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谷与奥登堡

西本愿寺的会计账册上，有一笔支出记于明治四十一年。账目用毛笔写在竖格纸上，墨色浓淡不匀，像是分几次记录。款项用途一栏写着“西域探险费”，数额不大，却足够支付两三个人从京都到新疆的往返旅费。这笔账没有注明具体去向，也没有附带任何收据。它只是西本愿寺当年庞大支出中极普通的一笔。记录这笔账的人不会想到，这些银钱将换来一批敦煌写卷，而这些写卷日后会以“大谷”之名进入日本收藏，与伦敦的“S.”、巴黎的“P.”、北京的“劫余”并列。

伯希和的驮队离开莫高窟是在1908年春天。就在同一年，东京西本愿寺的年轻僧侣橘瑞超正收拾行装。他的目的地是中亚，敦煌只是行程中一个尚未确定的节点。斯坦因1907年运走的二十四箱文书早已入藏大英博物馆，伯希和带走的六千件写本此时已装箱西运。藏经洞的布帘重新拉上之后，王圆箓继续他的修缮工程。而敦煌之外的世界正在加速行动。大谷光瑞派遣探险队的决定，与欧洲学界对敦煌文书的初步认知有直接关联。

伯希和1909年将部分写本带回巴黎后，在东方学家中引起震动。消息通过学术通信和期刊传到日本。西本愿寺作为净土真宗的核心寺院，对佛教文献的收集有天然的关注。大谷光瑞本人通晓汉文和佛典，他派遣探险队的动机中，宗教与学术的成分兼有。但与斯坦因和伯希和不同，大谷探险队的成员多为僧侣而非受过系统考古训练的学者。他们的记录方式、获取标准和运输安排，都带有更明显的宗教团体运作特征。

橘瑞超到达敦煌的时间在1910年前后。关于他在敦煌的具体活动，现存记录并不完整。可以确认的是，他到达时藏经洞已经过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两次筛选，剩余文书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比从前。但“剩余”不等于“无价值”。伯希和挑选的重点是汉文写本中有明确纪年和学术价值的部分，斯坦因则更关注绢画和完整卷子。洞中仍留存着大量碎片、残卷和重复抄本。这些文书在欧洲学者眼中可能优先级较低，但对大谷探险队而言，它们同样构成佛教文献的宝库。

橘瑞超在敦煌获取文书的数量缺乏精确统计。日本方面的档案中未见详细的逐日记录，也不像伯希和那样留下笔记和编号清单。从后来入藏的情况倒推，大谷收集品中的敦煌文书数量在数百件规模。这个数字远小于斯坦因和伯希和所得，但在日本收藏中已是核心部分。这些文书的来源记录往往简略，有时只写“敦煌出土”或“西域将来”。这种模糊性给后来的整理和编目带来困难。

吉川小一郎到达敦煌的时间稍晚。他在1911年至1912年间活动于敦煌地区。与橘瑞超类似，他的获取方式也是批量式的。现有材料中没有他逐件挑选文书的记录，也没有交易金额的明确记载。可以推断的是，他的活动延续了大谷探险队的一贯模式：通过当地渠道收集写本和文物，以箱为单位运输。这种模式与斯坦因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但缺乏斯坦因那种详细的装箱清单和运输记录。

大谷探险队的经费来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西本愿寺作为净土真宗的大本山，拥有庞大的寺院网络和信众基础。大谷光瑞本人出身贵族，在政界和财界都有联系。探险队的经费部分来自寺院拨款，部分来自私人捐赠。具体的资金流向在现存账目中不够清晰。可以确认的是，这些经费支撑了多次西域考察，包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的行程。经费的充足程度决定了探险队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也间接影响了他们在敦煌获取文书的数量。

运输路线方面，大谷探险队的文书通常先集中到新疆的某个据点，然后经陆路运往沿海港口，再海运回日本。这条路线比斯坦因经印度运往伦敦的路线更短，但沿途的政局变动增加了不确定性。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西北地区秩序混乱，运输安全难以保障。部分文书可能在途中有所散失或延迟到达。这些运输细节在大谷探险队的记录中同样不够完整。

文书到达日本后的去向也经历了变化。最初这批收集品存放在京都的西本愿寺。后来随着西本愿寺内部事务的变化和大谷光瑞个人处境的改变，部分文书散佚或转让。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入龙谷大学，成为该大学图书馆的特藏；还有部分流入私人收藏或通过市场交易分散到各处。这种散佚状态使得大谷收集品的完整面貌至今难以复原。

在编号体系上，大谷收集品的敦煌文书通常以“大谷”或“Otani”为前缀。但这个编号体系不像“S.”或“P.”那样统一和连续。不同机构在接收这批文书时各自编号，导致同一批文书在不同目录中可能有不同编号；有些文书甚至失去了原始来源记录，只留下“西域出土”这样笼统的标注。这种编号的碎片化状态，恰好反映了这批文书流散过程的非系统性：它们不是通过一次精心组织的考察有计划地运走，而是在多次行动中逐渐积累、分散、再集中的结果。

与日本方面几乎同时进入敦煌的还有俄国人。奥登堡率领的考察队到达敦煌的时间在1914年前后。与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不同，奥登堡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他在敦煌的活动带有明确的学术考察性质。考察队的成员包括摄影师、测绘人员和文献专家。他们的工作方式更接近伯希和：系统地记录洞窟、拍摄照片、测量壁画、抄录题记。奥登堡考察队在敦煌的停留时间比伯希和更长。他们不仅关注藏经洞文书，还对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进行了全面调查。

摄影是这次考察的重要工作之一考察队拍摄了大量洞窟照片这些照片的档案编号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收藏体系照片上标注了洞窟编号拍摄日期和简要说明这些照片本身成为研究莫高窟早期状况的重要资料因为后来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改变了许多洞窟的面貌

在文书获取方面，奥登堡考察队同样有所收获。但与斯坦因的批量运走和伯希和的逐件挑选不同，奥登堡更注重文书与洞窟的整体关系。他关注的不仅是写本本身，还包括写本在洞窟中的位置、与其他文物的共存关系以及洞窟的整体功能。这种学术视角使得他的收集带有更多背景信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获取方式更为温和。考察队同样将一批文书运回俄国，入藏于圣彼得堡的亚洲博物馆。

俄国收藏的敦煌文书在编号体系上有自己的特征它们通常以俄文字母或数字组合为前缀与英法日的编号系统各自独立这种多中心编号格局的形成本身就是流散过程的结果每一支探险队都按照自己的分类逻辑将敦煌的物转化为其体系内的编号单元

斯坦因按获取顺序编号，伯希和按文献类型编号，大谷收集品按接收机构编号，奥登堡按考察批次编号。同一件文书在不同体系中的位置完全不同。三种取走方式的并列在这一时期形成：斯坦因的批量运走以数量取胜，二十四箱文书和五箱绢画构成了大英博物馆敦煌收藏的基础；伯希和的逐件挑选以质量取胜，六千件写本中包含了大量有纪年的精品；奥登堡的学术考察以记录取胜，照片、测绘和背景信息构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收藏。

这三种方式没有优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敦煌文书流散的多国格局。这个格局的形成时间集中在1908年至1914年之间。斯坦因第二次考察在1914年到达敦煌时，发现洞中仍有大量文书可供挑选，这说明在伯希和、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和奥登堡之后，藏经洞并未完全清空。每一次新的访问者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材料，这种持续的可获取性说明当时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敦煌文物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王圆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他既是藏经洞的发现者和最初的管理者也是历次交易的经手人从斯坦因到伯希和到大谷探险队到奥登堡考察队几乎每一次文书的取走都经过他的手或得到他的默许他得到的是银子用于修缮窟檐和维持香火他失去的是洞中的文书而这些文书的价值远非银子所能衡量但这种衡量标准在当时并不存在

王圆箓的账本上不会有“大谷收集品”或“奥登堡考察”这样的条目他的记录是香火钱田租木料费和人工费这些数字与学术体系无关却构成了文书流散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些银钱交易文书的物理位移不会发生但账本本身不进入任何学术体系它只是地方寺院日常运作的记录

奥登堡考察队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张记录了莫高窟某窟的外观照片边缘标注了拍摄日期和档案编号这张照片后来入藏于俄国的东方学档案机构它的编号与敦煌文书的编号属于不同系统但指向同一地点同一时期照片上的洞窟如今已经发生变化而照片本身成为历史证据

大谷探险队的运输记录中有一份关于箱件数量的清单清单用日文书写列出了从新疆某地发出的箱数和预计到达京都的时间这份清单没有详细到每箱的内容但提供了运输规模的线索箱件数量与文书数量之间的换算关系无法精确确定因为不同箱件的大小和装载方式不同

这两份材料——俄国照片和大谷清单——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了敦煌文书的流散过程照片记录的是空间位置清单记录的是物理位移两者都不直接涉及文书的内容和价值判断它们只是行政或学术运作的产物

1908年至1914年间敦煌文书流散的地图从英法两国扩展到日本和俄国物理位移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主要的取走行动已经发生重要的收藏机构已经建立各自的编号体系此后虽然仍有零星获取和交易但大规模的流散已经结束

文书的物理位移完成之后知识秩序的重建才刚刚开始每一批文书进入新的收藏机构后都要经历编号登记编目和研究的程序这些程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展开大英博物馆的编号体系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不同俄国亚洲博物馆的分类方法与日本龙谷大学各有特色同一件文书在不同体系中的名称编号和分类可能完全不同

这种知识秩序的多中心格局是流散过程的直接后果文书的物理位移创造了多个收藏中心每个中心都按照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分类逻辑来整理这批材料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学问没有单一的研究机构能够掌握全部材料

橘瑞超在敦煌的具体交易场景缺乏记录我们不知道他如何与王圆箓交涉不知道他支付了多少银两不知道他挑选了哪些文书留下了哪些这些细节的缺失使得大谷收集品的来源研究存在难以填补的空白

奥登堡考察队的日记和报告保存得相对完整他们记录了在敦煌的停留时间拍摄的洞窟数量抄录的题记内容这些记录为研究莫高窟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两份材料的不同保存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日本方面的记录更简略、更分散，俄国方面的记录更系统、更完整。这种差异反映了两支队伍的不同组织方式：大谷探险队是宗教团体资助的非专业考察，奥登堡考察队是学术机构组织的专业考察。两种模式对文书流散的影响也不同，大谷收集品的散佚程度更高，部分文书至今下落不明；俄国收集品相对集中，主要入藏于圣彼得堡的机构。

藏经洞在1914年之后仍然存有文书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时又取走了一批这批文书的数量少于1907年第一次考察所得但仍有相当规模此后还有零星的获取和交易发生但规模都不及1908年至1914年这个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的特殊性在于它恰好是斯坦因第一次考察之后清政府正式介入之前的空档期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文书解送北京时敦煌的地方官吏在转运过程中私自扣下了部分卷宗占为己有这批被扣留的文书后来散入私人收藏有些通过市场交易流入其他收藏机构解送北京的文书到达京师图书馆后成为“劫余”的主体部分

“劫余”这个名称本身就暗示了多次筛选的历史斯坦因取走一批伯希和挑选一批大谷探险队收集一批奥登堡考察一批地方官员截留一批斯坦因二次取走一批每一次筛选都在改变剩余文书的构成“劫余”不是描述文书本身的状态——很多“劫余”文书在学术上同样重要——它所反映的是这批文书在权力网络中的具体定位

王圆箓在1910年之后仍然住在莫高窟他的账本上继续记录着香火钱田租木料费人工费他不知道“劫余”这个词也不知道这个标签日后会成为一批文书的正式名称他知道的是窟檐修好了没有工匠的工钱结了没有下一笔修缮经费从哪里来这些数字不进入任何学术体系

橘瑞超到达敦煌时看到的正是这批“还不知道自己将被称作什么”的卷子他在敦煌的活动没有留下逐日记录可以确认的是他获取了一批文书并运回日本这批文书的数量和质量都远不及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所得但它们构成了日本敦煌收藏的基础

吉川小一郎在1911年至1912年间到达敦煌时看到的又是另一批剩余文书他同样获取了一批并运回日本这批文书后来与橘瑞超所得合并为大谷收集品的一部分

奥登堡考察队在1914年前后到达敦煌时看到的仍然是剩余文书他们拍摄了洞窟照片抄录了题记获取了一批文书这批文书后来入藏于圣彼得堡

三种取走方式在这一时期并列存在批量运走逐件挑选学术考察它们的共同结果是敦煌文书的物理位移基本完成

文书的物理位移完成之后知识秩序的重建才刚刚开始每一批文书进入新的收藏机构后都要经历编号登记编目的程序这些程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展开大英博物馆的编号体系以“S.”为前缀法国国家图书馆以“P.”为前缀日本方面以“大谷”或“Otani”为前缀俄国方面以俄文字母或数字组合为前缀

同一件文书在不同体系中的名称编号和分类可能完全不同这种知识秩序的多中心格局是流散过程的直接后果文书的物理位移创造了多个收藏中心每个中心都按照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分类逻辑来整理这批材料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学问

没有单一的研究机构能够掌握全部材料1908年至1914年间形成的多国参与格局已经固定下来文书的物理位移即将完成但知识秩序的重建将在各国以不同方式展开

斯坦因1907年从敦煌运走的写卷与绢画抵达伦敦后经历了一道此前较少被讲述的工序编号登记与入藏这道工序将决定这批文书在大英博物馆体系中的位置和名称也将决定它们在日后学术研究中的可检索性和可见度

橘瑞超从敦煌运回的文书在京都西本愿寺经历了类似的工序但这些工序的记录不如伦敦方面完整部分文书在后续的散佚中失去了原始编号和来源记录这种编号的碎片化状态成为大谷收集品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

奥登堡考察队运回圣彼得堡的文书在俄国亚洲博物馆经历了系统的登记和编目俄国方面的记录保存得相对完整这使得俄国收藏的敦煌文书在研究上具有较好的可追溯性

三种不同的登记和编目实践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组织方式它们共同构成了敦煌文书流散后的知识秩序格局这个格局的多中心性至今仍然存在

敦煌学的研究者需要同时使用多个国家的收藏目录和编号体系才能获得完整的材料图景这种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08年至1914年这个关键窗口期

在这个窗口期内敦煌文书的流散从英法二元扩展为多国参与物理位移基本完成之后知识秩序的重建才刚刚开始每一批文书进入新的收藏机构后都要经历编号登记编目的程序这些程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方式展开

同一件文书在不同体系中的名称编号和分类可能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不是偶然的产物它是不同学术传统不同组织方式和不同资金支持模式的直接结果

大谷探险队的宗教团体背景影响了他们获取和保存文书的方式奥登堡考察队的学术机构背景影响了他们记录和研究文书的方式斯坦因的考古学训练影响了他在装箱和运输过程中的系统化程度伯希和的汉学造诣影响了他在挑选文书时的判断标准

每一种背景都留下了痕迹这些痕迹至今仍可在各国收藏的编号体系和编目记录中辨认出来

橘瑞超在敦煌的具体活动缺乏详细记录这一事实本身也是一个痕迹它说明大谷探险队的运作方式更依赖个人判断和地方关系网络而非系统的学术程序这种运作方式在获取效率上可能并不逊色于系统化考察但在记录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上存在明显不足

这种不足影响了后来研究者对大谷收集品的全面认识部分文书的来源只能依靠推测而非确证这种推测性认识本身也是流散过程的一部分后果

奥登堡考察队的照片档案提供了一个对照案例照片上的标注信息包括拍摄日期洞窟编号和简要说明这些标注使得照片具有较高的可追溯性研究者可以通过照片档案重建考察队的活动路线和工作方式

这种可追溯性与大谷收集品的模糊性形成鲜明对比两种模式的差异根源于两支队伍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目标

大谷探险队的目标是收集佛教文献和文物以供研究和供养奥登堡考察队的目标是系统记录和调查敦煌石窟的整体状况目标的不同导致了工作方式和记录方式的不同

工作方式和记录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后来研究者所面对的材料状况的不同这种差异至今仍然影响着敦煌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1908年至1914年间形成的多国参与格局不仅改变了文书的物理位置也改变了这些文书被认知和被研究的方式每一批文书进入新的收藏机构后都要经历本地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编号登记编目和研究传统的对接本地化的结果使得同一批文书在不同国家获得了不同的学术身份和研究价值定位这种多中心的学术身份至今仍然是敦煌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文书的物理位移即将完成，但知识秩序的重建才刚刚开始。这一判断需要补充一个限定条件：物理位移的完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零星的获取和交易在此后仍然发生，但规模和影响都不及1908年至1914年这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的特殊性在于，它恰好处于两个历史节点之间：斯坦因第一次考察之后和清政府正式介入之前。这个时间差创造了多国参与的条件，也决定了参与者的构成和行动方式。

窗口期关闭之后，敦煌文书的流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官方解送和市场交易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起点是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文书解送北京的决定。这个决定本身是对此前多国参与格局的一种回应，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运输途中的散失和地方官员的截留使得解送行动成为又一次筛选过程，而这次筛选的执行者是中国官员，而非外国探险家。这一变化标志着流散过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这个新阶段的问题仍然与前一阶段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些被截留的文书后来通过市场交易流入私人收藏，有些最终进入了公共机构，有些至今下落不明。

这种后续流散与大谷收集品的散佚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涉及非系统性的分散过程；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发生在中国境内，后者发生在日本境内；前者涉及中国官员，后者涉及日本寺院。

这种差异反映了流散过程的多中心性，不仅体现在收藏机构的地理分布上，也体现在流散机制的社会构成上。不同国家的行动者使用不同的方式获取和分散文书，这些方式的差异影响了文书的最终去向和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