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禁忌

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这是《大明律》里的一行字。十五个字，一桩公事，写得干净，冷。

列位看官，上一章末了，我们搁下一句话：文人能在茶馆里用谜格划出聪明和糊涂的界，那么更大的社会，又如何用禁令来划谁能玩、谁不能玩？现在，这道题摆在台面上。

先别急着翻律书，且把这一行律文多看两眼。它不说“凡赌者”，说的是“凡赌博财物者”。

“财物”二字很要紧。律文管的从来不只是你手里那几枚骰子，它管的是这几枚骰子落在谁手里、在什么场子里转、转出的输赢算不算你的。古人管游戏，未必是跟游戏有仇，而是跟游戏生成的另一种秩序有仇。

这就要从唐代说起了。唐律里对博戏赌财物的惩罚，写得比《大明律》更粗些，却也更见筋骨。《唐律疏议》说，博戏赌财物者，各杖一百，赃重的，按准窃盗论。这话听起来是一网打尽：只要赌，就打。可律学家历来懂得，条文前面那个“诸”字，不等于天下人。唐人读这条律，眼睛不会停在“杖一百”上。

他会往下想一层：同样的杖，落在谁身上，后果是不是一样？答案当然不一样。一个九品小官赌博，杖一百之后，接着来的可能是除名、追官、追缴赃物；一个坊市无赖赌博，杖一百之后，放回家还是那个无赖。板子是一样重的，可打在身份上，一个会碎，一个只疼。

为什么？因为官员的身份是朝廷给的，一纸除名文书下来，他从此就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小民没有这重身份可剥，他受的惩罚就只剩肉刑。这层差别，才是律文的真正读法。

到了宋代，赌博的禁令开始分层得更细。宋刑统大体沿用唐律，但宋代的地方官告示里，已经出现专门针对士人的禁赌札子。南宋时，州县学规里常有“生员不得赌博”的条目，违者由学官申举。申举二字，是往上报，不是当街打一顿了事。往上报，就是因为生员有一步可以往下跌——从读书人跌成凡人。

元代对赌博的惩治一度极重，杖刑之外还加流刑，甚至在某些时期规定赌者斩手。这已经是把赌徒当作要割除的毒疮来对待了。但元代法令里，对汉人、南人、蒙古人、色目人的处罚，各有轻重。

材料里虽然不总能找到每一道的完整条文，但元朝法律里身份等级和处罚分级并行，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把游戏禁令变成身份地图，元朝是一个不可略过的路标。

真正把这套地图画到精细入微的，是清代。清律和例文里，赌博禁约的对象不再是笼统的“诸人”，而是一串串具体的身份：官员、生监、兵丁、旗人、胥役、妇女。每一条都有每一条的处罚，几乎像为每一类人裁一套衣裳。为什么清朝做得这么繁密？这里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原因：清朝是一个身份统治空前严密的朝代。满洲、蒙古、汉军、民人，旗籍与民籍，官员与生监，良民与贱民，一层压一层。每一种身份，都需要用日常行为来标出来。游戏，就成了标身份的一道道刻痕。

先讲生员。清代地方学政和州县官，对生员赌博的惩处是极有章法的。乾隆年间的学政条规中，常有“士子赌博，即行斥革”一类的话。律例上写得明白：文武生员，窝赌及赌博者，俱革退，追还顶带。顶带是功名的外衣，追还顶带，就是剥去那层外衣。

更狠的是“追还廪粮”，国家按月发给生员的粮米，一并追还。朝廷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你既然要下赌坊去同无赖混在一起，那你就别再挂读书人名号，更别吃这份国家给的饭。这不是说你品行有亏，所以罚你；这是说你的身份已经不值得维持。

身份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国家、宗族和个人三方面一起维持。一旦你在赌坊里忘了这一层，官方便用公文替你想起来。

这里头有个悖论，值得说书人给列位点破。生员关起门来，在自家书房里和同窗打几圈马吊，输赢几串钱，地方官多半是不闻不问的。乾隆年间，士大夫家宴后打牌，甚至被看作一种风雅的消遣。马吊牌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已经进入士大夫的书房。冯梦龙写《牌经》，陆容在《菽园杂记》里讲叶子戏，都不是为了教人赌博，而是当作一种牌戏的学问。

牌在书房，是清玩；牌一出了院墙，进了赌坊，就成了罪证。同一副牌，同一个玩法，同一笔输赢，场合一换，性质就翻了个身。这个翻身，就是禁令的基本语法：管的是空间，管的是空间里坐着什么人。再看旗人。

清代对旗人官兵的游宴禁令，多得可以编一部小册子。戏园不准进。酒馆不许混。斗鹌鹑、斗蟋蟀，聚众者从重治罪。

可旗营里头自己斗鹌鹑、养鹌鹑，又是一件极寻常的事。清末的笔记、竹枝词里，常能见到旗人老爷提着鹌鹑笼子，在营房里相互较劲的描写。朝廷为什么不把营房里的鹌鹑也一道禁了？因为没必要。营房是旗人的空间，那里头斗鹌鹑，斗来斗去，还是旗人。

出了营门就不同。戏园里的观众，有旗有民，有官有商，一旦旗兵混进去，坐在民人堆里，喊一声好，鼓一记掌，他的旗籍身份便消失在人群里了。朝廷怕的就是这个消失。旗人的特权、旗人的体面、旗人作为统治民族的自我感觉，都得靠“旗民有别”这道墙撑着。这墙不是砖砌的，是日常行为砌的。戏园、赌坊、酒楼，都是墙容易塌的地方。所以禁令最严密的地方，往往不是最能输钱的地方，而是最容易混同的地方。

这种对身份混淆的恐惧，并非中国独有。在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上流社会垄断了在封地上进行狩猎的权力。猎物作为食物和毛皮的来源，也成了贵族们消遣的工具。这种猎物的专属权可以从民间罗宾汉故事中法外之徒的主要罪过是“猎杀国王的鹿”看出来。与其对比的是，英系殖民地的定居者常常将任何人都可狩猎看做是一种民主的荣誉。

狩猎从生计活动开始变为社交活动后，出现了两个趋势：拥有特殊训练和器材的专业猎手开始出现；上层社会开始将狩猎看做一种“体育运动”。围猎是前工业社会许多贵族和乡绅阶层的传统户外运动，一方面是为了娱乐消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用来锻炼武力和磨练勇气的军事训练，可以帮助巩固自身阶层的利益和统治地位。

战利品狩猎是西方一些较为富裕的中上阶级（特别是男性）为了获得同侪之间对其社会地位的认可并塑造优势的自我意像，而采取的一种通过狩猎获取珍稀动物的遗骸并收藏为战利品，来向他人证明自身成就并炫耀生活品质的展示行为。被猎杀的动物遗骸相当于具有较高符号价值的收藏品，与一些资产阶级新贵为展示自身财富力量和地位属性而炫耀性消费购买的奢侈品有很大的相似性。

再说妇女。妇女的游戏禁令，多半不以国家大法出现，而是以地方官告示和宗族规约出现。

清代江南一些府县，常常重申“妇女不得入戏园、入灯市、入庙烧香”的禁令。告示的措辞，几乎千篇一律：正风化，端闺范。风化两个字，细想起来，仍然是个身份问题。

一个妇人站在灯市上，和男子摩肩接踵，那一瞬间，她作为“谁家之女”“谁家之妇”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灯下看不清她的门第，看不清她身边站的是谁，看不清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公共空间的这种模糊性，对一套内外有别的伦理秩序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冒犯。

可同样是这个妇人，关上后院的门，在花厅里和姐妹、妯娌行个酒令、掣个花签，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酒令不也是游戏？花签不也带着博的意味？为什么后花园里的酒令不算伤风败俗？

因为后花园是个封闭空间。封闭空间里，她是被围在身份里的人。她是谁，完全清楚。禁令禁的不是她的笑声，禁的是她的越界。

这里就得推进一层了。统治者怕的，从来不是游戏本身。游戏本身，无非是输赢、技巧、运气、热闹。这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游戏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它能让人在某一刻忘记自己的身份。

一个秀才在赌坊里输光了廪银，他蹲在地上，和身旁的轿夫为几个铜板争得面红耳赤。这一刻，他不是秀才。一个旗兵在戏园里为台上的武生大声叫好，这一刻，他不是旗兵。一个闺秀在灯市上仰头看灯，这一刻，她不是闺秀。

游戏的魔力就在这里：它制造临时的平等。骰子认不出谁是官，谁是民；牌桌不认谁是旗，谁是汉；灯会不认谁是内，谁是外。这种平等，哪怕只持续一个时辰，对一套靠差等维系的秩序来说，都是一场小型叛乱。

所以，为什么历代禁赌，越禁越细？为什么同一个“禁”字，到了清代会变成一长串对象分明、处罚分级的例文？这不能只用“赌博败家”来解释。赌博当然败家，但败家的解释太薄，撑不起那么厚的律例。清朝的立法者不是笨蛋，他们知道，单说一句“赌博有害”，用不着分那么细。

一个人输掉几亩薄田，确实是一家之祸；但一个生员赌到被革，一个旗丁看戏被枷，这已经不单是家财问题，而是整个身份秩序在局部失控。禁令的精细程度，反映的是秩序的紧张程度。

社会越依赖身份来运转，游戏就越需要被严管。因为游戏是身份最容易被抹平的地方。

这里还得接住一种更朴素的质疑。有人会说：禁赌就是禁赌，犯不着扯什么身份地图、身份混淆。赌博要花钱，花完钱家里要闹，朝廷当然要禁，这是自然不过的事。这个说法错不错？不能说错。但它解释不了一个关键的事实。

它是解释不了这个现象的：既然赌博败财，为什么私家庭院里的叶子戏、官场逢迎中的牌局、旗营里的鹌鹑斗，都没有被一禁到底？这些也赌钱，也败财，也容易上瘾。为什么偏偏有些时候、有些空间、有些人，被轻轻放过了？因为禁令的眼里，从来不是“赌还是不赌”一个维度，它看的是“谁在赌、和谁赌、在哪儿赌、赌成什么样子”。

如果只是败财，那么所有赌都应该一视同仁。事实不是这样。事实上，同一部《大清律例》，对赌坊里的骰子和对内闱里的花签，投入的注意力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只有用身份管控的逻辑才能讲通。

再看宗族。清朝地方上，真正把游戏禁令落到日常的，往往不是官府，而是宗族。

官府的告示贴在衙门口，族规却刻在祠堂里，刻在族谱第一页。官府管的是街面，宗族管的是家门。

明清江南的大族，常在族规里专门列“禁赌”一条，所禁的项目有时写得极具体：樗蒲、双陆、掷骰、斗牌，一概不许。浦江郑氏、吴中范氏这一类以礼法著称的家族，甚至把博弈与奸盗同列，犯者初犯扑责，再犯削名出谱。

出谱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宗族谱牒上划掉。名字一除，这个人在宗族里就不再存在。他不再获族中的义庄接济，不再被清明祭扫时所承认，他的儿孙在族中也难以抬头。

这是一种比官府杖责更彻底的身份消灭。官府革一个秀才的功名，他还能回乡种地；宗族除一个子弟的名籍，他就连这个“乡”里的人都算不上了。

为什么宗族也这么怕游戏？这又得回到身份两个字。一个宗族要在地方上立得住，靠的不是田产，不是钱粮，靠的是“族望”。族望是几代人靠科举、联姻、官场交游、地方公事一点点攒下来的名声。

一个侄子在镇上赌坊里欠了债，和地保、屠夫、私枭称兄道弟，这不止是他个人的丑事，而是整个宗族的族望在往下掉。下一次，地方官看这个宗族的人，就不会那么客气；下一次，别家同这个宗族议亲，心里就要打个折。游戏在这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公共形象问题。族规里的禁令，本质上是一张公共形象的防护网。

那么，禁令到底能管住什么？是不是条文一贴，人就真的不玩了？当然不是。地方档案和官员奏报里，生员因赌被革的事，清代并不罕见。学政接到举报，查明之后，批两个字：“斥革。”有时候还要加一句：“缴回衣顶。”这纸批文，就是那个生员的命运总判决。族谱里有些人名后面，只写“因赌出族”四个字，再没有别的了。这四个字就是他在家族记忆里的全部余生。

这些案例，说明禁令确有实效，至少它确实在运转。它像一架机器，不断把人从身份等级上摘下来，丢进另一个等级去。被革的生员，从此不再是士；被革的旗丁，从此不再是可领粮的旗丁；被出族的子弟，从此不再是某氏子孙。

每一次处罚，都在重新扎紧那道身份边界。但另一方面，禁令又往往管不住。

清代从顺治到光绪，禁赌的圣训、部文、告示几乎没有断过。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如果禁令完全有效，就不必一禁再禁。每一次重新申明，都等于承认前一次的失败。

禁马的告示下头，赌坊照开；禁戏的告示下头，戏园照演；禁灯的告示下头，灯市照旧。地方官有时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把首犯拿来枷号示众，把赌坊人员地保一并责罚，但风头一过，又一切如旧。游戏对人的吸引力，从来不是法律可以轻易剪断的。

而这份吸引力，恰恰和身份压力成正比。一个整日关在书斋里、被八股文和学规管束的生员，比谁都想混进赌坊里透一口气；一个被困在营房里的旗丁，比谁都想溜进戏园里叫一声好。禁令压得越紧，越显得游戏珍贵。所以，禁令的副作用，是它自己不断在证明游戏有多强大。

现在可以回到全书那个核心判断上来了：游戏规则就是社会规则的镜像。禁令尤其是一面好镜子。它照出来的，是一个社会最紧张、最敏感的地方。

哪里禁令最密，哪里身份边界就最脆弱。为什么士大夫进赌坊要单独立禁？因为士与民的边界最容易在赌桌上消融。

为什么旗人进戏园要单独立禁？因为旗与民的边界最容易在戏园里松动。

为什么妇女出灯市要单独立禁？因为内与外的边界最容易在公共灯火下模糊。

游戏禁令，实际上是一张负片：它用一个个“不准玩”，把原本隐在日常生活下面的身份边界，冲洗得清清楚楚。所以，说禁令是一张身份地图，不是比喻，而是实打实的制度事实。

唐律的“诸”，是一张粗疏的地图，只画出大致边界；清律的例文，是一张细密的分区图，每条街巷、每道门都标得清楚。从唐到清，这张地图不断加密，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身份在不断加密。

士农工商的四民格局，到了明清，已经被科举、宗族、旗籍、保甲等制度切得更碎。身份越碎，界限越多，禁令就越多。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起点是制度的精微化，终点是游戏空间的收缩。每一步，都有人的选择在推着走，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这些选择，最先体现在一个学政的批文里。乾隆四十五年，江苏学政衙门接到某县学申文，说生员陆某某屡次夜出学宫，在城西六合赌坊与脚夫、小贩掷骰，被查夜拿获。知县不敢自行杖责，因为生员有衣顶在身，照例先移文县学，再呈学政核夺。学政批下六字：“即行斥革，追还衣顶。”又用小字注一行：“该生既与无赖同博，已不堪列于士类，着该学查明廪粮多寡，一并追缴。”

陆某人在县学里念了十几年书，就此除名。他家里还留着一只书箱，箱里《性理精义》折了角，折角那一页正是“君子慎其独”。同一页还没翻过去，他已经在赌坊里和挑粪夫掷骰子了。学政的批文不是说他品行有亏，所以罚他；而是说他的身份已经不值得维持。这中间的差别，正在于“斥革”二字。

旗人的例文更细。清代的八旗政令里有过一条：八旗官兵不得改装私入戏园酒肆，违者，官员革职，兵丁革退，枷号一个月。它不泛称“赌博”，单把戏园、酒肆点出来。因为戏园和酒肆，是旗民最容易同坐一处的所在。嘉庆十一年，正阳门外某戏园夜场，一旗丁脱了号衣，换一件灰布袍，混进楼下人堆。

台上演到紧要处，他忘了形，扯开嗓子叫了一声好。正巧查街的骁骑校从二楼过，见他叫好时露出里头的行装扣，料他不是民人，锁回本旗。佐领连夜问话，次日报副都统。副都统的判词很冷：“该丁混迹民戏，大干禁例。

着即革退钱粮，发往城门枷号一个月，每日仍派该旗马甲一名看守。”列位看，他不过是看了一场戏，喊了一声好。可这声好，喊在营房里没人管，喊在戏园里就成了罪。营房是旗人的场子，周围全是自己人；戏园里楼下坐着赶车的、卖菜的、做买卖的，旗人往人堆里一坐，他的旗籍就沉了下去。朝廷怕的不是那声好，是那声好里分不出谁是旗人。

宗族规约有时比官法更不留情。官法还给个枷号、有期限，族规则直接削去你在谱牒上的位置。吴中某氏宗谱家训卷里，“禁赌”一条写得分明：“樗蒲、双陆、马吊、纸牌、掷骰、斗鹌鹑，皆废时荡产之具，一概不许入门。犯者，长率众至宗祠，朴责三十。再犯，出谱，永远不准入祠。”

这些字刻在木板上，印出来，发给各房房长。有一年冬至祭祖，族里一个二十岁的子弟在镇西押宝，被保甲认出，报到族长。族长不把他送县，先开祠堂。正殿上供着祖宗牌位，烛火点得亮堂堂。子弟被带上来，跪在丹墀青石上。

族长展开族规，念到“朴责三十”，两个壮丁按着打。打完了，族长把蘸了墨的笔搁在谱牒边上，当众说：“把你的名字从这支笔底下抹了。”那人顿时瘫了下去。因为谱上删名，不只是挨打，是以后族中义田分不到米，族学不收他的孩子，嫁女、娶媳都难议亲，连死后也不得葬入祖茔。族规里的“禁赌”不是防钱，是防这个姓氏的门面从一代人身上塌下去。

妇女的禁令，通常不写进国法，却写进地方官告示。乾隆五十三年，苏州府长洲县正堂出过一张告示，大意说：“照得妇女，以不出闺门为礼。近有妆饰出游，入庙烧香，看灯看戏，成群往来，殊乖风化。合行严禁。自示之后，敢有违者，先拏该妇惩究，仍将该夫男以失教惩治。其夫男如系生员，一并移学申饬。”

列位品一品这条告示的逻辑。它不单罚妇女本人，还要罚她的丈夫。为什么？因为一个妇人独自出现在灯市、戏园里，说明她身后那个看管她的男人失职了。这个妇人站在灯下，观众只看见她的脸，看不见她的父兄、夫主、门第。她的身份在明晃晃的灯下变得不可辨认。

官府不是怕她多看了几眼戏，是怕她被误看成不是“某氏之妇”。同一个妇人，关上自家的后院门，和婆媳、妯娌、姊妹行个酒令，掷个花签，谁也不会来告她。花签上写着“艳冠群芳”，大家笑一笑，那笑声翻不过院墙。院里她是清清楚楚的某房太太，某家小姐。所以禁令禁的不是女人游戏，是女人在无人能说明她是谁的场所里游戏。

同一只蟋蟀，也能照出这层差别。市井斗蟋蟀，官府见一局抓一局。明人笔记里常说，城郊瓦市一到七八月，就有闲汉设斗局，瓷盆放在土台上，周围人押钱；差役一来，抓了盆，踩碎几盆，人作鸟兽散。为什么抓得狠？因为斗局里三教九流，银钱喊得山响，那蝈蝈声一浪高过一浪，身份全被这声浪吞掉了。

可同样是秋天，官宦人家的后园里，书房外的青砖地上，也摆开了蟋蟀盆。几个秀才、小京官，提着铜丝罩，拿鼠须签子引斗，旁边童子伺候茶汤。输赢之后，还做一首诗，把虫叫作“促织将军”。官府不会去翻墙拿人，也不去禁。为什么？因为园子里斗虫，是身份秩序的再一次确认。

谁旁边有仆童，谁手里有泥盆，谁懂虫谱，都标得明明白白。同一只虫，同样的斗性，在瓦市是赌，在私园是雅。这不能说是官府偏心，而是公开场合的身份混淆才是禁令的必要条件。只要场合能把人分清楚，哪怕斗得再凶，也只是“清玩”。

还要点一层：禁令不单惩罚越界的人，也惩罚看管不严的人。清朝地方官对赌坊失察，有处分则例。一个县城里赌坊若长期设局不报，知县要罚俸；地保、甲长要杖责。

于是地方官和地保，也成了禁令这张网上的绳结。他们未必自己玩，但必须盯着谁在玩。因为一旦管束不严，受罚的是管束者本人。禁令由此从一张告示变成一套层层监督的机制。

每一个举报、每一次查夜、每一份申文，都是在用具体动作把身份边界重新描一遍。正因如此，禁令的推行不是“禁得了”或“禁不了”两个极端，而是不断的描边：描一遍，边界就清楚一次；漏一遍，墙就矮一层。清代禁赌禁戏的告示越积越厚，不是因为越禁越有效，而是因为越禁越需要不断描边。

这些案子合起来，叫人看得更清楚：禁令不是在对付游戏，是在对付游戏所制造的那一段段看不清身份的时间。陆某蹲在赌坊里，与脚夫掷骰时，没有人看得出他是生员；旗丁灰布袍下，叫好的那一瞬，没有人看得出他是旗人；妇人仰头看灯时，也没有人能在灯火里指出她的门第。游戏把这三者都烫平了。禁令要做的，就是在这些被烫平的瞬间之后，用斥革、枷号、出谱、责罚，把原来的身份重新刻回去。所以禁令每加严一分，反过来说明，游戏烫平身份的能力，已经强到了一分。有了这些案子垫底，再回来看祠堂里的那卷族规，那上面的话就会显出另一番分量。

写到这里，列位或许要问：这封信、这部说书里，总该落到一个具体的画面才好。好，那就把眼睛放回那面最冷的碑上——族规。祠堂的门槛外头，春日祭祖之后，族长展开一卷刻版印成的族规，当众念那几条：“樗蒲、双陆，永不许入。

犯者，初犯扑责，再犯出谱。”念到“出谱”二字，堂上堂下没有一个人说话。那些字不是给某一个人听的，是给满堂人听的。它要告诉每一个人：你的名字能写进这门里，是因为你不玩那些游戏。你一旦玩了，门就可以把你删掉。游戏在这里，被转译成一种资格。玩什么，就有什么资格。不准玩什么，就是不准成为什么人。

这应当作为本章的收束。可是问题没有完。这一整套禁令，这一整套用“不准玩”写成的身份地图，必须有一个前提：身份的底座还在。科举还在，生员这个身份才有得革；旗制还在，旗丁这个身份才有得罚；宗族还在，出族这个惩罚才有分量。礼法，是所有这些禁令的最终背书。

那么，当晚清的大变局来临，当科举废止、帝制终结、旗制瓦解、宗族动摇，那些靠禁令圈出来的墙，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地基。墙还在不在？人还认不认这面墙？那些被禁令定义了数百年的游戏，突然没人管了，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问题。它是历史已经走到门口的压力。墙角已经有些地方开始掉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