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婚潮

陈禾的手已经抬不起来了。

她把手腕搁在桌沿上，用拇指和食指去够那枚铜质印章，指腹上那层老茧蹭过印柄的螺纹，像砂纸擦过木头。这是今天第几本了？她没数。窗口外面，红色背景墙前面那支队伍从大厅一直蜿蜒到台阶下面，拐了两个弯，尾巴甩进了龙华街道的榕树荫里。2008年8月的深圳，奥运赛事正酣，可榕树气根垂下来，还是被汗气和人声蒸得蔫蔫的。

“下一对。”

声音从她喉咙里挤出来，干得像砂纸。面前那对小夫妻手挽手坐过来，女的穿白裙子，男的穿短袖衬衫，两个人都热得鼻尖冒汗，但笑得很齐整——仿佛这座城市因奥运而生的沸腾喜气，也感染了他们登记结婚的决心。陈禾翻开结婚登记表，核对身份证，在“婚姻状况”栏上扫了一眼，初婚。她把表格推过去：“签名。”

男的先签，女的跟着签。然后她盖章，钢印压下去，啪。那声音闷沉沉的，像一块石头落进深水里。她每天听这个声音几百次，耳朵早就起了茧，可今天这一次，她忽然觉得手腕骨头里有什么东西跟着震了一下。

“恭喜。”她把结婚证递出去。女的接过去，低头看了很久，然后举到男的眼前：“你看，照片这里，我头发没弄好。”男的凑过去看，两个人就着那本红册子笑了一阵。

陈禾把目光移向下一个。桌上那摞空白结婚证已经矮下去一大截，旁边那摞填好的越摞越高，像一堵小墙。打印机在身后嗡鸣，吐出来的纸张带着热气，油墨味和隔壁飘过来的汗味混在一起，黏在鼻腔里。大厅里的声音像一锅烧开的水，咕嘟咕嘟往上冒——有人在打电话报喜，有人喊“轮到我们了没有”，有人用手机放《北京欢迎你》，那旋律卡在副歌部分，一遍一遍地响。

“下一对。”

她的声音被淹在里面，几乎听不见。面前的男人没反应，她提高音量又说了一遍。这回那男的转过头来，满脸歉意地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跟我妈打电话。”他坐下的时候带起一阵风，陈禾闻到一股廉价香水味，甜腻得发苦。

“身份证。户口本。”

她机械地重复这套动作。核对，签字，盖章。铜印按下去的时候，她感觉到右手食指第二关节那块老茧位置有点发烫。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节粗短，指甲剪得秃秃的，虎口处有一道浅浅的印子，是常年握印柄留下的。这只手盖出去的章，今天有多少个了？

“下一对。”

队伍没见短。她抬起头活动脖子的时候，看到大厅门口又涌进来一群人，领头的举着一个小红旗，像是哪个工厂组织的集体登记。后面跟着十来对年轻人，穿统一的文化衫，胸口印着“2008，我们结婚吧”。有个姑娘手里攥着一把喜糖，见人就发，发到窗口的时候，陈禾面前多了一颗金灿灿的巧克力。

“沾沾喜气，姐姐。”姑娘笑得眼睛弯起来。

陈禾把糖推到桌角，没吃。她抽屉里已经攒了一堆这样的糖，花花绿绿的，最后都化了，粘在抽屉底上，洗都洗不掉。

中午十二点四十，人终于少了些。陈禾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她在椅子上坐得太久了，后背的汗把衬衫洇透了一片，站起来那一下，空调冷风灌进衣服里，她打了个激灵。旁边的同事周姐也刚站起来，揉着肩膀说：“我今天盖了快两百本了，手都要断了。”

“我比你多。”陈禾说。

周姐笑：“你是咱们窗口的劳模嘛。”她凑过来压低声音，“哎，你听说了没，隔壁离婚登记那边，预约已经排到三个月后了。”

陈禾正往保温杯里倒水，手顿了一下。

“三个月？”

“嗯。今天早上我听小赵说的，系统里的号都放完了，有人凌晨三点来排队拿号。”周姐撇撇嘴，“你说这些人，结婚的时候挤破头，离婚的时候也挤破头。”

陈禾没接话。她把保温杯盖拧上，热水灌进去的时候杯壁烫了一下她的掌心。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只盖了快三百个章的手，指腹上老茧的边缘起了毛刺，像被磨薄的牛皮纸。

下午两点，登记处门口又排起了长队。陈禾坐回窗口，重新拿起印章。铜印在手里温热的，被她自己的体温焐暖了。她发现自己在机械地重复某个动作——翻开表格，核对，推过去，等人签完，拉回来，盖章，递出去。这个过程里她的脑子是空的，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只有眼睛在动，扫过一张张脸，那些脸长得都不一样，可表情都差不多，笑得嘴角咧到耳根，眼睛发亮。

有个男的签完字，把笔往桌上一扔，搂过旁边的姑娘就亲了一口。姑娘推他：“这么多人看着呢。”男的说：“怕什么，合法了。”周围排队的人哄笑起来。

陈禾把结婚证递过去。那男的接的时候，手指碰到她的指尖，热的，带着汗。她缩回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

“下一对。”

她发现自己开始数数了。每盖一个章，心里就默数一下。数到一百的时候，她忘了自己数到哪了，干脆不数了。手腕酸得厉害，她换了左手托着右手腕，继续盖。钢印压下去的时候，那声音从啪变成了噗，像力气不够了。

下午四点，打印机卡纸了。陈禾蹲下去修，膝盖跪在地砖上，凉意从膝盖骨渗上来。她把手伸进机器里够那张卡住的纸，指尖摸到滚烫的滚筒，烫得她缩了一下。她把纸拽出来，上面印了一半的结婚证编号，墨迹被滚轴拖花了，像一道黑色的泪痕。

她盯着那张废纸看了两秒，然后把它揉成团，扔进脚边的垃圾桶。桶里已经堆满了类似的废纸，白花花的一团一团，像没来得及化的雪。

站起来的时候她眼前黑了一下。低血糖。她扶着桌子站定，从抽屉里摸出一颗早上剩的糖，剥开塞进嘴里。是那颗金灿灿的巧克力，化了又凝，咬下去粘牙。

“陈禾，你脸色不太好。”周姐从隔壁窗口探过头来。

“没事。低血糖。”

“你中午又没吃？”

“人太多了。”

周姐摇头：“你这样不行。晚上我帮你带份猪脚饭？”

“不用。我下班回去随便煮点面。”

她坐回去，重新拿起印章。面前那对新人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女的在补口红，男的低头看手机。陈禾翻开他们的表格，扫了一眼——两人都是1984年生，今年二十四，女的在电子厂，男的跑销售。

“签名。”

他们签得很快。陈禾盖章的时候，女的忽然说：“姐姐，你盖这个章盖了多少年了？”

陈禾的手停在半空。

“我十九岁开始盖。”她说。

“那得盖了多少个啊？”

陈禾没回答。她把结婚证递过去，那女的接的时候笑着说：“谢谢姐姐，你辛苦了。”

她看着那对新人站起来，手挽手走向拍照区。红色背景墙前面，他们摆出各种姿势，男的搂着女的腰，女的比了个V字。摄影师喊“一二三”，闪光灯亮了一下。

陈禾低下头，从桌角抽过自己的工作日志。那是本牛皮纸封面的软面抄，封皮已经磨得起毛了，边角卷着，用一条橡皮筋箍着防止散开。她翻开今天那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编号和姓名，字迹从早上的工整慢慢变成下午的潦草，最后一栏的“备注”里，她只写了两个数字：312。

三百一十二对。今天她盖了三百一十二个章。

她拿起笔，在那一页的最下面，空白的地方，笔尖悬了一会儿。窗外有蝉在叫，榕树上的，一声长一声短，像在锯什么东西。大厅里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远，那些笑声、说话声、打印机的声音，都退到了某个听不见的角落。她的手腕还在酸，酸到骨头里去了，可她的脑子忽然变得异常清醒。

她在日志本上写：这些人里有多少能撑过五年。

笔尖把纸戳破了。那个问号洇开一小团墨，像一滴眼泪落在纸上。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字迹歪歪斜斜的，跟她平时工整的钢笔字完全不一样，像是另一个人握着她的手写出来的。她把日志本合上，橡皮筋箍回去，放到抽屉最里面，压在那一堆喜糖下面。

然后她抬起头，对窗口外面喊：“下一对。”

声音比之前更哑了。

队伍还在。红色背景墙前面，又一对新人在拍照，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亮，把他们的笑脸映在墙上，又抹去。陈禾看着那面墙，看着那些笑脸，忽然想起铁岭那个冬天，想起窗口前那对抱头痛哭的夫妻，想起自己盖下印章时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印柄。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她以为自己已经忘了。

她低下头，翻开下一本结婚登记表，拿起印章。铜印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又像一块石头。她把它按下去的时候，没有听到声音。

手腕上，那块老茧的位置，一阵一阵地跳着疼。

傍晚六点四十，大厅终于空了。最后一对新人拍完照离开的时候，保安开始关灯。顶灯一排一排地灭，红色背景墙暗下去，变成一面普通的墙。陈禾还坐在窗口后面，面前那摞填好的结婚证已经被同事收走了，桌上空了，只剩一个空的印泥盒和几支用完了的签字笔。

她站起来，膝盖又响了一声。这次她没有扶桌子，就那么站着，等那阵晕眩过去。窗外，深圳的暮色压下来，天边还剩一道橙红色的霞光，被高楼切成一段一段的。蝉还在叫。

她收拾东西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短信，林砚发来的。

“今天奥运开幕。我在上海看直播，想起你那边应该忙疯了。还好吗？”

陈禾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冷白色的。她打字回复：“今天盖了三百一十二个章。手快废了。”

发出去之后她又补了一句：“你那边呢？”

林砚回得很快：“在看数据。广东省上半年的结婚登记量比去年同期涨了百分之四十。深圳是全省最高的。”

陈禾看着那个数字，手指在屏幕上悬着。她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从哪说起。今天那行字还压在日志本里，那个戳破纸面的问号，那个洇开的墨点。

最后她只回了两个字：“是吗。”

她把手机塞进口袋，拎起包，关了窗口的台灯。黑暗从头顶落下来，她站在那片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门口走。走廊尽头的灯还亮着，她走过去的时候，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回响，一下，一下，一下。

身后，那面暗下来的红色背景墙，在最后一盏走廊灯的余光里，泛着一点暗沉沉的红。

像干了的血。

她推开玻璃门走出去，热浪扑面而来，混着榕树叶子的苦味。深圳的夜晚才刚刚开始，远处的楼群亮起灯火，一层一层的，像巨大的蜂巢。她站在台阶上，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指腹上那块老茧，在路灯下面泛着黄，硬邦邦的，像一小块不属于她的皮肤。

口袋里的手机又震了一下。

林砚：“我最近在整理一份数据，关于离婚率的。等出来发你看。”

陈禾没有立刻回。她把手机握在手里，屏幕的光映亮了她手掌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那些纹路交错着，像一张网。

她抬起头，看着深圳的夜空。霓虹灯的光把天空映成暗紫色，看不见星星。远处有烟花炸开的声音，闷闷的，隔着很远传过来。奥运开幕了。

她走下台阶，汇入街上的人群。那些人笑着，闹着，有人举着国旗，有人举着啤酒。她走在他们中间，瘦小的个子，短发被风吹得贴在额头上，右手插在裤兜里，拇指无意识地摸着那块老茧。

那块茧子很硬。

硬得像一枚盖了太多次的印章。

人群从她身边涌过去，一波接一波。有人撞到她的肩膀，回头喊了声“不好意思”，又被人流卷走了。她没动，右手还插在裤兜里，拇指按着那块老茧。烟花在远处一簇一簇地开，把半边夜空烧成金红色，又暗下去。

她掏出手机，屏幕还亮着林砚那条消息。拇指在输入框上悬了两秒，最终只回了一个字：“好。”

发完她把手机塞回兜里，转身往地铁站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刚才那栋楼。民政局的牌子在路灯下面反着光，白底黑字，端端正正。她盯着那个“政”字看了一会儿，想起自己第一天来这里报到时，老科长说的话——“小陈，咱们这工作，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张纸的事。可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就靠这张纸撑着。”

那时候她信。

现在她不确定了。

地铁口的风灌上来，混着地下通道特有的潮湿气味。她走下扶梯，刷卡进站，站在黄线后面等车。站台上人很多，大部分是年轻人，脸上贴着国旗贴纸，手里攥着荧光棒。有个女孩靠在男朋友肩上，举着手机自拍，嘴里喊着“茄子”。闪光灯亮了一下，女孩看了看照片，不满意，又举起手机重拍。

陈禾站在他们后面，看着那个女孩的侧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一颗小虎牙。她想，这个女孩大概二十二三岁，可能今天刚领证，可能明天就来办离婚。不，不会这么快。至少能撑一年。也许两年。

列车进站，风把她的短发吹起来。她上了车，找了个角落站着，右手拉住吊环。车厢里有人在用手机看奥运直播，解说员的声音从扬声器里挤出来，断断续续的，混着轨道的轰隆声。她听不清，也不在意。

手机又震了一下。

林砚：“你那边今天登记了多少？”

她低头看着这行字。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会儿，打了三个字：“不知道。”

发送之后她又觉得不妥，补了一句：“没数。太多了。”

林砚回得很快：“我看了新闻，深圳单日登记量破纪录了。”

陈禾盯着“破纪录”三个字。破纪录。她今天盖了多少个章？八百？一千？她真的没数。从早上八点开门到晚上九点关门，中间只吃了一盒盒饭，上了两次厕所。右手食指第二关节的那块老茧，到了下午就开始发烫，后来变成一种钝钝的疼，再后来就不疼了，只是麻木。像那根手指已经不属于她了。

她打字：“你觉得这些人都能撑多久？”

林砚那边显示“正在输入”，跳了很久。

最后发过来一段：“我在做数据分析。根据过往十年的样本，结婚登记高峰之后的三到五年，会有一个离婚登记的高峰。但具体到个体，变量太多，不能一概而论。”

陈禾看着这段话，嘴角动了一下。她想笑，又没笑出来。林砚就是这样，永远先给结论，再用“本质上”“结构上”“换句话说”一层一层地拆开。他说的都对。可她今天在窗口后面坐了一整天，看着那些人的脸，她觉得他说的那些“变量”，每一个都是一张活生生的脸。

她没再回。把手机锁了屏，揣进兜里。列车在黑黢黢的隧道里穿行，车窗映出她自己的脸——短发，圆脸，嘴角没有梨涡。她看着车窗里的自己，觉得那张脸很陌生。

到站了。她挤出人群，上了扶梯。龙华的夜风比福田要软一些，带着潮湿的泥土味。她租的房子在民治，一个老小区的六楼，没有电梯。她爬楼梯的时候，腿像灌了铅。到了六楼，掏钥匙开门，手抖了一下，钥匙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弯腰捡起来，开门，开灯。一室一厅，家具都是旧的，房东留下的。沙发是深绿色的绒布面，扶手上有一块烟头烫过的疤。茶几上摊着一份报纸，是前几天的，头版是奥运开幕的预告。她走过去把报纸收起来，叠好，塞进茶几下面的格子里。

然后她坐到沙发上，从包里掏出那本工作日志。

黑色的硬壳封面，边角已经磨白了。她翻开，今天这一页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上午办理结婚登记二百一十三对，下午一百九十七对，晚上延时服务又办了八十九对。总计四百九十九对。差一对就到五百。

她拿起笔，在“四百九十九”后面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圈。笔尖在纸上顿了顿。然后她翻到页脚，在空白处写下一行字：

“这些人里有多少能撑过五年。”

写完之后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字迹潦草，最后一个“年”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几乎划出了格子。她把笔放下，合上日志，仰头靠在沙发上。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她看着那道裂纹，想起今天下午那对因为排队顺序吵架的新人。

男的说：“你急什么急，前面还有几十对呢。”

女的说：“我不是急，我是热。你摸摸我后背，全是汗。”

男的伸手摸了一下，说：“那要不咱们明天再来？”

女的瞪了他一眼：“明天？明天是八月九号，日子不好。今天八月八号，多吉利。”

男的没再说话。

陈禾当时坐在窗口后面，手里拿着他们的材料，户口本、身份证、照片、声明书。她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两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穿着情侣装，白色的T恤上印着红色的“我们结婚啦”。女孩子的妆已经有点花了，眼线晕开了一点。男孩子手里攥着一瓶矿泉水，瓶壁上全是水珠。

她盖下印章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突然凑过来，在女孩子脸上亲了一口。女孩子“哎呀”了一声，脸红了。旁边排队的人都在笑，有人鼓掌。陈禾把结婚证递出去，说了句“恭喜”。声音很平，没什么起伏。

那对新人走了之后，后面的人马上补上来。她把表格收进来，核对，盖章，递出去。收进来，核对，盖章，递出去。中间几乎没有停顿。到了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看表格上的字了——名字、年龄、籍贯，扫一眼就过去了，眼睛和手已经形成了某种自动的配合。像一台机器。

她知道自己不该这么想。每一对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一张表格后面都是一段关系。可她控制不住。疲惫像一层厚厚的棉被，把所有的感知都捂住了。她只能看见红色——红色背景墙，红色的结婚证封面，红色的印章印泥。满眼的红。

手机响了一声。她睁开眼，从兜里摸出来看。

是同事赵敏发来的微信：“陈姐，你走了没？我刚整理完今天的材料，累死了。明天还得继续，预约已经排到下周了。”

陈禾回：“刚到家。”

赵敏又发来一条：“对了，你猜我今天听到什么？隔壁离婚登记那边，预约已经排到十一月底了。”

陈禾的手指停在屏幕上。

赵敏继续发：“李姐说今天有人来问离婚预约，问能不能加急。李姐说加不了，那人就在窗口哭。李姐没办法，给她排到了十一月十七号。”

陈禾盯着“十一月十七号”这几个字。现在是八月八号。三个月零九天。

她打字：“那个人为什么哭？”

赵敏回：“不知道。李姐没说。不过李姐说那人走的时候，一直在念叨‘我等不了那么久’。”

陈禾没有再回。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上，亮了一会儿，暗了。客厅里很安静。楼下有人在放电视，隐隐约约传来奥运直播的声音，解说员在喊“中国队加油”。她把日志重新拿起来，翻到刚才写的那行字。笔尖在“五年”两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然后她又在旁边写了三个字：“三个月。”

写完之后她愣了一下。三个月。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也许是因为赵敏说的那个离婚预约的日期。也许是因为她突然意识到，结婚和离婚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比想象中要短得多。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开着一条缝，夜风从缝隙里挤进来，撩动窗帘。她往外看，远处有几栋高楼，灯火通明。再远的地方，是深圳湾的方向，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她想起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在楼下早餐店买肠粉，老板娘问她：“陈小姐，今天是不是很多人结婚啊？”她说：“是。”老板娘笑了笑：“那你们今天可忙了。”

她当时没觉得什么。现在站在窗边，她忽然觉得老板娘那句话里有一种很朴素的东西。忙。是啊，忙。忙到没有时间想为什么。忙到盖章盖成了条件反射。忙到连自己写了什么都不知道。

她回到沙发上，重新打开日志。在“三个月”旁边画了一个问号。然后她翻到前面几页，看自己过去几个月写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流水账：今天办了多少对，明天预约了多少对，哪个窗口的打印机坏了，哪个同事请假了。偶尔有一两句私人的话，比如“今天下雨，来登记的人少了一些”，或者“中午吃了碗面，太咸了”。

她翻到五月十二号那一页。那天是汶川地震。日志上只有一行字：“今天来登记的人很少。大家好像都在看新闻。我也看了。晚上回家又看了一遍。睡不着。”

再往前翻，四月三号：“今天有一对来办离婚的，女方一直在哭。男的坐在旁边不说话。我盖章的时候手有点抖。李姐说你别想太多，干咱们这行，想太多干不下去。”

她盯着“想太多干不下去”这七个字。李姐说得对。可她做不到不想。她可以做到今天这样，收进来，核对，盖章，递出去，一句话不说，一个表情不给。但她做不到不想。

她把日志合上，放在膝盖上。右手食指的那块老茧又开始隐隐发烫。她低头看了看，老茧的边缘有一点点发红，像是被磨破了皮。她用拇指按了一下，不疼，只是有点麻。

手机又响了。她以为是赵敏，拿起来一看，是林砚。

“你还在深圳吗？”

她回：“在。刚到家。”

林砚：“我下周可能去趟广州，做一个调研。顺路的话，去深圳找你。有些数据想当面聊。”

陈禾看着“当面聊”三个字。上次在铁岭见面，他们在登记处门口吵了一架。也不算吵，就是各自说了各自的观点，谁也没说服谁。后来在火车站，林砚递给她一份田野笔记，说“给你的”。她收下了，但一直没看。现在那份笔记还在她床头柜的抽屉里，用牛皮纸信封装着，没拆封。

她打字：“你来吧。不过我最近很忙，可能没多少时间。”

林砚：“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见。”

她回了一个“好”。然后把手机扔在沙发上，起身去洗澡。卫生间很小，淋浴的水压很低，水从头顶流下来，温温吞吞的。她站在水下，闭着眼，热水淌过脸和脖子，淌过肩膀和后背。她想起今天盖过的那些章。每一个章都代表一段关系被写进了制度里。可制度能保证什么？保证两个人不会分开？还是保证分开的时候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她不知道。

洗完澡出来，她换了件旧T恤当睡衣，坐到床边。床头柜的抽屉半开着，那个牛皮纸信封露出一角。她伸手把它抽出来，放在膝盖上。信封上用黑色签字笔写着“田野笔记·林庄”，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她翻到背面，封口处贴了一张小小的透明胶带，已经有点发黄了。

她撕开胶带，抽出里面的纸。是一沓打印稿，二十几页，双面打印，边角有林砚用红笔做的批注。她翻到第一页，标题是《林庄婚姻形态调查（初稿）》。下面有一行小字：“田野时间：2008年1月—6月。调查对象：林庄常住人口中已婚者及离异者共四十七户。”

她继续翻。第二页是一段访谈记录。受访者编号A07，男，五十二岁，务农。访谈摘录：

“问：您和您爱人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答：媒人介绍的。那时候哪有什么认识不认识，见了面，觉得不讨厌，就定下来了。”

“问：您觉得婚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搭班子过日子。你出力，我出力，把日子过下去。”

陈禾的手指在这段话上停了一下。“搭班子过日子。”她想起自己的父母。陈广田和吴玉莲。她爸是村会计，一辈子精打细算，连家里的盐罐子放在哪都有讲究。她妈是地里刨食的，话不多，但手脚麻利。两个人过了三十多年，从来没说过“爱”字，但也没红过脸。她小时候问过她妈：“妈，你跟我爸是怎么好上的？”她妈正在灶台前烧火，头也没抬，说：“什么好不好的，就是过日子。”

她当时觉得这话太寡淡了。现在三十多岁了，再回头看，又觉得那话里有某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像一碗白粥，没味道，但能填饱肚子。

她合上笔记，放回信封里。然后关了灯，躺下。窗外有风，吹着楼下那棵榕树的叶子，沙沙地响。她闭上眼，眼前还是那些红色的东西——红墙、红证、红印章。还有那对新人接吻时的笑脸。以及赵敏说的那个在窗口哭的女人。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闹钟响了。她起来洗漱，穿好衣服，出门。楼下早餐店的老板娘已经在蒸肠粉了，看见她就喊：“陈小姐，今天还忙不忙？”

她说：“应该还忙。”

老板娘递给她一盒肠粉，说：“多吃点，有力气干活。”

她接过肠粉，说了声谢谢。走到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把肠粉吃了。酱汁有点咸，但肠粉很滑，热乎乎的。她吃完把盒子扔进垃圾桶，上了车。

到登记处的时候是七点四十。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她看了一眼，比昨天还长。队伍里有人举着伞，有人拿着小板凳，有人抱着孩子。她绕过队伍，从侧门进去。大厅里已经开了灯，红色的背景墙亮堂堂的。同事李姐正在擦桌子，看见她就说：“小陈来了？今天预约的有六百多对，做好心理准备。”

陈禾把包放在工位上，拿出印章和印台，摆好。然后坐下来，打开电脑，登录系统。屏幕上跳出一行字：“今日预约：612对。”

她看着这个数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昨晚的，已经凉了。

八点整，大门打开。人群涌进来。

“你好，请把材料给我。”

“身份证、户口本、照片，都带了吗？”

“在这里签字。”

“恭喜。”

她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声音越来越平，越来越快。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收材料，核对，盖章，递出去。收材料，核对，盖章，递出去。中间偶尔会停一下，因为打印机卡纸了，或者系统卡顿了。但大部分时候，那条流水线是顺畅的。

到了中午，她看了一眼计数器：三百四十七对。还有二百六十五对。

盒饭送来了，她坐在工位上吃。米饭是夹生的，菜是青椒炒肉，肉很少。她吃了几口就放下了。右手食指的关节又开始发烫。她低头看了看，老茧旁边起了一个小小的水泡。她没管它，继续干活。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窗口来了一个女孩。二十出头，穿着一条白裙子，头发扎得很高。她一个人来的，手里拿着材料。

陈禾接过材料，翻了翻。男方没来。她抬起头，说：“你先生呢？”

女孩说：“他在外面停车。”

陈禾说：“那得等他进来才能办。”

女孩点了点头，退到旁边。陈禾继续叫号。下一个，再下一个。过了大概十分钟，女孩又过来了，身后跟着一个男的，穿着T恤和短裤，头发有点乱。男的脸色不太好，进来之后一直没说话。

陈禾把材料接过来，核对。男方的身份证是外地的，户口本上只有他一个人。她问：“你们是在深圳工作吗？”

女孩说：“是，我来深圳三年了，他刚来半年。”

陈禾点了点头，继续核对。填表的时候，男方一直没动笔。女孩推了他一下，说：“你签啊。”

男的拿起笔，签了。字迹很潦草，最后一笔几乎划出了格子。

陈禾盖下印章。红色的印泥在纸上洇开，圆圆的，很饱满。她把两本结婚证递出去。女孩接过去，笑了一下，梨涡很浅。男的没笑，把结婚证塞进裤兜里，转身就往外走。女孩愣了一下，追了上去。

陈禾看着他们的背影。男的走得很快，女孩在后面小跑着，白裙子被风吹起来，像一片纸。

她低下头，继续叫下一个号。

傍晚六点多的时候，大厅里的人终于少了一些。陈禾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和肩膀。李姐走过来说：“小陈，你去隔壁办公室把今天的材料交了，顺便歇一会儿。”

她拿起桌上的文件夹，往隔壁走。走廊里很安静，和大厅的喧闹隔着一道门。她推开办公室的门，里面有三台电脑，两台开着。赵敏坐在一台电脑前面，正在打字。

“陈姐，材料放这儿吧。”赵敏头也没抬。

陈禾把文件夹放在桌上，走到饮水机旁边接水。水是温的，她喝了两口，靠在墙上。赵敏还在打字，键盘敲得很快，噼里啪啦的。

“你在弄什么？”陈禾问。

“离婚预约的排期表。”赵敏说，“今天又加了二十几个，排到十二月了。”

陈禾端着水杯走过去，站在赵敏身后。屏幕上是一张表格，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日期。她扫了一眼，看到了“十一月十七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一直往下拉，最下面一行是“十二月三十一日”。

“这么多？”陈禾说。

“是啊，”赵敏叹了口气，“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离婚预约突然多了很多。李姐说可能是奥运期间结婚的人多，连带离婚咨询也多了。”

陈禾没说话。她看着屏幕上那些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日期，一个时间段。她忽然想起昨天写的那三个字——“三个月”。原来三个月只是开始。后面还有四个月，五个月。

“对了陈姐，”赵敏转过椅子看着她，“你昨天写的那个日志，我看到了。”

陈禾愣了一下：“哪个？”

“就是那行字，‘这些人里有多少能撑过五年’。”赵敏说，“我看到了。你写在页脚，没关日志本。”

陈禾沉默了一会儿。

赵敏说：“陈姐，你是不是太累了？李姐说你最近状态不太好。”

“没有，”陈禾说，“就是随便写的。”

“那就好。”赵敏转回去继续打字，“不过说真的，我有时候也觉得，这些人结得这么急，以后会不会……”

她没说完，摇了摇头，继续敲键盘。

陈禾把水杯放在桌上，拿起文件夹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赵敏的电脑屏幕。那张表格还亮着，密密麻麻的日期和名字，像一张网。

她回到大厅，重新坐到工位上。窗口外面还有十几对在排队。她拿起印章，在印台上按了一下。红色的印泥很厚，印章底部的字被填得满满的。

“你好，请把材料给我。”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平，很稳。像一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