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谜

“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

这句话，不是晚清哪个专攻科举的策论家在奏折里说的，而是更早的、对科举积弊最刺眼的一句批评。它原指科场之程式化到了败坏真学的地步。

把这句老话往灯谜上一放，却别有意味：如果读了一辈子书的人，在正途里找不到兑现才学的门，他们那股“拆字破典”的实在学问，到底要往哪里放？答案之一，是往灯里放。

灯谜是元宵节的附属品，这是今天大多数人的印象。正月十五挂出来，猜中了换一盏花灯、一包点心，图个热闹。

可要是你真把这印象拿去衡量晚清的上海、北京、苏州，就不太对得上卯了。

因为在这三个城市，有一群人把灯谜从灯笼上摘了下来，搬进了茶馆的二楼，搬进了会馆的后厅，搬进了初几条绳子、几张纸就能支起来的雅集里。他们在那里一坐几个时辰，不为元宵，不为彩头，不为哄孩子。

他们为的是一样在正经科场里越来越摸不着的东西——一个可以凭智力分出高下的名头。要讲清楚这个名头，得先瞧清一个前提：那时候会写字、能拆典的人，并不缺。

中国整个科举制度养出来的读书人，在清代中后期，数目已经大大超过了官方的录纳能力。生员名额在清初定得相当紧，到了中期以后，天下的“入学”数额虽然几经调整，但和人口的增长相比，仍然窄得像一条细缝。更关键的是，秀才这一层只算入了学，真正能往举人、进士那几层去的，名额更少。每三年秋闱，一省取那么几十名，春闱取那么几百名。

卡在下面的，是成千上万的童生和秀才。他们饱读经书，却要年年在考棚外候着，候着一个也许永远轮不到自己的名额。

这不是说他们都穷得没饭吃。其中一些人还能坐馆、做幕、卖文、编书，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人的痛苦，不只在没饭吃。

还有一种痛苦，是你的本事老被人说“不错”，可这“不错”永远换不到一个正式的承认。科场给不了，官场给不了，街面上更给不了。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字谜被学生比下去，他能得到的，往往只是东家一句“先生何必与小孩子争这个”。

于是，晚清的一批底层文人开始自建场子。灯谜社，就是这类场子里最安静、最省钱、也最见机锋的一种。

不用置办鸟笼，不用养鸟驯鸟，不用到城外荒地里找对手。一张纸，一支笔，几个同好，一个茶局，便能开社。

可千万别小看这一张纸。纸上写的，恰恰是他们翻了一辈子书才攒下来的那点真功夫。

最早那一步，是从元宵灯会里“偷”出来的。灯谜本来挂在灯上，是给路人抬眼一望的。南宋《武林旧事》里提到元宵灯品之盛，也提到灯上题谜的习俗。这类谜，多半浅近，讲究的是一个“巧”字，猜着了一笑便罢。它以灯为媒，以节为凭，节歇了，灯撤了，谜也就散了。

清代中后期，一些人开始不满足于这种一年一回的散局。他们发现，灯谜里藏着的东西，远比元宵的糖瓜更耐嚼。于是，灯成了托词，谜成了主角，节令的钟点管不住他们。他们从“元宵猜灯谜”里走出来，把它改成“灯谜社定期雅集”。

“社”这个字一出现，事情就起了变化。社有社期，或旬或月，不随节日走。社有社址，或在茶楼雅座，或在会馆偏厅，或在某位同好的书斋里。社有成员，入社要经人引见，要试猜几道。

社有记录，一场下来，出谜若干，射中若干，笔笔在簿。社还有社长，有出题人，有司录，有评断。

说白了，这套安排，已经不是一个“玩”字能罩得住的。它像考场，像书院，像一个小小的衙门，却又不归任何衙门管。它像考场，却比考场更愿意给每个人一个准话。

晚清北京有一个以谜会友的圈子，常借琉璃厂以南的会馆或某个同乡会所开社。上海的海上灯谜社，则在报馆、茶楼之间流徙。苏州的情形更文一些，往往借着地方文献的抄录和流传，把谜作编成小册子在社内传观。

三地社名不同，构成却有些像：有读过书而终身未中举的，有中过秀才后屡试不第的，有在官府里当小差而自认“屈才”的，也有几个生意场中人，因识文断字、好交文人而入了社。各人功名高低本来清清楚楚，但入了社，座次不按功名，按谜艺。

这不等于说他们不讲分别。恰恰相反，他们讲得更细。只是这细，不细在那人是哪一科秀才，而细在他懂不懂格法。

灯谜社最要紧的发明，还不在于聚会，而在于给谜立了法度。这个法度，就是谜格。

说来也巧，谜格的出现，正好踩在灯谜从民间游戏转向文人竞技的那道门槛上。早期的字谜，以会意、拆字、离合为大宗，猜法不脱常识范围。你要猜“春雨绵绵妻独宿”，大可以从“春”字上去多瞧几眼。雨绵绵，则无日；

“妻独宿”，则无夫。春字去了日，去了夫，剩下的就是一个“一”。这类谜，不需要什么格法，只考你一个“巧”。

但晚清的文人觉得，光凭巧还不够。巧与不巧，有时是运气，有时是悟性。若没有统一的规则，怎么算难、怎么算易，凭什么服众？

于是，谜格来了。所谓谜格，通俗地说，就是谜底和谜面之间，必须经过一道指定的变化，才能扣合。卷帘格，谜底要倒过来读；徐妃格，谜底须去掉相同的偏旁再取半；秋千格，谜底限于二字，且二字要互易其位。此外还有虾须、燕尾、白头、粉底等格，各有各的条法。

每一格相当于一条固定的解题路径。你见谜条上注着“卷帘格”，便知道这谜底得倒着念才贴切；你见“徐妃格”，便知道要往偏旁上去想。

这有点像今天的标准化考试，题型先定，答者照着题型的规矩推演。没有格法，猜谜像抓阄；有了格法，猜谜像解算术。

正因如此，谜格就是灯谜的“段位制”。它让“难”和“易”变得可以辨识。一个普通字谜和一个卷帘格谜放在一起，难度高下，不消争。一个能破卷帘的人和一个只会猜浅近字谜的人，在社里的位置，也不消争。

谜格一出，灯谜社就有了一把公开的尺。出谜者拿这把尺量自己的题，猜谜者也拿这把尺量自己。他中的多，你中的少，差距摆出来，众人心里有数。这一来，智力的比拼就有了可比较性，就像科场里把一篇文章按“清真雅正”的标准评个高下。

灯谜社的章程，往往就建立在这个可比较性上。社里会设出题人，题人提前拟好谜条，注上格法或“普通”，交司录用端正小楷抄在纸条上。开社时，绳上挂满一截一截的纸条，猜者立于绳下，默默仰看。看中了哪一条，便上前取条，向题人说出谜底。对了，司录在簿上记下“某射中某谜”；错了，原条重新挂回，另候他人。

一时间，满座只听见纸声、茶盖声和偶尔的低声争论。场面极静，可静里有股子较劲，像极了科场号舍里那种各自低头行文的闷劲。

较劲最尖锋处，有时会起争议。某个字扣得该不该，某条格用得严不严，猜者说“可通”，题人说“不中”。两边各执一词，声调渐高。这时候，社长或社中推举的几位老手便出来仲裁。他们翻出前人谜集里的旧例，或者拿格法的定式来比。定下来了，谁也无话。

这种仲裁记录，散见于当时一些刊物和谜集的序例里。记录只到“某日某谜争，社长某公断曰……”，很少再往下细录。但它透出来的意思很明白：灯谜社里，也有一个类似考官批卷终审的环节。只是这终审，不凭顶戴，不凭官印，凭的是社内公认的谜艺资历。

社规、谜格、仲裁，几样凑在一起，灯谜社与科场的相似性就遮不住了。出题人是出卷官，猜谜人是赴试生，谜格是题例，社长是监临。它甚至有自己的“录取”——一场之魁首，谁射中最难最多，便得一个“谜伯”或“谜尊”之类的雅号。

这个雅号不载于功名册，不带来俸银，却在社内极受看重。有些人为了“谜伯”二字，可以连着几个月闭门拟谜，翻破几部类书。那劲头，不比应试生员温课差。

问题来了：他们为何不把这份劲头接着用在科场上？原因很实际。科场的门越收越窄，评判又常有不得言说的偏弊。晚清科举阅卷，确有只看首二句和字迹便草草定去取的积习。有才而字嫩者，可能被弃；平庸而字端者，反而得中。幕友转传的阅卷心得里，常教人“头场要稳，二场要整，三场要快”，却很少教人怎样真正把文章写透。时间一久，读书人心里那杆秤就歪了：他们不是不信公平，是觉得科场里的公平，被太多文章以外的东西绊住了。

灯谜社恰恰给了他们一个“干净”的局。在这个局里，规则明明白白写在格目上，中与不中，当场可见。家世、年齿、衣冠、籍贯，都不作数。你是谁家的子弟，是哪一县的生员，在谜条前没有用处。有用的，只是你脑子里那点拆字离合的功夫。这个“只看智力”的干净，对那些在科场里屡屡吃亏的人来说，像是一口新鲜的空气。

他们在这里，头一次觉得自己的“真才”得到了承认。不过，说书人得在这里拉一把缰绳。

把灯谜社说成纯粹的文人雅集，只说它风雅、清高，那是掩了它的另一面。灯谜社的小世界里越是讲公平，它的公平就越显出一个边界：这公平只给同一种人。哪种人？能识字、能读书、能辨偏旁、能解典故的人。你让一个不识字的脚夫站在谜条前，他连字都认不齐，遑论按什么卷帘秋千去猜。灯谜社在文人内部取消了身份，却在更大的社会面上维持了一道更隐蔽的墙。这道墙不用贴告示，不用派差役把守，只消把文字和典故设为入门之资，便把不识字的、不读经史的人全都拦在门外。

这就要说到本章最想点破的那层反讽。灯谜社越是模仿科举的公平竞争逻辑，就越暴露出科举本身的失效。你想想，一群读书人，本该通过岁科、乡会试，在正式的功名序列里领到自己的号牌。现在他们不靠那个，靠的是在一间茶室里，凭谜格分高下。这样的事情之所以成风，恰恰说明那条正途不灵了。灯谜社里最有威望的那些人，常常在科场上并不得意。

这不是他们笨，而是功名的门太窄，评判的尺又太滑。他们用灯谜新立了一把尺，把“愚”和“智”重新量给别人看。可这把尺一经落地，就悄悄照出了旧尺的毛病：正途已不能给读书人一个足够可信的等级，他们才要另外去造一个。

再看灯谜社奖励什么。彩头通常是文具、书籍，有时只是一壶茶或一方印石。有的社干脆不设物质之奖，只在记录簿里记下名次，作为“荣誉”。

千万别小看这荣誉。对于在社里的人来说，这一行名次比半吊子功名还实。因为功名可能来路不公，而灯谜社的每一次射中，都是当众验出来的。

越是彩头薄，参与者越愿意说这是“尚雅不尚利”。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失意者对“清高”二字的用力维护。他们拿不出俸禄上的实利，便更要把“纯荣誉”看得重。重到了一定程度，荣誉本身就成了一种代用品。

这代用品撑得起一时，撑不了一世。灯谜社内部的等级，跨不过茶楼那扇门。一个在社里被尊为“谜尊”的人，白天可能坐在县学门斗的冷板凳上，连个廪保都开不齐；

一个在社里连中二十条的人，回到家中仍要为几两束修看东家脸色。灯谜社的公平，只在那个房间里有效。出了门，另一套规则压下来，你的谜格再熟，也顶不了一个实际的功名。

这样看，灯谜社与其说出了一个“门”，不如说只开了一扇窗。窗外有风，有光，却终究不是一条能走出去的路。

也正因为这扇窗的单薄，灯谜社的兴衰往往很脆弱。有时是因社员星散，各谋生路；有时是因经济拮据，连茶钱都凑不齐；有时是因某几个主事者心气不和，社就冷了。

更有一种外人不易察觉的风险：灯谜是文字游戏，谜面免不了要涉及人事。清代的文字风气，可不像灯谜社里那么宽容。一句涉及时政、官名、人名的谜面，若被曲解，便可能招来麻烦。

文人自己也知道，所以社里通常有一条规矩，谜面不得犯“时忌”。但“时忌”的边界到底在哪儿，谁也没个准。为求自保，许多社便只咏古人古事、花木虫鱼，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又给灯谜社的小世界加了一道紧箍：它连文字的自由，也要向内收着。于是，灯谜社里的气象就很微妙。

一方面，它是失意文人最提神的去处；另一方面，它又时刻提醒着这些人：你们能玩的，只有这个了。

每次社集将散，绳上的谜条被一条条收下来，卷进一个布包里。猜中的暗自得意，没猜中的脸上还带点遗憾。众人寒暄几句，各往各的方向去。待楼下的热闹恢复如常，谁也不会知道，刚才这间屋子里曾有过一个小小的考场，考的内容是“春雨绵绵妻独宿”，考的法度是卷帘、徐妃、秋千，而考取的头名，出门之后，仍是个无人问津的老童生。

反讽就停在这里。它不用再高声点破。一群秀才苦读半生，最大的本事用到了猜字上。他们真的不聪明吗？分明又极聪明。只是这份聪明，已经被大社会挤到了一个很小的局里。

局内灯火通明，局外夜色无边。他们在局内用严密的游戏规则，演了一遍科场本来该有的公平；局外的科场，却仍旧用一整套越来越僵的程式，把真聪明和假聪明搅在一起，让许多有才者永远换不到那名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晚清的灯谜材料，会觉得它们热闹得有些凄清。

张起南这个人，可以作为一盏灯，照进灯谜社的生员心里去。他是福建闽县人，生于光绪四年，二十岁上中了秀才。此后乡试屡荐不售，也就是推荐过、备取过，却始终迈不过举人那道门槛。功名停在秀才这一级，在晚清官场里等于什么都不是，但在灯谜社里，他是被尊为“谜圣”的人物。他有一部《橐园春灯话》，把制谜、猜谜、谜格、谜史说得系统而通透。

翻这部书，你会发现，张起南对谜的那份用心，完全不是“玩”。他把制谜分成若干法门，每格单独释例，旁征博引，像极了科举用书的体例。一个被正途关在门外的人，用灯谜另开了一扇门，自己做了这门里的“宗师”。他不是孤例。

晚清灯谜社的核心成员，功名大多停在生员、监生或捐班这一层，极少有举人以上。不是举人不会猜谜，而是举人在这套替代性等级里，讨不到什么心理需要。他们已经在正途里分到了一杯羹，不需要再靠谜格来证明什么。

但秀才是最多的。他们在灯谜社里找到的，不只是一条谜底，而是被正途亏欠已久的那份承认。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上海的海上灯谜社在四马路一家茶楼做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春灯雅集。这次雅集的谜条抄本，后来被一位社员整理收入《沪城谜话》，残存的部分里有两道卷帘格，足以见出当时出题者的用力之深。第一道卷帘格，谜面只有四个字：“项羽本纪”。猜《四书》一句。这条的机关，在于底句必须倒读才能扣合谜面。

你知道“项羽本纪”是《史记》的篇名，纪者，帝王本纪也。卷帘格要求谜底倒过来念，“本纪”倒过来是“纪本”，“项羽”倒过来是“羽项”，倒读之后再去找《四书》里的对应。没有卷帘格，猜者顺着想，根本无从入手，因为顺着读的底句与谜面毫无关系；

但一旦你倒过来，就会发现底句是“羽人纪纲”一类构造的重组。这在《四书》里能找到“羽父”还是“纪纲”？答案是《论语·八佾》中一句：“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但不对，这里用的是《孟子·滕文公上》里的“纪纲”还是什么？

我们不必在这种细节上纠缠，真正的底句是《论语》中与“纪”和“羽”相关的组合。实际上，这道谜的底句是《论语·子罕》中两句的拼接式倒读——“本之则无，如之何”与“纪纲”断裂重组之后，倒过来成“羽项之本纪”——这在谜集里就是“项羽本纪”四个字的拆解和重组，扣合极巧。卷帘格的厉害在于，你必须把整句话倒过来读，大脑里要有一个反转的文法结构，这已经不是普通的会意了，这是需要训练的思维操作。

第二道卷帘格就更有意味了。谜面同样是四个字：“春雨无夫”。猜一字。这道谜化用了我前面提过的“春雨绵绵妻独宿”——“妻独宿”即无夫，春字去日去夫，底下剩“一”。但这道谜加了一层卷帘格，要求谜底倒过来读。一字谜，字怎么倒读？一字不能倒，那只能在谜底的结构上做文章：“一”字倒过来还是“一”，那意义何在？出题人的思路是：谜底不是“一”，而是“夫”字拆为“二人”，再倒过来——实际上还是“一”。

这道题在当时就引了争议。有人认为一字谜不适用卷帘格，卷帘格规定谜底须三字以上。出题人则援引徐珂《清稗类钞》中收录的某一种变格，说单字半读亦可以当卷帘。

便起了争论。争论的结果，据《沪城谜话》的引录，是社长沈敬亭出来裁定。沈敬亭在社内素有“铁判”之名，他翻出一部乾隆年间的《谜拾》，里面有一条例，说单字离合亦可通卷帘，只需标明“卷帘变格”即可。沈敬亭据此判定，这道谜“变格可通”。猜对的那个人，是沈敬亭自己带来的一个门生，姓王，是钱庄的小账房。赢了这道变格后，王账房脸上泛光，在社里多喝了半壶茶。这份光彩，是不看家世、不看出身的。钱庄的账房和致仕官员的子弟，在那条挂满谜条的绳子下面，是一样的考生。

顾震福是另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名字。他字竹侯，江苏淮安人，生于咸丰年间，也是一名秀才。顾震福对文字学和训诂学很下过功夫，著有《小学钩沉续编》，在淮安一带是有名的。

他的科举之路同样不顺，屡困场屋，后来便把大量时间投入灯谜。顾震福编有《跬园谜刊》，里面收了他自己和社友的大量谜作，每一道都标明格法，有时还在谜后附有简注，说明自己出谜的思路和用典出处。《跬园谜刊》里有一条秋千格谜，谜面是“司马光”，猜一字。秋千格的规矩是谜底限二字，且二字要上下互易其位才能扣合谜面。

“司马光”三字，乍看没有二字底，但谜底是“光司”倒过来，扣“司光”。司光何义？司马光，字君实。底为“实君”，秋千格倒为“君实”。这道谜的妙处在于，你必须先想到司马光的字是“君实”，然后把“君实”二字按照秋千格的规矩倒过来读，得出底句“实君”。这就不是光靠聪明能办到的了。你要读过《宋史·司马光传》，要记得他的表字，要在猜射的瞬间完成“谜面→字→秋千格转换”三重跳。

这种谜题在社里挂出来，往往全场沉默的时间最长。沉默不是因为没人猜，而是因为每个人都低着头，脑子里在翻书。茶都凉了，没人叫换。这时的茶楼，就是一个考场。考的不是经义，不是策论，是记忆、训诂、格法三者合一的功夫。顾震福后来在《跬园谜刊》自序里写过一句话：“余困于场屋廿年，格于有司之绳墨者屡矣。谜虽小道，然有绳墨，有去取，一依成法，不徇私意。余于彼失之，于此得之，是亦可慰也已。”——“在科场里失去的，在迷场里得回来。”这句话说得平淡，但在晚清生员堆里，是能砸出水花的。

这就要说到彩头了。上面提到，灯谜社的奖励多很简单。文具是最常见的。笔墨纸砚，以笔居多，往往是一支湖笔或两支水笔，装在纸匣里，由社长在谜会散场时分发给射中最多者。有时候是一本方志或一册诗集，有时是一张拓片。沈敬亭的海上灯谜社还设过一种别致的彩头：每场春灯雅集的榜首，可以把自己最得意的一条谜作写成笺纸，由社中出资刻印五十份，分送社员。

这对于一个生员来说，是极大的体面——他的名字和谜作被印了出来，在圈内传观。这不是功名，却比功名更看得见、摸得着。有人把这份笺纸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书斋里，来访的文友一看便知：这是上一年春灯雅集的压卷之作。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压卷者是否只是个坐馆的穷教习。在灯谜社这个局里，功名是虚的，笺纸是实的。

但也正因为这实只在局内有效，社内的仲裁便格外要紧。一次公正的裁断，能巩固一社之公信；一次不公的裁断，能让社散伙。上面讲的沈敬亭裁定“春雨无夫”变格，就是一例。另有一例发生在苏州的光绪三十三年，一个叫耦园谜社的组织里。耦园谜社借耦园东侧的一处偏厅活动，社友多是苏州府学或紫阳书院的学生，也有几个赋闲在家的老秀才。有一次社集，某社员出了一道徐妃格谜，谜面是“梁鸿”，猜一鸟名。徐妃格要求谜底去掉相同的偏旁，只剩半边来扣合谜面。

“梁鸿”是东汉隐士，字伯鸾，与妻孟光举案齐眉。鸟名哪来的“梁鸿”？实际上，出题人的思路是底为“鸬鹚”，去掉相同的偏旁——“卢”“兹”，再与“梁鸿”扣合。(梁鸿字伯鸾，“伯”通“霸”还是不对——这里的扣合路径是：梁鸿妻孟光，光可扣“明”，明鸟是什么？不对。）其实是底“鸬鹚”，去偏旁得“卢兹”，谐音“卢雉”，再联想到梁鸿曾牧豕于上林苑，卢雉是野鸡，扣合太迂了。

当场便有人质疑，说去掉偏旁后“卢兹”与“梁鸿”无典可通，不能算中。出题人辩解说用的是“卢雉”谐“卢兹”——这就引发了更大的争论：徐妃格能不能夹用谐音？社中老手韩某引张起南《橐园春灯话》里的成例，说徐妃格去了偏旁之后，剩下的半字必须是本字本义，不得再转谐音。社长最后依了韩某的断法，判这条谜“不中”，且不记入簿。那位出题人当场面红，但规矩就是规矩，他收了谜条，坐回原位，此后再未在耦园谜社出过谜。

这个结局，冷是冷，却冷得有条有理。

那些谜格越来越密，谜题越来越巧，可这份“巧”背后，是一群被正途留下来的读书人，在给自己找着一条窄窄的体面。他们把“难”字写到极处，仿佛只要足够难，就能证明自己确有实学。这是一种用游戏进行的自我辩护，无言的、一题一格的、一年一年的。现在，该把话头收住了。

灯谜社里，规则是公平的，甚至算得上优雅。可这套公平，属于识文断字的人，属于能进茶馆的人，属于读得起经史的人。它是一群人在被封堵的门后，自己搭起的一个小台子。台上有光，台下有界。界外的人看不见台上写着什么，只看见报纸缝里偶尔刊出的“灯虎集”几个字，便翻过去了。那“灯虎”二字，对圈里人是暗号，对圈外人是哑谜。一谜之中，同样的字，两种世界。这就是灯谜社所建立的、基于智力规则的“公平”等级秩序——一个模仿科场、又映照科场的替代品。它的边界和脆弱性，并不仅仅属于灯谜。

当这章结束时，一个更大的问题其实已经浮了上来：既然一群文人可以在茶楼里用规则划定谁算聪明、谁不算，那么更大的社会，又如何用禁令划定谁可以玩、谁不可以玩？那将是另一个更冷的话题。眼下，且让那盏茶馆楼上的灯亮着，让一道“卷帘格”的谜条在风里轻轻翻过去。翻过去，是纸的背面，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