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工程师的两难

公文从铁路公司退回来时，边角已经磨得起毛。批复抄件只有八个字：应由该公司妥筹办理。詹天佑把抄件放在桌面上，旁边摊着宣统二年的决算册。册子翻到运营支出栏，养路、薪工、设备维护、站务开支各占一行，行末短绌数没有专门款项归入。关沟段的工段仍列在月报上，专项经费申请仍搁在公文夹里。他伸手从公文夹中抽出另一份函件。函件由铁路公司总办转来，措辞客气，核心只有一句：关沟段养路经费拟照旧额核减三成，以备拨付张绥线展筑之用。函件末尾盖总办印，旁边附一张单页清单，列明南口至八达岭间需要继续养护的工段共十四处，其中八处涉及隧道衬砌与排水沟的年度检修。

詹天佑把函件翻到第二页，拿过铅笔，在“核减三成”四字下面画一道横线，又在空白处写了两个字：枕木。这两个字底下还得添一行小注，写明南口至居庸关间有三百二十七根枕木已经达到更换年限。这是他上个月巡查时逐根数出来的，记在一本薄薄随行册上。他翻开册子核对，数字无误。账上的数字却是另一个数目。

建设余利归零之后，养路经费只剩运营收入一项来源。运营收入按月报入账，减去员工薪资、机车用煤、日常维修，余款不足以同时负担全线养护和张绥展筑。总办的意思明白：钱不够，两件事只能保一件。保哪一件，总办没有明说，函件里“以备拨付张绥线展筑之用”一句已经表明取舍。这是一份完整公文，首尾俱在，措辞合于格式，引述账目也有据可查。正因完整，詹天佑才无从下笔反驳。

他在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写给总办的回函底稿尚存。回函先承认公司财政困难，继则指出南口至居庸关间三百二十七根枕木必须在本年内更换。理由写得干净：这批枕木铺设于光绪三十三年秋，迄今已历三个雨季，其中部分出现纵向裂缝。他写道，若延至明年雨季之前仍不更换，“恐致行车安全之虞”。这句话写在一页信笺第三行，字迹清晰，笔画没有迟疑。

他又添一行：如经费确实不敷，可暂缓八达岭隧道北口排水沟的加宽工程，因该处排水现状尚可维持。这是他在工程判断上做出的唯一让步。枕木不能缓，排水沟可以缓。

回函交给文案缮清发出，底稿归入卷宗。回函发出之前，京张铁路通车典礼的数字已经进了账。光绪三十五年十月二日，南口站举行通车典礼，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到场，詹天佑以总办兼总工程师身份发表演说。演说最后一组数字是：全线实际用银六百九十三万两，比原估预算节约二十八万九千两，每公里造价约三万四千五百两。这是京张铁路作为一项工程的结账数字，也是工程局作为一级机构的最后一份成绩单。

典礼之后，工程局并未立即裁撤，而是改称张绥铁路工程局，继续承担京张铁路养护职责，同时筹备张家口至绥远段展筑。这一安排让詹天佑的身份变得复杂。他既是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又是张绥铁路工程局负责人，还是铁路公司董事会中代表技术一方的人。三个身份对应三套账目、三个上级部门、三种经费来源，而这三种来源在通车之后并未理顺，反而越缠越紧。

展筑张绥线需要新的勘测队、新的施工队伍、新的材料预算。这些都可以沿用京张铁路旧人和旧例，钱从哪里来，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答复。

关内外铁路余利已经按合同拨付完毕，庚子赔款补偿部分专用于京张铁路建设，不得挪作他用。邮传部没有为张绥线安排新的专项拨款。铁路公司自身运营收入，在维持京张铁路全线养护之后所余无几。

在这种局面下，詹天佑赖以支撑技术判断的东西只有两条：一是他作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专业信誉，二是京张铁路作为中国自建干线在朝野上下所获得的象征地位。前一条是过去四年逐段逐尺积累起来的，从丰台到南口，从关沟到八达岭，每一处隧道、每一段路基都附着他的亲自查验和签字。后一条不完全属于他个人，而属于京张铁路这个整体，属于自建干线这一事实本身。

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足以直接兑换成现款。专业信誉可以让他的意见在会议上被认真听取，不能让邮传部增加拨款科目。象征地位可以让京张铁路养护问题被更高层注意，注意之后是否转化为行动，取决于更高层的财政安排和政治优先次序。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于光绪二十四年，距此已有十二年。

合同以关内外铁路产业及进款为抵押，向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借款，用以偿还津榆、津芦铁路旧贷并维持运营延伸。合同确立的模式是：一条铁路的生存依赖更复杂的财政安排与权力结构，而不仅仅依赖钢轨和枕木。十二年之后，詹天佑处理京张铁路养护经费，面对的是同一个模式。这一次，铁路是他自己修的。

宣统二年十月另一份文书来自邮传部。这是一份关于“酌量缓办”设备更新计划的批复，由部里一位司员起草，经堂官核准后下发铁路公司。文书先引述铁路公司呈请，再逐项批复。关于机车车辆购置一项，批复原文是“应俟该路营运收入确有盈余后再行核议”。关于信号设备更新一项，批复是“暂从缓办”。关于车站附属房屋修缮一项，批复是“可择其最要者先办”。

詹天佑在批复原件上作了圈点。他圈出“确有盈余”四个字，在旁边用铅笔写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没有任何档案意义，只是他阅读时的习惯动作。批复退回公司后由文书统一归档，铅笔问号便留在文件上，成为这份档案的一部分。设备更新的请求并非空穴来风。

京张铁路关沟段坡度大、隧道多、弯道急，机车损耗远高于平原路段。信号设备在通车时仅配备基本闭塞装置，山区雾天和夜间行车需要更可靠的预告设备。车站附属房屋中有几处是赶工建成的，屋面漏雨、墙体开裂的记录已经出现在工务月报里。

这些请求逐项列出时，每一条都有技术依据，合在一起却撞上同一堵墙：营运收入没有盈余。

邮传部的批复逻辑是自洽的。没有盈余就不能增支，不能增支就不能更新设备，不能更新设备就继续依靠现有设备维持行车。这个循环在账面上无懈可击。詹天佑的铅笔问号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等到确有盈余再更新，设备损耗会不会先把盈余吃掉。这个问题在公文格式里没有对应栏目。

现在来看工程队人员去留。京张铁路建设期间，工程局延聘技术人员总数约六十余人，包括勘测、绘图、施工、材料试验、桥梁涵洞、隧道各专业。这些人来源不一，一部分是当年从关内外铁路借调的旧员，一部分是从唐山交大等学堂毕业生中招考，还有一部分从各路自行投效而来。

建设期间，工程局薪水支出列在建设费内，由建设专款项下开支。通车之后，工程局改称张绥铁路工程局，技术人员减至三十余人，薪水改从铁路公司行政费中支出。公司总办曾就这批人员薪水问题致函詹天佑。函中称：公司行政费有限，拟将工程技术人员薪水照原额核减两成，并暂停发放野外津贴。函件同时列出拟裁撤人员建议名单，共十四人，其中包括两名在八达岭与居庸关隧道施工中担任过掌子面技术员的年轻工程师。

詹天佑回函底稿上，关于这份名单的批注最为密集。他在第一位被裁人员名字旁写了“宣统元年曾主持八达岭北口放炮，熟隧道石质”，在第二位名字旁写了“居庸关隧道贯通时在北口掌子面”。两处批注都没有直接请求留用，只陈述这两人的技术经历。回函正文中，他写道，工程技术人员“所习在工程，所能在工程”，若一旦裁撤，“将来张绥线开工时再行招集，未必能得其人”。

这句话落脚点是张绥线展筑，而不是为裁撤人员争取待遇。他知道，在经费紧张当口，诉诸个人困难不如诉诸未来的工程需要。

张绥线是否开工、何时开工，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邮传部没有拨款，铁路公司没有余款，关内外铁路余利已经归零。张绥线展筑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以此为由请求留用技术人员，无异于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为确定的人事安排争取空间。

这份回函发出之后，公司是否采纳，档案中没有留下明确批复记录。从后来薪资发放册上可以看出，被裁撤人员中有十一人于宣统二年十一月底离职，薪水结算至当月。掌子面技术员两人均在其中。

詹天佑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记中提到此事。日记原文只有一行：接公司函，工程人员已照核减，裁撤十一人。这一行没有附带任何评论。

同月，他从工程局给邮传部写了一份呈文，请求为京张铁路关沟段拨付专项养护经费。这份呈文是詹天佑为京张铁路养护问题所做的最后一次系统性努力。呈文列举关沟段具体情况：该段自南口至八达岭，全长约二十二公里，其间有四条隧道、多处高边坡和一条人字形线路。

呈文指出，该段地形特殊，养护难度远高于平原路段，需要专门经费科目来承接，不能与普通路段共用同一支出限额。呈文措辞是标准公文语体，没有使用“必须”“紧急”一类带有压力的词汇。它只是陈述事实，列出数字，然后提出请求。呈文末尾写道：“以上各节，是否有当，伏候批示。”

这份呈文由工程局呈交铁路公司，再由铁路公司转呈邮传部。铁路公司总办在转呈时附带一封简函，简函中有一句话：此项经费“似可暂由公司营收项下通融，不必另请专款”。这句话指向明确：总办认为关沟段养护经费不必单独列项，在现有运营支出中调剂使用即可。

邮传部批复最终下来。批复没有专款，没有专项科目，只在一段例行公文中提到：所请关沟段养护经费一项，“应由该公司妥筹办理”。八个字，把问题退回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再把公文退回张绥工程局。公文旅行一圈，回到出发地。

这封批复抄件现存于京张铁路档案中。抄件由工程局文书抄录，字迹工整，行距均匀，纸面干净，没有詹天佑的圈点或批注。

关沟段工段编制仍然保留在月报上。宣统二年十二月月报显示，南口至居庸关间设养路工段三处，每段设工目一名、工人六名。月报所列工作内容为：补修排水沟、清理落石、检查隧道衬砌。三项内容都属于日常巡查与简单修补，不涉及枕木更换、衬砌加固或边坡整治。月报“本月完成”一栏，三处工段均记“照常”。

那三百二十七根待换枕木的数目，没有出现在这份月报上。更值得留意的是张绥铁路工程局在宣统二年岁末的编制表。编制表上，工程局技术人员一栏填了“十九名”，比通车前的六十余人少了三分之二。十九人中，有八人职务是“帮工程司”，八人是“绘图员”，余下三人是“工程司”。编制表没有列出被裁撤的十一人去了哪里，也没有列出十九人的具体姓名。表格只有数目，没有名字。数字是冷的。

三百二十七根枕木需要一个更换计划，但不一定需要专项经费。十九名技术人员可以维持一个四十余公里的工程局，不能同时承担一条已通车干线的养护和一条新线的展筑。十四处养护工段可以列入月报，月报只能记录“照常”，不能记录“待修”。八个字批复可以退回一份呈文，退不回一条铁路在通车之后如何维持的问题。

宣统二年就这样过去了。关沟段工段编制进入宣统三年月报，月报上“照常”一栏继续照常填写。

那三百二十七根枕木没有被更换，因为“枕木更换”一项没有对应经费科目，没有经费科目就没有预算，没有预算就不能购置新枕木。这个逻辑链条干净、完整，每一环都有公文依据，难以找到程序漏洞。

詹天佑在宣统二年写的最后一封信，是给唐山交大一位教员的回信。信中提到京张铁路现状，只有一句：本路通车之后，养路经费无着，殊为可虑。此句之下，另起一行，转入关于张绥线勘测的技术问题。整封信中，关于经费的忧虑仅有这一句，不到二十个字。

这封信底稿收入詹天佑个人文书卷，与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给铁路公司总办的回函、十一月十五日日记、给邮传部的呈文放在同一卷宗内。卷宗封面标明“宣统二年”，内页依时间顺序排列，第一份是十月十二日回函底稿，最后一份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给唐山交大的信。卷宗不厚，前后不过数十页。

宣统三年春天，关沟段月报上的“照常”一栏继续照常填写。南口至居庸关间三处养路工段仍在，工目三名、工人十八名，工作内容仍是补修排水沟、清理落石、检查隧道衬砌。

三百二十七根待换枕木没有出现在月报上。工程局技术人员编制表上的十九个格子仍然空着名字。关沟段养护经费的专款科目，到宣统三年春天仍未设立。詹天佑给唐山交大教员的回信放在卷宗最后一页，关于经费的忧虑只有那一句。这句话不到二十字，没有对应任何支出行。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这个位置，在这套账目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列支的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