同期其他人留下的类似记录，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流散状态的档案。这份档案不是关于文书的，而是关于如何在文书已经流散之后继续讨论它们的。它记录的是方法，而方法比具体结论更持久。具体结论会被修正，方法一旦形成，就会长期约束后续的工作方式。约束的方式很安静，不体现在宣言里，而体现在每一次引用时必须同时写出两三个编号的细节中。细节不说谎。细节说：你面前的东西，来自你无法完全抵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