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扬镳

陈禾把台灯往左挪了两寸。

光晕从桌角那摞手写调查表上移开，落在她面前摊开的汇总表上。表格是村委会的旧台账翻过来用的，背面还印着2003年的粮食直补名单，蓝色圆珠笔的字迹被汗洇开过，有些地方模糊成一团。禾坪村的夜比深圳来得早，也来得重。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贴在玻璃上，风一吹，影子就晃，像有人在外面来回踱步。

她手里的圆珠笔在“已婚男性总数”那一栏下面画了一道横线，又在旁边写下“配偶长期失联/未归/另组家庭”几个字。然后开始数。

第一页，四十七户。

她逐行看下去。曾庆福，四十二岁，妻子在东莞，三年没回来过，电话打不通。曾繁林，三十八岁，妻子跟人跑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他在镇上开摩的。曾宪平，五十一岁，妻子在县城给人做保姆，逢年过节回来住两天，算不算失联？陈禾在这行犹豫了一下，在备注栏打了个问号。继续往下。

第二页。

曾祥德，妻子贵州人，嫁过来第二年就跑了，没办离婚，也没迁户口。曾路生，妻子在深圳龙华，跟别人过了，两个孩子扔给爷爷奶奶。曾小军，妻子在浙江，五年没回，去年寄回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签了字，人没出现。

第三页。

第四页。

陈禾的手指在纸面上移动的速度越来越慢。有些名字她认识，小时候在村里上学，同一个班。曾庆福比她高两届，那时候全校就三十几个人，一到六年级全在一间教室里上课，老师轮流给各年级讲课。曾庆福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总爱拿小刀在课桌上刻字，被老师打过手心。现在那张课桌还在不在？

她停下来，把笔搁在表格上，指关节抵住眼眶。台灯的光从指缝漏进来，红色的，像闭着眼对着太阳。

汇总表上已经写满了她统计的数字。禾坪村在册已婚男性，一百四十七人。其中配偶长期不在身边、无法联系或已明确另组家庭的，四十九人。她用笔尖点着这个数字，四十九除以一百四十七，百分之三十三点三。

三分之一。

她靠到椅背上，椅子是村委会办公室那把老藤椅，坐上去就吱呀响，靠背的藤条断了两根，硌着后背。桌上的搪瓷杯里泡着茶，早就凉了，杯壁上一圈茶渍。她端起来喝了一口，苦涩的凉茶顺着喉咙下去，胃里一阵紧缩。

这些数字不是数字。曾庆福的女儿今年中考，考了全镇第三，她妈在东莞的电子厂，三年没打过一次电话回来。曾繁林的女儿七岁，上次见她爸是在镇上的法庭，她妈起诉离婚，曾繁林没请律师，自己去的，在法庭上只说了一句话：“她要走，我拦不住。”曾宪平的妻子在县城做保姆，照顾一个瘫痪老人，每个月挣三千二，寄回家两千，自己在城中村租一间月租三百五的房子。陈禾去她家走访那次，曾宪平在堂屋里坐着，电视开着，放的什么节目他没看，眼睛盯着墙上那张结婚照，照片里两个人穿着红衣服，笑得跟现在不是一个人似的。

“办了证也没用，人回不来。”曾宪平当时就这么说的。说完又补了一句，“她也不容易。”

陈禾把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就写在“曾宪平”名字旁边。那本笔记本是她在深圳买的，封面上印着一家咖啡馆的logo，纸张很好，写字不洇。现在笔记本快用完了，最后几页的边角卷起来，像被水泡过又晒干。

她重新拿起笔，开始整理案例摘要。每个案例都要有名字、年龄、婚姻状况、配偶去向、子女情况、本人态度。她写得很快，字迹比平时潦草，有些地方连自己都要辨认一下。写到第十七个案例时，手机震了一下。

林砚的消息：“报告写完了吗？”

她看了一眼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三分。他没有打电话，只发了消息。他们上次通话是三天前，那通电话打了不到两分钟就挂了，两边都在沉默。她知道他在等她的普查结果，他的算法需要真实数据来校准参数。她也知道，他可能已经猜到了结果不会好看。

她没有立刻回复，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屏幕的光从桌面上消失，办公室又只剩下台灯这一圈光晕。

继续写。

写到第二十三个案例时，她发现自己开始机械化了。名字、年龄、去向、子女、态度，像填表格。曾祥德的妻子跑了之后，他又找了一个，没领证，一起过了四年，生了两个孩子，去年那个女人也走了，理由和第一个一样：穷。陈禾在“备注”栏写下“事实重婚”，笔尖在“重”字上停了一下。这个词太重了，她划掉，改成“另组家庭”。

第二十七个案例。曾路生，三十四岁，妻子在深圳龙华，跟一个湖南人同居，两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在禾坪村上学。曾路生自己在东莞一个五金厂，每个月往家寄一千五。陈禾去年见过他一次，他回来过年，在村口小卖部买烟，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得发白。他看见陈禾，点了点头，没说话。陈禾问他妻子的事，他说：“她过她的，我过我的，孩子有饭吃就行。”语气像在说别人的事。

第三十一个案例。曾小军，四十五岁，妻子在浙江义乌，五年没回来。去年寄回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签了字，按了手印，让曾小军也签。曾小军没签。“签了，孩子归谁？”他对陈禾说这话时，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反复在指间转。“不签，她还是我老婆，孩子还有个妈。签了，就什么都没了。”

陈禾把这句话也写进了笔记本。写完之后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觉得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没溅起水花，直接沉了底。

第三十九个案例。第四十三个。第四十六个。

到第四十九个的时候，她停下来了。这个案例没有名字，只有一行字：“曾某某，男，约五十岁，妻子贵州籍，嫁入本村后第二年出走，至今未归，未办理离婚手续。本人不愿透露姓名，称‘没什么好说的’。”

这是她在村口遇到的一个人。那天下午她拿着表格挨家走访，走到村东头那排老房子前面时，看见一个男人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她走过去问情况，男人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浑浊，像蒙了一层灰。她说明来意，男人摆摆手，说：“你问别人去。”她再问，男人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写她走了就行，别的不用写。”

陈禾当时站在原地，看着他走远。那排老房子一共七间，五间门锁着，锁上都生了锈。剩下两间有人住，一间是那个男人的，一间是他弟弟的。弟弟一家三口，孩子上小学，妻子在镇上超市做收银员，每天骑电动车来回。弟弟说，哥哥以前在福建打工，后来不去了，就在家种那几亩地，种什么亏什么，去年种烟叶，赔了两万。“人走了，他就这样了。”弟弟说这话时，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隔壁听见。

陈禾把这个没有名字的案例编为第四十九号。在“本人态度”一栏，她写了四个字：“拒绝沟通。”写完把笔放下，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禾坪村的夜很黑，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几户人家的窗户亮着黄光，像散落在山坳里的几粒米。空气里有柴火灶的味道，混着田埂上烧秸秆的烟。她推开窗，冷空气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表格哗哗响。她按住纸，站在窗前吸了几口气。

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在她脑子里转。她想起在深圳龙华登记处的时候，一天办过五百多对结婚，也一天办过一百多对离婚。那时候她觉得自己见多了，觉得婚姻的脆弱是城市病，是年轻人冲动，是房子车子彩礼闹的。现在她站在禾坪村的夜里，才明白另一种脆弱。这种脆弱不吵不闹，没有眼泪，没有争吵，甚至没有怨恨。它只是慢慢地、无声地断裂，像一根晾在屋檐下的麻绳，风吹日晒，从里面开始烂，外面看着还是完整的。等到有一天你伸手去拽，它就断了。

她回到桌前，把散开的表格重新码好。四十九份案例摘要，一百四十七人的汇总数据，还有一本写满了批注的笔记本。她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口处用胶水粘牢，又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禾坪村婚姻状况普查报告（内部参考）。”

写完这几个字，她盯着“内部参考”四个字看了很久。她知道这份报告交上去会怎样。省民政厅会收到，可能会转给某个处室，某个处室可能会写一份简报，简报可能会在某次会议上被提一句。然后呢？然后可能就没有然后了。但她还是要交。这些数据不能只留在她的笔记本里，不能只留在禾坪村这间漏风的办公室里。它们得去一个更大的地方，哪怕只是被归档，哪怕只是被某个人看一眼。

她拿起手机，给林砚回了消息：“写完了。明天寄。”

发完之后她把手机装进口袋，关了台灯。办公室一下子黑了，只有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还贴在玻璃上。她摸黑走到门口，拉开门，外面的夜风灌进来，带着稻田里潮湿的泥腥味。她站在门槛上，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桌子。台灯灭了，但灯罩还留着一圈余温，在黑暗里几乎看不见。

她锁了门，往住处走。村委会到住处的路是一条土路，两边是水田，青蛙叫得正响。她走得慢，手插在外套口袋里，指尖碰到那张手机屏幕的边缘。屏幕上有一条新消息，是林砚回的，两个字：“收到。”

她没有再回。

走到住处门口时，她看见隔壁曾宪平家的灯还亮着。窗户纸上映出一个人的影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站了一会儿，然后推门进了自己那间屋。屋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墙角放着一个塑料桶，接屋顶漏下来的水，滴答滴答，节奏很稳。她没开灯，摸黑坐到床沿上，把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膝盖上，用手掌压了压。纸袋里的表格沙沙响了一声。

她想，明天寄出去之后，这件事就结束了。普查结束，报告上交，她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是别人的事。

但她知道，有些事不会结束。曾庆福的女儿还在等中考成绩，曾繁林的女儿还在等妈妈回来，曾宪平还在看那张结婚照，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男人还在墙根底下晒太阳。这些事不会因为一份报告就改变。她只是把它们的影子描下来了，描在一张纸上，寄到某个办公室里。那张纸会躺在某个文件柜里，和无数张纸躺在一起。也许有一天会被翻出来，也许永远不会。

她躺下来，没脱衣服，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水渍的形状像一棵树，枝丫朝四面八方伸出去。她想起小时候在禾坪村外婆家，外婆家屋顶也漏水，外婆用脸盆接，她趴在盆边看水滴落下来，一圈一圈的涟漪。那时候她觉得水是活的，会开花。

现在她听见塑料桶里的滴答声，觉得那声音像钟。每一滴都在数。数到什么时候？她不知道。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硬，硌脸。但她没动。窗外青蛙叫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陈禾去了镇上的邮局。邮局在镇中心那条街上，旁边是供销社改的超市，门口摆着两排塑料凳子，几个老人在那里下棋。她把档案袋递给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对方看了一眼地址，又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称了重，贴了邮票，扔进身后的筐里。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陈禾走出邮局，站在台阶上。太阳刚升起来，照在对面超市的招牌上，不锈钢字反着光。她眯了眯眼，掏出手机，翻到那张凌晨三点离婚排队的截图。那是她在禾坪村普查期间收到的，深圳龙华登记处的同事发来的，说最近离婚预约排到了三个月后，有人凌晨三点就去排队。截图上是一条长长的队伍，从登记处门口一直排到马路边，天还没亮，路灯照着那些人的后脑勺，一排一排，像一片沉默的庄稼。

她把截图放大，看那些人的脸。模糊，看不清表情。但她知道那些表情。她在窗口后面看了七年，什么样的表情都见过。麻木的、愤怒的、解脱的、不甘的。排在最前面的那个女人，穿着红色外套，低着头看手机，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陈禾盯着她看了很久，觉得那个姿势很像一个人。像谁呢？她想不起来。

她收起手机，走下邮局台阶。镇上的早市已经开了，卖菜的摊子摆在路边，青菜上还带着露水。一个卖豆腐的老头推着三轮车经过，车上的喇叭反复喊着一句话，口音太重，她只听清了“豆腐”两个字。她站在路边，看着早市上的人来来往往，突然觉得这个小镇和深圳、和禾坪村、和所有她待过的地方都连在一起了。那些在深圳凌晨三点排队离婚的人，和禾坪村那些配偶失联的已婚男人，和镇上这个卖豆腐的老头，和那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墙根男人，他们都在同一张网里。这张网破了，但没人知道怎么补。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炸油条的味道和柴油车的尾气。她转身往车站走，准备回深圳。走到车站门口时，手机响了。是林砚。

她接起来，没说话。

“你寄了？”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里有翻纸的声音。

“寄了。”

“我今天有个会。”他说，“缘算的中期会。”

“嗯。”

电话里安静了几秒。她听见他那边有人敲门，他捂了一下话筒，说了句“进来”。然后他又回到线上：“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好。”

挂了电话，她站在车站门口，看着一辆中巴车进站，车门打开，下来几个人，又上去几个人。她跟着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邮局的方向。那个绿色的招牌在早市的烟火气里越来越小，最后被一栋新盖的楼房挡住了。她转回头，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很凉，车的震动从引擎传上来，一直传到她的牙齿。

车上了高速，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她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那张汇总表。四十九除以一百四十七，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这个数字在她眼前转，转成了一团模糊的灰。

她睡着了。梦里她还在填表格，一张接一张，永远填不完。

林砚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玻璃和桌面碰出清脆的一声。

会议室在十七楼，落地窗朝南，能看见半个上海。投影仪已经关了，幕布卷上去，白墙上只剩一个淡淡的方框印子。长条会议桌上散着几份打印材料，最上面一份的页眉印着“缘算·婚姻稳定性预测模型·中期评估”。他翻到第二页，那张权重图还在——柱状图从左到右排列，最高的那根叫“用户付费意愿”，权重零点三一。第二根叫“活跃时长”，零点二二。他当初设计的“情感互动质量”排在第七位，权重零点零四。

他把那页纸对折，再对折，塞进西装内袋。

会议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进来的是法务部的周秉义，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中段，领带松着。

“还没走？”周秉义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没打开。

“坐一会儿。”

周秉义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两秒。“会上你说的那些，我理解。但合同第六款第三条，你回去再看一遍。乙方不得以学术伦理为由单方面中止交付，否则视为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的后果是什么？”

“前期研发投入全额返还，外加合同总额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周秉义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菜单，“我算过了，大概七百多万。”

林砚没说话。

“你当时签的时候，没看这一条？”

“看了。”

“那为什么还签？”

林砚把目光从周秉义脸上移开，落在桌面上那圈咖啡渍上。渍痕已经干了，边缘深中间浅，像某种干涸的湖。

“因为当时我以为能控制。”

周秉义没有接话。他把牛皮纸文件夹打开，抽出两页纸，转了个方向推过来。林砚看到那是合同附件的复印件，第六条用黄色荧光笔划过，纸角被翻得起了毛边。

“我理解你的立场，”周秉义说，“但法务部的职责不是理解立场，是控制风险。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继续交付，或者准备应诉。”

“没有第三个？”

“有。你去跟方若谷谈。她如果愿意修改产品方向，合同可以走变更流程。”周秉义站起来，把文件夹合上，“但据我所知，方若谷昨天已经跟投资方开了电话会，下个季度的KPI里，‘付费转化率’是唯一一个权重超过零点三的指标。”

他把“零点三”三个字咬得很清楚。

林砚想起那张权重图。付费意愿，零点三一。

周秉义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没有回头。“林砚，我经手的合同里，学术背景的人违约，你是第二个。第一个赔了四百多万，现在在一家中学教书。”

门关上了。

会议室重新安静下来。投影仪的风扇还在转，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像一只困在铁盒子里的蜜蜂。林砚坐在椅子上没动。皮革坐垫被他焐热了，后背却发凉。

他拿出手机。

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来自陈禾，发送时间是下午四点十七分。只有一行字：普查报告初稿完成了，有些数据你可能想看。后面附了一张照片。

他没有点开。

手机锁屏，又亮起来。锁屏界面是一张照片，去年秋天在禾坪村拍的——晒谷场上铺满了金黄的稻谷，陈禾蹲在边上，手里捏着一穗稻子，正对着镜头说什么。阳光很烈，她眯着眼。他记得她当时说的是：“你看，每一粒都长得不一样，但算法只会把它们归成一类。”

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窗外的上海正在暗下来。环球金融中心顶端的灯光已经亮了，像一根竖着的荧光灯管。远处的高架上车流缓慢移动，车灯连成两条反向的河流。林砚站起来，走到窗边。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比实际年龄显老，眼窝陷下去，嘴角往下压。

他想起签合同那天。

方若谷把笔递过来，说：“林教授，学术和商业不是对立的。你提供理论框架，我们提供落地场景。这是双赢。”

他当时问了一句：“如果落地场景要求修改核心变量呢？”

方若谷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像羽毛落在水面上。“核心变量是学术概念。商业上，我们叫它‘关键驱动因子’。换个名字，本质不变。”

他信了。或者说，他想信。

他回到桌前，拿起手机，点开了那个文件。

是PDF，四十七页。目录页之后，第一部分是“禾坪村劳动力结构变化（2019—2024）”。他一页页往下翻，图表做得规整，柱状图、折线图、散点图，配色是陈禾一贯的风格——灰蓝主调，重点数据用赭红标出，不刺眼，但让人没法忽略。

翻到第十九页，他停住了。

是一张交叉分析表。横轴是“外出务工年限”，纵轴是“土地流转意愿”。数据本身没什么异常，异常的是表格下方的注释：“注：本组样本中，有17.3%的受访者在2023年后出现‘回流’现象，与前期问卷中‘永久性离乡’的表述存在显著偏差。偏差原因待查。”

十七点三。他记得这个数字。去年年底，方若谷的团队做用户画像时，也用过这个比例——他们把“回流人群”标注为“低价值用户”，因为“付费意愿低于基准线零点零四”。当时他觉得这只是商业分类，没什么问题。

现在他盯着陈禾的注释，“偏差原因待查”六个字像针尖一样扎在纸上。

他拨了陈禾的电话。

响了三声，接通了。背景里有风声，还有远处什么东西在响，像是拖拉机，又像是水泵。她大概在村里。

“你看到照片了吗？”她问。

“看到了。第十九页那个注释。”

“嗯。”

沉默了几秒。他听见她换了个地方，风声小了，应该是进了屋。

“林砚，”她说，“我打电话给你，不是来吵架的。”

“我知道。”

“那个十七点三，我查了原始问卷。有二十三个人，去年春天填的是‘打算留在城里’，去年秋天回访时改成了‘想回去’。中间隔了六个月。六个月里，他们的务工工厂关了两家，剩下那家把时薪从二十三降到十七。”

她停了一下。

“你那边拿到的数据，是不是把这些人的付费意愿算成了‘零’？”

林砚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方若谷团队的数据清洗规则：连续三个月无付费行为，自动归入“沉默用户”，权重系数零点零二。那二十三个人，在商业模型里，约等于不存在。

“是。”他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合同已经签了。产品方向是投资方定的，我改不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他以为她挂了。

“陈禾？”

“我在。”她的声音很平，“林砚，我认识你八年。你写第一版算法的时候跟我说，你想让数据说话，不是让数据替人说话。你还记得吗？”

他记得。那是2017年，在北大一间地下室里，服务器嗡嗡响，他指着屏幕上一行行代码说这句话时，陈禾正在旁边啃一个凉了的包子。她当时点了点头，说：“那你得保证，说话的是人，不是数字。”

“我记得。”他说。

“那你现在做的事，是让数据替那二十三个人说话，还是替方若谷说话？”

这句话落下来，像一颗石子砸进水面。他想反驳，想说商业逻辑、合同义务、投资方压力，但这些词到了嘴边，全变得很轻，轻得像方若谷当初那个羽毛一样的笑容。

“陈禾，你有没有想过，”他终于开口，“如果我不签这个合同，这个模型就落不了地。落不了地，就永远只是论文里的一张图。那二十三个人，连被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被谁看见？”她问，“被方若谷的KPI看见？被投资人的季度报表看见？”

“被市场看见。被愿意为这个模型付费的人看见。”

“然后呢？他们付费之后，那二十三个人的‘回流意愿’就变成了‘沉默用户’，权重零点零二。林砚，这不叫被看见。这叫被分类，然后被扔掉。”

林砚把手机从左耳换到右耳，屏幕上的通话计时还在跳。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还有办公室空调出风口的低鸣。窗外是晚上十点多的中关村，几栋写字楼的灯还亮着，像一排没关严的抽屉。

“陈禾，”他说，“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没想让你怎么做。”她的声音没有起伏，“我只是把原始问卷发你邮箱了。你自己看。”

他点开邮箱，刷新。一封没有正文的邮件，附件是一个Excel表，文件名是一串日期。他下载，打开。二十三行，每一行都有编号、年龄、务工城市、工厂名称、第一次填答时间、第二次填答时间，以及一段手写转录的备注。最后三列，是陈禾自己加的：关厂时间、降薪幅度、回访时的原话。

他往下翻。第十九行，一个叫周德顺的男人，四十七岁，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做了六年。去年三月填的是“打算留在城里，孩子在这边上初中”。去年九月改成“想回去，厂子倒了，找不到活”。备注栏里，陈禾用灰色小字打了一行：回访时他说，其实想留，但留不起。

林砚盯着“留不起”三个字看了很久。他想起方若谷在路演时说的那句话——“我们要找的是有付费意愿的高净值回流人群”。当时他觉得这个表述没问题，商业模型需要精准定位。现在这三个字横在屏幕上，像一根刺。

“我看完了。”他说。

“嗯。”

“这二十三个人，不在我们目标用户画像里。”

“我知道。”

“所以从产品逻辑上，他们确实不会被优先考虑。”

“我知道。”

“但——”

他停住了。那个“但”后面，他本来想说“但我可以试着在下一版模型里加一个修正系数”，或者“我可以跟方若谷谈谈，看能不能单独做一个公益模块”。这些话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又被他咽回去。因为他忽然意识到，陈禾要的不是这些。

“但你什么？”她问。

“但我不知道这个修正系数该加在哪里。”他说的是实话，“如果加在付费意愿预测里，会拉低整体模型的准确率。投资方看的是AUC，是转化率，是——”

“林砚。”她打断他，“你不用跟我解释模型。”

“那你要我解释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你解释。”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点波动，很轻，像纸被风吹了一下，“我打这个电话，就是想确认一件事。”

“什么事？”

“确认你还是不是那个说‘让数据说话，不是让数据替人说话’的人。”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林砚听见她那边有杯子碰桌面的声音，很轻，像是不小心碰倒的。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像是她在收拾什么东西。

“陈禾。”

“嗯。”

“那二十三个人里，还有几个能联系上？”他问。

陈禾那边停了一下，像是在翻什么东西。“十九个。另外四个，一个换了号，两个停机，一个家属接的，说人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三个字她说得很平，像在念表格里的一格。林砚没有追问是哪种不在。他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要把这些整理成表：表格是冷的，冷的东西才能放到屏幕上，才能发给他。

“把十九个人的联系方式发我。”

“你要干什么？”

“不知道。”他说，“先存着。”

陈禾没有立刻答应。他听见她敲了两下键盘，又停下。“林砚，有件事我得先说清楚。我不是要你放弃项目。你那个模型有你的道理，方若谷要融资也有他的道理。我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不想让这份表最后只变成我一个人的东西。”她说，“我整理它的时候，越整理越觉得，这些人被填进问卷的时候是一个数字，被写进报告的时候是一个案例，等到厂子倒了、人走了，就什么都不是了。连‘留不起’这三个字，都是我在回访录音里一句一句抠出来的，他们自己不会这么说。”

林砚把手机从左耳换到右耳。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楼下的路灯一盏一盏亮着。

“方若谷知道这份表吗？”

“不知道。”陈禾说，“我没给他。给了也没用，他只会问我能不能做成一个故事放进BP里。”

“那你为什么给我？”

“因为你是做模型的。”她说，“模型是你写的，规则是你定的。我不懂那些系数，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一个模型从头到尾都没见过这二十三个人长什么样，它凭什么替他们做决定？”

这句话落下来。他想起路演那天，方若谷站在投影前的手指。台下点头的人。

“我明天去一趟东莞。”他说。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去干什么？”

“不知道。”他还是这三个字，“先去看看。”

“看什么？厂子都关了。”

“看看人还在不在。”

陈禾没有拦他。她只是把十九个联系人的信息发到了他的邮箱。“第十九行那个人，周德顺，在老家一个镇上。他儿子还在东莞读书。每个月坐三个小时大巴去看一次。”

林砚握着手机：“你怎么知道？”

“回访的时候他说的。”她停顿了一下，“没打进表里。”

林砚忽然想起：“你回访了多少人？”

“二十三个。全部。”

沉默在电话线里蔓延。

他想起这四个月里陈禾在会议室的样子。面无表情地汇报数据、访谈记录、竞品分析。

没有人问过她周末去了哪里。

方若谷夸过她执行力强。

她当时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说。

林砚挂了电话。

打开邮箱。

存到周德顺那一行时，在备注里敲下四个字：留不起想留。

敲完盯着看了两秒。

没有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