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访客的边界

一九五四年，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序言中，提及了一份他整理的清单。一九八六年，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一书开篇，亦附上了另一张年代详尽的对照表。此类编纂工作，本质上是对历史知识的一种系统性筛选。它将散见于漫长岁月中的具体器物与技艺剥离出来，标注其出现的时间，并将其置于一个可供横向比较的框架之内。如此，后来的研究者便得以辨识其中的脉络。然而，何为“第一”，哪些该被列入，其遴选的标准并非自在物中，而在于编纂者所依据的定义与框架。

当这种编目的目光投向敦煌，同样的问题就出现了：谁有资格挑选，谁负责命名，谁的东西能被运走，谁只能守着看。1900年至1930年间，那些从外部抵达、挑选、记录并运走文书的人，后来被统称为“第一批访客”。这个称谓看似中性。它的边界由一系列具体条件划定。谁被放在前景，谁被放在背景或边缘；谁有权定义何为有价值的知识，谁只能看守、转手，或通过他人的记录进行追索。

藏经洞的发现者与长期看守者王圆箓，是“第一批访客”框架中最显著的“非访客”。他的位置定义了这套转译体系的起点与外部边界。作为道士，他视修缮莫高窟佛窟为功德。

动机混杂着信仰、责任与对微薄资源的经营。斯坦因于1907年到来时，与王圆箓的交涉核心是价格与交换。斯坦因通过翻译蒋孝琬，强调自己作为玄奘法师追随者的身份，并承诺为王的修缮工程捐款。交易以四锭马蹄银成交。斯坦因带走大量写本与绢画。

这笔交易的细节揭示了王圆箓的能动性。他掌握着物理入口，能以他理解的价值观进行议价。银两数额、对“功德”的援引，都是具体的议价语言。

然而这种能动性被严格限制在物质交换层面。他无法阅读大部分写本的内容。更无法像斯坦因、伯希和那样，依据语言学、文献学或艺术史的标准进行鉴别与挑选。他的角色是看守者与出售者。

他上报过官府，未得到重视。他试图利用这些“旧书”换取修缮资金。他对文物价值的认知，与外国考察者所代表的学术价值体系截然不同。王圆箓是藏经洞物质实体的控制者，却是其知识价值转译过程的局外人。他的行动促成了文物的流出，但他本人始终未能进入“访客”所享有的那套观看与命名的资格之中。

与王圆箓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执行解送与可能私藏的地方官差，以及京师图书馆负责接收与编目的官员。

1910年，清政府学部下令将藏经洞剩余文书解送北京。这道命令本身就是一次分类行为。它把这些文书从敦煌的地方性存在，重新定义为京师图书馆的收藏对象。

解送途中，文书在地方官差手中经历了又一次转手。有记载显示，沿途有文书散失，部分被私藏。地方官差的位置使他们能够接触实物，却缺乏对实物学术价值的判断力，也缺乏将其纳入公共收藏的持久动力。他们的行为更多是行政任务与个人牟利的混合。

当文书最终抵达京师图书馆，接收与编目的官员面对的是已经过长途运输、部分散失、部分混杂的剩余物。他们需要清点、登记、编号。这一过程将实物转化为可管理、可检索的档案条目。

京师图书馆的编目官员与地方官差一样，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人员。但他们的位置截然不同。他们拥有对文书进行公共保管与学术整理的职责，却长期缺乏足够的经费、空间和专业训练。

地方官差接触实物的条件，与他们缺乏将实物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形成了难以逾越的边界。1910年解送途中，文书被网篮装盛，封条标记，由官差押运。然而，解送全程缺乏统一、有序、可追踪的编号体系，这让沿途的交接与保管近乎“编号真空”。官差掌握运输通道，却无法建立档案，其行为更多是行政任务与个人便利的混合。这种“编号真空”状态下，实物的磨损与散失难以精确计量，成为文书从地方物件向国家档案转译过程中一个难以弥合的空位。

他们能够接触实物，却未必能够像海外汉学家那样，拥有直接研究原件并迅速发表成果的条件。他们的编目工作更多是行政性的、基础性的。位置决定了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中国追索学者与海外汉学家之间的差异则更为尖锐。193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系统性地关注敦煌文书。陈垣编《敦煌劫余录》，是对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的一次大规模编目。这部目录的编纂依据的是实物，但此时实物已经是被挑选、被运输、被部分散失之后的剩余。陈垣的工作是在一个已经被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尽可能完整的记录。

他的位置使他能够直接接触这部分实物，却无法接触已经流散到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东京的更大数量的文书。他只能依靠海外汉学家发表的目录、照片和研究成果，来了解那些不在手边的文书。这种依靠二手资料进行追索的处境，是1930年代中国学者的普遍状态。

他们能够阅读，能够判断，能够编目，却无法直接接触原件。他们的学术工作是在他人设定的观看秩序之内进行的。海外汉学家的位置则完全不同。

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大谷探险队的成员，能够进入洞中，能够拍摄，能够挑选，能够带走，能够发表。他们同时拥有旅行能力、资金、语言和当时的法律与外交条件。这些条件的综合构成了“访客”资格的实际内容。

他们不仅能够接触原件，还能够以学术语言对原件进行命名、分类和解释。斯坦因在报告中将自己描述为考古学与地理学的探索者，强调其工作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伯希和则强调其作为汉学家的专业训练，以及其在洞中挑选文书的文献学标准。

这些自我界定是对其位置与资格的确认。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同时拥有观看、挑选、命名和运输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是王圆箓、地方官差、京师图书馆官员和中国追索学者所不具备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

1900年至1930年之间真正发生的，不只是文物从敦煌向伦敦、巴黎、东京和圣彼得堡移动。一套关于谁有资格观看、挑选、命名和保管的分类也在逐步形成。这套分类不抽象，它体现在具体的编号、目录、账目和照片之中。

斯坦因的编号体系，伯希和的目录，大英博物馆的入藏账，京师图书馆的接收清单，都是这套分类的物质载体。它们把文书从敦煌的物理空间中抽出，重新安置到一套可比较、可检索的秩序之中。这套秩序的形成依赖于那些能够进入洞中、能够拍摄、能够挑选、能够带走、能够发表的人。他们的位置使他们成为这套秩序的建立者。

而王圆箓、地方官差、京师图书馆官员和中国追索学者，则被不同程度地排除在这套秩序的核心之外。他们的位置使他们成为这套秩序的接受者、执行者或追索者，而不是建立者。

“访客”一词比“盗宝者”或“拯救者”更能保留这段历史的复杂压力。它不急于进行道德评判，而是精确描述了一套转译机制得以运行的历史条件。那些使观看、挑选、命名和运输成为可能的综合能力，是“访客”资格的实际内容。使用“访客”一词是为了精确描述这套转译机制得以运行的历史条件。它承认了位置差异的客观存在，也承认了这种差异对后来的法律舆论、学术追索与历史记忆的深远影响。

王圆箓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分类。他在莫高窟修殿、塑像、化缘，把藏经洞里的卷子称作“旧书”或“经卷”，先送给地方官看，再试图换回修窟的银钱。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他让蒋孝琬反复传话，顾虑本地人和官厅，交付多在夜间、分批进行。四锭马蹄银不是抽象赔款，而是他理解的功德钱：修殿、补塑、还愿。这个细节说明，王圆箓并非被动地“被发现”。他有入口、有戒备、有价码、有宗教动机。但他能议的是银两和功德，不能议这批写本在文献学、语言学、艺术史上的位置。他能决定“给不给”，不能决定“它是什么”。物理控制不等于知识命名权，这是“非访客”位置的第一层边界。

1910年学部下令解送时，文书又换了一种身份。它们不再是王道士手里的“旧书”，而是甘肃地方必须移交京师的公物。解送需要装箱、封条、交接、押运。地方官差正是在这些环节里接触实物的人。他们知道箱中有东西，却大多不知道每一卷意味着什么。于是卷子可能变成可交差的件数、可私藏的财物、可送人的雅礼。沿途散失、抵京短少、残卷混杂的记载，反映的不只是个人贪念，也是一套行政链条在缺乏学术保管能力时的磨损。地方官差掌握运输通道，却没有把文书转译为公共知识的手段。他们能截留实物，不能建立目录。

京师图书馆官员接手时，面对的就是这种磨损后的剩余。清点、登记、入库、编目，每一步都是一次重新命名：从“敦煌卷子”变成“馆藏某号”。这使文书进入国家公共收藏，成为可检索、可管理、可追索的档案条目。但京师图书馆官员与地方官差共享同一种限制：经费不足、空间不足、专业训练不足，且远离国际汉学出版网络。他们能摸到原件，却很难像伦敦、巴黎的同行那样，迅速把原件转化为论文、图版和目录。大英博物馆的入藏账把卷子编成世界学术标本，京师图书馆的接收清单先要把它们编成国家财产。两种编号都真实有效，背后的权力半径却不同。

中国追索学者的处境更清楚地显示这条边界。1931年，陈垣编成《敦煌劫余录》，对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作系统编目。“劫余”二字不是中性的“剩余”，而是一种判断：最好的已经不在，眼前是劫后余存。陈寅恪为这部目录作序，称敦煌是吾国学术的伤心史。所谓伤心，不只是文物外流，也是研究条件的残缺。陈垣能接触京师图书馆实物，能逐卷考订，却无法把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东京的藏品放在同一张桌上。他必须借助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已发表的目录、照片和论文，才能知道那些不在手边的卷子被编成什么号、被解释成什么。追索者读得懂文书，却常常只能通过他人的眼睛看文书。

海外汉学家的位置正好相反。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一类报告序言中，把自己的行程界定为地理学与考古学的科学探索；伯希和则以受过文献学训练的汉学家身份，说明自己如何在洞中按语言、年代、写本形制挑选文书。这些自我界定不是虚饰，而是资格声明。他们背后还有机构与资金：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支持斯坦因，法国远东学院支持伯希和，俄国科学院支持奥登堡，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支持大谷探险队。旅行能力、资金、语言、外交保护、学术出版，合在一起，才使“进入洞中—拍摄—挑选—运走—发表”成为完整链条。中国学者缺少的往往不是阅读能力，而是这条链条中最关键的实物接触和发表通道。

蒋孝琬的位置尤其能说明问题。他站在王圆箓与斯坦因之间，能读、能译、能劝，也能把“玄奘”与“功德”翻译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议价语言。没有他，交易未必能那样完成。可他并没有因此成为“访客”。他的语言能力被用作通道，而不是资格；他参与谈判，却不能决定哪些卷子最终进入大英博物馆的编号，也不能以学术名义发表它们。蒋孝琬像一条窄桥：连接两岸，却不属于任何一岸的收藏秩序。王圆箓、地方官差、京师图书馆官员、陈垣式追索者，也各自站在类似的窄桥上。他们都在接触文书，甚至都在移动文书，但只有那些同时掌握观看、挑选、命名、运输和发表的人，才被后来的历史放在“第一批访客”的前景。

“访客”因此不是道德开脱，也不是中性描述，而是一个有边界的分析框架。它把能进入洞中、能拍摄、能挑选、能运走、能发表的人放在前景，同时把王圆箓、地方官差、京师图书馆官员和中国追索学者放在背景、边缘或后续位置。这个框架不否认王圆箓的能动性，也不否认中国学者的学术努力；它只指出，能动性与学术努力并不自动等于转译体系中的核心资格。边界不由道德划出，而由能力的组合划出。谁掌握原件，谁掌握语言，谁掌握资金与外交，谁掌握出版与编号，谁就能把敦煌文书从地方物件转译为世界知识。其余的人，只能在已经形成的编号秩序中接收、执行、追索或校正。

如果把蒋孝琬的传话、王圆箓的银锭、押运官差的封条、京师图书馆的接收清单、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和斯坦因报告序言并排放在一张桌上，看到的不是好人坏人的队列，而是一张位置图。这张图决定了谁能够命名，谁只能被命名；谁能够挑选，谁只能看守剩余；谁能够发表，谁只能依靠照片和目录。第一批访客的边界，就是这张位置图的边界。

1930年代以后，第一批访客的时代虽已结束，但他们建立的分类、编号和观看方式仍在被使用、争论和校正。中国学者在追索过程中不得不依赖这些分类和编号，同时也在试图校正其中的偏差和遗漏。这种使用与校正的并存，正是“访客”框架的历史重量的体现。

回到北平图书馆的编目室。1930年代，这里的官员和学者面对的是从敦煌解送而来的剩余文书，以及从海外陆续获得的照片和目录。他们在这里进行编目、研究、争论。这个场景与王圆箓在藏经洞前与斯坦因交涉的场景，与地方官差在解送途中私藏文书的场景，与海外汉学家在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研究原件的场景，共同构成了“第一批访客”框架的完整图景。

编目室里的工作不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行政任务，而是承载了整套“访客”框架的历史重量。他们使用的编号来自斯坦因和伯希和；他们参考的目录来自海外汉学家的发表；他们争论的问题部分由第一批访客的挑选和命名所设定。他们在这个框架内工作，同时也在试图突破这个框架的限制。

敦煌文书的流散是一段由编号转译驱动的历史。“第一批访客”是其行动半径的标签。这个标签所包含与排除的，至今仍在被争论和校正。

流散史是一部编号转译史，而“第一批访客”是这个转译过程的半径极限。这个极限不是由道德判断划定的，而是由观看、挑选、命名和运输的综合能力划定的。王圆箓和中国学者被不同程度地排除在这个转译体系的核心之外。这正是“空位”产生的根源。这个空位不是简单的缺失，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位置差异。它影响了后来的法律舆论、学术追索与历史记忆，也影响了今天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第一批访客的边界，即半径的极限。敦煌文书的流散是一段尚未在分类上终结的历史。这个判断不是对未来的展望，而是对过去的清算。它承认了分类体系的持久影响，也承认了校正分类体系的持续努力。第一批访客的时代虽已结束，但他们的分类、编号和观看方式仍在被使用、争论和校正。这就是敦煌文书流散史在分类上的未终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