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之外

键盘敲击声在凌晨一点十七分停下来的那一刻，林砚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对着同一组数据跑了七遍回归。屏幕上的曲线依然光滑得近乎傲慢，像一条被精心驯养的蛇，伏在坐标系的中央，把所有散点都解释成随机误差。

他把陈禾的普查笔记翻到第三十七页。圆珠笔字迹在屏幕蓝光下显得发灰，有几处被水渍晕开，像小小的灰色岛屿。禾坪村，四百六十二户，已婚男性七百八十九人，其中长期与配偶失联、未归或另组家庭者二百六十一人。这个数字他看过很多遍，但今晚它突然变得陌生——因为他第一次试图把它塞进模型。

鼠标的滚轮往下滑。模型输出的结论停在屏幕中央，一行加粗的黑字：建议强化婚姻登记审核流程，增设婚前法律效力告知环节，降低非正式婚姻关系的形成概率。

他把这行字读了三遍。

窗外是深圳大学城的后半夜。远处北环大道的车流声像一条不会干涸的河，偶尔有改装排气管的轰鸣撕开水面，又迅速被吞没。实验室角落那台服务器持续发出低频嗡鸣，和空调出风口的白噪音叠在一起，构成一种近似真空的寂静。林砚伸手去够桌角的保温杯，杯壁是凉的，他拧开盖子喝了一口，隔夜茶的涩味在舌根处散开。

强化审核。他想笑，但嘴角只动了一下。陈禾笔记里那些名字——那些在村口的石碾旁、在晒谷场的月光下、在缝纫机咯噔咯噔的声响里形成的婚姻，从来就不是“审核”出来的。他的模型把“制度被绕过”识别为风险因子，建议收紧阀门，但陈禾写下的那些案例里，恰恰是绕过制度的那部分在维系着某种更古老、更坚韧的秩序。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微信消息，来自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头像。

“我在深圳。明天有空见一面吗。有些东西想当面给你看。”

陈禾的头像还是那张照片——铁岭登记处门口的台阶，灰白色的水泥，角落里有一小片青苔。林砚盯着那片青苔看了五秒钟，然后回复：明天下午三点，南山区婚姻登记处旁边的咖啡馆。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扣在桌上。他重新看向屏幕上的模型界面，光标停在“运行”按钮上，手指搭在鼠标上，没有按下去。

咖啡馆开在婚姻登记处隔壁，这个位置本身就带着某种黑色幽默。林砚到的时候，陈禾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了。她面前摊着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是深蓝色的，边角磨得发白，像一块被反复搓洗的旧布。旁边放着一杯没怎么动过的美式，杯壁上的水珠已经凝成一道完整的水痕，顺着玻璃流到桌面上，洇湿了笔记本的一角。陈禾没有去擦。

她比上次见面瘦了。颧骨在侧光下显得更突出，头发剪短了，齐耳的长度，有几缕贴在耳后，像是刚洗过还没完全干透。身上那件灰色衬衫是新的，但领口处有一道浅浅的折痕，大概从行李箱里拿出来就直接穿上了。

“你来了。”陈禾抬头看他，没有寒暄，“坐。”

林砚在她对面坐下来。服务员过来，他点了一杯冰美式。陈禾把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推到他面前。纸页上是一张手绘的表格，铅笔画的线，有些地方被橡皮擦得起了毛。表格里填着密密麻麻的日期、姓名、备注。最右边一列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圈。

“这是我在禾坪村整理出来的，所有涉及‘事实婚姻’但无法登记或不愿登记的案例。”陈禾的手指顺着表格往下滑，停在其中一个红圈上，“你重点看这个。”

林砚低头。那一栏写着：王秀云，女，1957年生，丈夫李福生，1955年生。二人1982年按乡俗结婚，未登记。李福生2003年外出务工后失联，至今未归。王秀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照顾李福生父母至二老去世。现李福生父母遗留的宅基地确权，需要婚姻关系证明，但王秀云无法提供。

“她等了十年。”陈禾的声音很平，“不是等李福生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她等的是把李福生的名字从她家户口本上迁出去，好让她能把宅基地过户到自己名下。但迁户口需要婚姻关系证明，证明婚姻关系需要双方到场或法院判决。李福生找不到，法院判不了。她卡在这里，卡了十年。”

林砚的手指按在桌面上。咖啡馆里在放一首爵士乐，钢琴声细碎，像玻璃珠在木地板上滚。他注意到陈禾的手指划过纸面时，指甲边缘有一道细小的倒刺，被她无意识地用拇指去抠。

“我的模型建议强化审核。”他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低，“因为像王秀云这样的案例，在模型里被归类为‘非正式婚姻关系’，是风险因子。”

“风险因子。”陈禾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她端起那杯凉透的美式喝了一口，杯底碰到桌面时发出一声轻响。“林砚，你的模型能算出来，王秀云这十年里，每年春节去村委会问一次‘今年能办了吗’，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这种‘再等等’的心理成本，在你的模型里是正数还是负数？”

林砚没有回答。冰美式送来了，他拿起来喝了一口，冰块撞在牙齿上，一阵尖锐的凉意从口腔窜到太阳穴。

“还有这个。”陈禾又翻了一页。这一页贴着几张照片，是手机拍的，打印在A4纸上，颜色偏暗。照片里是一间老屋，土墙，木门，门槛被踩得凹下去一块。门前坐着一个老太太，穿着深色棉袄，手拢在袖子里，眼睛看着镜头，但目光似乎穿过了镜头。

“赵阿婆，八十三岁。丈夫去世二十年了，但她一直没去注销婚姻登记。每年还去登记处交一次‘婚姻状况确认表’。工作人员告诉她不用交了，她说‘交了心里踏实’。”陈禾的手指停在照片上老太太的眼睛位置，“她的婚姻在法律上已经终止了，但在她的生活里，那个‘已婚’的身份还在。你的模型怎么处理这种‘法律状态与心理状态分离’的情况？”

林砚把杯子放下来。杯底和桌面之间垫着一张纸巾，纸巾已经湿透了，杯底陷进去一个圆形的凹槽。他忽然想起母亲赵桂枝的缝纫机。踏板一上一下，针起针落，布料在针下移动，留下一条笔直的线。那种节奏是均匀的、重复的、可预测的——就像他的模型试图对婚姻做出的描述。但母亲缝衣服时，有时会突然停下来，把布料翻个面，用牙齿咬断线头，然后换一种针法。那个停顿不在任何节奏里，那个换针法不在任何预测中。

“我需要原始数据。”林砚说，“所有案例的完整记录，包括你说的这些‘无法量化’的部分。我需要重新跑一遍模型，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什么？”陈禾看着他，眼睛很黑，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能不能把这些案例转化成参数？林砚，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东西之所以无法量化，恰恰是因为它们不应该被量化？”

咖啡馆的空调出风口正对着他们这一桌。冷气吹在陈禾的头发上，几缕碎发轻轻晃动。她把笔记本合上，手掌压在封面上，像是怕里面的东西跑出来。

“我不是来跟你辩论的。”她说，“我是来告诉你，我下个月要把这份普查报告提交给省民政厅。我申请了一个试点方案——婚姻登记弹性化，包括婚前辅导、离婚冷静期分类管理、跨省通办，还有针对‘事实婚姻’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处理通道。”

林砚抬起头。陈禾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没有躲闪，声音里有一种他很少在她身上听到的笃定。那种笃定不是来自信心，更像是来自某种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平静。

“方案需要数据支撑。”陈禾继续说，“你的算法模型如果能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弹性化的登记制度不会降低婚姻稳定性，反而能减少‘事实离婚’带来的社会成本——那这个方案通过的概率会大很多。”

她停顿了一下，手指在笔记本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但前提是，你的模型得先承认自己算错了什么。”

林砚把冰美式喝完了。杯底只剩融化的冰水，淡而无味。他看向窗外，婚姻登记处的门口排着队。一对年轻男女站在队伍最前面，女孩手里攥着一个红色文件夹，男孩低头看手机，肩膀微微缩着。再往后，一个中年女人独自站着，手里只拿了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几张纸。她的表情很平静，像在等公交车。

“我需要三天。”林砚说。

陈禾点了点头，把笔记本推到他面前。

“拿着。所有案例都在里面。包括王秀云、赵阿婆，还有——”她的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当然，都是普查中遇到的普通村民案例。”

林砚的手悬在笔记本上方，没有立刻去接。封面上那道水渍已经干了，留下一圈浅褐色的印子，像树的年轮。

“好。”他接过笔记本。封面摸上去有些粗糙，像砂纸的背面。陈禾的手指从他手背上擦过去，温度比咖啡馆的冷气要高一些，但也就高那么一点。

回到实验室已经是晚上九点。林砚把陈禾的笔记本摊开在键盘旁边，开始分析他早已熟悉的那些手写记录。他重新设定了变量，把“登记状态”拆分成“法律登记状态”和“事实关系状态”两个维度，又把“时间”变量做了非线性处理。跑第一遍，模型收敛了，但拟合度从之前的0.87掉到了0.61。第二遍，他加了交互项，拟合度回到0.72，但出现了多重共线性。第三遍，他用了随机森林，变量重要性排序出来，“法律登记状态”排在第七位，前六位全是经济变量——人均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年收入、子女教育支出、老人赡养负担、住房条件。

“法律登记状态”的贡献度是3.2%。

林砚盯着那个数字。3.2%。他想起陈禾笔记里王秀云的故事。十年，每年去一次村委会，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那十年里，王秀云种地、养猪、供孩子上学、伺候老人。她的婚姻在法律上不存在，但在生活里从未缺席。他的模型给这个“不存在”的权重是3.2%。

他关掉随机森林，换成梯度提升树。结果差不多。再换成神经网络，跑了两百个epoch，拟合度上去了，但特征归因变得不可解释。他把所有结果导出到一个表格里，用不同颜色标注，红色代表“模型无法解释的残差”。表格里红色的部分占了将近一半。

凌晨两点四十分。实验室只剩这一盏灯。服务器风扇的低鸣和空调出风口的白噪音重叠在一起，像一种持续不断的耳鸣。林砚把陈禾笔记本里的案例一条一条抄进一个单独的文档里，手写输入，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王秀云。赵阿婆。陈广田——那位1949年生的村民，1974年与同村赵姓女子办酒席，未登记。1987年女方出走，未办离婚。2003年与邻村丧偶女子共同生活至今，未登记。2019年申请补办结婚登记，因前一段婚姻关系未解除，被拒。2021年再次申请，仍被拒。现与第二任伴侣分居两屋，共用厨房。还有林守田和赵桂枝——他的父母，1979年登记，登记表上赵桂枝的签名是林守田代签的，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女方称自愿。”

他敲完最后一条，保存。文档大小是47KB，纯文本。他盯着这个数字，忽然觉得它比那些跑了几百个epoch的模型结果都重。

手机震了一下。陈禾发来的微信，只有一句话：“方案评审会定在下周三。省厅那边，我可能连门都进不去。”

林砚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屏幕的光从边缘漏出来，在黑暗中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和昨晚一样。但昨晚他还没有翻开这本笔记。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深圳的夜是橙色的，地面的灯光反射到低云上，把天空染成一种暧昧的暖调。远处有栋楼的顶部亮着红色的航空障碍灯，一闪，一闪，像心跳。他想起陈禾在咖啡馆说的那句话——“有些东西之所以无法量化，恰恰是因为它们不应该被量化。”这句话在他的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停住了。

不对。不是“不应该”。是“无法”。他的模型之所以算不出王秀云那十年，不是因为数据不够，也不是因为算法不好，而是因为那十年里发生的事——每年去村委会问一次，每次被拒绝，然后回家继续过日子——这些事在因果链条上是断裂的、跳跃的、不连续的。他的模型只能处理连续变量和可编码的类别变量，但王秀云的十年是由三百六十五个“再等等”组成的，每一天都是独立的、不可归约的、无法被压缩成一个特征向量的。

他重新坐下来，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光标在左上角闪。他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他写下一行字：

“本模型无法处理非连续时间维度下的情感维持机制。”

然后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这行字如果出现在论文里，审稿人会说“缺乏理论依据”；如果出现在学术报告里，同行会说“需要进一步操作化”；如果出现在项目结题报告里，资助方会说“未达到预期成果”。但如果他什么都不说，这个模型就会被拿去支持一个收紧登记审核的政策建议，而王秀云们就会继续等下去。

凌晨四点零七分。他把那个空白文档保存为“模型边界说明_草稿”，然后关掉电脑。陈禾的笔记本还摊在桌上，翻到王秀云那一页。铅笔写的字在台灯下泛着微弱的银灰色光泽。他伸手把笔记本合上，封面那道水渍印子正好压在他的掌心里，触感粗糙，像某种提醒。

走出实验室的时候，走廊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他在黑暗里站了几秒钟，眼睛慢慢适应，看见走廊尽头安全出口标志的绿光。手机又震了一下。陈禾：“睡不着的话，可以看看我笔记最后几页。有张照片。”

他站在走廊里，借着安全出口标志的绿光，翻到笔记本最后。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是手机拍的，打印在普通A4纸上。照片里是一张旧登记表，纸面泛黄，边角卷起。表格里有一栏“婚姻状况”，填的是“已婚”，但旁边用圆珠笔打了个问号。问号后面有一行小字，是陈禾的笔迹：“2008年查询，系统显示已婚。2013年查询，系统显示已婚。2018年查询，系统显示已婚。但男方已失联十五年。”

照片下面还有一行字，也是陈禾写的，字迹比上面的要用力一些，笔尖几乎划破了纸面：

“系统里她一直是已婚。但在生活里，她早就是一个人了。”

林砚把照片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铅笔写的，很轻：

“林砚，你的模型会怎么定义她？”

走廊尽头的绿光在黑暗中持续亮着，像一只不眨的眼睛。他把照片夹回笔记本，合上，走出实验楼。外面在下小雨，雨丝很细，落在脸上几乎没有感觉，但路灯的光晕被晕开了，一圈一圈的，像水面上散开的涟漪。他走到停车场，拉开车门，坐进去，没有立刻发动。雨刮器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膜，透过挡风玻璃看出去，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而柔软。

他拿出手机，给陈禾回了一条消息：

“评审会之前，我把模型的问题整理出来给你。不一定是支持你的数据，但至少是一份诚实的说明。”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雨刮器划开挡风玻璃上的水膜，发出橡胶摩擦玻璃的闷响。一下，又一下。他想起母亲赵桂枝的缝纫机踏板，也是一下，又一下。但缝纫机的声音是清脆的，雨刮器的声音是沉闷的。他打开车载广播，电台在放一首老歌，旋律很熟悉，但想不起名字。他没有换台。

车驶出校园，汇入北环大道的车流。凌晨四点半的深圳，路上几乎没什么车，路灯一盏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在挡风玻璃上投下规律的光影。他忽然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在凌晨四点开车回家，而不是在实验室待到天亮。这个改变很小，小到几乎不构成一个事件。但方向变了。

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陈禾的回复，只有两个字：

“等你。”

他没有再看。雨刮器还在工作，一下，又一下。挡风玻璃上的水膜被划开又合上，划开又合上。前方的路在雨幕中延伸，路灯光晕一个接一个地扑过来，又退回去。他把空调出风口调高了一点，暖风从脚底升起来，吹在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上。手指还是凉的。

车停进小区地库时，雨已经小了一半。林砚在驾驶座上又坐了几分钟，雨刮器停了，挡风玻璃上残留的水珠把地库顶灯折射成一片碎光。他拿起副驾驶座上的手机，陈禾那句“等你”还停在屏幕上，时间戳显示是四十七分钟前。

他上楼，没有开灯，把电脑包放在餐桌上，拉开椅子坐下。合租室友的房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点暖光，但听不到声音。他打开笔记本，屏幕亮起来的瞬间，黑暗的客厅被切出一块长方形的冷白。

他重新审视陈禾的普查笔记，那些手写的记录是他分析的主要依据。他点开特殊案例文件夹里的扫描件，陈广田的案例——那位1949年生的村民，1974年与同村赵姓女子办酒席，未登记。1987年女方出走，未办离婚。2003年与邻村丧偶女子共同生活至今，未登记。2019年申请补办结婚登记，因前一段婚姻关系未解除，被拒。2021年再次申请，仍被拒。现与第二任伴侣分居两屋，共用厨房。这个案例与林守田同岁，但完全是另一个人。

他花了很多时间把笔记里的案例一条条编码，试图找到模型与现实之间的缝隙。模型依然把所有“制度外”的稳定关系都判定为高风险。他盯着拟合曲线和残差图，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数据量，而在于框架本身。

手机震了一下。陈禾的消息。

“数据跑出来了吗？”

他回：“跑出来了。有个问题。”

“说。”

“模型把所有‘制度外’的稳定关系都判定为高风险。换句话说，它认为不登记的婚姻必然不稳定。但你的数据里，恰恰是这些不登记的撑得最久。”

对方正在输入。那个提示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最后发过来的是：“这不是模型的问题。是模型背后那个假设的问题。”

林砚看着这句话。他想反驳，想说模型只是工具，假设是可以调整的。但他打了一行字又删掉了。他想起母亲赵桂枝的缝纫机。想起父亲林守田说的“搭班子过日子”。想起妹妹林苇说的“不婚”。这些都不在模型里。

他最终回了一句：“我明天去你办公室。带电脑。”

陈禾回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上午十点，林砚到了陈禾的单位。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栋老办公楼的三层。走廊里有一股旧纸张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陈禾的办公室很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靠墙一排铁皮档案柜，柜顶堆着牛皮纸档案盒，标签卷了边。

陈禾坐在靠窗的位置。她面前摊着一本硬壳登记册，封面是暗红色的，边角磨得发白。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你坐。”

林砚坐下。他把电脑打开，屏幕转向她。陈禾看了一眼那条拟合曲线，又看了一眼残差图。她的目光在屏幕上停了很久，然后低头翻面前的登记册。

“你看这个。”她翻到某一页，手指点在一个名字上。

林砚凑过去。名字是“周德福”，旁边有一行备注：“1998年与李秀兰办酒，未登记。2010年李秀兰出走。2013年申请与王玉梅登记，因前段关系未解除，退回。2015年再次申请，退回。2018年第三次申请，退回。”

名字旁边有铅笔写的“已核”，又被橡皮擦过，留下灰色的痕迹。再旁边，圆珠笔重新写了一个“已核”，日期是2023年11月。

“周德福今年七十三。”陈禾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工作日志。“李秀兰走的时候没办任何手续，他找了她三年，没找到。后来跟王玉梅一起过，到现在十一年了。两个人种了六亩地，养了二十只鸡。王玉梅有糖尿病，周德福每天骑电动车带她去镇上打针。”

她停了一下。手指还按在那个名字上。

“去年冬天他来申请登记。我跟他说，系统里显示你已婚，配偶李秀兰，无法办理新的结婚登记。他问我，那李秀兰在哪。我说系统里没有她的现住址。他说，那你们系统能不能改一下，就写她走了。我说不能，要有死亡证明或者离婚判决。”

“他后来来了三次。最后一次带了一袋花生，放在我桌上，说姑娘你帮帮忙。我没要花生，但我帮他把材料递上去了。还是退回来了。”

林砚看着登记册上那三个被划掉又重写的“已核”。纸页边缘有些发脆，翻动的时候能听到轻微的断裂声。空气里有旧纸的霉味，和一种更淡的、像是樟脑丸的气味。

“你的模型，”陈禾抬起头看他，“会怎么处理周德福？”

林砚把电脑转回来。他在脚本里输入“周德福”三个字，回车。屏幕上弹出一行结果：“匹配失败。原因：目标记录存在未解除的婚姻关系，数据不完整。”

他盯着那行字。风扇还在转，嗡嗡的，像一只困在盒子里的虫子。

“它能算出他每天骑电动车带老伴去打针吗？”陈禾问。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它能算出那袋花生值多少钱吗？它能算出他第三次来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吗？”

林砚没有回答。他把脚本关掉了。屏幕回到桌面，壁纸是他去年在学术会议上拍的一张合影，站在中间的是宋怀章，旁边是周秉义。照片里所有人都在笑。

“陈禾。”他开口。

“嗯。”

“这个模型不能用来支持你。”

陈禾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它的底层假设是婚姻的稳定性可以用登记状态来预测。你的数据证明这个假设不成立。如果我硬要调参数去拟合你的案例，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被扭曲的模型，解释不了任何东西，也预测不了任何东西。拿它去开会，只会给你添麻烦。”

陈禾把登记册合上。硬壳封面碰在桌面上，发出沉闷的一声。

“那你拿什么来支持我？”

林砚沉默了很久。窗外传来楼下食堂的排风机声，低沉的轰鸣，一阵一阵的。他想起昨晚在车里，雨刮器一下一下地划，划开又合上。他想起自己给陈禾发的那条消息——“至少是一份诚实的说明”。

“我拿我的名字。”他说。“我在会上公开说明这个模型处理不了你的数据。不是模型错了，是我的框架错了。如果你的方案需要专家背书，我的背书不是来自模型，是来自我承认模型有边界。”

陈禾没有马上回应。她站起来，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最下面一层抽屉。里面是一摞文件，用长尾夹夹着，封面手写着“弹性化试点方案（讨论稿）”。她抽出来，放在桌上。

“我下周三要去省厅开评审会。”她说。“方案已经递上去了。我本来想让你帮我用模型跑一个支持性结论，附在方案后面，增加说服力。”

她翻开方案，翻到第三页，指着一行字：“建议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事实婚姻关系，在双方自愿前提下，探索补办登记的绿色通道。”

“处长说，这个口子不能开。开了就是承认事实婚姻的合法性，等于变相鼓励不登记。”

林砚拿起方案翻了两页。字很密，行距窄，页边距只有一点五厘米。他注意到陈禾在“绿色通道”四个字下面用铅笔划了一道线，线很轻，像是怕被人看见。

“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打算去说。”陈禾把方案拿回去，重新放进抽屉。“说一次不行就再说。周德福七十三了，他等不了下一个十年。”

她关上抽屉，铁皮发出“哐”的一声。然后她转过来看着林砚，目光很直。

“你刚才说拿你的名字。你要想清楚。你在学术圈的名声，是你熬了这么多年熬出来的。你在会上公开说自己的模型有边界，宋怀章会怎么想？周秉义会怎么想？你的项目明年要结项，评审组看到你公开否定自己的框架，会怎么打分？”

林砚张了张嘴。他想说“无所谓”，但这个字太轻了。他想说“学术声誉可以重建”，但这句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他今年三十四岁，从读博到现在，十一年，所有东西都建立在这个模型上。宋怀章带他的时候说，小林，你这套东西要是做成了，能改变一个领域。周秉义给他批经费的时候说，林老师，我们等着看你的成果。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陈禾也没追问，只是把方案从抽屉里又拿出来，放在桌面上，用一支铅笔压住。铅笔是旧的，笔杆上有一道裂痕，缠着一圈透明胶带。她转身去档案柜顶层拿另一摞材料，林砚听到她踮脚时鞋底和铁皮柜摩擦的声音。

“你上次那个模型，”陈禾背对着他说，声音从档案柜方向传过来，闷闷的，“跑出来是什么结论？”

“建议强化登记审核。”

“强化审核。”她重复了一遍，像在嘴里嚼一颗沙子。“我普查的那个村，四十七个已婚男人，十六个老婆跑了。你让他们强化审核——审什么？审他们当初为什么没把结婚证烧了？”

林砚没接话。他打开电脑，把陈禾的普查笔记数据导进模型。数据是陈禾用最笨的办法一个一个问出来的，手写在表格里。林砚导入的时候，发现格式不对，变量名用的是中文，有些单元格里混了备注。他花了二十分钟清洗数据。屏幕上曲线出来了，光滑，漂亮，像一条被熨斗烫平的领带。

模型输出了一组相关系数。婚姻稳定性与登记完整度正相关，系数0.71。与“共同居住时长”正相关，0.65。与“子女数量”弱相关，0.23。林砚盯着那个0.71看了很久。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登记越规范的婚姻越稳定，逻辑上无懈可击。可陈禾普查的那十六个事实离婚案例，在模型里全部落在“登记完整”那一栏。他们的结婚证锁在抽屉里，纸没烂，人散了。

“陈禾。”

“嗯。”她还在翻档案柜，没回头。

“你那个村，登记完整度多少？”

“百分之百。”她说，“当年为了分地，家家户户都领了证。领证那天公社还放了一场电影，《甜蜜的事业》。”

林砚把鼠标从图表上移开。光标停在某个单元格上，显示一个叫周德福的案例。备注栏里写着：妻离家出走十二年，未办离婚，男方与另一女子共同生活八年，未登记。林砚点开详情，看到陈禾用红字标了一行：女方户口未迁出，男方无法再婚登记，女方亦无法在异地登记。

“这个人，”林砚指着屏幕，“你的方案里怎么处理的？”

陈禾终于转过身。她手里抱着一摞牛皮纸档案袋，额头上有一道灰印，大概是档案柜顶上的积尘。她走过来，弯下腰看了一眼屏幕，然后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纸，放在键盘旁边。

“周德福，七十三。他那个‘另一女子’叫王秀兰，六十八。两个人过了八年，王秀兰的儿子要接她去城里，她不去。她说她走了，周德福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林砚拿起那张纸。是一份手写的说明，周德福的笔迹，字很大，笔画哆嗦，有几个错别字。内容是说他和王秀兰“搭伙过日子”，自愿的，不图别的，就图有个照应。最后一行写：求政府给个名分，死了好埋一起。

“名分。”林砚把这两个字念出来。

陈禾的手指还点在笔记本上：“王秀兰的户口在邻省，前夫死了二十年，但她没去注销婚姻。要注销，得本人到原籍民政局，她腿不好，坐不了长途车。周德福这边呢，老婆跑了十二年，公告送达要满两年才能判离，他等不起。我算过，走完所有程序，最快也要三年。周德福今年七十三。”

林砚把那张纸放回桌上。纸很轻，但他的手落下去的时候，像是按在什么有分量的东西上。键盘旁边有一杯水，陈禾的，杯壁上印着“婚姻登记处”几个红字，字已经掉了一半。她端起来喝了一口，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很脆的一声。

“你的模型，”她看着屏幕上的曲线，“能算出周德福为什么不去找那个女人吗？他明明可以起诉离婚，公告送达，两年之后判了，他就能跟王秀兰登记。他不去。你知道为什么？”

林砚摇摇头。

“他怕。”陈禾说，“他怕上了法庭，法官问他老婆为什么跑，他说不出来。他怕村里人知道他被老婆扔了。他怕王秀兰的儿子觉得他占便宜。他怕的东西，你那个模型一个都算不出来。”

林砚把电脑合上了。风扇的声音突然消失，实验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远处那条主路上的车流声，轮胎碾过柏油，一阵一阵的，像潮水。

陈禾把牛皮纸档案袋推到林砚面前。袋口没封，露出里面一沓手写材料的边角，最上面那张盖着邻省某县民政局的公章，日期是上个月。

“周德福昨天又来了。”她说，“不过这回他不是来问名分。他问，如果王秀兰的儿子硬要把人接走，他能不能去法院告他。他不知道该告什么。”

林砚翻开那份材料。是陈禾替周德福写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草稿，被驳回了。驳回理由只有一行打印字：事实婚姻关系不适用现行登记条例。陈禾在旁边用铅笔写了一个问号，旁边又用红笔划掉，改成：那适用什么？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手机震了一下。屏幕亮起来，是学院科研秘书发来的链接，标题黑体加粗：学者林砚称“情感基础型婚姻离婚率更高”，建议废除婚姻登记制度。底下评论已经过万，最热一条写着：这种人研究什么婚姻，先把自己结一次试试。

林砚往下翻。断章取义的段落来自他三个月前一篇工作论文的讨论部分，原句是“以情感基础为唯一纽带的婚姻关系，在缺乏制度保障时呈现更高的解体率”。标题党把“缺乏制度保障”五个字吞了。

他抬头看陈禾。她也在看手机，脸色没变，但握着水杯的手指收紧了。杯壁上那行掉了一半的红字，现在只剩“登记处”三个字。

“你被挂了。”她说，“我这边也快了。今天上午处长找我谈话，说普查数据项目要压缩，我那个岗位——”

她没说完。林砚知道那个岗位是合同制，一年一签，下个月到期。

“我去发一个澄清。”他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