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医案

十二月十七日，天未亮透。固原城南门外，内地会福音堂的钟楼塌了半边。砖石堆在院门口，堵住了通往大街的路。传教士医生安德鲁斯从侧门出来，站在瓦砾堆上朝东南方向望。六盘山隐在灰黄色的尘雾里，看不清轮廓。他手里提着一只牛皮药箱，箱扣上拴着一截麻绳，绳头磨得发毛。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刚刚从废墟中得知，那场地震的波及面远超他的想象——由于震中位于海拔较高的地方，而且震源距地面非常近，加上中国中部地区岩层较为坚硬，地震波传得很远，有明显震感的地区非常广阔。

药箱里的东西是昨夜地震后从诊所废墟中抢出来的。两瓶碘酒。一包脱脂棉。六卷绷带。一把截肢锯。三支吗啡针剂。一盒磺胺粉——这是今年秋天刚从兰州英华医院调来的新药，还没拆封。安德鲁斯在固原住了七年，诊所在福音堂东厢，三间平房，一间诊室，一间药房，一间留观室。昨夜地震把诊室和药房震塌了，留观室歪了半堵墙。他从瓦砾底下扒出这只药箱时，左手掌被碎玻璃划了一道口子，深约三分，他自己用碘酒冲了冲，裹了两层绷带。

固原城内已经有哭声。从南门到鼓楼，沿街的铺面塌了七成。城隍庙的戏台整个坐了下来，压死了昨夜睡在台下的三个乞丐。安德鲁斯沿着南大街往城中心走，身后跟着两个中国助手，一个姓马，一个姓刘。马助手原是福音堂的厨子，刘助手是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两人都没受过医学训练，但认得药品标签，会绑绷带，能按住伤者的肢体。

他们在鼓楼东侧的空地上支起一张门板。门板是从塌掉的棺材铺捡来的，长六尺，宽三尺，松木，没上漆。安德鲁斯把药箱搁在门板旁边的一块青石上，开始接诊。

第一个来的伤者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被儿子背过来。地震时她正在灶房烧水，窑洞顶塌下来，砸断了她的右小腿。胫骨开放性骨折，断端刺穿皮肤，沾满了黄土和草灰。安德鲁斯检查了伤口，用碘酒冲洗，清创，复位，上夹板。没有石膏，他用的是从棺材铺找来的一截松木板，锯成两段，垫在腿两侧，用绷带缠紧。整个过程耗时约四十分钟。妇人全程没有叫喊，只是咬着一条毛巾，额头的汗把头发粘在皮肤上。

安德鲁斯在她的医案本上记下第一行字。日期：1920年12月17日。伤者编号：1。伤情：右胫骨开放性骨折，污染严重。处置：清创，碘酒冲洗，夹板固定。预后：待观察。备注：伤者来自南关外马家堡子。

这本医案本是安德鲁斯从废墟里扒出来的第二件东西。硬皮，三十二开，牛皮纸封面，内页是道林纸，横格线。他平常用它记录门诊病例，每月寄一份摘要给内地会上海总部。地震前这本本子记到第七十六页，记录的是十二月十五日的病例：一个患痢疾的男童，一个疟疾复发的老人，三个沙眼患者。十二月十六日那一页是空白。地震发生在夜里，诊所没有夜诊记录。

安德鲁斯翻到第七十七页，开始记录地震伤者。他的笔迹比平常潦草，英文夹杂着中文地名和拉丁文药名。每个伤者占三到五行，记录伤情、处置和来源村落。到十二月十七日天黑前，这本本子上添了四十七个编号。

四十七个伤者中，骨折三十一例，其中开放性骨折九例。头面部裂伤十一例，躯干挤压伤五例。当场死亡三人，送到时已无生命体征。安德鲁斯在死亡病例的编号后面画了一个十字，注明死亡时间，然后把遗体交给家属领回。固原城外的黄土塬上，新坟已经开始出现。

药品消耗比安德鲁斯预想的快。碘酒用掉了半瓶。绷带只剩下两卷。吗啡在中午就用完了——他用三支吗啡处理了三个开放性骨折的清创，每支分成两剂，每剂半支。磺胺粉撒了六包，还剩四包。截肢锯还没用过，但他知道迟早要用。

十二月十八日，伤者继续涌来。安德鲁斯把接诊点从鼓楼东侧挪到了南门外的打麦场上。那里地势开阔，远离尚未倒塌的建筑，而且靠近通往平凉的驿道。他在打麦场上支起两顶帐篷，一顶做诊室，一顶做留观室。帐篷是从福音堂仓库里找出来的，原是夏天外出布道时用的，帆布面，四角有铁桩。

这一天来了六十三个伤者。编号从四十八排到一百一十。伤者的来源村落开始超出固原城郊的范围。安德鲁斯在医案本上记录：编号五十二，来自张易堡，距固原城东南二十五里。编号六十一，来自彭阳，距固原城东四十里。编号七十八，来自三营，距固原城北三十里。最远的一个伤者编号九十七，来自硝河城，距固原城西北六十里，被四个村民用门板抬了整整一天一夜才送到。

这些地名安德鲁斯大多认得。他在固原七年，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下乡巡回布道和义诊。他骑一匹骡子，驮着药箱和福音书，沿着驿道走遍方圆八十里的村镇。他知道张易堡有三百多户人家，多数住窑洞。他知道彭阳的井水含氟高，居民多患氟斑牙。他知道硝河城的骡马市是陇东最大的，每年九月有庙会。这些知识在地震前只是传教士对传教区的了解，地震后则变成了救援行动的导航图。

但导航图有它的边界。安德鲁斯的巡回范围从未超过固原城八十里。八十里以外，他只认得驿道上的地名，却不知道每个村子具体有多少户、多少人、住什么房子、村医是谁、村里有没有能接骨的人。这些信息缺口，在他接诊时不断暴露出来。

编号一百零三的伤者是个年轻男子，被同村人从海原方向抬来。海原距固原一百二十里，是这次地震的震中。男子说他们村叫西安州，在海原县城以西二十里。安德鲁斯从未去过西安州。他问男子村里有多少人受伤。男子说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被从窑洞里扒出来时，隔壁两孔窑洞全塌了，里面住的人“没见出来”。又问村里有没有懂医的人。男子说有一个赤脚郎中，但郎中的窑洞也塌了，人压在底下，扒出来时已经断了气。

安德鲁斯在医案本上写下：编号103，西安州，左前臂骨折，已自行包扎（布条加竹片）。伤者称该村伤亡“极重”，具体情况不明。距固原约120里，驿道路况未知。

“驿道路况未知”这几个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反复出现在医案本上。安德鲁斯从伤者口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图景：固原通往海原的驿道有多处塌方，骆驼脖子一段山体滑坡，埋掉了大约三里长的路面；通往硝河城的路上有座石桥震裂了，骡马还能过，马车过不去；通往三营的路相对完好，但沿途村庄窑洞塌陷率极高，伤者太多，抬不过来。

这些信息不是系统调查的结果，而是零散的、口头的、未经核实的。安德鲁斯把它们记在医案本的边栏里，用的是铅笔，字迹更小。他没有时间和人力去逐条核实。他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中间只吃一顿饭——马助手从福音堂废墟里扒出半袋面粉，每天烙几张饼，烧一锅开水。刘助手负责分诊和登记，把伤者的姓名、年龄、性别、村落和伤情用中文写在另一本簿子上。这本簿子后来寄给了平凉的协同会总部，成为震后第一份覆盖固原方向的伤情统计。

十二月十九日，伤者数量达到峰值。安德鲁斯在这一天接诊了八十九人，编号从一百一十一排到一百九十九。医案本上的记录越来越短，有些伤者只记了一行：伤情、处置、编号。来源村落的记录也开始出现重复：张易堡又送来七个，三营送来十一个，彭阳送来五个。这意味着周边村落的伤者在持续外流，往固原城聚集。

安德鲁斯开始面临一个他此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药品即将耗尽。十二月十九日傍晚，他在医案本上单独辟出一页，列出药品存量。

碘酒：剩余约四分之一瓶。 绷带：已用尽。改用白布撕条代替（来源：福音堂仓库旧床单两匹）。 吗啡：无存。 磺胺粉：剩余两包。 截肢锯：尚未使用。 夹板材料：松木板已用尽，改用树枝和门框木条。 消毒用水：井水煮沸，无蒸馏设备。

在这一页的最下方，他写了一行字：“明日若仍有大量伤者，将无法提供有效清创。感染率将上升。”

这行字没有感叹号，没有强调语气。它只是一条临床判断，写在药品清单下面，像一个医生在病历上写下“预后不良”。但这条判断隐含着一个事实：固原城内唯一具备系统救护能力的机构，在震后第三天，已经触及了它的资源极限。

安德鲁斯不是固原唯一的传教士医生。福音堂还有一位女传教士，姓白，是英国协同会的护士。地震时她在平凉开会，地震后第三天骑骡子赶回固原，带回了一箱药品和一卷绷带。这批补给让安德鲁斯的诊所又撑了两天。但白护士带回的消息并不乐观：平凉的教会医院同样人满为患，药品同样紧张。平凉距固原一百八十里，驿道上有两处塌方，骡子要走两天。

平凉的情况，在协同会传教士戴维斯的医案记录中有更详细的呈现。戴维斯是美国人，在平凉东关开了一家教会诊所，三间诊室，六张病床。地震后他把病床搬到院子里，用床单搭起遮篷，开始接诊。他的医案本从十二月十七日开始记录，到十二月二十日共记录伤者二百四十一人。骨折占六成，其中脊柱骨折十九例，全部在三天内死亡。戴维斯在死亡病例旁边标注了“不可搬运”字样，意思是这些伤者即使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也无法存活。

戴维斯的医案本上还有一项记录值得注意：伤者来源村落覆盖了平凉周边约六十里的范围，最远来自隆德方向。隆德在平凉以西一百二十里，是通往静宁、会宁的驿道节点。戴维斯在十二月十九日的记录中写道：“隆德方向伤者极少，非因该地灾情较轻，而因驿道中断，伤者无法送出。”这条判断后来被证实：隆德县城在地震中几乎完全被毁，死亡人数逾万，但因交通阻断，外界在震后一周内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隆德的消息。

兰州的情况略有不同。兰州是甘肃省会，教会机构更多，规模更大。英华医院是兰州最大的教会医院，有三十张病床，三名医生，六名护士。地震后英华医院收治了约三百名伤者，大多来自兰州城区和近郊。但兰州距震中超过三百里，地震破坏相对较轻，伤者多为坠物砸伤和惊慌跳楼导致的骨折，与固原、平凉那种大面积窑洞塌陷造成的挤压伤和开放性骨折不同。

英华医院的医案记录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十二月十八日，医院向甘肃省署递交了一份报告，说明本院已收治地震伤者若干人，现有床位和药品可维持约一周，如需扩大收治规模，需要省署提供粮食和运输支持。这份报告是教会与官方在震后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省署的回复是：已知悉，正在筹措赈款。

“正在筹措赈款”这五个字，在兰州的账本上意味着雷寿荣正在挪借各项经费，试图凑出一个可以拨给灾区的数字。但对于固原打麦场上的安德鲁斯来说，这五个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等不到赈款变成粮食和药品的那一天。他面对的是眼前正在坏死的伤口和正在耗尽的碘酒。

十二月二十日，安德鲁斯做了第一例截肢手术。伤者编号一百五十六，来自三营，男性，约三十岁。右小腿被倒塌的窑洞土块压了大约六个时辰才被扒出，送来时已是震后第三天。伤口严重感染，小腿中段以下发黑，有恶臭，组织已坏死。安德鲁斯判断，不截肢则败血症不可避免，将导致死亡。

手术在打麦场的帐篷里进行。没有手术台，伤者躺在门板上。没有麻醉药，吗啡早已用尽。安德鲁斯用半瓶烧酒灌进伤者嘴里，等酒劲上来，开始动刀。截肢锯是德国造，钢口很好，但没用过几次。锯在胫骨中段，骨屑混着血水落在门板下的黄土上。马助手按着伤者的上半身，刘助手端着油灯照明。白护士负责递器械和止血。手术持续了大约一个时辰。伤者活了下来。

安德鲁斯在医案本上记录：编号156，右小腿截肢（膝下），胫骨中段。手术过程：无麻醉，烧酒镇静。出血量约300毫升。术后敷磺胺粉，包扎。预后：待观察。

这一页医案的边缘有一小片褐色的污渍，是血。不是伤者的血，是安德鲁斯左手那道伤口又裂开了，血从绷带里渗出来，滴在纸上。

十二月二十一日，截肢手术增加到三例。编号一百七十一，编号一百八十三，编号一百九十七。三例都是下肢严重挤压伤，送来时已超过七十二小时，组织坏死不可逆转。安德鲁斯在第三例截肢后，在医案本上写了一条备注：“此三例若能在伤后二十四小时内清创，或可避免截肢。但伤者均来自距城四十里以外村落，送医耗时过长。”

地震造成的开放性骨折和挤压伤，救治窗口极窄。伤后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清创和固定，感染率和截肢率会大幅下降。但固原周边村落的伤者，从被扒出窑洞到被抬到打麦场，平均耗时是两天到三天。有些偏远村落的耗时更长。安德鲁斯在医案本上记录的最长送医时间是五天——编号二百零三的伤者来自海原县李俊堡，距固原约九十里，被抬来时已是震后第五天，伤口已经生蛆。

这个时间差不是安德鲁斯能解决的。他只有一顶帐篷、两只手、一把截肢锯。他不能缩短驿道的距离，不能修通塌方的山路，不能把诊所搬到每个村口。他的覆盖半径，在震后最初几天大约是固原城周边四十里。超过这个半径，伤者即使能送到，也往往错过了最佳救治窗口。

这个覆盖半径的边界，在医案本上表现为一组数据。安德鲁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做了一次统计：截至当日，共接诊伤者三百一十七人。其中来自固原城及近郊（十里以内）者一百四十二人，占四成五。来自周边村镇（十里至四十里）者一百三十一人，占四成一。来自四十里以外者四十四人，占一成四。来自八十里以外者仅有七人。

这组数据后来被内地会上海总部收录进震灾报告，成为判断震区医疗覆盖状况的重要依据。但数据本身是冰冷的。它不显示那些没能被抬到打麦场的人。它不显示那些死在半路上的人。它不显示那些村子里的伤者，因为驿道塌方，连抬出门板的机会都没有。

安德鲁斯知道这些数据之外的人存在。他从伤者口中听到过。编号一百七十八的伤者说，他们村一共扒出来十一个人，只有三个还能喘气。另外八个当场就死了。三个活着的里面，一个断了腿，一个断了胳膊，一个被砸坏了腰。村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抬断腿的来固原，因为腿断了走不了路，胳膊断了还能走。断腰的那个，抬不了，一动就喊疼，只能搁在炕上等。

安德鲁斯问断腰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伤者说不知道，他们走的时候那人还活着。

这条信息没有写进医案。医案只记录送到打麦场上的伤者。那些没送到的，不在编号系统之内。安德鲁斯在当天日记里写了一段话，后来被引述在内地会的震灾报告中：“我们只能救治那些能到达我们面前的人。而能到达的，只是全部需要救治者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这段话不是抒情，不是感叹。它是一个医生在资源耗尽、信息缺失、覆盖半径有限的条件下，对自身能力的冷静评估。它承认了教会救援的系统性局限：教会医院是震区唯一具备系统救护能力的机构，但它的覆盖范围与资源规模远不足以应对灾难的全貌。

十二月二十三日，安德鲁斯的诊所迎来一个转折点。这天下午，一个从平凉来的信差骑马赶到固原打麦场，带来了戴维斯的信。信上说，平凉教会医院药品也已告罄，戴维斯本人因连续工作七天，体力不支，倒下了。信上还附了一份清单，列出平凉急需的药品和物资：碘酒、绷带、吗啡、磺胺、截肢器械、夹板材料、消毒用品。清单末尾有一行字：“若有渠道，请转寄兰州英华医院，或直寄上海内地会总部。”

安德鲁斯看完信，把信纸折好，夹进医案本里。他没有回复。不是不想回，是没有信差。固原到平凉的驿道上，仅有的几个驿铺都已震塌，驿卒死的死、散的散。他只能等，等下一个顺路的人把消息带出去。

同一天，安德鲁斯在医案本上记录了一个新的伤者类别：冻伤。固原地区海拔约一千七百米，十二月下旬夜间气温降至零下十五度以下。灾民从塌掉的窑洞里扒出来，衣不蔽体，露宿在打麦场或路边，夜间冻伤者开始出现。安德鲁斯记录的第一例冻伤编号二百四十一，伤者是个七岁女童，双脚脚趾冻伤发黑，已无法保留。第二例编号二百五十二，男性老人，双手手指冻伤，部分坏死。

冻伤的出现意味着灾难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地震造成的直接创伤——骨折、挤压伤、裂伤——正在被次生伤害所叠加：感染、冻伤、营养不良、呼吸道疾病。安德鲁斯的诊所原本只处理外科创伤，现在开始面对内科和公共卫生问题。但他手里没有任何内科药品，没有退烧药，没有止咳药，没有治疗痢疾的铋剂。他只能给冻伤者清创、包扎、截去坏死的手指或脚趾，然后看着他们在帐篷里发抖。

十二月二十四日，安德鲁斯在医案本上写下最后一条完整的记录。伤者编号三百零四，来自固原城北郊，男性，约五十岁。伤情：左足冻伤，第三、四趾坏死。处置：截趾，清创，包扎。备注：磺胺粉已用尽。碘酒仅余瓶底，约可再处理十至十五例伤口。

这条记录之后，医案本上还有几页空白。安德鲁斯没有再写下去。不是因为没有伤者了——打麦场上的帐篷外，仍然排着等待救治的人。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新的信息可以记录。伤情类型重复，处置方式重复，来源村落重复。唯一在变化的是药品存量的数字，而这个数字正在趋向于零。

这份医案本后来被寄往上海内地会总部，与其他传教士的医案一起，编入《1920年甘肃地震教会救援报告》。报告用英文写成，油印，共四十七页，附有伤情统计表、药品消耗清单和驿道路况示意图。这份报告在震后第三个月寄到北京，被北洋政府内务部赈务处作为参考材料存档。档案编号不详。

但在1920年12月24日的固原打麦场上，这份报告还远未成形。安德鲁斯把医案本合上，放进药箱底层。药箱里的碘酒只剩瓶底浅浅一层，晃一晃能看到液面，约莫还有二十毫升。绷带早已用尽，替代用的白布也只剩最后半匹。磺胺粉一包不剩。截肢锯的锯条上有暗红色的血垢，擦不掉。

打麦场西边的帐篷里躺着十七个留观伤者。其中三个截肢后尚未度过危险期，两个冻伤坏死面积在扩大，一个脊柱骨折的已经昏迷了两天。马助手在帐篷里烧了一盆炭火，烟很大，呛得人咳嗽。白护士在用最后一点碘酒给一个伤口换药，动作很慢，每一滴碘酒都要用到最省。

安德鲁斯走到打麦场边上，朝西北方向望。六盘山仍然隐在尘雾里，驿道上的塌方仍然没有清通。从海原方向来的伤者仍然在断断续续地抵达，每个人带来的消息都比前一个人更模糊。没有人说得清西安州怎么样了，李俊堡怎么样了，硝河城怎么样了。这些地名在地图上只是一个个黑点，在驿道上只是一块块里程石碑，但在震后第八天，它们变成了信息黑洞——没有消息从里面传出来，进去的人也没有回来。

安德鲁斯在日记里写道：“药品将尽，而求医者仍络绎于途。”

这句话没有主语省略，没有情感修饰。它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写在1920年12月24日的固原。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八天。官方的赈济队还没有抵达。省署的赈款还在兰州的账本上。北京的电报还在线路上传递。而在固原城南门外的打麦场上，一个传教士医生的碘酒只够再处理十到十五个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