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城里的账本

甘肃省财政厅赈务处的卷宗里，夹着一页草稿纸。

纸是普通的毛边纸，横折对开，边缘已经发毛。纸上用铅笔写着几行数字，字迹潦草，看得出写的时候手很快。第一行：“每人每日需粮一斤。”第二行：“二十万人，日需粮十二万五千斤。”第三行：“每石一百五十斤，日需八百三十三石。”第四行：“每石价约四元，日需三千三百三十三元。”第五行：“一月，十万元。”

这五行的墨色较深，笔迹也重。下面另起一行，换了较轻的笔触：“寒衣，每件一元五角，十万人需十五万元。”又一行：“医药，二万元。”再一行：“棚舍材料，每户五角，四万户需二万元。”最后一行，数字被圈了起来：“合计，二十九万元。”

纸的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写在圈外，铅笔已经磨得很钝，字迹模糊：“省库现款，一万三千元。”

这张草稿纸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从纸的折痕和夹在卷宗里的位置判断，它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到清晨之间写的。写这张纸的人，面对的是民国九年冬天甘肃省库的账本。账本上的数字，和草稿纸上的数字，中间隔着一条无法用计算填平的沟。

甘肃省民国九年度岁入预算书，封面贴有“实支”白签。账册翻到“协饷”一栏。这一页的横栏列着各省应解款目：陕西，应解银十二万两；河南，应解银八万两；山西，应解银六万两；湖北，应解银五万两；江苏，应解银四万两；安徽，应解银三万两。每一项后面都有红笔批注。陕西欠解三十六个月。河南欠解二十八个月。山西欠解三十一个月。湖北欠解二十五个月。江苏欠解四十个月。安徽欠解三十三个月。红字密密匝匝，从纸面渗到纸背。

协饷制度起自前清。甘肃地瘠民贫，税源枯竭，朝廷指定东南各省每年拨解银两以维持西北军政开支。入民国后，制度名存实亡。民国八年，甘肃实收协饷不足额定的一成五。民国九年，截至十二月十六日，实收不到一成。

本省自征税目列在岁入项下。地丁银，年额约十八万两，民国八年实收十一万两。盐课，年额约六万两，实收四万二千两。茶课，年额约一万二千两，实收九千两。契税，年额约三万两，实收二万一千两。当税，年额约八千两，实收五千两。牙税，年额约九千两，实收六千两。旧税征收成本高，实收年年不足额。

撑住省库的是两项新税。烟亩罚款，年额约二十五万元。厘金，年额约十八万元。两项合计，占省库岁入六成以上。烟亩罚款即种鸦片的地亩税。甘肃自清末以来鸦片种植蔓延全省，省署无力禁止，转而抽税。每亩烟地年征银二元至五元不等。厘金是货物过境税，甘肃东西驿道上过境的皮毛、药材、茶叶、布匹均需抽厘。

岁出项下，第一笔是军费。陇东镇守使所部、陇南镇守使所部、宁夏护军使所部、西宁镇守使所部，加上省防军，各军额定饷项每月合计约需银十二万元。这是省库最大的开支，每月必须优先拨付。第二笔是行政费，省署各厅、各县公署薪俸和办公费，每月约需银四万元。第三笔是教育费，全省中小学堂和几所专门学堂经费，每月约需银八千元。第四笔是警务费、司法费、监狱费，每月合计约需银一万元。此外驿道维护费、电报线路维护费、渠工岁修费等，每月合计约需银一万五千元。

账册最后一页是“实支总表”。墨笔记载截至十二月中旬的各项支出实数。军费项下，十一月饷已发，十二月饷尚差四天到期。行政费项下，省署各厅薪俸发到十一月，十二月未拨。教育费项下，全省中小学堂经费欠三个月。驿道维护费，欠五个月。

表末一行铅笔小字：“库存现洋，一万三千元。”

这是省库里的现款。全省军政开支每月需要近二十万元。一万三千元，不足维持日常运转。

十二月十七日凌晨，财政厅厅长雷寿荣面前摊着这本账册。桌角搁着电报房送来的灾情报告。海原县知事钟文海发来的电报，经平凉电报局转发，凌晨两点十七分到兰州。电文很短：“海原本日戌时地大震，城垣倒塌，民房尽毁，人民死伤无算。恳速派员查勘，拨款赈济。”

“拨款赈济”四字，与账册上的“一万三千元”对照着看。

雷寿荣叫科员取来赈务处卷宗。赈务处是省署临时机构，不常设，只在有灾情时启动。民国八年甘肃部分地区遭旱灾，赈务处开过一次。档案封存在库房里，卷宗上落了一层灰。那次旱灾涉及十余县，灾民约三十万人。省署拨出赈款总计银一万二千元。其中省库直接拨出现款三千元，其余九千元从烟亩罚款项下预支，事后由北京政府核准报销。分摊到每个灾民头上，不足四分银。四分银，在民国八年的甘肃，可买两斤杂粮面。

雷寿荣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空白毛边纸，开始计算。他先写下“震区约十余县，灾民约十万人”。这是电报里估算的数字。他在这行字下面画一道横线，开始计算。

“每人每日需粮一斤，十万人每日需粮十万斤，合六百二十五石。每石麦价四元，每日需银二千五百元。若赈济一月，需银七万五千元。”

他停了一下，在“十万人”后面打了一个问号。海原一县平时人口约四万。加上固原、静宁、会宁、通渭、隆德各县，十余县人口总数可能在二十万以上。房屋倒塌严重，无家可归者比例会更高。他把“十万人”改成“十五万人”，重新计算。

“十五万人，每日需粮九百三十七石，值银三千七百五十元。一月需银十一万二千五百元。”

这只是粮食。冬季赈灾，寒衣是必需品。一件棉衣最低成本约银一元五角。十五万灾民中如有三分之一需要棉衣，即五万件，值银七万五千元。医药费至少需预备一万元。棚舍材料按每户灾民需银五角计算，约需银二万元。全部加起来，至少需要银二十万元。实际执行中，赈款从省库拨出经过各层转手，到达灾民手中时损耗往往在三成以上。省署拨款二十万元，灾民实际能得到的可能不足十四万元。

雷寿荣在草稿纸下方写下“二十万元”，旁边又写一行字：“省库现款，一万三千元。”

他搁下笔。

窗外传来脚步声。科员推门进来，送上一份刚从北京发来的电报。电报是财政部回给甘肃省署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地震发生前三个小时发出，内容与灾情无关。财政部回复的是甘肃省署十一月下旬呈报的一份请示，关于请求提前拨发民国十年上半年协饷的呈文。回电只有一句话：“库款支绌，所请碍难照准。”

雷寿荣把这份电报放在一边。北洋政府自袁世凯死后财政年年亏空。中央岁入主要靠关余和盐余两项，每年合计约四千万元。但中央政府军费、行政费、外债本息每年支出超过六千万元。缺口靠借内债和外债填补。到民国九年，北京政府积欠国内外债务已超过十亿元。各省向中央要钱，中央向各省要钱，两边都在空转。甘肃欠发军饷，军队向省署索饷；省署向中央催协饷，中央说库款支绌；中央指望各省解款，各省说自顾不暇。这是一个闭合的循环，每一环都在等上一环的钱。

雷寿荣翻开另一本账册——“甘肃省民国九年度临时支出预算书”。军费项下有一笔“冬防费”，预算银三万元，用于冬季各军换装和驻地修葺，原定十二月二十日拨出。行政费项下有一笔“年终加俸”，预算银一万二千元，用于省署各厅官员年终津贴，原定十二月底发放。教育费项下有一笔“寒假修缮费”，预算银五千元，用于省城各学堂寒假期间校舍维修。

他拿一张新草稿纸，重新排列这些数字。把“冬防费”三万元圈出来，旁边注“可暂挪”。把“年终加俸”一万二千元圈出来，同样注“可暂挪”。“寒假修缮费”五千元，也圈出来。三项合计四万七千元。加上省库现款一万三千元，总共可动用现款六万元。

他刚才算出的最低赈灾需求是二十万元。缺口十四万元。

雷寿荣翻到“烟亩罚款”一栏。这一页记载着全省各县鸦片种植亩数和应征罚款数额。海原县，烟地约一万二千亩，应征罚款二万四千元。固原县，烟地约一万五千亩，应征罚款三万元。静宁县，烟地约九千亩，应征罚款一万八千元。会宁县，烟地约七千亩，应征罚款一万四千元。这些数字是民国九年秋季核定的。秋季已征过一次，实收约六成。春季征收要到明年三月才开始。如果现在提前征收明年的烟亩罚款，海原、固原、静宁、会宁、通渭、隆德六个受灾最重的县合计烟地约六万亩，应征罚款约十二万元。按六成实收率计算，可收到约七万元。

七万元加上六万元，总计十三万元。还是不够。

凌晨四时，电报房又收到一封电报。平凉县知事报告，平凉城内房屋倒塌过半，死伤数百人。电报最后加了一句：“海原、固原消息不通，灾情恐更重。”

雷寿荣接过电报看完，放在账册上面。他重新翻开草稿纸，在“灾民约十五万人”上画一道线，改成“灾民约二十万人”。重新计算。

“二十万人，每日需粮一千二百五十石，值银五千元。一月需银十五万元。寒衣，按七万件计，值银十万零五千元。医药，二万元。棚舍材料，三万元。合计，三十万零五千元。”

省库能动的现款加上可暂挪的各项经费加上提前征收的烟亩罚款，合计约十三万元。缺口十七万五千元。这笔钱只能向北京政府要。

雷寿荣从抽屉里取出一份空白电报纸，草拟发给财政部的电报。先写灾情概况，引用海原和平凉的电报内容。再写赈灾需求估算：“据初步估算，震区灾民约二十万人，急需赈款三十万元。甘肃省库现存无几，恳请钧部速拨赈款二十万元，以济急需。”他停了一下，把“二十万元”改成“三十万元”。报多批少，这是老规矩。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省署签押房。省长张广建坐在上首，各厅厅长分坐两侧。财政厅厅长雷寿荣、民政厅厅长贾缵绪、教育厅厅长林锡光、实业厅厅长王之佐、警务处处长郑元良，还有督军署代表参谋长魏鸿发。

张广建先把海原和平凉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让雷寿荣报告财政状况。雷寿荣翻开账册，一项一项念。岁入多少，协饷欠多少，省库现款多少，每月固定开支多少。最后他报出数字：省库可动用现款加上可暂挪经费加上可提前征收烟亩罚款，合计约十三万元。赈灾最低需要三十万元。缺口十七万元。

签押房里静了片刻。

民政厅厅长贾缵绪先开口。他说赈灾是民政厅职责，但民政厅没有钱。民政厅每年经费只够维持日常办公。赈灾款一向从省库直接拨付或向中央请款。他建议一方面由省库先拨一部分款让各县先动起来，另一方面立刻向北京发电请财政部速拨赈款。

教育厅厅长林锡光说，教育经费本就欠了三个月，如果再挪，全省中小学堂就要停课。但他也明白赈灾是急务，教育费可以缓一缓。

实业厅厅长王之佐说，实业厅有一笔“渠工岁修费”，预算银八千元，原定明年开春后用于维修兰州附近灌溉渠道。这笔钱可以先挪出来赈灾。

警务处处长郑元良说，警务处经费也欠了两个月，警察薪俸发不出，治安会出问题。但赈灾期间警务处可以压缩开支，把省下来的钱用于赈灾。

督军署代表魏鸿发没有说话。

张广建听完各人发言，做了四项决定。第一，从省库现款中先拨出一万元，立刻发往海原、固原两县，让县公署先买粮食设粥厂救济灾民。第二，从“冬防费”中挪出两万元，从“年终加俸”中挪出一万元，从“寒假修缮费”中挪出五千元，从“渠工岁修费”中挪出五千元，合计四万元，作为第一批省赈款。第三，提前征收受灾各县的烟亩罚款，由各县知事负责催收，收到后直接用于本县赈灾，事后报省署核销。第四，立刻向北京发电，请财政部速拨赈款三十万元。

书记员将四项决定记录在案，形成省署公函。

会议结束后，雷寿荣回到财政厅。他叫来库务科科员，吩咐开两张支付令。支付令是省库拨款凭证，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根留财政厅备查，第二联送省库凭此付款，第三联送收款单位作为入账凭证。

雷寿荣亲自填写。第一张支付令，“收款单位”栏写“海原县公署”，“款额”栏写“银五千元”，“用途”栏写“地震赈款，急”。第二张支付令，收款单位“固原县公署”，款额“五千元”。两张支付令合计一万元。

他叫来信差，吩咐把支付令立刻送到省库，要求省库今天把现款备好，明天一早由驿道送往海原和固原。

接着处理挪款。他翻开“冬防费”账页，从抽屉里取出“预算调整单”。在“调出科目”栏写“冬防费”，“调出金额”栏写“银二万元”，“调入科目”栏写“地震赈款”。备注栏写一行字：“暂挪，俟中央赈款到后归还。”同样手续分别填了“年终加俸”调出一万元，“寒假修缮费”调出五千元，“渠工岁修费”调出五千元。四张预算调整单合计调出银四万元。加上刚才拨出的一万元现款，省署第一批赈款总共五万元。

他昨晚算出的最低需求是三十万元。

雷寿荣把这些单据整理好，夹进一本新账册。账册封面还没有写字。他拿起笔，在封面上写了几个字：“甘肃省民国九年地震赈款收支簿”。

这是第一笔账。他在第一页记下：十二月十七日，拨海原县赈款银五千元，拨固原县赈款银五千元；从冬防费挪入银二万元，从年终加俸挪入银一万元，从寒假修缮费挪入银五千元，从渠工岁修费挪入银五千元。合计收入赈款银五万元，支出银一万元，结存银四万元。

账目清楚。但账目清楚不等于赈灾有效。

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北京。甘肃省署请款电报在上午十时左右到达，经电报局译出后分送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内务部批转赈务处。赈务处批给一位佥事拟办意见。

这位佥事姓陈名文炳，在赈务处当差六年，经手过的赈灾案卷不下百件。直隶水灾、山东旱灾、河南蝗灾、江苏水灾、安徽水灾、湖北兵灾、湖南水灾、陕西旱灾、甘肃旱灾。每一件案卷流程都一样：各省报灾，中央派人查勘，查勘后拟定赈款数目，财政部审核，审核后拨款。但审核和拨款之间往往隔着漫长的等待。

陈文炳翻开甘肃案卷。卷宗里夹着甘肃省署历次请款呈文。最早一份是民国八年十月，甘肃请拨旱灾赈款十万元。财政部批复：“库款支绌，暂拨三万元，由该省应解烟酒税分成项下抵扣。”中央没有给甘肃现款，只免了甘肃应上缴的一部分税款。民国九年三月，甘肃又请拨旱灾赈款五万元。财政部批复：“所请碍难照准，应由该省自行筹款办理。”

现在甘肃又请拨地震赈款三十万元。

陈文炳拟了一份办理意见：“查甘肃省此次地震，灾情甚重。惟中央库款支绌，应如何拨济之处，拟请咨商财政部核办。”他把拟办意见夹在案卷里呈给赈务处督办。督办批了四个字：“如拟办理。”

案卷从赈务处送到财政部。财政部批给库藏司办理。库藏司司长王克敏翻了一下案卷，在拟办意见下面加了一行字：“查本部库款现存无几。各省协款欠解甚巨。本月应发各机关经费尚难筹措。所请拨赈款三十万元实难照拨。拟请暂拨五万元，由本部另行筹拨。”

案卷又呈给财政总长周自齐。周自齐看了，把“五万元”改成“三万元”，批了两个字：“照办。”

赈务处据此拟了一份给甘肃省署的电报：“甘肃张省长鉴：地震赈款，经部议定，暂拨三万元，由财政部另行筹拨。款到即行汇寄。”

十二月十八日，这份电报从北京发出，经太原、西安转发，十二月二十日到达兰州。电报到达时，甘肃省署第一批赈款已经装驮上路两天了。

雷寿荣接到财政部回电，在“地震赈款收支簿”上记了一笔：“十二月二十日，奉财政部电，准拨赈款银三万元。款未到。”

他又翻出草稿纸重新计算。省署第一批拨出五万元。提前征收烟亩罚款六县合计约可收七万元。财政部允拨三万元。三项合计十五万元。他算出的最低需求是三十万元。还差一半。

但账不能这样算。财政部的三万元什么时候能到？电报上说“款到即行汇寄”，但“款到”是什么时候？中央库款什么时候能筹到三万元？筹到之后经过哪些环节才能汇到甘肃？从北京汇到兰州走银行电汇，如果一切顺利大约需要五天。如果不顺利，拖上一个月也是常有的事。

烟亩罚款的七万元什么时候能收上来？现在是十二月，农民刚交过秋季罚款，家里还有多少现钱？地震之后灾区农民房子塌了粮食埋了牲口压死了，哪里还有钱交罚款？如果催收太急，会不会把灾民逼到绝路？

省署拨出的五万元现在正在驿道上走。从兰州到海原三百里路，信差骑马要走三天。到了海原，县知事拿到钱要在震后废墟上找到粮商买到粮食设粥厂分发给灾民。这个过程最快也要五到七天。灾民真正拿到第一口赈济粮，最快也要到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

地震是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发生的。从地震到第一口赈济粮，中间至少隔着六天。六天。冬天的六盘山地区，夜间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度。没有房屋，没有粮食，没有棉衣。六天时间，会有多少人冻死饿死？

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时间问题。

雷寿荣翻到草稿纸新的一页，在上方写一行字：“每日死亡估算”。他查阅震区各县人口数据。海原县约四万人，固原县约五万人，静宁县约六万人，会宁县约四万人，通渭县约五万人，隆德县约三万人。六县合计约二十七万人。如果房屋倒塌率在七成以上，无家可归灾民约十九万人。如果粮食被埋率在五成以上，断粮灾民约十三万人。如果没有足够寒衣和棚舍，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夜，每天冻死的人数可能在数百人到上千人之间。

这个数字他没有写下来。他只用铅笔在纸角画了一个问号。

十二月十九日，省署发出第二道赈灾指令。内容是：受灾各县由县知事负责，先从本县富户和商号借款购买粮食设粥厂救济灾民。借款由县公署出具借据，待省款拨到后归还。这道指令在公文上叫做“先由各县政府垫发，俟省款到日归还”。这是省署在库款不足的情况下把压力转给各县的一种办法。

但各县的情况又怎样呢？海原县公署的库房在地震中也塌了，县库里现款埋在瓦砾下面。固原县公署库房虽然没有全塌，但墙体开裂，库款已转移到临时搭的帐篷里。静宁县公署库款本来就不多，只有几百元。会宁县公署库款已提前用于本县冬防开支。省署指令到了各县，县知事拿着指令去找富户和商号借钱。但震后县城里富户自家房子也塌了，商号货物也埋在废墟里，谁还有现钱借给公署？

这是一个死结。省署没钱，让县署垫。县署没钱，找富户借。富户也没钱，因为他们的财产也毁在地震里了。

十二月二十日，省署第三道指令发出。这次是关于烟亩罚款的。指令要求受灾六县知事立刻开始征收明年烟亩罚款，收到后直接用于本县赈灾。指令最后加了一句：“事关民命，毋得延误。”

但指令到达各县时，县知事们正在废墟上组织救人。海原县知事钟文海自己的公署衙门塌了，他带着几个书吏在街上搭了一个棚子作为临时办公处。固原县知事正在组织人力挖掘被埋居民。静宁县知事正在统计本县伤亡数字。会宁县知事正在抢修被震毁的驿道桥梁。催收烟亩罚款的事根本排不上日程。而且灾民们刚从废墟里爬出来，家破人亡，田里烟苗明年还能不能种都是问题。这时候去催收明年罚款，能收到多少钱？

雷寿荣在“地震赈款收支簿”上为烟亩罚款一栏留了空白。他写了一个“应收”字样，后面没有填数字。这笔钱能不能收上来，他心里没有底。

十二月二十一日，省署收到一封从海原发来的信。信是海原县书吏张维岳写的，由信差马德福骑马送到兰州。信上详细描述了海原县城灾情：城垣全塌，民房无一幸存，县署衙门倒塌，监狱倒塌，囚犯压死三人逃散七人。城中居民死伤过半，幸存者露宿街头，无食无衣。县城周边村庄窑洞全部塌陷，一村一村地埋在土里。信末一句话：“城中哭声日夜不绝，死者无人掩埋，生者待哺嗷嗷。”

这封信送到省署时，张广建正在召开第二次赈灾会议。他把信给各厅厅长传阅。看完信，签押房里没有人说话。

雷寿荣接过信看完，放在账册旁边。账册上的数字和信上的文字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账册上的数字是冷的，精确到元角分。信上的文字是热的，每一个字都浸着血。但这两种语言必须对接起来。哭声不能直接变成粮食。要变成粮食，必须先变成数字，变成预算，变成拨款指令，变成支付令，变成驿道上的驮队，变成粥厂里的铁锅。从哭声到铁锅，中间隔着无数道程序。每一道程序都需要时间。而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省署第一批赈款到达海原。信差骑着马，马背上驮着一个油布包裹，包裹里装着五千元现洋。银元用细麻绳串着，每百元一串，一共五十串。包裹外面贴着财政厅封条，封条上盖着朱红大印。

信差在废墟中找到钟文海的临时棚子，把包裹交给他。钟文海撕开封条点清数目，给信差写了收据。然后他立刻派人去找粮商。但海原城里粮店全都塌了。粮商有的死了，有的逃了，有的埋在废墟里还没挖出来。粮店存粮大部分压在瓦砾下面。

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家粮店。店主姓马，地震时恰好不在店里躲过一劫。他店里粮食有一部分存在后院地窖里没有全毁。钟文海和他商量用省署拨来的赈款买他的粮。马店主答应卖，但粮价比震前涨了三倍。震前一石麦子值银四元，现在他要十二元。

钟文海没有别的选择。五千元赈款按这个价格只能买到四百多石麦子。四百多石，按每人每日一斤计算，只够一万人吃八天。海原一县幸存者不止一万人。

钟文海在给省署的回呈中写道：“卑职奉到赈款五千元，即行购粮。惟城中粮店尽毁，仅觅得一家，粮价比平时增三倍。所购之粮不敷分配。恳请续拨赈款，以济民食。”

这份回呈由同一名信差带回兰州。信差在海原只歇了两个时辰又骑马上路。从海原到兰州又是三天的路。

十二月二十四日，回呈到达兰州。雷寿荣看了，在“地震赈款收支簿”上记了一笔：“海原县，拨银五千元，购粮四百十七石，粮价每石十二元。”

他又在草稿纸上计算。按这个价格，三十万斤粮食需要银二万二千五百元，而不是原来估算的一万二千五百元。赈灾成本凭空翻了一倍。原因是粮价上涨。粮价上涨的原因是粮店倒塌粮食被埋供应断绝。这是地震的次生灾害，但它的后果和地震本身一样致命。

雷寿荣把新计算数字写进呈给省长的报告中。报告里说：“灾区粮价腾贵，前估赈款数目恐不敷用。拟请追加预算，并再电中央请款。”张广建批了两个字：“照办。”

十二月二十五日，省署发出第二封给财政部的请款电报。电文说：“甘省地震灾情奇重，前请拨赈款三十万元，奉准拨三万元。惟灾区粮价腾贵，三万元不敷甚巨。恳请续拨赈款二十万元，以救民命。”

这份电报到达北京时，财政部的三万元还没有筹到。

十二月二十六日，省署第二批赈款凑齐。这一批是从“冬防费”中挪出的两万元加上从其他各项中挪出的两万元，合计四万元。雷寿荣填写了支付令，收款单位分别是海原、固原、静宁、会宁四县，每县一万元。

他在“地震赈款收支簿”上记下第二笔支出。账册上的数字一行一行地增加。但每一行数字背后都有另一项开支被划去。

“冬防费”账页上，雷寿荣用红笔写了一行字：“暂挪银二万元，已拨赈灾。俟中央赈款到后归还。”旁边又用墨笔加了一行小字：“十二月二十五日，督军署催询冬防费，告以暂挪。”

“年终加俸”账页上也有一行红字：“暂挪银一万元，已拨赈灾。”墨笔小字：“各厅官员年终津贴，暂缓发放。”

“寒假修缮费”账页上红字写着：“暂挪银五千元，已拨赈灾。”墨笔小字：“省城各学堂寒假修缮，暂缓。”

“渠工岁修费”账页上红字写着：“暂挪银五千元，已拨赈灾。”墨笔小字：“兰州渠工，明春再议。”

每一笔挪款都意味着另一个部门的需求被挤压。军费被挤压，军队冬装和营房修葺要推迟。行政费被挤压，各厅官员年终津贴要缓发。教育费被挤压，学堂校舍维修要暂停。水利费被挤压，灌溉渠道修缮要推迟到明年。这些被挤压的项目每一个都有后果。军队冬装不足，士兵在严寒中执勤会不会闹事？官员津贴缓发，各厅办事效率会不会下降？学堂校舍不修，明春开学时会不会出问题？灌溉渠道不修，明春春耕会不会受影响？

但眼下赈灾是急务。其他的事只能往后推。

雷寿荣在“地震赈款收支簿”最后一页写下截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总结数字：收入赈款，省库拨出五万元，各项挪入四万元，合计九万元。支出赈款，海原县一万五千元，固原县一万五千元，静宁县一万元，会宁县一万元，合计五万元。结存赈款四万元。中央允拨未到款三万元。烟亩罚款应收未收款约七万元。

账面结存四万元。但省库里现款已经不到一万元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督军署代表魏鸿发来到财政厅。他来催冬防费。

雷寿荣把账册给他看。冬防费账页上红字写得清清楚楚：“暂挪银二万元，已拨赈灾。”魏鸿发看了没有说话，转身出去。过了半个时辰他又回来了，带来一份督军署公函。公函上说，各军冬装已到更换之期，营房修葺亦不能拖延。请财政厅速拨冬防费，以免影响军心。

雷寿荣看了公函，在公函空白处批了一行字：“库款现无余存，俟中央赈款到后，即行拨还。”他把公函还给魏鸿发。魏鸿发接过公函看了一眼批语，还是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这是军费和赈灾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冲突没有爆发，但裂痕已经出现。裂痕一边是饥寒交迫的灾民，裂痕另一边是欠饷已久的军队。省库里钱只够顾一头。

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财政部三万元赈款终于筹到了。筹款方式是从盐余项下预支。盐余是盐税扣除外债赔款后的余额，由盐务稽核总所掌握。财政部向稽核总所发了一份咨文请求预支三万元用于甘肃地震赈款。稽核总所回复同意，但要求财政部事后补足。

三万元从盐余项下划出，进入财政部账户。然后财政部开具一张“拨款通知书”，通知中国银行将三万元电汇至兰州甘肃省库账户。中国银行接到通知书开始办理电汇手续。电汇需要经过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天津分行、太原分行、西安分行，最后到达兰州分行。每一站都要核对印鉴和密码，确认无误后才能转发。

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汇到达西安。西安分行核对印鉴后准备转发兰州。但兰州分行与西安分行之间电报线路因为地震影响时断时续。西安分行连发了三次，兰州分行才收到完整的汇款指令。

十二月三十一日，三万元到达兰州中国银行。银行通知省库，款已到账可以支取。

雷寿荣接到通知，在“地震赈款收支簿”上记了一笔：“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到财政部拨赈款银三万元。”

他在账册上把这一行字写完，搁下笔。从十二月十八日财政部允拨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款到兰州，中间隔了十三天。十三天里，灾区幸存者在废墟中等待，在严寒中等待，在饥饿中等待。

现在钱到了。但三万元加上省库结存四万元合计七万元。他算出的最低需求是三十万元。七万元只够买不到六千石麦子。按灾区二十万灾民计算，每人只能分到三升粮。三升约合四斤半。省着吃，够一个人活五到六天。

五到六天之后呢？

雷寿荣把账册合上。窗外兰州的冬夜又来了。黄河上冰层越来越厚，城墙上挂着的冰凌越来越长。从财政厅窗户望出去，城隍庙前早市已经散了，卖羊肉泡馍的摊子收了锅灶。街上行人稀少，只有更夫敲着梆子走过。

他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打开柜门。柜子里码着一摞一摞的账册。每一本账册都记录着甘肃一省某个年份的财政收支。岁入，岁出，协饷，厘金，烟亩罚款，军费，行政费，教育费。数字密密麻麻，精确到元角分。这些数字是甘肃一省的家底。家底薄得像一张纸，一捅就破。

地震来了，纸破了。破了的纸糊不住二十万灾民的嘴。

他从柜子里取出一本新账册放在桌上。这本账册将用来记录民国十年一月的赈灾收支。地震还没有结束，赈灾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支出，更多的挪款，更多的催款电报，更多的等待。

他把账册翻到第一页，拿起笔在页首写了一行字：“甘肃省民国十年一月地震赈款收支簿。”然后他在第一行记下新年的第一笔账：“一月一日，上年结存赈款银七万元。其中省库结存四万元，中央拨到三万元。”

写完这一行，他搁下笔。

账册摊在桌上。煤炉里火渐渐暗下去。窗外更夫的梆子声远了。兰州的冬夜静得只剩下黄河冰层开裂的声响。那声音像远处传来的闷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