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章
各省的钟点
李紫云将银票轻轻放在桌上，对胡子笏说，商界尽力了。这是一张五万两的银票，由汉口商务总会出具，大清银行汉口分行兑付，而非此前要求的二十万两。商会董事们经过两天闭门磋商，提出了附加条件：军政府必须出具正式借据，加盖都督印信，并在六个月内以官钱局发行的军用票收回本息。副会长李紫云带着两个伙计，穿过戒严后空荡荡的江汉路，在旧藩司衙门临时改设的财政司办公房里完成了这次递交。汉口商会的答复，在十月十四日下午送达军政府财政司。
胡子笏看了看银票上的数目。他面前摊着一本账簿，上面记着军政府成立以来的全部收支：藩库实得银十二万两，铁厂和兵工厂实得银三万八千两，钱庄银号借款一万二千元。加上这五万两，库存现款总计不超过二十三万两白银和不到两万元银元。军政府每天的基本支出——仅部队月饷和机关运转两项——就在八百两上下。如果战事扩大，这个数字翻上三倍也不止。胡子笏把银票收好，在账簿上添了一笔。他没有说感谢。
这笔交易确立了一个基本事实：武昌军政府的财政能力，在革命爆发后的第九十六个小时，触碰到了它的第一道天花板。这个消息没有传到各省。各省听到的是另一件事。
武昌电报局在十月十一日上午九时二十分拍出了第一组明码电报。电文由军政府参谋部拟稿，黎元洪签署，内容只有一句话：武昌已于十月十日夜为革命军占领。收报地址列了六个：长沙、九江、南昌、安庆、南京、上海。电报员在发报机上敲出这些地名时，发报间的窗户还震动着零星的炮声——蛇山炮台正在向江面上最后一艘没有表明态度的清军兵舰进行警告性射击。
这组电报用的是明码。明码意味着任何一台电报机都能接收并译出这段文字。军政府故意不使用密码，就是要让消息以最快速度沿电报线扩散。电报发出后不到两个小时，长沙电报局的收报员已经把电文抄送到了湖南谘议局。当天下午，九江海关的英国税务司在例行电报通报中截获了同一段文字，立刻转发给上海总税务司和伦敦。十月十二日凌晨，北京邮传部的值班官员在电报总局的监控台上看到了这条通报，连夜起草了呈送内阁的紧急报告。
收到消息和做出反应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各省的钟点从这一刻开始分岔。
长沙的反应最快，也最暧昧。
十月十一日下午三时，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长沙城北铁佛寺街的宅邸中接到了武昌来电的抄件。送电报来的是谘议局秘书处的一个年轻书记员，骑着一匹租来的马从电报局一路赶到谭宅，把抄件递上去时还在喘气。谭延闿看完电文，把纸折好放进袖子里。他对书记员说，知道了，你回去吧。
书记员走后，谭延闿在书房里坐了很久。他四十一岁，进士出身，做过翰林院编修，1909年当选湖南谘议局议长。在立宪派士绅的圈子里，他以稳健和善于平衡各方关系著称。此刻他面对的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计算题：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驻扎在长沙城外的五十标营房里，协统萧良臣是北洋系出身的职业军官，对革命党素无好感。但二十五协下属的第四十九标和第五十标里都有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渗透人员，其中四十九标的教练官王隆中是湖南革命党人的核心人物之一。如果谭延闿公开响应武昌，萧良臣随时可以调兵进城。如果他公开反对武昌，新军内部的革命党人可能提前动手。
谭延闿选择了等待。他没有把武昌来电的内容转告湖南巡抚余诚格，也没有召集谘议局常驻议员开会。他只派人去请了两个人晚上到家里来：谘议局副议长陈炳焕和长沙商会会长左学谦。这两个人分别代表着湖南立宪派士绅的两条腿——政治上的谘议局和经济上的商会。谭延闿需要先弄清楚他们各自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然后才能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同一天晚上八时左右，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的一间营房里聚集了七八个下级军官和士兵。召集人是王隆中，但他本人当晚在标部值班，脱不开身。实际主持讨论的是一个叫陈作新的排长，共进会会员，湖南浏阳人。他手里拿着一张从武昌辗转传来的字条，上面写的不是明码电报的内容，而是武昌革命党人通过私人关系传递的一条口信：武昌已得手，望湘中同志速起响应。
在场的人后来留下了一些零散的回忆。有人说陈作新当时情绪激昂，主张立刻联络各营同志、在三天之内动手。有人说在场的多数人态度谨慎，认为新军的弹药被巡抚衙门扣在城内军械库中、每人实弹不足五发，贸然起事无异于自杀。还有人提到一个细节：讨论进行到一半时，营房外面传来了查哨军官的脚步声，所有人立刻停止了说话，各自躺回铺位上假装睡觉。等脚步声远去之后，讨论才继续下去。这次讨论没有形成决议。散会时陈作新只说，等武昌再来消息。
九江的反应比长沙更安静，但安静中藏着更具体的东西。
十月十一日下午五时，九江电报局的收报员把武昌明码电报抄送到了九江道衙署。九江道台保恒是满人，他看完电报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向南昌的江西巡抚冯汝骙报告，而是派人去请九江镇总兵马毓宝到道署商议。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省城的不信任——冯汝骙虽然是巡抚，对江西新军的控制力一向薄弱，保恒担心电报到了南昌反而会刺激新军内部的革命党人提前行动。
马毓宝是安徽人，行伍出身，在九江驻防多年。他接到保恒的邀请后没有立刻动身，而是先叫来了自己手下的一个管带——第五十三标的刘世安。马毓宝问刘世安，你营中有革命党吗。刘世安回答，标下不敢说没有。马毓宝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先回去，把各营的枪械锁入库房，钥匙你亲自保管。
这个命令在当天晚上得到了执行。五十三标的枪械库大门在晚上八时落锁，门口加派了双岗。但马毓宝不知道的是，刘世安本人就是共进会会员。枪械库的钥匙确实由刘世安亲自保管，这并不妨碍他在必要的时候打开那扇门。
九江的革命党人也在同一天晚上接到了武昌的消息。传递消息的渠道不是电报局，而是长江上的轮船。十月十一日下午，一艘从汉口开往下游的招商局轮船在九江码头停靠，船上下来一个年轻人，自称是武昌军政府派出的联络员，随身携带了一份黎元洪签署的《告全国同胞书》刻印本。他在码头附近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了九江的革命党人代表林森——一个在九江海关工作的福建人，同盟会会员。
林森看完《告全国同胞书》后问，武昌能守住吗。联络员说，只要各省响应，就能守住。林森没有再问下去。他把联络员安置在海关宿舍的一间空房里，然后连夜去找了九江商会的几个熟人。他的计划不是立刻发动新军起义——九江新军的力量太弱，不足以单独对抗马毓宝的巡防营——而是先通过商会筹集一笔款项，然后派人去南昌联络江西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的革命党人，争取全省联动。这个计划需要时间。十月十一日的九江没有响起枪声。
南京的反应遵循另一套逻辑。那里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所在地，驻有两江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新军第九镇和江防军。两江总督张人骏六十六岁，直隶人，以保守和强硬著称。十月十一日晚上，他收到北京陆军部发来的密电，电文称鄂省有匪徒滋事，命令各省督抚严加防范、毋使蔓延。张人骏的回电在当天晚上十一时发出。电文说，南京安谧如常，第九镇已令移驻城外，城内防务由江防军及巡防营担任，职谨遵谕旨，督饬所属严密稽查，保全省垣治安，请代奏。
这封电文的措辞四平八稳，但它掩盖了一个关键信息：张人骏把第九镇移驻城外的决定，不是出于防范革命党的需要，而是出于防范第九镇本身的需要。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虽然是旧式官僚出身，对部下新军官兵的思想倾向一向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张人骏不信任徐绍桢，更不信任第九镇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十月十日武昌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张人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第九镇全部调出南京城，驻扎在城南三十里外的秣陵关。同时，他命令江防军统领张勋率部接管城内全部防务，在各城门加派双岗、架设机关枪。
第九镇的官兵对这道命令心知肚明。十月十二日上午，当部队列队开出聚宝门时，一个排长对身边的士兵说，这是把我们当贼防。这句话在当天晚上传遍了整个秣陵关营地。
但第九镇的革命党人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他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组织的明确指令。第九镇内部的同盟会会员主要集中在工程营和骑兵营，人数不少，但缺乏统一的指挥。他们的上级联络人是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陈其美，而陈其美此时还在上海观察局势、等待武昌方面的进一步消息。南京的革命党人只能等。
十月十二日的南京城表面上风平浪静。张勋的江防军在街头巡逻时步伐整齐、刺刀闪亮。两江总督衙门门口的石狮子旁站着手持步枪的卫兵。秦淮河边的茶楼酒肆照常营业。但在这层平静的表皮之下，秣陵关的营房里有人在擦枪，有人在低声讨论武昌的消息，有人在等待一个尚未到来的信号。
杭州的反应最迟，也最复杂。
十月十一日，杭州方面对武昌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杭州电报局确实收到了武昌的明码电报，但浙江巡抚增韫下令封锁消息，所有外来电文必须经巡抚衙门审核后才能分发。这道命令的效果有限——电报局的职员中就有同盟会会员，他们私底下把电文内容抄送给了杭州的革命党人——但它确实延缓了消息在省城官场和民间的传播速度。
十月十二日中午，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陈其美派了三个人携带武昌密电乘沪杭铁路的早班火车赶到杭州。这三个人是庄之盘、姚勇忱和黄郛。他们在杭州城站下车后直接去了西湖边的白云庵——一座隐藏在雷峰塔附近山林中的小庙，庵主是一个同情革命的老尼姑。白云庵是浙江革命党人的秘密聚会地点，同盟会和光复会的成员在这里开过多次会议。
十月十三日下午二时，会议在白云庵的后殿举行。到会者包括浙江新军第八十二标标统顾乃斌、谘议局议员褚辅成、新军工程营管带来伟良、新军第八十一标教练官吕公望、以及从上海赶来的黄郛和蒋介石。主持人是顾乃斌——他是浙江新军中级别最高的革命党人。
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浙江要不要响应武昌起义，如果要响应，什么时候动手，怎么动手。
讨论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分歧。吕公望认为应该立即动手，理由是武昌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各省必须尽快响应才能形成全国性的声势。他主张在三天之内发动杭州新军起义、占领巡抚衙门、宣布浙江独立。顾乃斌反对这个时间表。他的理由很具体：浙江新军的弹药被巡抚衙门扣留在城内军械库中，每人实弹不足五发，而城内清军——包括巡防营和旗营——弹药充足、戒备严明。如果仓促起事，新军可能在攻城阶段就耗尽弹药、陷入被动。
褚辅成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先派人去上海调拨武器弹药支援杭州起义，同时联络谘议局中的立宪派士绅、争取他们在起义成功后出面稳定局面。这个方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会议决定由黄郛和蒋介石立即返回上海筹措武器——要求三万发子弹、五十支手枪、四千大洋以及告示、印信和旗帜——由顾乃斌负责联络新军内部同志、制定具体的攻城计划，由褚辅成负责与谘议局议长陈黻宸沟通、争取立宪派的支持。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和黄郛当天下午就乘火车返回上海。顾乃斌回到标部后开始秘密联络各营的革命党人骨干。褚辅成则在第二天上午去了陈黻宸的家中。
陈黻宸是浙江谘议局议长，瑞安人，进士出身，在浙江士绅中威望很高。他本人不是革命党人，但在过去几年中对清政府的立宪承诺已经彻底失望。这个失望不是突然发生的。1910年8月23日，清政府下旨革除了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的职务。汤寿潜是浙江立宪派的旗帜人物，他的被革职在浙江士绅圈子里引发了一场地震。浙江铁路公司是浙江士绅集资自办的民族企业，清政府强迫公司接受英国借款已经激起了保路风潮，革除汤寿潜的职务则等于公开羞辱了整个浙江立宪派。
陈黻宸当时在谘议局会议上说，朝廷此举，自绝于士绅。这句话后来被褚辅成反复引用。十月十四日上午褚辅成见到陈黻宸时，直接把武昌的消息和白云庵会议的决议告诉了他。陈黻宸听完后沉默了很久。他问，你们有把握守住杭州吗。
褚辅成说，只要动手够快。
陈黻宸点了点头。他没有说支持，也没有说反对。他说，我知道了。
这句话的意思在当时没有人能完全解读清楚。但在场的褚辅成明白一件事：陈黻宸不会向巡抚衙门告密。这个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各省的计算不只是在督抚衙门和革命党人的密室里进行。北京也在计算。
十月十二日上午十时，紫禁城内的军机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庆亲王奕劻主持，参加者包括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陆军大臣荫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海军大臣载洵。会议桌上摊着武昌电报局十月十一日上午发出的那组明码电报的抄件。
荫昌首先发言。他的判断很简单：武昌事变是局部兵变，而非全国性叛乱。他建议立即调北洋军两个镇南下镇压，同时命令长江沿岸各省督抚严密封锁江面交通、防止革命党人沿江流窜。盛宣怀补充了一个建议：命令各地电报局加强对武昌方向电文的监控、截断革命党人的通讯网络。庆亲王同意了这两个建议。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小时，陆军部向保定北洋军第二镇和第四镇发出了调动命令，邮传部向各省电报局发出了监控指令，海军部向长江舰队发出了封锁江面的命令。
但这些命令的执行速度和效果取决于一个前提：各省督抚和地方驻军是否愿意并且有能力执行它们。这个前提在十月十二日这一天已经不再坚固了。
十月十三日晚上九时，长沙铁佛寺街谭延闿宅邸的书房里亮着一盏孤灯。
谭延闿面前摊着两样东西。左边是武昌军政府发来的第二封电报抄件——这封电报的语气比第一封更急迫，直接呼吁湖南即日响应、共举义旗。右边是一张字条——长沙新军第四十九标教练官王隆中派人送来的密信，信中称新军内部革命党人群情激愤、难以久抑，请求谭延闿以谘议局名义出面主持大局。
谭延闿把两样东西都看完了。他没有立刻提笔回信。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了窗户。十月中旬的长沙夜晚已经有了凉意，窗外是铁佛寺街上稀疏的灯火和更远处湘江方向的一片漆黑。他站在窗前想了很久。然后他回到书桌前坐下，提笔给王隆中写了一封回信。回信只有一句话：时机未至。
他把信折好交给仆人送走，然后吹灭了桌上的灯。
同一时刻，九江海关宿舍的一间空房里，林森正在给南昌的革命党人写密信。信中用暗语报告了武昌的消息和九江方面的准备情况，请求南昌方面速定方针。信写好后交给了一个可靠的船工，他将在第二天一早乘上水船前往南昌。
同一时刻，秣陵关营地的一间营房里，第九镇工程营的几个下级军官还在低声讨论白天的见闻。其中一个人提到了镇江方向传来的消息——据说那里的新军也在等待命令。
同一时刻，杭州白云庵后殿的灯已经熄灭。老尼姑收拾了茶具和蒲团，锁上了殿门。山林中只有风声和远处西湖水波的拍岸声。
革命的火种已经沿电报线散出去了。但它会在哪里先燃起来、烧到什么程度、烧多久——这些问题在十月十三日的深夜还没有答案。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计时器。每个计时器都在计算自己的位置。武汉三镇的枪声已经响了七十二个小时以上。各省的钟声尚未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