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下的炸药账

光绪三十一年秋，南口总工程司办事处的档案架上多出一叠新册子。封面没有题签，只在右上角用墨笔标了四个字：关沟石方。这批册子与丰台至南口段那些土方账不同，纸面更厚，行距更宽，每页预留了填写炸药批号、炮眼数、进尺与石质分类的空白栏。九月末的一册扉页上，有人用铅笔写了行小字：此册自南口山根起用。

铅笔字下面是钢笔誊抄的月报格式，栏目与土方月报完全脱钩。同月，工程局从天津机器局购运的第一批黑火药运抵南口车站，卸货时由工程处派员监收，领料单第一联存根上签着“居庸关工段”，数量栏填的是“四十箱”。这是关沟段第一次出现在炸药领用记录里。在此之前的全部账簿——枕木账、水泥账、钢轨账——登记的都是可以看见消耗进度、可以按里程折算的材料。

炸药不同。炸药领出去，账面上就减少，但减少的数额并不直接换算成路基的方数或桥涵的座数。它变成炮眼里的药柱，变成岩壁上的裂缝，变成硝烟散尽后工人们推着斗车从洞口运出的碎石。账目能证明领用与开销，不能还原每一次点火的瞬间。

关沟段隧道分布示意图（此处插入：自南口站向北，线路沿关沟河谷蜿蜒，依次通过居庸关隧道、五桂头隧道、石佛寺隧道，最后抵达八达岭隧道南口。四条隧道在地图上呈串珠状排列，最短者不足五十米，最长者逾千米。居庸关隧道位于关沟中段，北口紧接五桂头隧道南口，两洞之间仅隔数十米路基。石佛寺隧道在五桂头以北，洞身经过一段破碎岩层。八达岭隧道最长，其南口与北口之间高差显著，日后将采用“人”字形展线通过。示意图下方标注：据京张铁路工程局档案所存线路图与工程月报绘制，日期止于光绪三十三年。）

材料中记载，詹天佑将总工程司办事处迁至南口，正是为了方便指挥关沟这16.5公里最难地段的施工。在设计穿过军都山的线路时，他采用了人字形展线和33‰大坡度越岭方案，成功将八达岭隧道的设计长度从1800米缩短至1090.5米。外国人曾以隧道开凿难度过大为由推荐机械与承包商，但工程局决定采用全华班人工操作，并在山顶开凿大小两个竖井以增加工作面，大竖井深达33米。

居庸关工段的工地设在隧道南口外的河滩地上。工棚用圆木搭架，顶上覆着从附近砍来的荆条，再糊一层泥。炸药库单独建在远离工棚的山坳里，土坯墙，铁皮门，门外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写“严禁烟火”四个字。看库的是个从天津来的老工人，原是机器局的仓丁，懂得火药存放的规矩。库内隔成两间，一间存黑火药，一间存雷管与导火索。

黑火药装在木箱里，箱与箱之间留出空隙，地面铺着干石灰防潮。库房的墙角放着一块石板，领药的人在石板上签字或按手印。石板旁边挂着一本领药簿，簿面上印着表格，分日期、领用人、炸药种类、数量、用途、结存六栏。表格的格子不大，字写得密。居庸关一带工点示意图（此处插入：图中标出隧道南口、北口、工棚区、炸药库、碎石堆场、斗车轨道及出渣便道的位置。

隧道南口朝东南，北口朝西北。南口外为工棚与堆场，北口外为弃渣场。弃渣场与路基填方处之间铺有简易轨道，斗车由人力推运。示意图下方标注：据居庸关工段现场记录与领料单存根绘制。）

领药的程序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要留下痕迹。包工头或工段领工持工程处签发的领药单到仓库，单上写着当日计划掘进的炮眼数。看库人按单称药，称完在领药簿上登记，再让领用人签字。黑火药装在一只木斗里，斗上钉着铁皮，铁皮刻着刻度。

一斗约合五斤。雷管与导火索另放一只小木匣，匣盖上用毛笔写着“轻放”二字。领用雷管时，看库人会多问一句：今日几个炮？领用人报出数字，看库人从匣中数出相应的根数，余数放回。这套程序是工程处定的。詹天佑在总工程司办事处召集各工段领工开会时说过，炸药账要做到“收、发、存三清”。会议记录抄在工程处的簿子上，原文只有一句话：凡领用炸药，须领料单、领药簿、工段消耗日志三处相符。

三处相符并不容易。炮眼打好后，装药量要依石质调整，硬岩多装，软岩少装；遇到断层或涌水，装药量又要变化。领药单上填的数字是计划数，实际消耗数由工段记录员在放炮后当场填写。两份数字时常对不上。对不上的差额，月底由工程处会计核销。

核销过的差额写在月报的备注栏里，作为下月领药的参考。居庸关隧道南口的石质，前三个月尚属中等。岩层以石灰岩为主，层理较厚，凿岩时钎杆吃得住力，放炮后石块成块状崩落，出渣效率较高。工段记录员在石质分类栏里填“灰岩，中硬”。

十月下旬，隧道掘进到二十余米时，岩层陡然变化。石质变为石英砂岩，颜色青灰，敲击时声音清脆，钎头打上去只是一道白印。领工把情况报到工程处，詹天佑到现场查看后，在工段日志上写了一句：“石质骤硬，钎杆消耗加倍。”这句话后来出现在当月月报的备注栏里，旁边另有一行字：“每炮进尺由三尺降至一尺五。”进尺减少，意味着同样长度的隧道需要更多的炮、更多的药、更多的工。炸药消耗量当月陡增。

领药簿上，居庸关工段十月领药次数比九月多出将近一倍。单次领药量也增加。会计在核销差额时发现，实际消耗比计划多出三成。这笔超出计划的消耗，在月报里列入“材料实耗超出预算”科目。科目下面有一行小字批注，是詹天佑的笔迹：石质变化所致，非浪费。

石质硬，消耗的不只是炸药。钎杆的损耗同样惊人。工段工具账上，十月一共破损钎杆四十七根，而九月只有十一根。钎杆由京张制造厂锻造，每根重约十斤，用上等钢材打成。制造厂的月报显示，十月发往关沟各工段的钎杆数量比原定增加了两倍。打钎的工人是从天津招来的石匠，每人每天工钱二钱银子，比南口土方工高出七成。

工钱高，活也重。打钎每打一锤，钎杆旋转一下，石粉从眼中溅出。打久了手掌磨破是常事，工人们用破布缠手继续打。工段没有专门的手伤记录，这些伤口算在“轻伤”项下，登记在工段门口的伤者牌上。伤者牌是一块木板，用墨笔写了名字，挂在工棚的显眼处。伤好了就把名字擦掉，伤重的送到南口的诊疗所。

工伤记录分两类：石伤与炸伤。石伤指落石、塌方、钎杆断裂造成的砸伤或刺伤；炸伤指放炮时药量控制不当、导火索过短、回炮迟缓造成的烧伤或炸伤。两类伤分开登记，登记项目包括日期、姓名、工段、伤情、处置、休工天数。没有统一的表格，各工段自行登记，格式略有差异。

居庸关工段的伤者簿抄在毛边纸上，用线装订。封面写“工伤登记”四个字，下面注明“自光绪三十一年九月起”。簿中字迹潦草，偶有涂改。一页记石伤，一页记炸伤，交叉出现。有的名字只出现一次，有的重复出现。重复出现的人，往往是被安排在洞内较危险地段出渣或装药的。

十月底的一次放炮事故，在伤者簿上有比较完整的记录。当日放炮共十二个，其中第八炮导火索燃速偏快，工人尚未撤到安全距离就响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块飞出击中一名装药工的右腿。伤者被抬出洞口时还能说话，诊疗所的人用木板夹住腿部，上了草药。簿上记“右腿骨折，休工六十日”。这名装药工的工钱是每日二钱银子，休工期间工钱减半，由工程处支付。

这笔开支列入“工伤抚恤”科目。同月，工程处还支付了另一笔抚恤银，给一名在居庸关隧道北口被落石砸中头部的工人。这名工人伤重不治，工段上报工程处后，总办批示“从优抚恤”，发给家属银三十两，另给棺木费五两。这笔支出抄在月报的“抚恤银”项下，与材料费、工钱并列。

抚恤银科目并不常设，是关沟段开工以后才出现的。此前丰台至南口段的月报上，工伤开支归入“杂支”项下，数额不大。进入山段以后，抚恤银单独列项，每月少则十几两，多则数十两。

事故之后，隧道洞口的安全距离被重新丈量。工程处下发给各工段的注意事项里，规定导火索长度不得少于三尺，放炮时所有人必须撤到洞口外五十步之外。这条规定后来印在领药簿的封底，作为提醒。放炮的时间也改为统一，每日午后一次，由工段领工吹哨为号。哨声一响，所有人都往外走。洞内只留点炮的人。点炮的人通常是经验最老的石匠，他们熟悉导火索的燃速。但燃速常因湿度变化而不稳定。潮湿天气下，导火索燃得更慢，工人们等得心焦，有时会提前探头张望。工程处又加了一条：洞内设专人记时，点炮后数六十下，方可出洞查看。

这些规定写在纸上不过几行，落到工地上却是一整套动作。领药、装药、封泥、点炮、数数、查看、出渣，每一步都有定式。定式由詹天佑和工程处制定，通过领工口头传达给工人。工人多不识字，但记得住顺序。

顺序对了，事故就少。顺序乱了，伤者簿上就多一行字。工段领工每天收工前要清点炮眼数、装药量、进尺数和出渣车数。四个数字互相对照，错一个就要重算。算不清时便去翻领药簿和领料单存根。

三处相符的原则，在实操中往往退化为“两处相符”——领药簿与领料单对得上，工段日志容许有差额。差额的大小，取决于石质的变化。石质变化越频繁，差额越大。十一月份的隧道工程月报上，居庸关隧道北口的掘进数出现了异常延迟。正常情况下，北口与南口对向掘进，两边进度应大致持平。十月时，南口进十五米，北口进十三米，相差不大。十一月，南口进十二米，北口只进了六米。月报备注栏里用毛笔写了一句：“北口石质坚硬异常，进度迟缓。”

同一页的炸药消耗栏显示，北口当月消耗黑火药比南口多出四成。雷管消耗多出三成。这意味着同样的进尺，北口需要更多的药和更多的炮。更多的炮意味着更多的装药、更多的点炮、更多的出渣。

而出渣的量并不因进尺减少而同比例减少——石质坚硬，爆破后的石块也更大，有时需要二次破碎才能装车。二次破碎又要消耗炸药和雷管。这笔账在月报上是这样呈现的：北口当月材料费总额超过南口，但完成的隧道延长米只有南口的一半。成本与产出之比，出现了与南口段完全不同的走向。

工程处会计在汇总当月账目时，用红笔在月报的合计栏旁边画了一个圈。圈里的数字是关沟段隧道工程当月总支出，比上个月增加了约二成。支出增加的原因，会计没有写分析，只在红圈下面抄了一句詹天佑的批注。批注的原文是：“关沟石质多变，非始料所及。”这句话抄在月报上，同时出现在会计给总办的呈文中。呈文的目的，是请求追加关沟段隧道工程的材料预算。呈文列出三项超支：炸药、钎杆、工伤抚恤。三项合计的数额，相当于南口土方工程两个月的材料费。

总办在呈文上批了“照准”二字，但加了附注：“下月起，各工段领药须先报工程处核准。”核准的程序因此多了一道。

领药单先送工程处，由总工程司办事处指定的工程师签字，再转回工段去仓库领药。多一道签字，领药的时间就多出半天。工段领工常为了赶早班放炮，提前一天去工程处等着签字。等着签字的人挤在办事处门口的廊下，蹲着抽烟，互相打听昨天的进尺数和石质情况。

十二月的领药簿上，出现了一个变化。有几个工段的领用记录旁多了一行铅笔字，字迹与登记栏不同，像是核对后临时加注的。其中一条写：“此炮数超出计划三成，由石质硬。”另一条写：“导火索短，加领五尺。”这些铅笔字是工程处派出的核对员留下的。核对员每隔几日到各工段抽查领药簿与领料单，核对无误后签名。若发现差异，就在旁边注明原因。核对员是詹天佑指定的，多是受过算术训练的年轻练习生。他们白天到工地核对，晚上回办事处誊抄。誊抄的内容汇入月报。

月报的格式因此在关沟段开工后作了调整，增加了“炸药实耗”和“抚恤支出”两栏。这两栏在丰台至南口段的月报里是不存在的。隧道掘进到接近百米时，北口的涌水开始影响施工。

水从岩层裂隙中渗出，先是细雨般的水珠，后来汇成细流。炮眼打下去，水喷出来，装药时需先用木塞封堵，再塞入药柱。涌水使得导火索受潮，燃速变慢，有时根本点不着。工段改用油纸包裹导火索，但效果不佳。领料单上因此多了一项“油纸”。油纸的采买不列入炸药账，另记在杂料项下。涌水还使洞内温度降低，工人们的衣服终日潮湿。

伤者簿上，风湿类疾病开始出现，但这类病不算“石伤”也不算“炸伤”，登记在“其他”项下。工段领工对此不满，认为湿气是石质造成的，应算石伤。工程处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但同意给洞内工人每人增发一双皮底布鞋。布鞋的采买费用也列入杂料，每月数十双。

居庸关隧道贯通之前，五桂头隧道和石佛寺隧道的开工也提上日程。五桂头隧道最短，只有数十米，开工较晚，进度很快。石佛寺隧道稍长，石质比居庸关略软，但洞身经过一段断层带，掘进时容易塌方。石佛寺的伤者簿上，石伤的比例明显高于炸伤，塌方与落石造成的砸伤占了大半。

领药簿上，石佛寺的炸药消耗量不大，但支护木材的消耗量很大。每掘进一米，需用木材支撑顶板与侧壁。木材由本地木商供应，账目另立，不归炸药账管辖。但木材与炸药的消耗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替代关系：塌方多，就得少放炮、多支护；放炮少，进度就慢；进度慢，工期就长；工期长，工人待在洞内的时间就多，工伤的概率也相应增加。

这套连锁关系在月报上表现为两类数字的并置：炸药消耗曲线与工伤登记曲线。前者在某些月份陡然上升，后者在同期往往也有对应的波动。两条曲线不在同一页上，但核对员在誊抄时会用直尺在纸边画一道浅浅的连线。

詹天佑本人对炸药账的关注，有一处旁证。光绪三十二年春的一份总工程司办事处会议记录上，列着一条讨论事项：“关沟各隧道药费核减办法。”记录只有结论，没有讨论过程。结论是：各工段每月须将炸药实耗数与炮眼数同时上报，由办事处核算每炮平均耗药量；若某段每炮耗药量连续两月高于其他段，则由总工程司派员查明原因。

这条办法施行后，月报上增加了一栏“每炮平均耗药”。栏内数字用毛笔抄写，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单位是“两”。居庸关南口段的数字在四至五两之间波动，北口段则在六至八两之间。石质坚硬的程度，就这样被转换成了一串可以比较的小数。一次较大事故后，账目上出现的“抚恤银”专项支出，在月报的支出总额中占比并不高。

但它的存在改变了月报的性质。此前工程月报主要是一份进度报告，说明挖了多少方、架了多少桥、铺了多少轨。加了“抚恤银”科目后，月报开始记录人命的价格。一名重伤工人的抚恤银约为工钱的两至三倍，一名死亡工人的抚恤银约为工钱的五至六倍。

这些数字由工程处定，总办核准，抄在每个月的支出栏里。它们与炸药、钎杆、木材的消耗并列，成为隧道工程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并列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山段施工的代价，已经无法用土方数或延长米来单独衡量。居庸关隧道贯通前后的月报上，有一处交代值得留意。

隧道贯通的当月，炸药消耗量骤然下降，因为剩余的是扩大与衬砌，掘进不再需要大量爆破。但工伤登记并未随之减少。衬砌时搬运石块、砌筑拱圈，同样有砸伤和压伤。伤者簿上，贯通后的石伤记录频率只比贯通前略低。

这说明隧道施工的风险并非全系于爆破，也系于隧道形成后的内部作业。工程处后来在贯通后的月报备注里写了一句：“洞内作业面增多，安全巡查需加强。”这句话没有具体措施，只表明管理人员已经意识到，隧道贯通不是风险的终点，而是另一种风险的起点。关沟段隧道施工的成本压力，最终以追加拨款的形式报到铁路总公司。追加的理由列了三条：石质坚硬超出勘探预估、涌水处理超出原设计、工伤抚恤超出原预算。三条理由都有月报和领药簿作为附件。

总公司的批复没有驳回，但要求京张铁路工程局“就地核减其他科目”。这意味着关沟隧道多花的钱，要从别的项目里省出来。工程处会计随后在月报上做了一笔调整：南口以南的土方工程扫尾项目暂缓，把经费挪至关沟隧道。这笔调整没有出现在月报的正文里，只是会计底册上的一行备注。备注的末尾抄着詹天佑的一句批注，原话是：“先顾隧道，余俟后图。”

这句话抄在会计底册上，墨迹已经有些褪色。底册的纸页因为反复翻阅而起了毛边，备注栏里的字迹上下都空着，像是随时准备再添一行。关沟的岩层还在向北延伸，八达岭还在更远处等着。居庸关的炸药账与伤者簿，把这些等待变成了可以逐月核对的成本与代价。而这些成本与代价，又反过来决定了下一个工地能领到多少药、雇到多少人、买到多少根钎杆和多少双布鞋。

账本上的数字不再只是记录，它们开始参与决定。这一转变发生在居庸关的隧道里，出现在领药簿与伤者簿并排放置的档案架上。两本簿子的封面都已磨损，露出下面的草纸颜色。领药簿的最后几页，有人用铅笔写了个“合”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横线以下的部分被撕去了，只剩下毛糙的纸边。撕去的纸页上原本写着什么，账本没有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