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子面上的工钱与伙食

一页信稿归在南口工程局的往来文书里。信是批复，谈工人伙食。稿中有一行字被描过：伙食菜金须按期实发，不得克扣。落款处是总工程师的例行署名，未注年月。这类批复不止一封，它们与工资册、工款月报、用料单归在一处，是京张铁路留档中最少被引用的几摞。这些文件处理的事不在线路图上。掌子面上的工钱怎么算，伙食怎么供，病倒的工人怎么安置，包工头的账怎么和公司结清，都要在这一摞里找到答复。关沟段四条隧道同时开凿之后，这类问题从工程记事簿的边角挪到了正文位置。

工段账房里存着一叠工资册。册页用毛边纸装订，每页打有竖格，格内填写姓名、籍贯、工种、每日工价和实发金额。光绪三十三年的册子比前一年厚出许多。关沟段四条隧道同时开凿之后，石佛寺、五桂头、居庸关、八达岭各设工段，每个工段都有自己的一本工资册。册子上的名字常换。包工头从直隶、山东、山西招来工人，先在工段登记姓名，再编入班次。石匠一栏的日薪写到二钱至二钱五分，小工则在一钱至一钱五分之间浮动。

这个差额不是随意的。石匠须能认岩层、布炮眼、调火药量，小工只管搬石、推车、抬木撑。居庸关隧道在一段石英岩脉上耗费了异常多的火药和工时，石匠的日薪在那几个月顶到了册页上端，小工依然是底部的数目。

技术等级本身就是一重组织手段。铁路公司通过包工头发包工程，包工头按工种和市场行情定日薪，公司账房在结算时对两种工种的人数和工日有比对和审核。

这种包工制在晚清的大型工程中并不新鲜。河工、海塘、矿务多用此例，好处是公司不必直接面对成百上千的雇工，工程款按进度拨付，人力调度的麻烦由包工头承担。代价是公司对手艺和工序的控制只能到包工头这一层为止，再往下，掌子面上发生了什么，账面上只能看到结果。

京张铁路关沟段的特别之处在于工程密度。四条隧道集中在军都山一段沟谷里，石佛寺、五桂头、居庸关、八达岭由南向北排开，掌子面之间距离不远，工段却各自独立。同一批工人今天在八达岭，下月可能调到居庸关，工价按新工段的行情重新议定。工资册上的姓名因此频繁更替。

工程月报之外另有一份工款月报，将当月各隧道完成的掘进尺与支付的工资总额并列。两栏数字并排摆在同一张纸上，工程效率被人力成本标出了价码。工款月报不记录工人个体的表现，它只显示一个总数：这个月这条隧道花了多少工钱，换回了多少尺进。两者相除，就是这一段的单位人工成本。这个数字随地质变坏而升高，随包工头压低工价而降低。

隧道进入持续掘进阶段后，工段上的事情从图纸和炸药转向了人。掌子面上的工人轮班作业，八达岭隧道采取六十人为一班的编制，其中四十人负责开凿和爆破，二十人负责运输。按两班或三班轮换计算，单个工作面常驻工人即在一百二十至一百八十人之间。四条隧道加上两端路基和桥涵，关沟段聚集的工人总数在施工高峰期达到数千人。数千人的吃饭问题比炸药供应更频繁地出现在詹天佑的案头。铁路公司采购米、面、油、盐的账目保存在南口料场。米按石计，面按斤计，油和盐的采购量随工人人数上下波动。

南口一带本无大规模的粮食市场，大宗米面要从附近州县调运，运费和损耗一并计入采购成本。为了配合铁路建设，南口地方自光绪三十二年起开始生产石碴，同年配套的机车修理厂也在此建厂。料场、石碴场和制造厂把南口变成一个后勤节点，工人的口粮和工具都要先到这里，再分运到各工段。各工段设有厨房，由包工头管理，伙食标准定为每人每日菜金若干。这笔钱从包工头的工程款中预支，到月末结算时从工人应得工钱中扣除，或按雇佣条件直接由包工头承担。账面上看是清楚的。

包工头是中间人。铁路公司把工程款付给包工头，包工头支付工人的工钱和伙食费。公司对工人的承诺——每日工价、菜金标准——要通过包工头的手才能兑现。这个结构在账目上留下一道灰色地带。詹天佑关心这道灰色地带。他的信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工人事务的批示和追问。一封关于伙食费的信件草稿上写着：伙食菜金须按期实发，不得克扣。信稿不长，语气干脆。类似的批示不止一处。

有的信追问某工段工人患病甚多的原因，有的信要求包工头说明工价纠纷的处理结果。总工程师把工程月报上的进度数字和工人待遇联系在一起看。在他那里，工钱和伙食不是人道问题，是工程问题。工人吃不饱、拿不到钱就会走。走了就得重新招募、重新训练。隧道内的工序环环相接，一个熟练石匠离开，掌子面的掘进速度就要下降。对包工头而言，克扣工钱和伙食费是利润的来源；对铁路公司而言，这种克扣导致的工人流失是工期的消耗。两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并不一致。

数据对比透露出这层组织逻辑。工款月报上，每月支付的石匠工日和小工工日有一个大致的比例关系，大约一比五。小工数量远多于石匠，因为运输、清理、支护和后勤需要大量非技术劳力。小工日薪低，伙食费是他们的主要实际收入之一。当菜金被克扣，小工受到的影响最大，而小工恰恰是掌子面上最容易被替换、也最容易流失的一群。八达岭隧道某月的工程记事中有一条记录：因工价纠纷，工人散去数十名，暂停掘进三日。

三日不长，在月报的进尺对比栏里留下了缺口。那个月的实际进尺低于计划，下个月的安排中必须补回。补不回来，就要调整后续工程顺序。工期压力从总工程师的桌面传导到包工头的账本，再传导到掌子面上工人的饭碗里。压力并不总能传导到底。

工资册上有一类记录值得注意。同一工段，同一天，石匠栏和小工栏的实发金额与应付金额之间出现差额。差额不大，通常是几分银或几枚铜板。账房标注的原因是扣伙食或扣借支。借支是工人向包工头预支的工钱，用于购买衣物、器具或寄回老家。伙食费按月扣除。这两项扣除之后，才是工人拿到手里的数目。借支在工资册上留有一栏，往往与姓氏并列。数额从几十文到一两银不等。工人借支的原因，账上不记，只记“借”字和数目，下月从工钱中逐次扣还。对包工头而言，借支是留住工人的手段：借了钱的工人不容易中途离开，因为离开意味着欠款难清。对工人而言，借支是活钱，是家里等米下锅时唯一的周转来源。

工资册上的“借”字栏因此比任何其他的栏目都更能反映掌子面上人的流动性。扣多少、怎么扣，各工段的标准并不统一。有的工段伙食账记得详细，米面油盐逐项列出单价和总量，除以就餐人数，得出每人每日菜金的实际支出。有的工段只有一笔总账，菜金标准只是一个写在包工合同上的数字。詹天佑的批示针对的就是后者——当账目模糊时，克扣就难以查证。

一封较长的批复信涉及某工段工人的联名投诉。信稿中提到包工头短发工钱、减扣伙食，铁路公司派员查账，核对工资册与工人手中的工票。工票是工人领取工钱的凭证，每人一张，由工段账房填写工日和实发金额。工人的工票是唯一存于工人手中的凭据，工资册上的对应栏目是账房的记录。两者一对比，克扣便无从掩藏。查账的结果是要求包工头补发欠款，并此后按月将工资册副本送公司备查。处理意见写得很具体：补发若干、备查若干、下不为例若干。这封信没有留下包工头的回复。

账目和信件之外，还有一组数字记录在工程月报的附表中：各隧道因工人患病或工价纠纷导致的停工日数。居庸关隧道曾停工二日，原因是工人患病甚多。八达岭隧道曾停工三日，原因是工价纠纷。数字都不大，放在整月的施工记录中只占很小的篇幅。把它们累加，再对照计划进尺和实际进尺的差额，就能看出人力不稳对工程的消耗是持续的、可量化的。

关沟的工人患病在冬季尤为集中。山沟里风大，工棚是临时搭建的棚屋，保温有限；隧道内作业时一身汗，出洞后冷风一吹，受寒发热的不在少数。各工段是否设有简单的医药，工资册上不体现，只在工程记事里留下“患病甚多”四字。这四个字背后是掌子面上人数的下降，是当班轮换的紧张，是月报进尺栏里那个填不满的缺口。工伤的处理更少见于正式记录，一笔抚恤或药费的开支大概夹在杂项里，与灯油、麻绳、铁钉并列。

石佛寺隧道地质稳定，进度平稳，停工记录也最少。五桂头隧道最短，却受制于两端路基的进度，工人时调时散，工资册上的名字更换频繁。居庸关的石英岩脉消耗了超额的火药和工时，八达岭的裂隙水拖慢了掘进并增加了支护费用。四条隧道同处关沟，面临的人力问题却因各自的地质条件、工序安排和包工头风格而不同。工段之间的比较因此落在工资册和工款月报上：同样的日薪，在不同的隧道里换回不同的进尺。

工棚、厨房和料场分布在关沟各处。八达岭隧道北口外有一片较开阔的坡地，那里搭了工棚和厨房，料场设在坡地下方，靠近铁路便道。从工棚到隧道口步行约一刻钟。工棚按班次分配，几排棚屋之间是一个露天的空场，发薪、点工和临时堆放材料都在此进行。厨房紧邻工棚，灶台用石块垒成，大锅煮饭，锅中翻搅的是最便宜的杂粮和时令蔬菜。菜金账目上可以看到季节的影响：夏季有蔬菜上市，采购单价较低；冬季只有窖藏的萝卜和白菜，单价反而贵。工人的实际伙食在冬天更差，菜金标准不变。包工头的利润有一部分就来自这个价差。

詹天佑是否知道这个价差，从信件中看不出来。他的批示集中在两点：按期发放、足额发放。发放的金额能否在冬季买到足够的食物，不是他的职务范围。总工程师管的是工程，工人吃得好不好最终要由包工头和铁路公司的承包合同来约束，而合同条款对伙食质量的规定相当简略。这种简略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分。铁路公司将工人管理的大部分责任和风险转移给了包工头，公司只保留审核和处罚的权力。包工头则利用这个空间压缩成本。工人处在两者之间，拿到的实际待遇是双方博弈的结果，而非任何一方单独决定。

工资册上的数字是这场博弈的终局记录。石匠和小工的日薪差额固定，但石匠的人数少，小工的人数多。工款月报上的总额取决于完成了多少掘进尺、用了多少工日、开支了多少伙食费。这些数字按月汇总，与四条隧道的进度并列。光绪三十三年秋，居庸关隧道遇到石英岩脉，炸药消耗和工钱结算同时上升。八达岭隧道遇到裂隙水和破碎带，抽水与支护费用持续增加。工程月报上的开支栏比计划栏多出不少。追加采购的审批单一张接一张送到总工程师的案头，其中就有伙食费追加的申请。

追加的原因是工人人数超出原计划。隧道地质变坏，单位进尺需要的人工更多，掌子面上的人不能减少。工人多了，米面油盐的消耗就增加，伙食费随之超支。账房将这些超出部分逐项登记，附在月报后面，等待审批。审批之后的钱拨到工段，由包工头分配。到了工人手里是多少，账面上看不出来。

发薪日设在每月月底。工段账房在工棚外摆一张桌子，桌上放工资册和装铜板的木匣。工人按班次排队，报上姓名，账房翻到对应页，核对工日，数出铜板或碎银，喊一声名字，递过去。包工头站在旁边看着。工人接过钱时是否点数、是否立刻离队，账房都不记。账册的实发一栏填上数字，签名或按印，这一笔就算了结。工票由工人自己收着。一个月下来，工票上的日数和工资册上的日数应当相符。账房每月把工资册副本送南口备查，工票留在工人身上，作为下次核对时的凭据。这种两联式的对账办法本身是一种监管设计，公司用它把包工头的账目钉在纸面上。

发薪之后，工棚的空场上人会散得很快。有的直接去厨房打饭，有的蹲在棚门口清点。铜板在这个季节已经开始发硬——夜里凉了，工装也添了厚的。夜班的工人往隧道口走，手里提着油灯，灯光在沟里连成一串，慢慢没进洞口。账房把工资册收进木柜，重新锁好，桌上的墨盒盖上。账目在月末汇齐，送到南口的工程局。工程局的案头堆着四本工资册、四份工款月报，还有各工段报上来的伙食费账目。伙食费超支的申请夹在最上面，等待本月批覆。批复下来之后，钱从公司账上拨到工段，再由包工头发到工人手里。一圈走完，下个月的账又开始记起。

这些账目的另一头，是驻在南口的工程局。铁路总局虽在光绪三十三年迁入阜成门内，工程的重心仍在关沟各工段。总工程师往来于北京与南口之间，一边核对勘测图和隧道断面，一边批覆预算、工价和伙食的往来文书。工程进度表上的日进尺和伙食费账目上的每人每日菜金，在他的案头属于同一种文件。

这构成了本章需要追踪的核心：京张铁路的工程能力，最终要由一群拿工钱、吃伙食、会生病也会离开的普通劳动者托住。铁路公司管得住工钱与伙食，隧道就能按计划推进；管不住，人力就会在月报的进尺空档里显出代价。自建这条线，既要在图纸上解决山体的走向，也要在账房和工棚之间维持一支队伍的日常供给。前一项有勘测报告和隧道记录，后一项只有工资册、伙食账和往来批示。

账房合上工资册的声音便消失了。但账目并没有真正结清。四条隧道贯通之后，留在关沟段的不再是开凿时那股昼夜轮换的人潮，而是一批因收尾工程尚未完成而必须留守的工人。工资册上的名字少了，却并没有变薄多少——因为每一个名字现在要对应更多的工作内容：清理木撑、清运石渣、铺设道床。这些活计的技术等级低于开凿，但工作量并不小。石匠的人数相应减少，小工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小工的日薪低，伙食费在实发工钱中占的比重就大。收尾阶段的伙食账目因此比开凿阶段更频繁地出现在往来文书里。

包工头对收尾工人的管理明显松懈——隧道已经贯通，工期的大头已经过去，公司对进尺的考核不再像掌子面时代那样逐日紧盯。这种松懈直接反映在伙食账上：有的工段开始出现整月只有一笔总账的情况，菜金标准与实际采购量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再清晰。

詹天佑的批示在这个阶段并未减少，反而多了一件新事项。除了核发追加的伙食费，他还需处理开凿阶段遗留的工价纠纷。工人散去数十名的那个工段，包工头在隧道贯通后不久要求提前结清工程款并解约。

铁路公司的答复是先把工人欠款结清，再谈包工头的解约。这一先一后的次序，在账面上留下了痕迹：同一份结算单上，工人补发款项列在前，包工头利润列在后。

工票的核对并未因贯通而停止。相反，各工段在收尾阶段普遍做了一次总核对——将工人手中保存的工票与工资册逐人比对，凡有差额的，无论数目大小，一律登记在册，由包工头补发。这次总核对的具体结果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但有几份零散的补发清单留存至今，上面列着姓名、应付、已付、应补四项，补发的数目从几十文到几百文不等。清单末尾有包工头画押，也有工段长的签章。

补发清单上的姓名，在另一份文件里再次出现——伤亡抚恤名册。隧道施工四年，因伤病亡故的工人散见于各工段记录。伤亡事故多发生在掌子面爆破、运输轨道和支护作业中。抚恤的银两数目没有统一标准，视事故性质和家庭情况而定。名册上有一栏专门注明“有无家属领款”，空白意味着无人来领，或是家属不知消息。那些来自直隶、山东、山西的工人，离家数百里，工钱按月寄回的能有几人，账上不载。这些名字和数目，在铁路公司的文档里属于“工务杂项”，与灯油、麻绳、铁钉的开销并列。它们不进入工程月报的正文，只在附表或附录中出现。工程月报的正页是隧道进尺、火药消耗、木料用量和桥梁涵洞的进度。附页才是人。

光绪三十四年，京张铁路工程进入最后一段。从南口到八达岭的关沟段铺轨完成后，工人陆续向东转移，工资册上的工段名称从隧道改为铺轨。转移过程中，一批在隧道里干了两年以上的熟练工人被留了下来，编入铺轨队。他们的日薪比照隧道时期的石匠标准，但铺轨的工序与开凿不同，技术考核重新进行。账册上因此又多了一个栏目：工种变更。

工种变更影响的不止是日薪。伙食供应也随之调整——铺轨队沿线路移动，无法固定设灶，改为随队伙房，菜金标准按日包干，不再按采购量核算。这种包干制让账目变得简单，但工人吃到的实际食物质量更难追踪。每月底，铺轨队报一笔总账，附人数和天数，伙食费即拨付。至于这笔钱买了什么、每个工人吃到多少，公司不再逐项核对。

账目的简化同时也是监管的缩减。隧道时代好歹有一本一本的工资册和逐项列出的伙食账，铺轨时代的账册薄了，管理半径却大了。工人散布在从南口到张家口二百余公里的线路上，一个工段的人数从数百降至几十，包工头的数目反而增多。总工程师不可能像关注隧道那样关注每一个铺轨工段，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通车前的验收和外国工程师的考察。

那些留在关沟的收尾工人，一部分继续清理隧道内的残余木撑和石渣，一部分转入沿线车站的站房建设。站房工程规模小，工期零散，工资册上的工段名又添了几个。有的工人从开凿隧道干到铺轨，又从铺轨干到站房，前后历经三年。他们的工票攒了厚厚一叠，用麻绳捆着，贴身收着。这些工票是他们在京张铁路上的全部历程，也是他们向包工头主张工钱的唯一凭据。

光绪三十四年的工程月报上，人力成本一栏开始逐月下降。隧道全部贯通之后，不需要再维持掌子面上的三班轮换，工人总数从高峰期的数千人回落。

但下降并不均匀——收尾阶段同时进行的工作面多，从清理、清运到铺轨、架桥、站房，各工序对工人的需求不同，工资册上的工种栏变得比以前更杂。石匠、小工、木匠、铁匠、泥瓦匠，几类工种在不同月份此消彼长。这种复杂性反过来增加了结算的难度。同一个工人可能在本月是石匠，下月是小工，再下月是铺轨队的力工。日薪随工种变动，伙食费随工段变动，借支又可能跨月扣还。月底结账时，账房要把同一个人在不同工段、不同工种下的工日汇总，再分别套用对应的日薪标准，最后扣除借支和伙食费。工序越多，账越难平。

有几份光绪三十四年的工段结算单体现了这种难度。单子上的“备注”栏写满了转工记录：“某月某日由某工段转入”“某月某日工价调整”“某月某日借支未扣清”。这些备注说明工人处于流动之中，也说明公司在试图跟踪这种流动。跟踪的痕迹留在纸面上，工钱却在流动中可能被遗漏或重复计算。工人手中的工票是最后的防线——只要工票还在，差额就能追。

在那批收尾工人中，有一名石匠的工资册记录较为完整地留存了下来。他从光绪三十三年在居庸关隧道入册，日薪二钱五分，工种石匠。当年冬天因隧道内患病工人多，曾转去做过一个月的小工，日薪降为一钱五分，记录上注明“暂调”。开春后又调回石匠。第二年隧道贯通，他转入八达岭隧道的收尾工段，清理木撑和石渣，日薪比照小工标准计算，因为清运不属于技术工种。他连续干了四个月，每月都有借支，数额从几十文到二百文不等。到京张铁路全线铺通那月，他的工资册页上结清了所有借支，实发工钱的数目是零。工票上的最后一个捺印旁边，账房用朱笔画了一个圈。这个圈是结清的意思。

京张铁路的工人管理，最终留存在文件里的就是这些圈、捺印和补发清单。它们不构成一部完整的劳工史，也不足以回答每一个工人的具体去向。但它们是这条自建干线在四年施工中最细密的记录层——比勘测图更琐碎，比工程月报更沉默。当外界后来评价京张铁路时，他们看到的是隧道长度、铁路里程、工期提前和费用节省。这些评价不涉及每一个掌子面上工人吃过多少饭、拿到多少工钱、在哪个工段干过几天。那些数字和名字被封存在账册和名册里，未曾被任何公开的报告引用。

但在光绪三十四年腊月的一份工程局文书中，“工务杂项”的报销单后面附了一张简表，表头写着“历年工伤病故人数”。表格分四栏：隧道名、病故人数、工伤人数、抚恤银数。居庸关、八达岭两栏的数字最大，石佛寺一栏最小。表的末尾是一笔抚恤银总计。这笔钱在京张铁路的总预算中占不到千分之一。文书用纸的边角有一行小字批注，笔迹与总工程师的其他批示一致：“此表另录一份存档。”存档的目的是什么，批注没有说明。

这份另录的副本后来是否真的存档，从现有材料中看不出来。账房的灯灭了。工棚外的空场上，最后几个领完工钱的工人正往各自的棚屋走。

月亮升起来，关沟两面的山影压得很低。白天清运石渣的独轮车还停在料场边上，车斗里剩着半车碎石，明天一早会有人来推走。隧道口挂着的马灯亮着，夜班的人正在里头换班，铁镐碰到岩壁的声音从洞口传出来，沉闷而遥远。

账房先生桌上的工资册合上了最后一页。明天要送南口的文书中，有一份是本月各工段伙食费实支汇总。他已经在誊写，墨迹未干，纸角被镇尺压着。窗外，沟里的风把工棚顶上的油布吹得啪啪作响。厨房那边还有微弱的火光，值夜的人正在烧下一轮的开水。蒸汽从锅盖缝隙里冒出来，散进夜色里，什么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