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塾师与女校书

牌桌上的风一散，那些仍被留在门里的人，便又回到阴影里去。前一章那个师爷走出茶馆时，觉得满街的人都能与自己平起平坐地洗牌、摸牌、和牌。可这种平等长不过一局骨牌。等牌一推，他还是衙门里抄文书的小吏，对面坐的人还是东家的妻舅。

而那些连茶馆都进不去的女眷，她们连这种短暂的平起平坐也没资格尝。她们也学牌，也懂令，也知道三张五条凑成一副该不该留，但她们的牌桌摆在闺阁里，摆在绣楼后头，摆在婆母的眼睛底下。这样一来，问题便从牌桌上滑向了更深处：如果公共牌桌给不了她们一个位置，她们能不能自己造一张桌子？能。

只是这张桌子从造出来的第一天起，就被一道礼教的天花板盖着。明清之际，江南大户人家的后宅里常有一种女人出入。她们不穿丫鬟的短衫，不戴主母的珠翠，平日不织布，不浆洗，也不混在灶间。她们挎一只旧布包，里头装着几卷抄本、几副叶子牌，有时还有一册薄薄的诗稿，由各家的老妈子从后门引进内院。

正史几乎不提她们，方志偶尔一笔带过，倒是在一些闺秀诗文的序跋、笔记闲谈里处处留着影子。后人给她们起了个名目，叫“闺塾师”。

要问这闺塾师是做什么的，列位看官先别急。她们不是官办女学里的塾师，明清两代并没有为女子开设官学。她们也不是寻常说书唱曲的女先儿，虽然她们同样教牌戏、传酒令，嘴皮子一样利索。她们是一群靠教闺中女子“玩”来吃饭的人。教作诗，教联对，教拆牌，教行令，教品曲，教猜谜，教一切闺阁聚会时用得上的文雅把戏。

表面看，她们是来给小姐们解闷的。可若只为解闷，为什么一位资质平平的姑娘，经她们调教两三年，便能在文会里不露怯，在牌局上不失态，在酒令行到自己跟前时不慌不忙地接一句合平仄的唐诗？这说明她们教的不只是消遣，而是一整套处境里的举止。

这套举止，男人们用科举、诗社、科场同年、官场座次来定高下。闺阁里的女人们没人发给她们榜，也没人封她们官。她们要排出个上下来，靠的便是这些游戏场。故事不妨从蕉园讲起。

清初杭州有个女子诗社，后人称作“蕉园诗社”。诗社里的女诗人，有出自顾家、林家、冯家、柴家的，都是书香门第的小姐。

可诗社要立得住，要常聚，聚了要不冷场，就需要一个会主持的人。这位主持人得先是个文人，能评诗，能改字。可光会作诗还不够。她还要会玩，会带气氛，会安排席次，会出酒令，会在谁该坐上首、谁该挨着谁坐这类小事上拿捏分寸。

闺秀们的聚会不止谈诗。谈诗谈渴了，要喝茶；喝过了，要行令；行令行乏了，要摸几圈牌。一套流程走下来，谁是东道，谁是客，谁才最高，谁善藏拙，都在游戏里显出来。

能让一屋子宫眷都服气的人，靠什么？她不靠诰命，不靠夫家官衔，那只能给她一个座儿。她靠的是当场作诗不掉链子、拆牌不露破绽、出令雅而不俗的本事。这种本事，便是闺塾师安身立命的根本。

《红楼梦》里写过这一层。第四十回，贾母在大观园设宴，鸳鸯当令官，行的是牙牌令。牙牌就是骨牌，三张配成一副，每副有固定名目。鸳鸯笑道：“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到刘姥姥止。

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次说第二张，再说第三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押韵。错了的罚一杯。”

列位看官，听清这规则的关窍没有？鸳鸯只出牌，不先说答案。听的人得自己接，接出来的话还得押韵。若只想出“三个五”就完事，过关可难了。三张“五”配成的是“满堂红”，接的那句诗、那句俗语，得跟“红”字押上韵才行。贾母接了“一轮红日出云霄”，薛姨妈接了“梅花朵朵风前舞”，史湘云接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些句子都是现成诗词化出来的，说明她们平日读过、背过、练过。

曹雪芹写这一幕，断然不是凭空捏造。清中叶的上层女性，节庆家宴里行牙牌令是常事。能做令官的人，自己得先把十几副乃至几十副骨牌的名目、拆法、韵脚记得滚瓜烂熟。不然三张牌一翻，自己先愣住，满桌人都要笑。

鸳鸯在贾府是什么身份？她是贾母身边的大丫头。可她一执令，连王夫人、薛姨妈这些主子辈，也得按她的规矩来。那些到各家内院去教小姐们玩牌的闺塾师，干的便是类似鸳鸯的角色。区别只在于，鸳鸯在自家，她们在别家，靠这手艺受雇。

于是便有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牌戏和酒令，成了她们教诗、教礼、教做人的入口？

答案不复杂。因为这是她们唯一能合法操持的文化形式。正统教育不给她们留门。

闺塾师自己，大多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或者夫亡无靠，又不愿做针黹帮佣的女子。她们读过书，能写诗，却无法参加科举，不能靠功名换社会地位。她们只能带着这点文墨，走进同样被排斥在科举之外的闺阁。教学问这件事，在她们手里，必须包装成教游戏。

一个女子若被人说“好为人师”，未必是美名；若被人说“精于酒令”“工于牌戏”，倒还能落个“善解人意”“会凑趣”的评语。游戏给她们一层保护的壳。教人打牌、行令、拆字、联句，在道德上不算“干预外事”，在礼法上不算“牝鸡司晨”。

但壳底下有核。她们教小姐们玩叶子戏，一局输赢之间，谁的牌路稳，谁的算计深，谁沉得住气，都显出来。她们教小姐们行酒令，一令行下来，谁读书多，谁反应快，谁有捷才，谁怯场，也藏不住。这便是为什么有些闺塾师能在同一个地方一教十几年。

她们建立了声望。这声望不写在匾额上，不刻在牌坊上，却在各家后宅里口耳相传。某位闺塾师的弟子嫁到别家，在新家的文会里吟出一联好诗，旁人一问：“这是谁教的？”便有人答：“是某氏带出来的。”这种口碑，比荐书还灵。到了年节前后，请她的人家要排队。她教的女子须会玩，还得玩得雅，玩得有分寸，玩得不落下乘。这早已不是在教娱乐，而是在经营一种闺阁里的文化资本。

可列位看官若以为这门营生风光，便错了。闺塾师这个职业，从出现那天起就长在一条刀刃上。她要显出本事，让主家知道她值这个价；又不能太显，惹来“轻薄”“张狂”的评语。她要让小姐们喜欢她，喜欢到愿意跟她学；又不能喜欢过了头，让主母起疑，觉得她教坏女儿，或者搬弄是非。

她要熟悉各种游戏规则，从牙牌令到叶子戏，从诗钟到射覆，样样拿得起来；可这些游戏本身，在道学先生眼里并不都那么体面。“精于牌戏”四个字，写在墓志铭上是一种隐晦的褒奖，写在日常闲话里，却可能被听成“好赌”“轻浮”。所以她每走一步都要算。

这一层计算，要在她留下的文字里找痕迹。清代有一些专为闺阁编写的游戏手册和酒令谱。这类材料，一般通史里不容易见着。它们印得薄，晚清以后又不断散佚，能在公私书目里留存下来的不多。有些还有残本，有些只剩个书名，在藏书家或闺秀选集的跋文里被提上一句。

专为闺中宴集编写的阃仪类酒令，便有一种极为小心的编排方式。这类酒令谱通常开宗明义先讲一遍闺闱之礼。令中须用的典故，多从《列女传》《女诫》《女论语》以及历代贤媛事迹里挑。行令的女子不会像外面文人那样随口说戏谑之词。她们接的句子要合韵、要切题，还要合“贞静”二字。一部令谱里可能三八二十四令，句句都在颂节烈、劝纺织、戒艳妆。

表面看，这简直是女教课本。可要细看编排，便会发现编谱的人极懂游戏的门道。她知道太文了会冷场，太雅了会接不上，所以每隔几令便插一令稍轻松的，比如用花名、药名、果名来对对子。这类令不涉风化，又能让年纪小的姑娘也插得上嘴。

她还知道酒令行到后半程，席上人困倦，便安排几则急口令，要人一口气念下来，错了罚酒。这种设计，是拿礼教做外皮，拿游戏心理学做内里。写谱的人既不是卫道，也不是叛逆。她是在有限的夹缝里，让游戏能玩下去。能玩下去，她才能继续被请来主持文会、教习牌令。这是她吃饭的分寸。

由此便引出第二层：令谱为什么非要避开那些敏感字眼不可？因为编纂者的处境，比喝酒的小姐们更难。小姐们行令说错一句，不过是罚杯酒，最多被母亲嗔怪一句。而编纂令谱的人，尤其是那些出面主持、教导的闺塾师，要是一个令头里出半句艳诗，或者出得刁钻轻浮，传出去，她这碗饭就砸了。士大夫家会把她赶出门，地方上的闲言碎语会让她三年接不到一户生意。

所以游戏在她们手里从来不是自由天性的解放。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层层设防的表达。她们得先自己过滤掉所有可能被解读为“不贞静”的字眼，然后才敢把剩下的那部分拿出来教人。这种检查早已内化。她们未必觉得委屈，因为不这样做，她们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

游戏给了她们上场的机会，可这机会的票价，是必须把礼教高高举过头顶。闺塾师最深刻的矛盾就在这里：她们是规则的解释者，却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她们可以在牌局上暂时把人压下一头，可以把酒令出得满座叹服，可一转身，她们仍旧是那个挎着布包、被老妈子从后门引进来的外人。

现在，镜头得从那个人身上拉开，看看这座宅子。曹雪芹笔下的贾府，小姐们凑在一处做诗社、行令、吃蟹、联句、制灯谜。有些场景一眼看过去，像是纯然的少女雅集。可曹雪芹写这些时，从不忘记谁站在谁的下首，谁给谁捧场，谁拿出几两银子做东，谁又借着游戏说出平日里不敢说的话。

一局牙牌令不只是一局牙牌令。它也是席次、辈分和权力的排演。贾母先坐首位，令从她起，刘姥姥最后收。这不是随便排的。首席是最高辈分的老祖宗，末位是最无足轻重的远亲村妪。中间依次是太太、奶奶、姑娘们。

游戏规则明面上人人平等，错了谁都要罚酒。可同样的“错”，鸳鸯对贾母的错是笑着凑趣；对刘姥姥的错，满座哄堂，那笑里的含意又不同。

曹雪芹的厉害便在于，他不写“礼教”二字，只是让鸳鸯把令一句句行下去，把辈分一座座显出来。闺塾师们在现实中主持的，正是这样一场场微缩的秩序演练。她们要用游戏的名义，让小姐们在和乐的气氛里记住自己的位置。这看起来像帮着礼教规训。

可往深了说，这些小姐从游戏里得到的，也不全是被规训。史湘云的率直才情，在诗社里被奖励。她的酒令、联句常常压过别人，大家并未因此排斥，反而愿意与她同席。在这种场合，一个女子的价值不只由她爹是谁、她夫家是谁决定，还由她能不能接上令、续上诗、评得妙决定。

当然，这套价值判断出不了院墙。可对一辈子都被圈在院墙里的女子来说，能有一套由自己人评出的高下，总比只等着外人用“贤惠”两个字打发要强得多。

接着便问第三层：这套平行的评价体系，为什么能运转两百多年？因为它填补了一个真空。明清科举体系里，男子读书是为了应考。可真正能考上功名的人不到百分之一。大量落第的读书人，可以在衙门里做幕，在私塾里教书，在书铺里编书。

大量闺中女子既不能应考，也不需谋职，可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识字教育，能读诗，能看戏文，能写信。这份才情若只用在内宅里绣花，难免空落。于是，一位读过书的小姐，在婚前靠闺塾师教诗、教令、教牌，可以打发整日；在婚后，则可以在侍奉婆母、周旋妯娌的间隙里，借着节庆、寿诞、满月等各种合法宴集，继续这一套游戏。

这些场合给了她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在这里，她可以暂时不是“妇”，而是一个“玩家”，甚至一个评价别人玩家的人。

闺塾师正是这些场合的组织者、裁判和技术指导。她们把一套从文人雅集里改造而来的规则带进女性空间，又根据女性的处境把它调得更隐秘、更克制、更不落口实。

久而久之，大户人家嫁女，除了看嫁妆，还要看这女孩儿“将得牌否”“行得令否”。这不是说她好赌，而是说她在人际场上能不怯。一个在牌桌上不失礼、在酒令中不冷场的女子，进了婆家，更容易在女眷里站住脚。游戏于是成了婚姻策略的一部分。这是另一种输赢。

可翻过来看，这恰恰说明这套体系从根子上就是依附性的。它不要打破性别区隔，只是要在区隔之内做文章。它也不要改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只是要与它周旋。

闺塾师既不是女性解放的先驱，也不是简单的礼教帮凶。她们更有耐心，也更现实。她们知道，只有把游戏包装成妇德的延伸，才能让自己的才学换一口饭吃。

她们并非不知道这不公正。她们的抱怨很少直接在文字里说出来，但可以在一些细节里看见端倪。某位闺塾师晚年给人写诗序，会特别强调自己“不涉外事”“凡所游戏，皆取古贤女事”。这话表面是自清，反过来听，倒像是她已经被人怀疑过，或者知道迟早会被人怀疑。她要预先把自己的行为框进安全线内。这种功夫，不是一天练成的。

这里要说到“女校书”这一层。后世把有文墨、能酬唱、常在文化场合露面的女子称为“女校书”。这个称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薛涛，后来泛指那些身份介于名媛与艺人之间的才女。与闺塾师相比，女校书的处境更靠近市井，身份也更暧昧。

她们能出入一些半公开的文会，与男性文士周旋，声名也更容易外传。但代价是，她们离“贞静”二字更远。闺塾师由此显得更稳妥。

她们不出风头，不标榜才名，只把才学转化成一种可传授的手艺。她们的声名不在士人茶桌上，而在夫人、小姐的闺房里。这便是她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宁可在后宅里做一个被需要的教习，也不愿到更开阔的地方去冒“失节”的风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礼教压力的产物。现在要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蕉园诗社有个主持者，据说姓林，杭州人。

她的生平正史不传，后人只能从诗社其他成员的集子里零零散散拼出个影子。她年轻时便以诗名传入闺秀圈。丈夫早逝，她寡居，家道中落，于是开始应各家之请，去教闺中女子。有人请她教诗，她便教诗；有主人想学牌，她便把牌谱拆开来讲解；有主母要办寿宴，她便提前半月拟好酒令，把各席的令题、骨牌、韵脚一一备齐。她的学生里，有人后来成了小有名气的女诗人。按理说，弟子出诗名，做老师的自然有光。

可她的名字只出现在旁人诗题下面，偶尔被写作“林大家”，更多时候只写作“林师”。没人替她单独立传，也没有哪一种方志会把她的牌戏之精、酒令之工当作一件正事来记。最多在某位闺秀诗集的小注里留下半句：“余少时从林师学诗，兼习酒令。”所谓“兼习”，两个闲字，轻轻把她的半生劳动掩过去。

这便是本章最想说的真相。闺塾师这个职业是因性别区隔而产生的。假如明清社会让女子与男子一样读书应举，这些有才学的女性大可以去做塾师、做文官、做幕僚。可这条路没有。

她们被挡在门外。游戏成了她们撬动文化权力的唯一杠杆。她们确实撬动了一些东西。借助游戏，她们建立了声望，培养了弟子，活跃在各家庭院之间，赚得一份比做女红体面得多的收入。在两百多年里，她们甚至形成了一种半隐形的职业网络。

哪位塾师擅长诗钟，哪位擅长牌戏，哪位能主持大型文会，闺秀圈里都有口碑。这种不必经过官方认证的权威具有相当弹性。它能随着各府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士人结社讲经义，她们便教联句、拈题、分韵。

蕉园诗社那位林师的墓志铭，是她的弟子请一位退隐的翰林院编修写的。这篇墓志铭今天还能读到，收在一部稀见的闺秀诗文总集里。碑文说她“幼聪慧，通书史，长而工诗”，都是套话。

可写到后半段，执笔人忽然笔锋一转，添了八个字：“尤工酒令，精于牌戏。”列位看官想想，一位寡居妇人的墓志铭，不写她纺织如何勤，不写她侍奉舅姑如何孝，偏要写她酒令行得好、牌戏玩得精，这是什么笔法？执笔人显然也觉得这八个字搁在墓志铭里有些扎眼，于是紧跟着补了一句解释：“然每行令，必取古贤女事，未尝一语涉轻艳。”这一补，反倒把真相补出来了。

林师活着的时候，一定被人问过、疑过、挑剔过。她每出一令，每教一局牌，都得先在心里过一遍筛子：这句有没有“轻艳”的嫌疑？这个令头会不会被人拿去做文章？这副骨牌的配法，是不是太像外面赌坊里的路数？她要把这些全部滤干净，才敢端到主母和小姐们面前。墓志铭上那八个字不是褒奖，是她一辈子的如履薄冰，被一个懂她的弟子悄悄刻在了石头上。

这套自我审查的功夫，在那些专为闺阁编写的酒令谱里看得更清楚。有一部晚清刻本，书名已经残了，只留下“阃仪”二字，藏在一家省级图书馆的古籍部，编号靠后，极少有人调阅。翻开这部令谱，头一页不是令题，而是一段序言。序言里先把历代贤女列了一遍，从曹大家到长孙皇后，个个点到。

然后才说，闺中宴集，不可无令，但令不可涉淫艳、不可涉讥讪、不可涉外事。三个“不可”之后，才进入正文。正文里的令题，三八二十四则，每一则都配了典故出处。第一令叫“断机”，用的是孟母的故事。行令的人要接一句七言诗，诗中须含“机”字，还要押“支”韵。第二令叫“画荻”，用的是欧阳修母亲的故事。接的诗里要有“荻”字，押“齐”韵。

一路看下去，二十四令全是列女题材。可再往下翻，翻到第十九令，忽然变了。这一令叫“斗草”，配的不是列女传，而是端午旧俗。行令的人要说一种花草名，再配一句与此花相关的古人诗句。花草不限，诗句不限，只要对得上。这一令明显松了。

接下去第二十令是“猜花”，令官说一个典故，听的人猜一种花名。第二十一令又紧回去，是“却妆”，用的又是列女故事。这种一张一弛的编排，不是偶然的。编令谱的人太清楚了：连续二十四令全是道德训诫，席上的人会倦，会走神，会觉得这不是游戏而是上课。所以她要在中间塞进几则轻松的令题，让气氛缓一缓。可她也不敢塞太多。二十四令里只有四则是纯游戏的，其余二十则全部扣着妇德。这个比例是她反复试探出来的。多一分则险，少一分则闷。险了，她担不起；闷了，没人再请她。

《红楼梦》第四十回里鸳鸯行的牙牌令，用的也是同一套逻辑。曹雪芹写鸳鸯当令官，先笑道：“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这话听着威风。可您细看她接下来怎么行令。贾母的第一副牌，鸳鸯说：“左边是张‘天’。”贾母接：“头上有青天。”鸳鸯又说：“当中是个‘五与六’。”贾母接：“六桥梅花香彻骨。”

鸳鸯再说：“剩得一张‘六与幺’。”贾母接：“一轮红日出云霄。”鸳鸯最后说：“凑成便是个‘蓬头鬼’。”贾母接：“这鬼抱住钟馗腿。”满座哄堂。这一轮行下来，鸳鸯从头到尾没有纠正过贾母一个字。不是贾母句句都合韵合典——她说的“蓬头鬼”“钟馗腿”全是俗语，和前面薛姨妈、史湘云引的唐诗宋词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可鸳鸯不响。

她笑着给贾母斟酒，把这一轮轻轻带过。轮到刘姥姥时，鸳鸯出的牌副更难，刘姥姥接得满嘴庄稼话，“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一头蒜”，满座笑得前仰后合。鸳鸯照样不纠正，只笑着罚酒。

可轮到王夫人、薛姨妈、林黛玉这些中间辈分的人时，鸳鸯的尺度明显收紧了。黛玉不小心说出《牡丹亭》里的句子“良辰美景奈何天”，旁人没在意，宝钗却回头看了她一眼。这个细节曹雪芹埋在第四十二回才揭出来——宝钗事后把黛玉叫到蘅芜苑，私下说：“你昨儿行令，说的什么话？我竟不知从哪里来的。”黛玉这才慌了。您看，同样是“错”，贾母的错是凑趣，刘姥姥的错是笑料，黛玉的错却是把柄。

一局牙牌令里藏着三层标准：对最高辈分的人，规则可以弯曲；对最无足轻重的人，规则可以松弛；对中间那些正在被审视、被比较、被暗暗排座次的人，规则忽然变得严厉起来。闺塾师们在各家后宅里主持的每一场游戏，都在重复这套三层标准。她们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规则是礼教定的。她们只是规则的执行人。

市井流行叶子戏，她们便把叶子戏纳入闺阁雅集，改造其规则，使之既有趣，又不至于沦为赌博。她们做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工作：把外面世界的游戏，翻译成闺阁里可以接受的版本。这种工作按说应该被承认，可它从来不曾被承认。夜深了。灯下，那位“林师”刚刚从一场文会回来。这一夜很成功。

满座小姐行令行得顺，拆牌拆得巧，席间没有冷场，也没有谁因输牌沉了脸。散席时，主母亲自送她到二门，往她手里塞了一匹宁绸，又约她下月再来。她回到自己赁的小屋，把绸布折好，放进一只旧箱。然后翻开一本纸簿，用蝇头小楷记下一笔：某月某日，某府文会，牌令各半日，酬绢一匹。

她的账目很清楚。哪家付银，哪家给米，哪家拿旧衣折算，她记得分明。这些账簿是她经营多年的凭证。可她比谁都清楚，这些东西留不下来。不要说账簿，就连她自己的诗稿恐怕也难传世。她教过的那些小姐，将来或许会有人替她们编集子。序言里也许会提到“幼承母训”“从师某氏学诗”。她的姓氏也许会出现，也许不会。

她一生的经营，最终就是这样一行小字。而她自己，没有一位史官愿意为这个“精于牌戏”的女流之辈浪费笔墨。天亮以后，她还要去另一家。那家的小姐明年就要出嫁。主母托人来请，说是姑娘性子太怯，见人不会说话，一到宴集就坐不住，想请她过去教几个月。要教诗吗？要教牌吗？都要。但最要紧的，是教她在未来的婆家怎么借着游戏，不显山不露水地站住脚。您看，这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她可以教这个女孩子很多本事。可这些本事再高，也改变不了一件事：女孩子到了婆家，还是得看婆婆的脸色，还是得在女眷的牌桌上寻找自己那一点点位置。而她自己，也还得继续从一个后门走到另一个后门，把规则教给人，自己却永远站在规则的边上。这就是这一章留下的暗影。当女性在闺阁内利用游戏进行有限的文化博弈时，她们改变了自己的一些处境，却无法改变那处境的根基。游戏给了她们一条路，可这条路通不到墙外去。

墙外那些男人也并没有因为科举壅塞而安静下来。他们拿起了另一些更硬、更狠的游戏。那里的输赢，不必再看谁家夫人的脸色，也不必再把礼教举过头顶。那种游戏一旦开局，便没有后门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