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谱系：那些没能活下来的游戏

列位，今天咱们不讲麻将。麻将的牌声还在上一章里响着，可我要请诸位把耳朵再竖一竖，听一听那牌声底下的寂静。谢肇淛在万历年间写过一部《五杂组》，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博戏自三代已有之，迄今不废者，独围棋、象戏、双陆、樗蒲、弹棋数者而已。”

列位听听这口气，“不废者”三个字，说得好像这些东西都还活着。可谢肇淛自己大概也想不到，他列举的这五种“不废”的博戏，到了四百年后的二十世纪，能完整活下来的，只剩围棋和象戏。双陆在明清之际就断了气，樗蒲早在唐代以后便一路走衰，弹棋的命稍微长一点，撑到了宋元，可最终还是没能跨进现代的门槛。谢肇淛这句话，被后代学人引了又引，当作论说古代博戏源流的标准开场。

可我今天提它，不是为了引证什么源流。我想请诸位注意的是这句话本身的质地——它是一份万历年间某位读书人对“现存游戏”的点名。

点名这种事，从来不是中性的。你点谁的名，没点谁的名，背后是一整套关于什么值得记、什么不值得记的判断。

谢肇淛点了弹棋的名，说明在万历年间，弹棋还在某个角落里被人记着，还有人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可再过三百年，到了晚清，当徐珂编《清稗类钞》的时候，弹棋的名字已经从“博戏”条目里彻底消失了。不是被除名，是被遗忘。遗忘的意思是：连把它写进名单的念头，都不会在编者的脑子里出现。

从“不废者”到“不记者”，中间隔着的不是时间的厚度，而是一整套社会结构的断裂。谢肇淛的名单，是他那个世界的活物清单。徐珂的沉默，是他那个世界的死亡证明。两份文本，一份有名，一份无名，中间夹着的，是一段游戏从日常生活里退场、从文字记载里蒸发、从身体记忆里抹除的完整历程。

讲弹棋之前，我得先给列位看一样东西。2005年，香港UA院线办了一场“光影梦魅20年暨全港最高票房电影颁奖典礼1985-2005”，台上站了一位刘姓演员，以108部电影累计约十七亿三千万港币的票房，拿了全港最高票房男演员奖。两年后的2007年，首届亚洲电影大奖，这位演员又拿了一个亚洲电影票房巨星大奖。

到今天为止，他主演或联合主演的电影里，香港本地票房过两千万港元的，有三十部。其中过两千五百万的，有十七部。这十七部片子，我念给列位听听：《赌神》《赌侠》《五亿探长雷洛传》《整蛊专家》《烈火战车》《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全职杀手》《无间道》《大只佬》《无间道3》《门徒》《投名状》《桃姐》《拆弹专家》《金手指》《焚城》。

这份片单，搁在任何一本香港电影史里，都是要拿出来专门分析的。可我今天提它，只请诸位注意一件事：十七部片子里面，有三部名字里直接带“赌”字——《赌神》《赌侠》《金手指》。如果算上《门徒》里那些毒品交易背后的赌命逻辑，算上《无间道》系列里那场以人生为筹码的卧底博弈，赌博意象在这份高票房清单里的浓度，远远不止三部。

赌片能卖钱，能卖大钱，而且是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香港电影市场里卖大钱，这本身就是一个硬得不能再硬的信号。

这个信号告诉我们的，不仅是赌博题材有商业价值，也是麻将、牌九、骰子这一整套传统博弈游戏，在二十世纪的华人社会里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极其生猛，生猛到足以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流行文化工业，生猛到可以让一个演员靠演赌片累积出十七亿票房。

可正是这份片单的耀眼，把我今天要讲的另一面衬得格外暗。赌片能火，是因为麻将活了。麻将活了，是因为它在旧制度解体的时候，成功地从寄生关系中脱嵌出来，找到了新的社会功能宿主——家庭聚会、茶楼社交、移民社群的联结纽带、竞技比赛、流行文化符号。这一整套机制，前一章已经讲得很透，我不再重复。

我今天要做的，是把麻将的故事倒过来看：麻将走过的每一步，弹棋、樗蒲、选仙图都没有走通。不是它们不想走，是它们脚下的路，在某一个历史节点上，被人拆掉了。

先说弹棋。弹棋这东西，在汉代就有了。它的基本形制，据残存的文献和出土实物拼凑起来，大致是这样：一块石制或玉制的棋盘，棋盘中央隆起，像一座小丘，四角低平。

棋子若干枚，双方以手指弹击己方棋子，以击中或击落对方棋子为目标。讲究的不是蛮力，是力度、角度与精度的瞬间控制。

列位听这描述，脑子里可能会自动跳出一个类比：这不就是中国古代的桌面台球么？手指代替球杆，棋盘代替台呢，弹击代替推杆。这个类比，粗看起来没毛病，但它恰恰漏掉了最要紧的东西。

台球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中国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被安放进了一套现成的现代体育分类体系里。租界的俱乐部、西式饭店的康乐室、新式学堂的游艺厅——这些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场所，也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物质化身。在这套制度里，台球被定义为“运动”：有标准化规则，有竞技体系，有职业选手，有观众市场，有报纸体育版的报道，有俱乐部之间的联赛。这套分类逻辑，从西方近代体育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筛选中国人的身体活动。

什么东西算体育？什么东西只算游戏？什么东西值得被纳入学校体育课？什么东西应该被留在旧书房的灰堆里？

体育分类体系手里拿着一张筛子，筛眼的大小是它自己定的——标准化程度、竞技性、观赏性、可推广性。凡是通不过这张筛子的身体实践，哪怕再精妙，也进不了现代社会的正式剧本。

弹棋通不过。为什么？因为它所依附的那套身体训练，不在现代体育的分类逻辑之内。

弹棋的手指功夫，是在文人的书房里养出来的。它是“艺”的一种，和书法、抚琴、弈棋并列，是士大夫修身养性的组成部分。这种“艺”，讲究的不是竞技成绩，不是排名，不是连胜纪录，而是个人修为的外显。你弹得好不好，不看你赢了多少局，而是看你弹的时候手腕是不是松弛，气息是不是平稳，力度是不是恰到好处。它是一种内向的、自足的、不需要观众喝彩的身体实践。

曹丕在《典论》里专门写过弹棋，说这游戏的妙处全在于手指之间分寸之地的掌握。这句话很轻，轻到像是在讲一句闲话。但仔细想想，曹丕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一种高度私人化、高度身体性的感觉。那感觉只有在书房里，在人静的时候，在指尖触碰到棋子的那一刹那，才能被捕捉到。

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写成标准化的比赛手册，没有办法在万人体育馆里复现，没有办法转化成电视转播画面上一个能被慢镜头回放的精彩瞬间，也没有办法被纳入现代体育那套“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叙述。它太安静了，太个人了，太慢了。

弹棋对器物材质的依赖，也注定了它的小众命运。棋盘要用石或玉精心磨制，棋子要讲究重量和手感。唐代文献里提到，有的弹棋棋盘用美石做成，棋子用象齿打磨。这些器物在文人的书房里，和砚台、笔筒、香炉摆在一起，构成一整套士大夫品味世界的物质基础。它们不仅仅是游戏的用具，还是身份符号。你家里有一副象牙弹棋，说明你的身份到了那个份上，说明你有闲、有雅、有进入这个文人圈子的物质凭证。

可当士大夫阶层在二十世纪初的剧变中解体，当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起、新知识分子群体出现，这一整套品味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一座被抽掉了承重墙的建筑物，开始往下垮。新的知识分子不弹棋。他们打网球，打乒乓球，下国际象棋。

这些新游戏不仅有国际化的文化背景，还有现代体育体系在后面撑腰——有学校体育课在做普及，有报纸体育版在做报道，有全国性的比赛在组织，有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在推进。弹棋什么都没有。它在书房的案头搁了几百年，忽然有一天发现，书房没有了，书房里的那个人——那个会弹棋、懂弹棋、把弹棋当修身一部分的士大夫——也没有了。新的社会里产生不出新的弹棋玩家，因为产生弹棋玩家的那一整套教育内容、审美训练和身体规训，已经被另一套教育内容、审美训练和身体规训替换掉了。

二十世纪的文物考古，偶尔还能挖出弹棋棋盘。考古报告里会写上它的尺寸、材质、出土地点和墓葬年代。可考古学家只能告诉你们它长什么样，不能告诉你们它曾经怎么被人弹过。

玩法失传了。失传的意思，不仅仅是规则没人知道——更深层的是，那种在指尖游走的身体记忆，那套在书房里养出来的手感，那个在弹击瞬间需要屏住呼吸的气息节奏，都已经没有人能做出来了。身体记忆一旦中断，就无法通过文字重建。

你可以把《礼记》翻烂，你也学不会周代的射礼，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不是周人的身体。同样的道理，弹棋的手指功夫，随着最后一个会弹棋的人闭上眼睛，就永远地沉进了黑暗里。

手指的精细竞技，被现代体育分类体系完整地遗漏了。不是故意的遗漏，而是这套分类体系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给“文人的手指游戏”预留位置。它预留了球类、田径、水上项目、冰雪项目，但没有预留“书房里的微竞技”。弹棋找不到新的宿主，因为它最核心的东西——那个人在安静的书房里用手指和自己对话的身体经验——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没有对应的空间，没有对应的人群，没有对应的制度去维持它的再生产。

这种死亡，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被禁止的，它只是没有人再需要它。再说第二种死法：命运逻辑的失效。

樗蒲这个游戏，列位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过。它用五枚木片当骰子，两面颜色不同，一面黑一面白，掷出去以后看黑白组合定“采”。采就是采数，分为很多等，什么“卢”什么“雉”什么“犊”什么“白”，等级森严。

采数越高，你在棋盘上走的步数就越多，赢面就越大。樗蒲在汉末到魏晋时期，火到什么程度？火到有人为它倾家荡产，火到官府专门下禁令禁止聚众樗蒲，火到《世说新语》里记了一大堆关于樗蒲的名人段子。东晋的温峤，就是和王导、庾亮一起撑起江左政局的那位，年轻时也是樗蒲场上的常客。《世说新语》里记了一条：温峤跟人赌樗蒲，输急了，一把把骰子抓起来，眼睛通红，旁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太较真。那时候的士族子弟，把樗蒲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今天年轻人打电子游戏一样，可以通宵达旦，可以吃住都在局边上。

但樗蒲和今天的电子竞技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电子竞技的核心是技能——手速、意识、团队配合、战术执行。你的命运在你手里。

樗蒲的核心，不是技能，是采。是那五枚木片被抛到空中、落下来的那一瞬间决定的命数。规则里面当然也有策略的成分，你可以选择走哪颗子，可以决定押多少注。但所有这些策略，都建立在骰子给出的那个随机结果之上。骰子给你一个“卢”，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骰子给你一个“犊”，你费尽心机也很难翻盘。所以樗蒲的乐趣，在根子上是一种命运崇拜的乐趣。你把骰子握在手里，往空中一抛，那一瞬间你把自己的胜负、财产、乃至尊严都交给了一个不可知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善变的，是喜怒无常的，是你无法计算也无法控制的。它在汉魏六朝的人们心中，叫“运”，叫“命”，叫“天数”。

那时候的人信这一套，信得很真诚。因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命运确实像樗蒲的骰子一样，掷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门阀制度把一个人的出身钉死，战乱、瘟疫、政变，哪一样都来得毫无征兆。在这种世界里，樗蒲不是单纯的赌博，它是对世界运行规则的隐喻，是一种每天都在被反复验证的人生哲学。

可这套哲学，到了二十世纪，撑不住了。二十世纪是一个把“理性计算”当成最高价值的世纪。科学管理、计划经济、概率统计、风险评估、投入产出分析——这些词汇，每一个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命运是可以被计算的，随机性是可以被控制的，你的人生不应该依赖骰子，而应该依赖你的技能和你的努力。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起点相同、规则透明、裁判中立，你跑得快不快，看你自己的本事。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掷骰子来决定他在社会上的位置，这个社会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公平竞争的现代价值观。

所以樗蒲必须死。不是被法律禁止，是被价值观判了死刑。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变了，依附在旧价值上的游戏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同事说，年终奖靠掷骰子决定，他们会是什么反应？他们会觉得你在开玩笑，或者觉得你疯了。因为在他们的认知框架里，年终奖应该跟业绩挂钩，跟技能挂钩，跟努力挂钩，唯独不能跟运气挂钩。运气是不公平的，而现代社会至少在口头的承诺上，是不允许赤裸裸的不公平的——哪怕真实的命运在很多时候依然像掷骰子一样，但在游戏桌上，这种逻辑已经被驱逐出境了。

樗蒲在唐代以后其实就已经在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双陆、打马、叶子戏这些技巧性更强的博弈游戏。但它的彻底消亡，是在二十世纪完成的。

二十世纪最后一批还知道樗蒲规则的人，是在地方志和笔记小说里摸到一点线索的旧式文人。他们自己也不玩，只是把它当一个典故记下来，就像记一个远房亲戚的名字，知道有这么个人，但跟自己的生活已经没有关系。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樗蒲连作为一个典故都很少被人提起了。它的名字，它的规则，它的“卢雉犊白”的采名，一起埋进了故纸堆里。

今天你要想搞清楚樗蒲到底怎么走子，只能去啃考古报告和隋唐以前的零散记载，而即便是最严谨的学者，也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推测。因为那个曾经在日常生活中活蹦乱跳的游戏，已经在历史的土壤里分解，变成了养分，滋养了后来那些更符合新世界规则的游戏。

最后说第三种死法：知识谱系的崩塌。选仙图是一种棋盘游戏，玩法大致是这样：棋盘上画着各路神仙的名字，从最低等的散仙、地仙一路排上去，到天仙、金仙，最高处是太上老君或者元始天尊。玩家掷骰子走格子，走到哪一步，就按图上的文字指示升迁或者降级，谁先走到最高处谁赢。列位可能觉得这不就是大富翁么？

对，大富翁的祖先。但这种类比还不够准确。大富翁的核心是金钱交易和地产投资，选仙图的核心是仙界等级的攀爬。你掷一下骰子，往前走几步，走到广成子这一格，图上的指示写着修炼有成升为天仙往前再进三格；再掷一下，走到蟠桃会这一格，指示写着偷吃蟠桃被贬凡间往后退五格。

整个游戏的世界观，是一整套简化版的道教神仙谱系。你要玩得明白这个游戏，你首先得知道广成子是谁，蟠桃会是什么场合，散仙和地仙之间差了几个等级，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谁的辈分高。这些知识，在明清时期的普通人那里，不是需要专门去学习的。它们就在戏文里，在庙里的壁画上，在说书人的嘴里，在逢年过节的道场上，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你从小听到大，不用专门背，自然而然就知道。

所以选仙图在明清两代特别流行，尤其是在新年正月，家家户户都要拿出来玩一下，图个吉利，讨个彩头，寓意新的一年步步高升，早日登仙。可这份知识谱系，在二十世纪遭遇了灭顶之灾。新式教育来了。

新式教育的课程表里有国文、算术、格致、修身，唯独没有道教神仙谱系。孩子们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也背化学元素周期表，但不背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这些东西在新式教育的知识体系里，被归入“迷信”，归入“旧文化”，归入需要被清理的对象。

一代人、两代人过去以后，再拿出一张选仙图，年轻人已经不认识图上的名字了。广成子是谁？不知道。赤松子是谁？没听过。太上老君好像听过，但跟老子是什么关系，分不清。当一张游戏棋盘上三分之一的名字你都读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

它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可进入性——连名字都看不懂，还谈什么参与。可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选仙图背后的那一整套阶层上升的隐喻，在现代社会彻底失效了。选仙图为什么好玩？因为它用仙界的阶梯模拟了人间的阶梯。你在图上一格一格往上爬，从散仙到地仙，从地仙到天仙，从天仙到金仙，每一步升迁都让你获得一种虚拟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在真实生活里，你也在爬另一座阶梯：从童生到秀才，从秀才到举人，从举人到进士，从进士到翰林，从翰林到六部堂官。科举制度给明清社会提供了一整套标准化的阶层上升通道，选仙图是这个通道的娱乐化翻版，是科举梦在游戏桌上的一次温柔排练。

所以它在新年正月里特别受欢迎：新的一年开始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掷骰子、走格子，嘴里念着升升升，心里想的是今年家里会不会真的有人往上升一升。可是，科举制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正式废止了。选仙图没有马上死。它撑着。靠惯性撑着。惯性这东西，说穿了就是老一辈人还活着，还记得规则，还认图上的神仙，还会在新年的时候把棋盘拿出来摆一摆。

但惯性撑不了几十年。当新一代的年轻人从小被教育说，你的前途不靠神仙，不靠皇帝，不靠科举，靠的是你的学问、你的本事、你在新式学堂里学到的科学知识，选仙图的隐喻就散了架。仙界阶梯在世俗化浪潮里失去了说服力。你走再多选仙图，也走不出一个真实的出路。

出路不在图上的广成子和太上老君那里，出路在新学堂的毕业证书里，在工厂的招工榜上，在政府的公务员考试里——新的公务员考试不考诗赋，不考八股，考的是宪法、经济学、国际法。这些东西，选仙图上一格都没有。二十世纪中后期，选仙图从城市家庭里基本消失了。

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还能看到它的影子，但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选仙图了。图画越来越粗糙，神仙名字越来越少，有的甚至连字都印错了，但没有人去纠正——因为印的人和玩的人都已经不太在意那上面写的到底是谁。它从一个承载着整套知识谱系和阶层想象的文化载体，萎缩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只是掷骰子走格子，图上的神仙是谁不重要，为什么升为什么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掷一把、走两步、打发掉一段无所事事的冬夜。到最后，连这个形式也撑不住了。

扑克牌进来了，飞行棋进来了，大富翁进来了，电子游戏进来了。新的棋盘游戏不需要道教神仙谱系做知识门槛，它们背后是一整套新的知识系统：经济、地理、历史、科幻。

神仙们被赶出了棋盘，新上来的角色是地产大亨、冒险家、太空战士。选仙图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它不是被某条法令禁止的，不是被某场运动扫除的，它只是在时间里面慢慢地褪色，褪到最后，连它曾经是什么颜色都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来。列位，三种游戏，三种死法。

弹棋死于身体的遗忘。它所依赖的那一整套手指功夫和书房里的身体记忆，随着士大夫阶层的解体而中断。现代体育分类体系没有给这种安静的、内向的、不追求观赏性的手指竞技预留位置。它找不到新的制度宿主，只能和旧书房一起被埋进历史。樗蒲死于命运逻辑的失效。

它最核心的机制是掷骰子定采数，采数决定一切。这套命运崇拜的逻辑，在汉魏六朝那个出身决定一切、命运无常的世界里是说得通的，甚至是迷人的。可到了二十世纪，当理性计算、技能竞争和公平程序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樗蒲的逻辑就变成了令人不安的荒谬。它没有一个现代价值观愿意收留它。选仙图死于知识谱系的崩塌。

它需要玩家共享一整套道教神仙世界的知识，需要玩家相信仙界阶梯和人间的科举阶梯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对应关系。新式教育拆掉了前一个，科举制的废除拆掉了后一个。当那套知识没有人再学习、没有人再相信的时候，选仙图就从一个有意义的叙事变成了一张谁也不认识的名单。它们的死亡，不是同一个故事，但指向同一个结构性问题：游戏的存活与消亡，从来不是它自己能决定的。

游戏寄生于社会制度之上。弹棋寄生在士大夫的修身体系上，樗蒲寄生在命运崇拜的信仰世界上，选仙图寄生在科举社会的阶层想象上。宿主一死，寄生物就必须寻找新的宿主。找到了，就能像麻将一样转世投胎；找不到，就只能陪着旧宿主一起下葬。而“找不到”这件事，比任何一条禁令都残酷。禁令还有个名字，还能激起一点反抗或者惋惜。

“找不到”连名字都不留。它就那么静悄悄地消失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像一个很久没来串门的老朋友，你某一天忽然想起来，发现连他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这就是二十世纪绝大多数中国传统游戏的命运。

它们的消亡原因，写在更宏观的历史账本上——当整个社会关于身体、运气、知识和阶层的想象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那些依附在旧想象上的游戏，就只能成为无家可归的游魂。这份沉默的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打马、双陆、彩选格、升官图——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断裂的故事。断裂的那一端，是旧制度下活生生的人，他们在这些游戏里笑过、骂过、输急了眼、赢红了脸；断裂的这一端，是我们，是我们手里的麻将牌、扑克牌、电子游戏手柄。我们和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时间的距离，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洗牌。洗牌以后，一些游戏被重新发到玩家手里，另一些游戏被永远地留在了牌堆底。

弹棋没有变成竞技体育，樗蒲没有变成概率游戏，选仙图没有变成文化创意产品。它们就那么断了。断了的意思不是没人知道，而是没有人能再把它接起来。断裂处的切面，到今天还露在那里，只是没有多少人低头去看。

那些在书房里用手指弹击象牙棋子的土大夫，那些在冬夜里围着炭火掷五木的赌徒，那些在新年正月里对着神仙谱系走格子的孩子们——他们玩过、笑过、争吵过的一切，都随着最后一个记得规则、做得出那个手势、说得出那个名字的人闭上眼睛，一起沉进了黑暗里。黑暗的边缘，麻将的牌声正响。而牌声越响，那沉下去的声音就越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