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的代价

白银驮走后的第三日，北京城的街道上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马蹄声，铁甲碰撞声，旗手们练习口令的嗓音。李振声站在户部值房门口，看着一队穿着满式号褂的骑兵从西长安街缓缓驰过。骑手们没有大顺军进京时的急促，也没有那种搜刮的凶狠。他们只是走过，马蹄平稳地踏在石板路上，像在丈量这座城市。

这是李振声第三次看见一支新的队伍接管北京。第一次是大顺军，冲进户部砸开银库门锁，用骡马驮走太仓的银锭。第二次还是大顺军，方向反了过来，从东边溃退，满脸尘土，身上裹着抢来的绸缎。第三次就是现在，这些骑手带着一种陌生的纪律，连马匹经过时的步伐都齐整。

他退回值房，案上放着一册《顺天府赋役全书》的残本，大顺军撤离时丢下的。封面上写着“大顺永昌元年”，下面被人用朱笔划了一道。新入城的官员到过户部，查看各库的存粮存银数目，对账册很在意。几日后李振声得知，清军入城后的第一道命令，不是开仓放粮，而是封存户部的账册。

太仓库的银锭早已被大顺军运走，账册却留了下来，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李振声领了通往南方的路引，离开北京。他走通州大道，沿途村庄空了，路边的榆树被剥了皮，白色木骨露在外面。过了黄河，过了淮河，六月中旬到达南京。

南京的繁华让他一时不知所措。秦淮河的画舫照旧在夜里亮灯，夫子庙前的茶楼坐满穿夏布长衫的士人。城门处查验路引的兵丁态度从容，不急，不怒。他沿着洪武门大街走，两边店铺齐整，米行、布行、油坊、书坊，招牌刷得油亮。他忽然觉得，北京那个春天发生的事，在这里像隔了一层水。

他凭原来户部主事的身份在南京户部挂了号。南明朝廷已拥立福王朱由崧，五月十五日监国，随后即位，改元弘光。留都六部衙门都还在，缺额由北方逃来的原任官填补。李振声被安置在户部四川清吏司，名义上“管仓场”。

可仓场都在江北，不在南京，他实际上没有正经差事。白日里去部里点卯，多半无事可办。

南京户部的库房在鼓楼西侧，他去查看过几次：库房尚在，砖墙完好，锁钥和账册在战乱中散失了一部分。据管库吏目说，留都常年只存岁入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南京各衙门的俸给和仓场经费。历年积余在正德年间尚有一百多万两，此后逐年减少，到崇祯末年只剩约三万余两。弘光即位前后，这笔存银支用大半：登基大典的赏赐，江防各营的预支饷银，遣使去扬州、庐州、徐州宣诏的盘费。

他在南京的头一个月，因为无事，旁听了几次吏部和都察院的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清军不提，大顺军也不提，而是一件从北边来的官员都称作“顺案”的事——处置那些北京城破时投降李自成、并在新朝中任过职的原明官员。

顺案这两个字，李振声在北京时就听过。那时李自成进京不久，大顺政权的吏政府开始接收明朝官员。

不需要提供身份文书，只要到指定地点报到，写下姓名、籍贯、原任官职，由吏政府查验，随即分配差事。有官员在城外躲了几天，听闻大顺政权“拷饷”拷出了许多勋戚藏银，怕牵扯到自己，也主动去报到；

也有人被乡民认出，逼着去见官。那些到吏政府报到的原明官员，多数穿便服进去，出来时换一身大顺的青色官服，腰间多一条布带，写着“吏政府验讫”的字样。

最让李振声难忘的是原户部尚书陈演。北京城破那天，陈演没有随崇祯帝殉死。他在家守了两日，等大顺军上门。大顺军将他拘押起来，追逼赃银。陈演交出白银四万两。这个数目一度在北京城传遍了：一个做了多年内阁辅臣的人，在太仓存银不足十万两的时候，拿得出四万家产。审讯之后，陈演被释放，走出牢门不到五十步又被叫回。

后来他死在西市，死前把衣冠整好，向西拜了两拜。他的死因在李振声听来不算曲折：李自成要银子，陈演先交出四万两，随后被查出家中还有藏银数处。大顺的追赃逻辑很简单——官员的家产即是赃款，不交清便用刑。北京城内的追赃，从三月十九日城破后就开始了。李自成设了一个叫“比饷镇抚司”的机构，由刘宗敏主持。

比饷的办法是把明朝勋戚、文武官员捉到一起，按品级定出应缴银数：内阁十万两，尚书七万两，侍郎五万两，翰林、科道三万两，部属以下递减。交不出就拷打，打不出来再上炮烙。

当时北京城里传着两句民谣：“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纳粮是不纳了，但纳银换了一个名目。被追出的银两熔成银饼，每饼五百两，由骡马驮运出京，向西运往西安。李振声离开北京时，银饼已经运走了好几批。路上听到的说法是，总共有三千多万两被大顺军从北京掠走。这个数字他无从核实，后来也没在任何账册上找到记载。

但他记住了另一个数字：户部太仓在三月十九日前存银不足十万两。而崇祯帝在城破前的几个月里，为了劝勋戚大臣捐钱输饷，一次一次召见他们，得到的答复都是“贫不能应”。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人，在大顺军的追赃面前却一个个“富裕”起来。李振声在南京听到的第一个关于顺案的谈话，便是在茶楼里。

一个从北京逃出来的锦衣卫千户喝了两杯酒，说起周皇后之父周奎的事：周奎在崇祯十七年正月捐输时只肯出一万两，后来在崇祯催促下加了两千两，惹得崇祯说，老国丈的体面还不及一个太监——太监曹化淳捐了三万两。北京城破后，周奎被大顺军抄出白银六十四万两，另有绸缎珠宝不计其数。千户讲完这个数字，桌上的人沉默了一会儿。有人轻声说：“崇祯皇帝要钱要不到，李自成进京却统统抄了去。”千户说：“可不是么。大顺军打的旗号是追赃，明朝拿银子买不来救兵，大顺用这些银子发军饷，一路打过来。”

李振声没有接话。他从前在户部值房里核对账册时反复算过京营的饷银缺口：十万两，十三万两，二十万两。崇祯帝催户部筹饷时，户部拿得出的是几本空账；而周奎一个人家里，就藏着可以支付京营半年军饷的银两。

他在南京住下后不久，便听说朝廷要议定顺案的条例。条例全称“钦定从逆官绅条例”，由刑部拟稿，都察院复核，吏部会同题奏。

条例核心内容是对从逆者分等定罪：一等为“从贼”最重者，拟斩；二等为“受伪职”者，拟绞；三等为“投递职名、听用伪朝”者，拟遣戍；四等为“被迫屈从、旋即南归”者，拟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条例本身还算清晰。问题出在“从逆”的界定上。

李振声在北京亲眼见过城破后的混乱：有些官员是大顺军抓去的，有些是自己去的，有些是家里仆役替主人去报的名；还有人只托人递了一张写着自己姓名官职的名帖，本人从未踏进大顺衙门一步。这些情形，在南归官员的口中各有说辞。同一份事实，在不同奏疏里可以呈现为“逼不得已”或“甘心从逆”。

七月里的一天，李振声在都察院门外遇见一位同乡——一位姓王的御史，崇祯十六年由河南道调任南京，城破时不在北京，因此没有顺逆之嫌。两人在门廊下站着说了几句话。王御史压低声音告诉他，弘光帝问过几次，从北边南来的人里，哪些是真心悔过，哪些抱着别的打算。宫中还递了话：凡从北京来的官员，要先过顺案这关才能任职。

李振声没有回答。他想起自己也是从北边南来的人。他在北京城破后并没有向大顺政权报到。他躲了三天，靠城外一房远亲接济，后来出城用的是一张假路引，由一个在通州做生意的旧识帮忙弄的。这件事没有留下文书，但知道他底细的人不止一个。如果有人要把他牵扯进顺案，他拿不出自证的文书。他本来就没有“顺”的凭据，但也很难证明城破后的那几日他究竟做了什么。

他没有向王御史解释。他只说：“我在户部做了六年主事，国税钱粮上的事多少懂一些。顺案要紧，但账册也要紧。北京的太仓账册，多半还在清军手里。这笔账——咱们不接，总有人会去接。”

王御史看了他一眼，没有再接话。过了几日，弘光帝下诏，将顺案的交办权从刑部移交锦衣卫。诏书的大意是：从逆官员事关名节大防，宜从重从速处置，不必拘于常例。锦衣卫是直辖于皇帝的特务机构，一般用来审理涉及皇帝本人的大案。把顺案移归锦衣卫，等于宣布这是一件要“从快”办理的政治案件，而不是可以慢慢审的刑名案。李振声在户部见到这份诏书时正值晌午。同僚传看诏书，有人点头说“皇上圣明，这些人早该收拾”，有人低头不语。低头不语的人里，有两位和他一样是从北京南来的。

顺案从八月初正式开始。锦衣卫和都察院各派员组成审录司，一边抓人，一边让人首告。首告即允许民间——主要是南方的士民——向官署举报从北边来的官员在京城陷落时的行为。举报不要求证据，只要求“有闻必录”。被举报的人则需要自请审讯、自证清白。

最先被拿办的是原兵部侍郎光时亨。光时亨在崇祯十七年春反对南迁之议，上疏力劝皇帝固守京师。李振声在北京时读过他的奏疏，措辞激烈，认为言迁都者动摇人心，罪当斩。

城破之后，光时亨没有殉国，也没有逃出城。他在家中被大顺军搜出，因身份特殊被解送到刘宗敏处，不知为何没有被杀，反而在大顺政权中短暂任职。弘光朝廷立起后，他南逃到南京，上疏说明经过，自称受伪职属迫不得已。

光时亨的案子在南京成为头等大事。原因在于：他是“反对南迁”的象征人物。如果光时亨没有降顺，他就成了崇祯朝忠臣的典范；但他降了——哪怕只在大顺政权中待了十几天——就为当年所有力主南迁、受过他弹劾的人提供了反击的口实。那些赞成南迁、想护送皇帝去南京的大臣，在崇祯十七年春被他骂作“动摇人心”；如今，光时亨自己成了从逆的罪人。当年他用来弹劾别人的罪名，换了一个方向，落在他自己头上。

李振声在南京一个旧友家中听人说起这个案子。说话的是原翰林院编修吴某，也是从北京逃出来的，已被指为“投递职名”。吴某说，光时亨这件事让他想明白了：北京城破时，最安全的处境是既不殉国、也不降顺、也不南逃——留一座空名。殉国的人成了烈士，投降的人成了罪人；

南逃的人，则要在罪人和烈士之间选择一个位置站定。可是没有人能选对。你站定的时候，不知道哪一边是安全的。吴某后来被革职，遣回原籍。

顺案推进到九月，名单已经很长。李振声从吏部郎报上看到各期审录结果：有人被斩，有人被绞，有人被发配。名单里有几个他认识的名字。原工部都水司主事赵某，投降大顺后被派去管理河闸，不到二十天便因河道战乱无处可管而躲在城外，后来南逃，判词是“投效伪官，依例应戍”。原户部浙江司员外郎钱某，城破时被大顺军掳去，因懂得算账，被安排在比饷镇抚司当书办，后寻机逃走，判词是“为贼驱役，情有可悯，革职”。对顺案的议论充满南京城的茶馆酒肆。有人说判得太轻，有人说判得太重。

李振声在部里听到的议论务实得多：那些被革职遣戍的官员，多数是能做事的人——有懂漕运的，有熟河工的，有算账精确的。革了他们的职，南京户部找不到人去接那些差事。到九月底，刑部题报顺案审结情形。一百二十余名官员中，处斩、处绞、遣戍、革职永不叙用者占了多数。

关于具体数字，南京城里流传的版本不一，有人统计得细些，有人只记个大概。李振声没有去核对。

他手里正好摊着另一份文书，是江北各镇的饷银拨付清单：江北四镇本年额饷二百四十万两，自六月至今，实拨未及四分之一。他把顺案的名单和四镇的饷单并排放在案上。一边是朝堂上一个接一个地定罪，一边是江北防线上一个接一个的缺饷。

同日午后，他听说原定十月出师北伐的计划改了期。北伐的提法，在弘光朝立国的头两个月还有声有色。史可法在扬州督师，节制江北四镇，曾上疏主张合力进取，勿以江南偏安自足。

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各统兵数万，实额不清，但饷银要按“数万”来发。户部四镇的军饷，一年约需二百四十万两。南直隶和浙江的赋税，扣除留都各衙门的开支后，能拨给前方的要少得多。李振声到南京户部报到后，翻过一次江北粮饷的账。四镇的饷银，崇祯十七年下半年应拨的数额加在一起，表中开了头便没法算下去。

各镇报来的兵额彼此矛盾：高杰报了三万五千人，黄得功报了一万八千人，刘良佐报了两万，刘泽清报了两万三千。各镇实际支取饷银时，口径又各自不同。饷银从南京户部拨出去后，到达各镇大营的数目，从来没有一份完整的回文。有的将领上疏说兵饥而哗，有的说兵无须饷但须城池。态度不一，说辞各异，背后站着不同的朝臣。

顺案审得越紧，四镇的饷银拨得越慢。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平行运动。李振声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时，想到一句他自己反复在心里说过的话：南京的衙门在忙着给死去或投降的官员定罪，而活着的官员——那些带兵、守城、管粮的人——正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自己领不到饷、等不到令、等不到朝廷的回应。

十月，内阁同意举行一次廷议，专门讨论北伐方略。李振声没有资格参加廷议。但他的上司，南京户部右侍郎张有誉，在廷议前一日把他叫去，让他列一份江北各镇月饷的底账。张有誉是崇祯朝旧臣，曾巡抚天津，城破前调任南京。他接过李振声递来的单子，看了几眼，问起户部库里还能拨出多少。

李振声回答，能拨的不多。留都库中存银约万余两，加上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征收的当年夏税，大约能凑出十万两，但要到十一月才能入库。张有誉问四镇这几个月领了多少。

李振声说，各镇自六月以来实收饷银合计不到三十万两。高杰部欠饷最多，约欠四个月；黄得功部欠三个月；刘良佐、刘泽清部各有拖欠。张有誉问，若廷议议出个北伐方略来，需要多少。

李振声说，按各镇实额计算，发足一个月饷，约需二十万两；发三个月，约需六十万两；加上粮草器械，一个月的争战准备，最节省也要四十万两。

张有誉没有再问。李振声走出上房时，听见他在背后与左右低声说话。大意是库里没有这批银子，议论再多也是空话。

第二日廷议，李振声没有旁听。他后来听说，议题很快从北伐转到了顺案——有御史提出，北伐之前应先肃清内部的从逆之人，内不靖则外不可攘。户部的饷银问题被搁置了。廷议结束时，没有产生任何关于调兵、进军的决议。又过了几日，礼部尚书钱谦益递上一份奏疏，建议趁此闲暇先将顺案审定，再议防务。

皇上批了“是”字。原定由兵部职方司草拟的四镇分汛驻防图，就此搁置。十月底，李振声从一份塘报上看到，江北四镇中，刘泽清部已有士卒在淮安城外公然抢劫商船。塘报措辞含糊，只说缺饷日久，有越境剽掠者。他没有在这份塘报上看出更多东西，但他知道，另一个他在北京时见过的局面正在重现：士兵吃不上饭，将领管不住军队，而朝廷在争论谁曾经投敌。

他忽然想起崇祯十七年正月的事。那时他还在北京户部值房，整理一本捐输簿。簿上记着各勋贵认捐的数目：周奎一万二千两，国丈府；王裕民五百两，太监；魏藻德一千两，内阁首辅；陈演未认捐。簿子末页留着一行空白，旁边小字写着“查各府实际缴纳数”。一个月后，这行小字旁边多了另一行批注：无。

北京城破后，那本捐输簿不知下落。大顺军的比饷册则记下了另一套数字：周奎六十四万两，陈演四万两，其他各府数万至数十万不等。两本册子之间的差额，就是崇祯皇帝在最后一百天里到处求也求不来的钱。如今，南京的顺案名录也是一本这样的册子。

它记下哪些人曾经向李自成报到、换过什么样的官服、收受过什么样的任命。它分等定罪时依据的是投顺者的身份，而不是他们交出的银两——但效果与追赃册子是相同的：它把朝臣分成“干净的人”和“不干净的人”，并让所有人把精力花在证明自己是前者上。在证明自己干净的过程里，没有人再去算军队每月吃掉多少粮、库中还能发出多少饷银、前方的城池还能守几天。

李振声听到钱谦益奏疏获准的消息时，正在南京户部库房查看存粮。粮米清点完毕：存粮不足三个月京官俸给所需的数目。他合上账册，走出库房。阳光照在鼓楼的琉璃瓦上，反射出一片金黄。

他站了一会儿，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弘光元年六月到十一月，顺案审结一百二十余人；江北四镇的欠饷，已累积到百万两上下。两个数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它们同时存在于同一张朝廷的日程表上。朝堂上一月一月地开会，一次一次地争论，把精力花在分辨每一个人的过去是否清白；每一个月的饷银缺口都在如实地扩大。他想起北京城破前的那一百天。

崇祯皇帝也曾这样开会，争论战、守、迁、和，争论谁该为误国负责，争论从哪里拆借银子。每一次争论结束时，天色已晚，值房的烛火换了一根又一根。而他案头那些账册上的数字，从来没有因为争论而改变过。

现在，同样的争论在南京继续着，只不过换了名目。他转身走回值房，把库房的钥匙挂回墙上。窗外传来一阵钟声，是城隍庙的晚钟。李振声没有再往外看。

他把案上那份顺案名单的抄本拿起来，放到书架的最上层，和那些他再也不想翻看的账册放在一起。那天夜里，他在灯下给一位在淮安的朋友写信。写完之后，他看了一眼信纸上的日期：弘光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从北京城破的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算起，正好过去了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