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送途中

巴黎的P.编号已经落定，那些没有编号的写卷仍在莫高窟的洞窟里等着。它们等来的不是另一个伯希和，而是一份从北京发出的咨文。那是1910年，宣统二年，咨文的内容不算复杂：令甘肃藩司将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经卷造册解送京师，交学部图书馆收藏。

发文的时间是宣统二年，公历1910年。距离伯希和离开敦煌已经两年，距离斯坦因第一次运走那批写卷和绢画，过去三年。咨文用的是标准官牍格式，起首引述前因，中间列明办法，末尾限期回复。它读起来像一件已经想清楚的事。

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一个没有答案的前提上：洞中到底还有多少。

王圆箓知道一个大概。他经手了斯坦因和伯希和两次，知道哪些位置的卷子被翻动过，哪些还保持着原来的捆扎。但这个大概从来没有变成过一份完整的清单。

伯希和走的时候，洞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写卷，具体多少，他本人也只是估算。1908年他给法国方面的报告中对此只作了估量，没有给出数字。

这个空缺，在解送开始之后，会以各种方式反复出现。命令从北京传到兰州，从兰州传到安肃道，从安肃道传到敦煌县。每一层转发都会增加一些地方性的措辞，也会增加一些延误。

敦煌县接到命令后，需要派人进洞清点、装箱。装箱之后还要雇车运出。这些事要花钱，钱从哪里出，命令里没有说。

甘肃藩司后来给学部的回复中提到了这个困难。大意是：敦煌地处边远，所需包装、脚力、护送各项费用，地方经费紧张，请学部酌拨。这封信的措辞克制，属于下级向上级要钱的常规写法。

但它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解送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专门的经费安排。没有专项经费，意味着所有环节都要靠地方自行筹措或垫付。而地方筹措的方式，就是让经手的人先垫着，事后再报销。这个链条一旦拉长，每一环都可能出问题。

要理解这条链为什么会出问题，得先看清末西北的地方财政是什么状况。

敦煌所在的安西直隶州，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人口稀少，田赋有限，地方官府的日常开支常年依赖上级拨补。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来，清政府屡次被武力威迫割地赔款，连年摊派赔款、办理新政，地方财政早已没有余力。

一项没有专项经费的临时差事落下来，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层层往下压，最后压到具体经办的人头上。经办的人先垫钱，垫了钱就有理由从经手的物品里找补。

这不是某一级官员特别贪婪，而是这套财政运转方式本身给截留留出了空间。接到命令后，敦煌县开始组织人手进入藏经洞。

洞中的情形已经和斯坦因、伯希和来时不同。写卷被翻动过，有些原来的包裹被打开后没有重新扎好。据后来参与解送的人回忆，当时洞中尚有数千卷，具体数字说法不一，有说六千余卷的，有说八千的，也有说上万。这些数字都是事后追述，没有当时的清点记录留存。

清点本身就是个问题。敦煌县派去的人不具备鉴定能力，他们能做的只是按捆计数，或者大致估算。写卷有长有短，有整有残，有汉文有藏文有回鹘文有于阗文，还有绢画和法器。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没有统一的编号，没有分类目录，甚至没有一份完整的移交清单。

打包用的是木箱和布包。木箱由当地木匠赶制，尺寸不一。布包则是临时找来的。

装箱的时候，没有逐件登记。这一点后来被反复提及，但在当时，没有人觉得需要逐件登记——命令只说解送，没有说逐件造册。造册的工作，是到了北京之后才做的。从敦煌到北京，走的是官道。

先到安西，再到肃州，然后沿河西走廊东行，经甘州、凉州到兰州，从兰州再往东，经西安、郑州到北京。全程三千多里，按当时的交通条件，至少要走一两个月。

运输方式主要是大车和驮队。木箱装车，布包驮运。一路经过的驿站需要提供换马、住宿和护送。这些都需要地方配合，而地方配合的程度，取决于当地官员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文书在途中经过了哪些人的手，今天已经很难完整还原。但有几件事是可以确认的。

第一件：在敦煌县起运之前，已经有部分写卷被当地士绅和官员截留。这些人利用经手之便，从洞中取出一些卷子据为己有。数量不明，但后来在甘肃、新疆等地陆续出现过一些敦煌写卷，来源正是这个时期。

第二件：在运输途中，经过的某些地方官员打开箱子查看，从中取走了一些品相较好的卷子。这种取走往往有各种理由——有的说是借观，有的说是暂存，有的干脆没有理由。这些卷子后来有的归还了，有的没有。

第三件：到达北京后，学部接收时发现实际数量与起运时报的数量不符。少了多少，说法不一。

有的记载说少了数百卷，有的说少了上千卷。这个差额，就是途中散失的部分。这些散失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发生在没有编号体系的情况下。

斯坦因运走的写卷有S.编号，伯希和挑选的写卷有P.编号。编号的存在意味着每一件文书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丢失一件就会在编号序列中留下一个空位。但清政府的解送没有编号。

写卷以捆或箱为单位流转，打开一箱取走几卷，从外面看不出来。没有编号，就没有空位；没有空位，就没有记录；没有记录，就没有追索的依据。这就是解送途中散失的核心机制：编号真空。

编号一旦缺失，后果不止于无法追索，还会改变经手人的行为方式。有编号的藏品，取走一件立刻在序列上留下缺口，日后核对就会暴露。没有编号的捆包，取走几卷之后重新扎好，从重量到外观都没有明显变化。截留的成本因此降到极低，被发现的风险也降到极低。

制度留下的这个缝隙，比任何个人的贪念都更能解释散失的规模。编号真空造成的后果，在文书抵达北京之后才逐渐显现。

学部接收这批文书后，交给京师图书馆筹备处保管。筹备处的人打开箱子，发现里面的写卷杂乱无章，没有清单，没有分类，甚至无法确定总数。他们能做的是逐件清点、登记、编目。这项工作从1910年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很多年。

清点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箱子里装的写卷数量明显少于箱子容量；有些布包被打开过，里面的卷子顺序混乱；还有一些卷子有明显的裁切痕迹，像是被人从中间截取了一段。这些问题无法追溯。因为没有起运时的逐件清单，无法确定哪些卷子是在敦煌被截留的，哪些是在途中被取走的，哪些是在北京入库后被私藏的。所有环节的散失混在一起，变成一个无法拆解的总数。

京师图书馆后来编了一份接收清单。这份清单记录了到达的文书，但它无法记录未到达的部分。那些未到达的文书，在清单上以空位的形式存在——不是某个具体编号的空位，而是总数与预期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是多少，至今没有定论。

有学者根据后来的统计推算，从敦煌起运时的数量与最终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数量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缺口。这个缺口的规模，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估算，从数百卷到上千卷不等。由于缺乏起运时的准确数字，任何估算都带有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抵达北京的文书，已经是一批历经筛选和截留之后的残余。这批残余，就是后来被称为劫余的那部分。

劫余这个词，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并没有出现。它是在后来的学者叙述中逐渐固定下来的。但它所指代的那个事实——历经劫难后剩余的部分——在1910年解送完成时就已经存在了。

从敦煌到北京，文书经历了一次与斯坦因、伯希和挑选性质不同的散失。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挑选是集中的、有记录的、有编号的。解送途中的散失是分散的、无记录的、无编号的。前者留下了完整的档案，后者留下的只有空缺。

这个空缺，在京师图书馆的接收清单上，表现为一组不完整的数字。清单记录了到达的卷数，但没有记录出发时的卷数。没有出发时的数字，就无法计算损耗率。

损耗率无法计算，散失就无法量化。这是解送行动留下的最持久的后果：它不仅散失了一批文书，还散失了对散失本身的记录能力。学部收到京师图书馆的接收报告后，没有追究途中的散失。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没有起运清单，无法追责；没有编号，无法确定哪些文书丢失；没有丢失的具体信息，追索就无从谈起。

解送行动就这样结束了。文书从敦煌运到了北京，从一个洞窟搬到了一个图书馆。物理位置发生了变化，但文书本身的状态——无编号、无系统目录、无完整记录——并没有因为这次搬迁而改变。

到达北京的这批文书，后来成为京师图书馆敦煌特藏的基础。再后来，它们成为《敦煌劫余录》著录的对象。陈垣在编这部目录时，面对的就是这批历经散失后残存的文书。他在序言中用了劫余二字，这个词从此固定下来，成为指代这批文书的专名。

但在1910年的那个冬天，当最后一箱文书从敦煌运出，沿着官道向东行进时，还没有人用劫余来称呼它们。它们只是剩余经卷，是清政府下令解送的一批古物。

它们的命运——被截留、被私藏、被散失、被追索、被命名——都还没有发生。唯一已经发生的是：它们离开了敦煌。

从敦煌到北京，三千多里路，走了将近两个月。沿途经过的每一个驿站、每一个衙门、每一个经手的人，都有机会从这批无编号的文书里取走一些东西。有些人取了，有些人没取。取了的，没有记录；没取的，也没有记录。最终到达北京的，是一批无法确定原始数量的文书。它们的总数，从起运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京师图书馆的接收清单上，数字是明确的。但那个数字代表的是到达的文书，不是出发的文书。出发时的数字，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记录。

这就是解送途中发生的事：一次有编号的挑选之外，又添了一次无编号的分流。每一次截留都很小，小到不值得记录。但所有的小截留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缺。这个空缺，就是劫余的起点。

从敦煌运出的文书，在抵达北京时已经是一批残余。这批残余后来被清点、被编目、被研究、被命名。

它们的数量是确定的，但它们失去的部分——那些在途中被截留的、被私藏的、被散失的文书——永远无法确定。这个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差距，就是解送行动留下的遗产。学部图书馆的接收清单至今仍存。清单上的数字是具体的，但清单之外的空缺是抽象的。具体的数字可以核对，抽象的空缺无法计量。这就是为什么解送途中的散失长期被低估：因为它没有留下可供追索的记录。

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挑选留下了编号，编号留下了空位，空位留下了追索的依据。清政府的解送没有留下编号，没有留下空位，没有留下追索的依据。它的散失是无声的，它的空缺是无形的。但无声不等于没有发生。无形不等于不存在。从敦煌到北京，文书的总数在减少，但减少的过程没有留下痕迹。

这就是解送途中的真相：不是某一次大规模的丢失，而是无数次小规模的截留，每一次都不足以引起注意，但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缺口。这个缺口，后来被中国学者命名为劫余。劫余者，劫后之余也。

这个劫字，既指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挑选，也指解送途中的散失。两次劫难，一次留下了编号，一次留下了空缺。两次劫难之后，剩下来的那部分文书，就是劫余。1910年冬天，这批劫余抵达北京。

它们被存放在京师图书馆的库房里，等待被清点、被编目、被研究。它们的数量是确定的，但它们失去的部分永远无法确定。这个确定与不确定之间的张力，将在此后的二十年里，成为中国学者面对敦煌文书时的基本处境。他们要处理的，不仅是一批残存的文书，还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缺。

空缺本身，也是一种证据。它证明了散失的发生，却无法证明散失的规模。它记录了截留的存在，却无法记录截留的具体。

京师图书馆的接收清单上，每一个数字都是确定的。但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空白，才是解送途中真正发生的事。那些空白，就是被截留的文书留下的位置。它们不在清单上，但它们在。它们以不在的方式在。

从敦煌到北京，三千多里官道，走完全程的是若干木箱、若干布包、一纸接收清单。清单上写着到达的卷数。起运时的卷数，无人写出。

两个数字之间本该有一道算术题，可这道题从来没能列出来：没有起运数，就没有损耗率；没有损耗率，就没有追责的起点。留下的只有两组数字。一组是抵达北京的文书清点结果，逐件写成，可以核。另一组是敦煌洞中起运前的估计，事后追述，说法从六千到上万不等，无法核。第一组数字越清楚，第二组数字的模糊就越刺眼。差在中间的部分，没有编号，没有名字，没有抵达记录，只剩下一批后来被称为劫余的实物，静置在京师图书馆的箱子里，等着一份目录和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