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土之上的冬夜

甘肃省长公署收到静宁县知事周廷桢呈文的时间，是1920年11月19日。

呈文编号静字第四十七号，纸面磨损，边角有折痕。事由栏所列为呈报属县今冬赈务支绌情形。正文从第二页起，小楷誊抄，墨色深浅不一，显是分几次写成。

周廷桢在呈文中列了三笔账。

第一笔是县仓存粮。静宁县额设常平仓一座，义仓两座。截至十一月初一盘点，常平仓实存小麦三百一十二石七斗，义仓合计存杂粮一百八十六石四斗。这个数字比光绪三十四年清册上的存粮少了将近四成。周廷桢的解释是，宣统二年秋旱和民国三年春荒两次开仓放赈，此后再未补足。

第二笔是今冬需要赈济的人口。据各乡保长造报的清册，静宁全境极贫之户计一千二百零三户，共四千七百一十六口。次贫之户计二千一百四十户，共八千五百三十三口。两项合计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九口。按照每人每日赈粮半升计算，从腊月初一到明年二月底，三个月共需粮约五百九十六石。

第三笔是县库可动用的赈款。静宁县本年地丁银征收不足七成，除去上解省库部分，县留用款仅余银一千二百余两。按当时市价，一两白银可购小麦约一石二斗。即使全部用于购粮，也只能买到一千四百余石。但这笔钱还要支付县署薪饷、巡警队饷银、驿站马料和学款。周廷桢估算，真正能挪作赈济的，不超过三百两。

呈文末尾有一段话，报告了该县地处陇东，山地贫瘠，农户少有积蓄。当年秋收虽属中等，但贫户所获仅够糊口数月。入冬后粮价持续上涨，每斗麦价已至银八钱以上。如果等到明年春天青黄不接，恐怕会有饥荒。县知事反复考虑，只能恳请省署拨发赈款，以解燃眉之急。

省署收到这份呈文后，批交财政厅核议。财政厅的签注写在呈文末尾，笔迹潦草，大意是：该县所请赈款，省库正在筹拨军费及教育经费，实在没有余力。拟令该县就地设法，或劝募绅商捐输，以资接济。

签注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签注人署名寿荣，即财政厅厅长雷寿荣。

静宁县的呈文并非孤例。

海原县知事钟文海在十一月十五日也有一份呈文到省。这份呈文现存不全，首页残缺，仅余后半部分。其中提到海原县仓存粮不足二百石，而全县地处边远，民众多穴居窑洞，素无积蓄。钟文海请求省署预先筹办冬赈，以免临时措手不及。省署的批复同样冷淡，只批了候统筹三个字。

会宁县呈文日期更早，是十一月初八。县知事陈鸿谟报告，会宁当年秋粮因雹灾减产，县城以东五个乡镇收成不到五分，乡民多以草根树皮掺杂充饥。陈鸿谟请求减免本年田赋尾欠，并拨发冬赈款。财政厅的签注意见是，所请减免田赋一事不予考虑，冬赈款项等全省统筹后再行核办。

这三份呈文，连同其他几个县的类似公文，在省署档案中归入同一卷宗。卷宗封面题签民国九年冬赈各属呈请拨款案。卷内共有呈文十一件，起于十一月八日，止于十二月十日。每件呈文后面都附有财政厅或民政厅的签注。签注的内容几乎一致：省库支绌，无力拨付。

省库究竟空到什么程度？

甘肃省财政厅民国九年十月编制的本省岁入岁出预算清册提供了答案。清册显示，本年度全省岁入预算总额为银元二百一十八万四千余元，其中田赋约占四成，厘金约占三成，其余为杂税、杂捐和官产收入。岁出预算总额为银元三百零七万九千余元。收支相抵，赤字达八十九万五千余元。

岁出中最大的一项，是军费。甘肃境内驻扎的军队番号复杂，包括陇东镇守使所部、陇南镇守使所部、宁夏护军使所部，以及省防军和巡防营。这些部队的饷银、粮秣和马干，全年预算合计一百四十二万余元，占全省岁出的四成六。

其次是行政经费。省署各厅处、各道尹公署、各县知事公署的薪俸和办公费，合计五十八万余元。教育经费排在第三位，合计三十二万余元，其中兰州各学校的经费占去一半以上。

赈济款项在预算清册中列在临时门下，全年额度仅为银元二万元。这笔钱要应付全省可能发生的各种灾荒。二万元，按当时粮价，可购小麦约二万四千石。而仅静宁一县今冬所需赈粮，就将近六百石。

雷寿荣在清册的扉页上写了一段批注，笔迹与前述签注相同。批注指出，本省岁入有限，军费开支庞大，各项行政费用已经勉力支撑。赈款一项只能暂列此数，遇有灾歉再另案请拨。

另案请拨四个字，就是各县知事接到的那种批复的源头。但另案何时能立，请拨向谁去请，清册里没有答案。

省署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十一月三十日，甘肃省长张广建曾致电北京政府财政部，请求酌拨赈济专款。电文陈述了甘肃土地贫瘠、连年歉收的情况，指出入冬以来各县纷纷报告灾情，请求赈济的公文络绎不绝，而省库空虚，无法应付，恳请财政部念及边远地区百姓疾苦，准予拨发赈款若干，以资救济。

财政部十二月五日的复电只有两行字：来电悉。中央财政同感困难，所谓拨发赈款一节，应俟统筹全国赈务案内汇办。

汇办意味着纳入程序。而程序需要时间。

在省署与北京之间电报往来的同时，甘肃东部黄土塬上的农户，正按照千百年来的节奏，度过入冬后的日子。

静宁县威戎镇农民马兆祥的口述，由调查者于1921年3月记录。马兆祥时年四十七岁，家住威戎镇以南三里的一孔崖窑里。他回忆震前那段日子时，描述了入冬后的生活节奏。农历十月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地里的活早就干完了，糜子、荞麦都收进了窖。洋芋也下了窖，就在窑院西边那个窖里。粮食不多，够吃到明年三四月。再往后，就得靠野菜和榆树皮凑合。

马兆祥说的窖，是黄土塬上农户储存粮食和洋芋的地窖。地窖通常挖在窑院内部或近旁，深一丈到一丈五尺，窖底挖出侧洞，粮食就堆在侧洞里。窖口用石板或木板盖住，上面再覆一层黄土，以隔潮保温。入冬后，窖口只在取粮时打开，平时封死。

马兆祥家有七口人。他、他的女人、三个孩子，还有他的父母。冬天夜长，天黑就上炕。炕烧得热，全家挤在一盘炕上。父母睡炕头，他和女人睡中间，孩子们睡炕尾。盖的是一床老羊皮袄，大的盖了小的就没有，只能挤紧些。

一盘炕。七口人。一床老羊皮袄。

马兆祥家的窑洞是崖窑，在黄土崖壁上向内掘进。窑洞进深三丈许，宽一丈余。窑壁抹了草泥，年头久了，泥皮有几处剥落，露出里面的黄土。窑顶有裂缝一道，从窑口斜贯至窑掌，宽约一指。马兆祥用草泥堵过，但堵不住，裂缝仍在缓慢扩大。

对于裂缝，马兆祥并不在意。祖祖辈辈住窑洞，哪孔窑没有裂缝。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年年补，年年裂。惯了。

海原县西安州农民高进财的口述记录于同年四月。高进财三十五岁，家住西安州城西三里，住的是箍窑——在平地上用土坯砌拱而成的窑洞。立冬以后，他就不大出门了。外头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牲口也圈在窑院里头，驴和骡子拴在窑门口的木桩上，羊关在窑院角落的羊圈里。羊圈也是土坯砌的，上头搭了些树枝和高粱秆。

高进财家的燃料，主要是晒干的驴粪和骡粪，还有从塬上捡回来的枯草和灌木枝。秸秆要留着喂牲口，舍不得烧。

粪烧起来烟大，呛人，但没办法，炭买不起。威戎镇上有炭市，一斤炭要两个铜元。一冬天烧下来，得好几百个铜元。两个铜元在当时能买一个杂面馍。对高进财这样的人家，炭是奢侈品。

用水同样困难。黄土塬上缺水，农户靠水窖集雨。水窖挖在窑院低洼处，口小肚大，内壁夯实，雨季时把院里的雨水引入窖中。一窖水要从秋天用到次年春天。高进财家的水窖容量约三十担，入冬时存水不到二十担。

水要省着用，一天两盆。一盆洗脸，一盆做饭。洗过脸的水不能倒，留着晚上洗脚。洗过脚的水还要拌饲料。孩子脸黑了，就用湿布擦擦。一冬天不洗澡。

固原县彭堡乡农户王守礼的口述记录最为详细。王守礼五十二岁，住的是地坑窑——在平地上挖出方形地坑，再从坑壁向内掘窑。这种窑洞保暖性好，但排水困难，一旦下雨或化雪，地坑里就积水。

那年冬天冷得早。农历十月初就下了头场雪，不大，盖不住地皮。但风厉害，西北风一刮就是几天，把塬上的土刮起来，天都是黄的。人在外头站一会儿，满嘴是土。

王守礼家的窑洞里有一盘炕，炕头连着灶台。灶台是黄土夯成的，灶口烧柴草和畜粪。炕洞从灶台下面穿过，烟气在炕洞里绕一圈，再从窑壁里的烟道排出去。冬天做饭时，炕就烧热了。不做饭的时候，炕是凉的。

晚饭吃得早，天黑就吃。吃完就上炕。油灯也不点，费油。一家人摸黑坐着，说会儿话，就睡了。

点灯的油是胡麻油或菜籽油。一斤油要一角银元，能用一个月。但对王守礼家来说，一角银元也是一笔需要掂量的开销。

那年入冬以后，王守礼心里就不踏实。粮食比往年少。秋里下了两场冰雹，荞麦打得不好。糜子还行，但也就够吃。他跟女人说，今年冬天得勒紧裤带。女人回答他，哪年冬天不勒紧裤带。

哪年冬天不勒紧裤带——这句话，调查者原样记在口述稿上，旁边加了括号，注了四个字：苦笑，低声。

王守礼的担忧不止于粮食。

县里来人收捐，名目是冬防捐，每户收两角。王守礼说没钱。来人说，没钱就拿粮食抵。王守礼说粮食也不够吃。那人在窑里转了一圈，看见灶台上挂着几串干辣椒，说这个也行。王守礼的女人赶紧把辣椒藏到身后。那人骂了一句，走了。

冬防捐是县署为维持巡警队冬季巡逻而设的临时捐税。这项捐税不见于省署的正式税目清单，但在各县普遍存在。征收方式由各乡保长会同县署差役执行，征收标准因县而异，每户从一角到五角不等。农户无力缴纳现银时，以粮食或实物折抵。

威戎镇农民马兆祥也提到了捐税。

保长来收过两次钱。一次是团练费，一次是修路费。团练费每户三角，修路费两角。马兆祥说今年粮食不够吃，能不能缓缓。保长说，这是县里的公事，缓不得。他只好把一斗糜子卖了，交了钱。

一斗糜子，按当时市价，约值银六钱。五角银元，约合银三钱五分。但农户卖粮时，粮商压价，实际所得往往低于市价。马兆祥卖一斗糜子，只得了四钱银子，交了捐税后，剩下不到五分。

农户把这些捐税统称为花费。花费的名目繁多，有团练费、巡警费、学款、路捐、桥捐、庙捐。各县名目不尽相同，但负担都落在农户身上。入冬后，农户没有现金收入，只能靠卖粮或借债应付。

借债的利息，据王守礼说，是借一斗还一斗半，借期从冬到夏。如果夏粮收成不好，利滚利，到秋天就变成借一斗还两斗。

不敢借。借了还不上，明年就得卖地。没了地，就真完了。

不借债，就只能压缩一切开支。压缩到极限，就是入冬后那种低耗而封闭的生活状态：粮食入窖，每天按定量取用；燃料靠畜粪和枯草，每一把都要计算；水省着用，油灯不点，晚饭后全家摸黑上炕，用睡眠对抗寒冷和饥饿。

在甘肃东部黄土塬上，这种低耗而封闭的生活状态年复一年地重复。

驿道上的情况同样在收紧。

平凉至固原的驿道，是陇东地区最重要的南北通道。驿道全长约二百四十里，沿途设有驿站六处：平凉驿、安国镇驿、三关口驿、瓦亭驿、开城驿、固原驿。每处驿站额设驿马八匹至十二匹不等，驿夫四至六人。

平凉驿的驿丞名叫刘万福。他的驿站日志记录了民国九年十一月的情形。日志是毛边纸订成的簿子，每页印有日期栏、天气栏、过站栏和记事栏。刘万福的字写得大而松散，常有错字涂改。

十一月全月，平凉驿共接待南来北往的官差和商旅三十一批。这个数字比十月份减少了将近一半。十月份是五十七批。

减少的原因，日志里有说明。

十一月初五日记事栏里，刘万福写道，昨夜大雪，路面积雪有一尺深，今天没有过站的人。

十一月十二日记事栏的记录是，安国镇以北的山道结了冰，驮马难行。有一支西安来的商队折返，说前路不通。

十一月二十日的记事栏里，刘万福记下了连日大风的情况。驿道多处被风沙壅塞，本驿的两名驿夫外出清道，到晚上才回来。

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记事栏里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本月过站的商队只有三批，比常年大大减少。驿马在厩里闲着，草料还够。

驿马闲厩四个字，说明驿道上的交通已经降到极低的水平。

电报线路的维护同样受到影响。甘肃省电政管理局的巡查日志记载，十一月间，平凉至固原段电报线路因大风和覆冰，先后中断三次。每次中断，巡线工都要在冰雪中沿途检查，寻找断点。十一月十八日那次中断，巡线工用了四天才找到断点——一棵被大风吹倒的杨树压断了电线，断点在六盘山山腰，海拔约二千四百米。

日志记录了巡线工的行动。两名巡线工携带器材登山，山路积雪没膝，行进艰难。到达断点时已近黄昏，无法作业，于是在山洞中露宿一夜。次日修复线路，回到站里时，手脚都已冻伤。

这份日志的措辞平淡，没有渲染。但山洞中露宿一夜和手足皆冻伤这两句，已经说明了冬季维护电报线路的代价。

驿道和电报线路是连接县城与省城、省城与北京的神经系统。入冬后，这个系统的传导速度明显减慢。一件公文从平凉送到兰州，正常情况下需要五天。但十二月初的一场大雪之后，驿道多处阻断，公文递送时间延长到八天甚至十天。电报线路虽然修复较快，但巡线工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在每一段线路上，新的断点随时可能出现。

如果发生突发事件，灾区向外界传递信息的速度将比平时慢得多。

而在黄土塬的窑洞里，农户对外界的依赖，本来就很低。

海原县西安州农民高进财说过，他们一年到头，除了赶集，不大去县城。县城有什么好去的，去了要花钱。盐、铁器、针线，集上都能买到。粮食自己种，布自己织，窑自己挖。不靠别人。

不靠别人——这句话的另一面是：别人也靠不上他们。

县署对农户的控制，依赖乡绅、保长和团练。保长负责催粮催捐、清查户口、传递公文。团练负责维持治安、巡逻乡里——通常由村里青壮年男子组成，在农闲时操练刀矛，夜晚提着灯笼巡更，防备盗匪或野兽。乡绅居中协调，既是县署在乡村的代理人，也是乡村向县署表达诉求的渠道。但这种控制在入冬后变得松弛。大雪封路，保长不愿出门，团练的巡逻范围缩小，县署的政令传达迟缓。乡村进入一种半自治状态。

平时，这种半自治状态勉强维持。一旦遭遇变故，就会暴露出致命的弱点：信息不通，救援迟缓，物资无法调运，农户只能依靠自己极其有限的储备。

而他们的储备，在入冬时就已经绷得很紧。

王守礼家的粮食，按他的估算，能吃到明年三月。前提是每天只吃两顿，每顿只吃半饱。马兆祥家的粮食能吃到四月，但四月以后就没着落了。高进财家的情况更差，到二月间就得掺野菜。

燃料方面，三户人家都依赖畜粪和枯草。王守礼算过，他家每天烧炕和做饭要用掉约二十斤干驴粪。入冬时积攒的粪饼约有三千斤，烧到来年二月就会用完。二月以后，只能用枯草和灌木枝，但这些东西火力弱，烧不了多久。

饮水方面，三户人家的水窖存水都在二十担以下，每天只能用两盆水。如果冬天不下雪补充，到开春就会见底。

窑洞的状况也不乐观。马兆祥家的窑顶有裂缝，王守礼家的窑壁草泥剥落，高进财家的箍窑是土坯砌的，年头久了，土坯之间有了缝隙，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

农户们习惯了这些慢性的、日常的困窘。王守礼的口述里有这样一句话：日子苦，但还能过。只要不闹灾，总能熬到开春。

只要不闹灾。

1920年12月16日，农历十一月初七，陇蜀时间十九时零六分。

1920年12月16日夜，甘肃东部黄土塬上的农户，和之前无数个冬夜一样，天黑后吃了晚饭，上炕睡觉。全家挤在一盘炕上，盖着老羊皮袄或破棉被。油灯熄了，窑洞里一片漆黑。窑院里的驴和骡子拴在木桩上，羊挤在羊圈里，鸡上了架。水窖的窖口盖着石板。粮食窖的窖口封着黄土。驿道上没有行人，驿站里的驿马在厩里打盹。电报线路在寒风中微微振动，巡线工在几十里外的小站里烤火。

王守礼家那个晚上吃的是糜子粥。粥很稀，每人一碗。他女人把碗底稠的舀给公婆，自己喝的是米汤。吃完粥，一家人摸黑坐着。王守礼说，明天得去塬上拾些枯草，粪饼烧得太快了。他女人说，省着点烧，二月里怎么办。王守礼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爹在炕头咳嗽了几声，说，睡吧。

马兆祥家那晚吃的是荞麦面糊糊。他女人在糊糊里撒了点盐，又切了几段干辣椒，算是有了些味道。三个孩子抢着喝，碗里很快就空了。马兆祥说，明天去集上看看，能不能把那只老母鸡卖了，换点盐。他女人说，老母鸡还下蛋呢。马兆祥说，下了蛋也舍不得吃，还是卖了吧。他女人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高进财家那晚没有吃饭。他女人说肚子胀，不想吃。高进财知道，不是不想吃，是想省一顿。他自己也没吃，只给老母亲和孩子做了点面汤。面汤里飘着几片干菜叶，是秋天晒的萝卜缨子。

窑洞里的对话和沉默，没有任何人记录下来。它们只在幸存者的记忆里存留了几个月，然后在调查者的笔尖变成口述稿上的文字。

但这些细节指向一个事实：在十二月十六日那个夜晚，甘肃东部黄土塬上的农户，已经在生存的边缘绷了将近两个月。粮食将尽，燃料将尽，饮水将尽。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已经降到最低。

然后，地震来了。

震中在海原县以西的甘盐池附近。震级八点五。烈度十二度。

震动持续了约十分钟。在六盘山以东的黄土塬上，窑洞在震动中整座坍塌。窑顶的黄土从裂缝处断裂，整块砸下来。窑壁向内倾倒。窑洞里的农户，在黑暗中来不及反应，就被埋在数尺厚的黄土下面。

那些没有立即被砸死的人，被困在塌陷的窑洞里。窑洞坍塌后，黄土密实，空气无法流通。被困者在一两个时辰内窒息而死。少数靠近窑口的人，如果侥幸没有被土完全埋住，或许能爬出来。但爬出来之后，他们面对的是零下十几度的寒夜。身上的衣服单薄，脚上没有鞋。窑院里的水窖被震裂，存水流光。粮食窖塌陷，粮食被埋在更深的地下。驴和骡子挣脱缰绳跑散，羊被砸死在坍塌的羊圈里。

幸存者站在废墟上，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燃料，没有遮蔽。他们唯一拥有的，是冬夜的寒风。

海原地震的死亡人数，官方统计为二十三万四千余人。这个数字之所以如此巨大，窑洞是直接原因。但窑洞之所以成为死亡陷阱，是因为地震发生在冬夜。而冬夜之所以致命，是因为农户在入冬时已经耗尽了余粮、余柴和余水，他们的生存系统在震前就已经绷到了极限。

地震触发了一场在冬季脆弱性基础上的大规模死亡。

静宁县知事周廷桢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呈文中写过一句话，担心明年春天青黄不接时会有饥荒。他担心的是明年春天的饥荒。他没有想到，饥荒的威胁还没有到来，地震先来了。

那份呈文在省署档案里搁置了将近一个月，直到十二月十日才被归入卷宗。六天之后，地震发生。呈文中提到的静宁县极贫之户一千二百零三户、次贫之户二千一百四十户，其中有多少人活过了十二月十六日的夜晚，没有精确的统计。但震后调查显示，静宁县全县死亡人数超过九千人。

海原县知事钟文海的呈文，提到的民众多穴居窑洞、素无积蓄，在震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海原县全县死亡七万三千余人，是各县中死亡最多的。

会宁县知事陈鸿谟呈文中提到的收成不到五分的五个乡镇，全部位于地震烈度十一度以上的区域。这些乡镇的窑洞坍塌率超过九成。

省署财政厅厅长雷寿荣在预算清册上写下的赈款一项只能暂列此数，在震后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甘肃省全年赈济预算二万元，而震后仅急赈一项，所需款项就以数十万元计。

北京政府财政部汇办的承诺，在震后最初的十二天里，始终没有兑现。

文件、账目、口述和日志拼合出一幅图景：1920年12月16日之前，甘肃东部黄土塬上的农户、驿道、电报线和行政系统，都已经进入了冬季的低耗运转状态。粮食储备不足，燃料储备不足，饮水储备不足，交通不畅，通讯迟缓，行政余力耗尽，赈济资金缺位。这个系统在平时勉强维持，但已经没有任何余量来应对一场超出常规的打击。

打击在十二月十六日夜晚降临。震级八点五，烈度十二度，持续时间约十分钟。冻土在震动中开裂，窑洞在震动中坍塌，二十余万人在黑暗中死去。幸存者在寒夜中站在废墟上，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火，等待一个他们还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救援。

而在兰州，在省署那间生着铁炉子的办公室里，雷寿荣的预算清册还摊在桌上。清册上的数字，在震后已经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