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挑选

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写卷目录里，P.2005的条目只占一行。著录项按固定格式排列：编号、语言、题名、装帧。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莫高窟，也没有提到它在1908年之前存放在何处。

这行字是伯希和藏品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之后才生成的。在此之前，这件写卷没有编号，没有登记，也没有固定在某个书架上。它只是一个卷子，被卷起来，塞进行囊。

编号“P”来自伯希和姓氏的首字母。数字按入藏顺序分配。这个前缀与伦敦的“S.”不同，后者来自斯坦因。

两个字母代表两批来源不同的藏品，也代表两套彼此不通的编号系统。P.2005在巴黎序列里有确定位置，但它与伦敦某件编号文书之间的关系，无法从编号本身读出。

在P.2005获得编号之前，这件写卷还在敦煌。1908年春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此时距斯坦因第一次离开敦煌已过去将近一年。斯坦因1907年从洞中以捆为单位运走大批写卷和绢画，伯希和到达时，洞中仍堆着数万件文书。他在洞内停留了约三周，逐件翻检。

他后来在报告中称自己完成了对洞中所有文书的快速检视。这句话常被引用，但紧随其后的限定常被忽略：他说的检视，并非通读，更不是全部记录。三周之后，他带走数千件文书与绘画。数量比斯坦因少，选择的痕迹却更重。

他带走的重点不在数量，在类型：非汉文文献、有明确纪年的写卷、带有题记或供养人信息的文书、汉文古籍中抄写年代较早或版本稀见的卷子。这些判断建立在他此前在河内远东学院和北京的工作经验之上。他熟悉汉籍目录，受过中亚语言训练，知道什么材料在欧洲东方学框架中属于新发现。

他带走的东西，在离开敦煌的那一刻还没有名字。它们只是卷子、捆包和碎片，被临时扎起来，塞进箱子和行囊。伯希和在旅途中可能列过一份清单，用来记住哪些箱子里装着哪些主要内容。这份清单的具体面貌，现存材料中找不到完整原件。能确认的只是结果：他带回巴黎的藏品中，确有一份他自己编制的初步索引，记下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编号或特征。

这份索引介于旅行笔记与工作目录之间，既不是正式编目，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备忘。

1909年下半年，这批文书的主体抵达巴黎。入藏机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手稿部当时已藏有大量东方写本，从汉文佛经到波斯文抄本，整理体系相对成熟。

伯希和的身份使他同时扮演三个角色：文书的获取者、最初的鉴定者、向学界报告成果的中介。这种三重身份为后来的整理工作定下基调。

与伦敦的情况对照，差异立刻显现。斯坦因的第一次收获1907年运抵伦敦后，大英博物馆在相当长时间里未能展开系统编目。大量包裹原封未动，编号体系拖延数年才建立。

伯希和藏品的入藏则紧凑得多。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接收后不久即启动编号工作，前缀“P.”分配给整批藏品。这个字母既标明来源，也标明归属。P属于伯希和，不属于图书馆采购部门，也不属于其他捐赠者。

编号工作从清点开始。清点的第一道程序是把藏品分成可管理的单元。汉文写卷、藏文写卷、回鹘文写卷、绢画、碎片，各自归入不同系列。P.编号覆盖的是其中一部分。

并非所有藏品都在同一时间获得P.编号。有些写卷在更晚的整理阶段才补入序列。这个过程没有留下完整的登记日志。现存目录中能看到的，只是最终分配的数字。数字之间的空隙、重号、补号，暗示着整理过程中的调整，但调整的原因和顺序，材料中没有记录。

P.2005的具体内容是一卷汉文《金刚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早期目录中，这件写卷的著录信息非常简略，没有提到抄写年代、题记或纸张特征。这类简略著录在早期编号阶段是常态。编号的首要功能是清点和定位，不是学术描述。

学者要了解一件文书的详细内容，仍需查阅原件或缩微胶卷。编号赋予每件文书一个位置，但并未赋予它完整的历史信息。

那些在洞中同捆存放的信息，哪几件卷子原本在一起，它们的排列顺序是什么，在从洞窟到图书馆的过程中被剥离了。剥离的过程没有被记录。哪一天、由谁、在什么情况下把一批文书分开装箱，或是在哪一次转手中原本捆在一起的卷子被分散，这些细节在现存材料中找不到。

能确认的只是结果：当学者日后试图重建藏经洞文书的原始存放状态时，发现巴黎、伦敦和北京三处的藏品之间无法通过编号本身来建立联系。编号系统各成一体，彼此不通。

P.2005在巴黎的序列中有明确位置，但它与伦敦S.编号中某件同捆伙伴之间的关系，只能依靠内容比对来推测，没有档案记录可以直接证明。

编号秩序建立之后，学术产出的速度随之改变。有了编号，学者们可以在论文和著作中精确引用某件文书。伦敦那边，斯坦因藏品编号工作迟滞的后果之一，就是学者在1909年、1910年甚至1911年写作时，找不到可用的编号来指称具体文书。

伯希和藏品则不同。1909年之后，巴黎的学者可以开始使用P.编号进行引用。这个优势看似微小，编号的有无只影响引用的便利程度。但它在学术竞争中的实际意义不容低估。

对敦煌文书的早期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展开的。谁先获得可引用的编号，谁就更早具备展开系统研究的条件。伯希和本人充分意识到时间窗口的重要性。

回到巴黎后，他迅速着手向学界介绍这批新发现的材料。1909年，他在法兰西学院举行了一次公开报告，介绍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他所获文书的内容。报告的具体措辞，今天需要通过当时的会议记录和报刊报道来复原。现有的报道显示，伯希和重点介绍了洞中文献的多语种特征，汉文之外还有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以及一些稀见汉文典籍的价值。

他的报告在欧洲东方学界引起了关注。这是敦煌文书首次被系统地介绍给欧洲学术界。报告的效果可以从后续引用中看到。在1909年之后几年内，欧洲汉学刊物上开始出现以P.编号引用敦煌文书的论文。沙畹、马伯乐等法国汉学家先后利用了这批材料。

日本学者也通过伯希和的介绍开始接触敦煌文书的内容。这构成了一个与伦敦路径不同的传播模式：在伦敦，藏品的整理缓慢使得学者接触实物和编号的时间被推迟；在巴黎，伯希和主动的介绍缩短了从入藏到学术利用之间的距离。这里需要停下来追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伯希和“介绍”的实质是什么。

他不只是宣布自己带回了一批文书，他还做了初步的分类和判断。哪些文书是重要的，重要在哪里，属于哪个语种，可能是什么年代，这些判断最初都出自他一人之手。

学者们在阅读他的报告时，不仅了解了藏品的存在，也接收了他对藏品价值的理解框架。这个框架的影响延续了很久。

举个例子：伯希和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藏文写卷和回鹘文写卷的数量与价值。这个判断在当时有其前瞻性。藏学和回鹘研究在欧洲当时远不如汉学成熟，敦煌藏文和回鹘文文献的发现为这些领域注入了大量新材料。伯希和的报告使得这些非汉文文献较早进入欧洲学者的视野。而汉文佛经和儒家经典，虽然在数量上占多数，却因为欧洲已有相当数量的同类文献，其新发现的冲击力相对有限。

伯希和的介绍重点，与后来敦煌学研究中长期的重心分布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预编号。伯希和在敦煌时给部分文书做过临时标记，回国后又根据记忆和笔记进行了初步归类。这种预编号与他后来向学界报告时使用的编号之间存在不一致。

有些文书在报告中提到的临时编号，在正式入藏编号中无法直接对应。这使得后来的学者在核查伯希和早期引用时，有时需要根据文书的特征反推它可能是哪一件。这种不一致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损耗的实例：编号系统在从临时到正式、从个人到机构的转换过程中，发生了错位。

巴黎的整理速度较快，但并非没有问题。伯希和藏品的正式编目在入藏后启动，但编目工作的推进依赖少数几位具备多语种能力的学者。伯希和本人虽然深度参与，但他同时忙于教学、研究和远东学院的行政事务，不可能将全部精力投入编目。藏品的完整目录直到他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在此之前，学者使用的主要工具是伯希和自己的笔记和临时目录。这意味着，巴黎的编号秩序虽然建立得比伦敦快，但其学术可用性仍然受到人工和时间的限制。

这与伦敦编号秩序形成了结构性对照。在伦敦，编号体系本身的建立用了较长时间；在巴黎，编号体系建立较快，但编目深度不足。两者都是有编号、缺信息的状态，但缺的内容不同。

伦敦缺的是编号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巴黎缺的是编号背后详尽的著录信息。这两种欠缺方式，分别塑造了各自后来数十年中学者接近藏品的方式。

1910年前后，欧洲学界对敦煌的兴趣已经从发现转向利用。伯希和的报告开启了这个转向。巴黎的学者可以开始研究P.编号的文书，而伦敦的学者还在等待编号体系的完善。这种时间差在学术竞争中有实际后果。最早利用新材料做出的研究成果，往往获得更高的引用率和更大的学术声望。

但这些利用有一个前提：被选择的文书才有编号，有编号的文书才能被利用。伯希和的选择标准塑造了巴黎藏品的构成，也塑造了欧洲学界对敦煌文书这个概念的理解。在他的报告中，敦煌文书被呈现为一批精选的文献，多种语言、多类内容、多种年代。

这个呈现是准确的，但它遮蔽了一个事实：洞中还有大量未被选中的文书，它们的内容和特征在1909年时不为欧洲学界所知。这些未被选中的文书，后来被中国学者称为劫余。

这个词出现在1920年代以后，但隐藏其下的那个基本事实在1909年就已确定：在敦煌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流散中，选择权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斯坦因、伯希和、后来的大谷探险队和奥登堡。选择的结果塑造了此后各国敦煌收藏的面貌。

未被选择的部分留在了洞中，直到1910年清政府下令解送北京。伯希和在1909年的报告，不仅介绍了他带回的文书，也无形中为什么是有价值的敦煌文献设定了标准。他重视非汉文材料、重视有纪年和题记的写卷、重视版本稀见的汉文古籍。这些标准与伯希和自身的学术训练密不可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欧洲东方学的关注焦点。

当后来的学者试图评估敦煌文书的价值时，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沿用了伯希和当初设定的框架。那些在他标准之外的材料，比如大量重复的汉文佛经抄本、没有题记的碎片、以及一些在他看来不新的内容，在早期研究中很少被提及。P.2005的著录条目依然只有一行。

这一行文字没有告诉你，这卷《金刚经》在被伯希和选中之前，在洞中与哪些卷子放在一起；也没有告诉你，在它之后未被选中的那些同类经卷，后来去了哪里。编号赋予它一个检索位置，却切断了它与来源地之间的大部分信息联系。这个切断已经发生，且不可逆。

巴黎的整理在1909年之后继续推进，编号系统逐步稳定。学者们开始习惯用P.编号来引用敦煌文书，这种引用方式至今仍在沿用。伯希和的报告也在被后来的学者反复引用，成为敦煌学早期文献的一部分。报告中的判断，关于哪些文书重要、哪些值得研究，被后续研究继承、修正或推翻，但很少被完整地审视。

巴黎的整理完成了。伯希和的藏品有了编号、有了初步目录、有了面向学界的报告。这些文书在离开莫高窟一年多以后，在黎塞留街的书架上获得了新的位置。它们可以被找到、被引用、被研究。这是它们学术生命的真正开始。

这种生命建立在一个特定的转译过程之上：从洞中的捆包到图书馆的卷宗，从临时的个人判断到固定的机构编号，从异域发现到欧洲东方学的研究对象。这个转译过程并非中性的，它包含了选择、分类和命名，也包含了被舍弃的部分的沉默。

那些P.编号之外的写卷，依然堆放在莫高窟的洞窟里。它们尚未被翻检、未被记录、未被带走。1909年时的欧洲学者不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伯希和的报告也未提及它们的存在。

它们的命运要等到一年以后，才会被另一份来自北京的命令所改变。那份命令将把它们从洞窟中取出，向东方移动，并在途中经历一场与选择截然不同的散失。巴黎的书架排列整齐，北京的驿路上尘土飞扬。两种流散，两种整理，两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