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彩选:掷骰升官的纸上宦海
第九节 彩选:掷骰升官的纸上宦海
一张纸。说起来就是这么个东西。不是什么绫罗绸缎,不是什么金玉珠宝,就是一张纸。
纸上画着些格子,格子里填着些字,从“白丁”开始,一路排上去:县尉、主簿、县令、州司马、长史、别驾、郎中、侍郎、尚书,直到最顶上那两个字——宰相。这张纸在大唐年间有个名字,叫“彩选格”,也叫“升官图”。咱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张纸。它怎么来的,怎么玩的,玩它的人在想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是——这张纸凭什么能告诉咱们,大唐的普通人是怎样把一整套官僚制度吃进肚子里去的。
话说回来,这张纸能留下来,靠的不是正史。正史不记这种东西。靠的是唐人笔记里零零星星的提及,靠的是宋代以后仿制的图谱,靠的是清代玩家手里那些泛黄的旧棋盘。从这些碎片往回倒推,大唐彩选格的大致轮廓就浮出来了。
棋盘上的官阶不是随便写的。它严格照着唐代的铨选制度来。地方官怎么迁转,京官怎么选拔,哪一级能往哪一级跳,哪一级必须熬满年限才能动——这些规矩在棋盘上都有对应。从县令到州刺史,中间隔不了几步;
但从州刺史跳到尚书省,那中间可就隔着好些个坑——“罚俸”“贬谪”“丁忧”,一个比一个狠。“罚俸”就是停掷一轮,相当于扣你工资让你反省。“贬谪”更惨,直接从四品打回到七品,前面那些步数全白走了。“丁忧”最让人咬牙——眼瞅着快到宰相了,啪,落进这个格子里,停掷三轮。三轮过后,别人早跑没影了。
为什么是这三样?因为在现实官场里,这就是官员最怕碰上的三件事。低级官员怕罚俸,中级官员怕贬谪,高级官员怕丁忧——三年守孝回来,朝中格局早就天翻地覆,你的位置早就被人占了。彩选格把这些挫折原样搬进游戏,让玩家在掷骰子的响动里,把这些门道一点一点摸清楚。
诸位,咱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谁画了这张纸?史书上没有答案。唐人笔记里提到彩选格的时候,只说这东西最近很流行,至于谁发明的、什么时候发明的,一概付之阙如。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画这张纸的人,一定对唐代官场极其熟悉。
他不但知道各级官阶的名称和品级,还知道升迁的实际路径、奖惩的具体名目,甚至连“丁忧”这种特殊情况都考虑进去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发明者很可能就是一个身在官场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在官场边缘徘徊、对铨选文书了然于胸的人。他做的事情说简单也简单:把吏部考功司那套复杂的迁转规则,翻译成一种人人能看懂的游戏语言。这个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唐代的官僚制度有多复杂?官员品级九品三十阶,每一品又分正从上下。迁转路径盘根错节——常规升迁、超迁、贬谪、量移、停替、致仕,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也常常被这套规矩搞得晕头转向。可彩选格把这些全简化了:你不用背《唐六典》,不用读吏部条令,只要掷骰子走格子,几局下来,官场的基本逻辑就烙在脑子里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核心概念——“制度内化”。把一套社会制度的运行规则,变成你自己脑子里的常识。你不需要专门去学,你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彩选格干的就是这件事。
现在咱们把目光从棋盘上移开,看看围着棋盘的那些人。唐人笔记里有一段记载,说当时士人聚会,酒过三巡,常有人拿出彩选格来助兴。玩着玩着,话题就从游戏本身岔开了——议论哪个职位油水厚,哪个缺分容易得罪人,做到某州刺史的话三年能攒下多少家底。这些话不是编的,是笔记里记下来的。
您听听这些话,像不像今天饭局上人们议论哪个部门福利好、哪个岗位风险大?一千多年过去了,人性一点没变。但咱们要注意的是另一个层面:这些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知识的民间再生产。朝廷那套关于权力的知识,本来只在庙堂之上、衙门之内流通,现在通过彩选格这个媒介,流到了酒席上、书斋里、旅店中。普通百姓也许一辈子见不到吏部尚书的面,但他们在掷骰子的间隙里,知道了哪个职位油水厚、哪个缺分容易得罪人、从县尉升到县令要熬多少年。
这些知识本来是被垄断的。现在变成了一种日常谈资。更关键的是,这种讨论里包含着价值判断。说哪个职位油水厚,是在评价不同官职的经济收益。
说哪个缺分容易得罪人,是在评估权力场中的风险。说做到某州刺史就好了,是在表达一种欲望和向往。这些判断和评价,反过来又塑造了人们对官僚体系的认知:什么样的官是好官?什么样的升迁路径是最优的?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追求的?一局游戏而已,里面全是价值观。
说到这儿,咱们得把视野拉大一点,看看彩选格流行的时代背景。唐代的官僚选拔主要有两条路:门荫靠祖上,科举靠考试。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科举这条路越来越重要,每年进京赶考的士子成千上万。但录取多少人呢?进士科每榜不过二三十人,明经科稍多一点,加起来也就百余人。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只能落第回乡,或者留在长安寻找别的机会。
这批落第的士子数量极其庞大。他们读过书,懂得朝廷制度,对官场充满向往,却又被挡在门外。对于这些人来说,彩选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你考不上进士?没关系,拿出彩选格来掷一把骰子,运气好的话你也能“做”一回宰相。
虽然只是纸上的一格,虽然下一局你就会被打回白丁重新开始——但在掷骰子的那一刻,你确实体验了一把升官的感觉。这不是阿Q精神。这是一种极其精妙的心理补偿机制。彩选格把权力阶梯变成了一种可以反复体验的游戏:你永远可以在下一局里翻盘,永远可以在骰子掷出的瞬间期待好运降临。现实中的科举也许十年寒窗换不来一个功名,但游戏里的升迁只需要一炷香的工夫。
唐人不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正是因为它假,它才能提供一种现实给不了的东西——公平。在彩选格里,每个人起跑线一样,都是白丁。每个人的命运都交给骰子,不拼爹、不拼关系、不拼门第。这种公平在现实官场里是不存在的,但在游戏里它是铁律。所以彩选格才会那么流行。它不只是一张纸,它是一个梦。
现在咱们把话题往回拉一点,拉回到上一章讲过的握槊和双陆。诸位还记得吧?握槊是北朝军帐里传出来的博戏,带着浓烈的胡风和赌性,讲究的是一掷定乾坤。双陆虽然精致一些,但本质上也是掷骰子赌运气。
这两种游戏的魅力都在于偶然——你不知道下一掷会出几点,你不知道命运会把你推向哪里。彩选格继承了掷骰子这个核心机制——它也是靠骰子决定行进步数。但它把这种偶然性装进了一个极其理性的框架里:官阶的阶梯是固定的,升迁的路径是预设的,“丁忧”“贬谪”这些挫折是有明确规则可循的。你掷出的骰子点数也许随机,但你落在哪个格子上之后会发生什么,那是一清二楚的。这就是从握槊到彩选格发生的根本变化:赌徒精神还在,但它被驯化了。
握槊的豪赌是纯粹靠运气的——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一把定生死。彩选格的“赌”则被纳入了一套制度模拟的框架里——你还是在赌运气,但你赌的已经不是抽象的输赢,而是能不能升到宰相这个具体的目标。握槊的精神气质是胡人的、军帐的、豪迈的。彩选格的精神气质是汉人的、文官的、理性的。前者相信偶然性能改变一切,后者承认偶然性的存在,但把它限定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这个转变太大了。
它意味着唐代社会对“运气”这件事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运气不再是不可控的天意,而是可以在制度框架内被计算、被预期、被管理的东西。你掷骰子的手气也许不好,但只要你坚持玩下去,总有一局会时来运转——这套逻辑,跟唐代官场上熬资历、等空缺的心态何其相似。
好,咱们现在回到棋盘上来,仔细看看那些格子。唐人留下的彩选格原图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宋代以后仿制的升官图有不少流传下来,从这些仿制品里可以反推唐代彩选格的大致面貌。最完整的清代升官图,格子多达一百二十余个,从“白丁”到“太师”分作三路:正途、军功、捐纳。唐代的彩选格没有这么复杂,但基本结构是类似的——一条主干道从白丁通往宰相,沿途分出若干支路和岔口。
有意思的是那些惩罚格的位置。“罚俸”通常出现在中低级官阶附近——这很合理,因为现实官场里罚俸本来就是针对中下层官员的常用惩戒手段,高级官员很少被罚俸。“贬谪”则往往卡在从地方官迁入京官的关键节点上,一不留神踩进去,就得倒退十几步重新来过。
“丁忧”的位置更讲究——它通常出现在即将升入三品以上的紧要关头,让你在最接近成功的时候突然停住。这些设计不是随机的。它反映的是唐代官场真实的挫折结构。玩彩选格的人也许一开始不知道这些门道,但玩得多了,自然就摸清了规律——每次快到尚书的时候最容易碰上丁忧,从刺史往京官走那段最危险,贬谪格子特别密。没有人教,没有教材,全靠一局一局玩出来的经验。这就是制度内化最生动的体现。
咱们再来看一个细节:彩选格上的官职名称。唐人笔记里提到,彩选格上的官职用的都是当时的真实官名——不是随便编的,不是古书上的旧称,就是开元天宝年间正在使用的正式官称。这意味着玩家在游戏里碰到的每一个格子,都对应着现实中的一个具体职位。你掷骰子走到某县令的位置,你就知道这是实打实存在的一个官缺;你走到某部郎中的位置,你就知道这是有实权的职位。这种真实性带来的效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增加了游戏的沉浸感——你不是在扮演一个抽象的“官”,你是在“做”一个具体的职位。
另一方面,它也在无形中传播了关于官僚体系的知识——玩家在反复游戏的过程中,记住了各级官称、记住了品阶高低、记住了不同职位之间的迁转关系。
设想一下:一个长安城里开酒肆的老板,白天做生意,晚上和几个熟客玩彩选格。几个月下来,他对大唐官制的熟悉程度可能超过了一个刚入仕途的外县县令。他知道从县尉到县令要经过几道坎,知道哪个部的郎中油水最厚,知道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区别——这些知识他并没有刻意去学,全是在掷骰子的间隙里听来的、记住的。官僚制度不再是一套高高在上的抽象规则,而是变成了人们日常谈资的一部分,变成了酒席上的笑话、朋友间的调侃、输赢之后的感慨。权力知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了社会的毛细血管。
说到这儿,咱们不得不提一件事:彩选格的发明者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把一套庞大复杂的官僚制度翻译成了一种人人能懂的游戏语言。翻译从来不是中立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
发明者在决定哪些官阶放进棋盘、哪些不放,哪些升迁路径画出来、哪些省略,哪些挫折作为惩罚格出现、哪些忽略不计——他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对唐代官僚体系进行一次简化和重构。举个例子:唐代官员的升迁除了常规途径之外,还有超迁——也就是皇帝特批的越级提拔。这种超迁在现实官场里虽然不常见,但确实存在,而且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那种升迁方式。
可彩选格上有没有超迁呢?从现存的图谱来看,极少出现。为什么?因为超迁破坏了游戏的平衡性——如果有人能一步登天,那别人还玩什么?发明者在这里做了一个选择:为了游戏的公平性和可玩性,他牺牲了现实官场中的一种真实可能性。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在传递一个信息——在正常情况下,升迁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别指望天上掉馅饼。
这恰恰是唐代铨选制度的核心精神:循资迁转,按部就班。彩选格通过省略超迁,把这种精神变成了游戏的底层逻辑。玩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个观念:上升是有规矩的,规矩是不能跳过的。
现在咱们把目光投向彩选格的玩家群体。唐人笔记里关于彩选格的记载虽然零散,但足够拼出一幅大致的社会图景。玩彩选格的人首先是士人阶层——那些正在做官的、准备做官的、想做官而不得的人。对他们来说,彩选格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社交工具。同僚聚会,摆出彩选格来玩一局,既能活跃气氛,又能在游戏之余交流官场信息——听说吏部明年要出缺了,某位尚书可能要外放——这些话在正式场合不好说,但在游戏桌上可以很自然地聊起来。
其次是商人阶层。唐代商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经济实力雄厚。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和官场保持着联系——捐个虚衔、结交几个官员、打听一些政策动向。对于这些人来说,彩选格提供了一个了解官场规则的窗口。他们也许一辈子做不了真正的官,但通过游戏,他们至少能弄明白一件事:权力是怎么运作的。
不同群体玩彩选格,玩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士人玩的是仕途演练,商人玩的是权力知识,普通百姓玩的是过把瘾。
但不管是谁,他们在掷骰子的那一刻都在参与同一件事情:把帝国的官僚制度从庙堂之上拽下来,变成日常空间里的一局游戏。好,咱们现在来谈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彩选格究竟模拟了什么?表面上看它模拟的是官阶的阶梯——从低到高,一级一级往上爬。
但往深了看,它模拟的是一整套关于“上升”的社会想象。在唐代,一个人怎么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种地不行,那是靠天吃饭;经商不行,商人的社会地位太低;当兵也许可以,但那要拿命去换。
最体面、最稳定、最受社会认可的上升通道就是做官。科举制度为这条通道打开了一扇门,虽然门缝很窄,但毕竟是个门。彩选格把这条上升通道变成了一种可视化的、可操作的、可重复体验的游戏。棋盘上那条从白丁到宰相的路,就是一个人从社会底层爬到顶层的完整路径。你每往前走一步,都是在模拟一次社会上升;你每次被贬谪打回原形,都是在体验一次社会下降。这种模拟之所以有吸引力,恰恰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制度内的上升幻想。
你不需要造反,不需要改朝换代,不需要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你只需要在这个秩序内部按规则一步一步往上爬,就有可能爬到最高处。这是彩选格和握槊最根本的区别。握槊的豪赌精神里隐含着一种对秩序的破坏冲动——一把骰子定生死,成王败寇,赢家通吃。彩选格则完全不同:它承认秩序的存在,尊重规则,相信只要按规则玩下去总有机会出头。
这两种精神气质的此消彼长,恰好对应着从北朝到唐代的社会变迁。北朝是乱世,政权更迭频繁,今天还是阶下囚明天就可能黄袍加身——握槊的赌徒精神就是那个时代的投影。唐代是治世,制度完善,社会相对稳定——彩选格的秩序感正是这种稳定在游戏中的映射。
现在咱们来谈那些挫折格——“罚俸”“贬谪”“丁忧”——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从游戏设计的角度说,这些挫折格增加了变数和趣味性。如果棋盘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那游戏就太单调了,谁先掷骰子谁就赢定了。加入挫折之后,领先的人随时可能被拉回来,落后的人随时可能翻盘——这就让每一局都充满了悬念。
但从社会模拟的角度说,这些挫折格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们在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上升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挫折是常态,倒退是可能的,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才能走到最后。这个信息对于唐代的士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唐代官员在仕途上遭遇挫折的概率有多大?
从大量的传记材料来看,被贬谪过的官员比例极高。韩愈被贬过,柳宗元被贬过,刘禹锡被贬过,白居易被贬过——连这些顶尖的文人都免不了仕途坎坷,更不用说那些普通官员了。彩选格把这种挫折常态化了。你在游戏里被贬谪了?没关系,下一局重新来过。你在最关键的时候踩进了丁忧格?
没关系,停三轮之后继续走。游戏教会玩家的不是如何避免挫折——挫折是骰子决定的,你无法避免——而是如何面对挫折、消化挫折、在挫折之后继续前进。这种心态训练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一个人如果从来没玩过彩选格,他第一次在现实官场中遭遇贬谪时可能会崩溃;
但如果他从小玩彩选格长大,他就会知道:贬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格子而已,退几步之后还可以再往前走。说到这儿,咱们得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在唐人笔记里只留下了一个姓——李生。笔记里说此人累举不第,就是考了很多次进士都没考上,年近四十还在长安城里漂着。
有一天他和几个同样落第的朋友喝酒,席间有人拿出彩选格来玩。李生手气极好,连掷连进,一局下来竟然官至宰相。朋友们都起哄让他请客,李生大笑,说了一句话——纸上功名亦足快意。纸上的功名也足够让人痛快了。这句话里有自嘲,有无奈,但也有一丝真切的满足感。
李生在现实中考不上进士,但在游戏里他做到了宰相。他知道这是假的,但那种升上去的感觉是真的——哪怕只有一局游戏的时间。笔记没有记载李生后来怎么样了。也许他继续考下去终于中了进士,也许他放弃了科举回乡教书,也许他就在长安城里终老一生。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酒席上掷骰子的夜晚,彩选格给了他一种现实给不了的东西——上升的可能性。
这就是彩选格最深层的社会功能:它为那些在现实中被上升通道排斥在外的人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它不是麻醉剂——玩彩选格的人都很清楚这是假的。它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让人在反复的游戏体验中保持对上升的希望。现在咱们把话题拉回到制度层面。
唐代的铨选制度有一个核心特点:重资历、重出身、重程序。一个官员要从九品升到五品,正常情况下需要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历练,中间要经过若干次考核、若干次推荐、若干次审查。这套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防止滥竽充数,保证官员队伍的质量;
但它在实际运行中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论资排辈,压抑人才。彩选格把这种制度逻辑搬进了游戏,但它做了一个关键的改动:用骰子的随机性替代了现实中的资历积累。在现实官场里你能不能升迁取决于你的出身、你的政绩、你的人脉、你的运气;在彩选格里你能不能升迁只取决于骰子。这个改动看似微小,实则意义重大。它把现实中那种复杂、不透明、充满人为因素的升迁机制简化成了一种纯粹的运气游戏。
这种简化当然不符合现实——现实官场的升迁远比掷骰子复杂得多;但它满足了一种心理需求:人们希望上升通道是公平的、透明的、不受人为操纵的。彩选格用骰子实现了这种公平。在骰子面前人人平等——你是宰相的儿子也好,你是农民的儿子也罢,掷出几点就是几点,谁也做不了弊。这种公平在现实官场里是一种奢望,但在游戏里它是铁律。
所以彩选格不只是在模拟制度,它还在无意中表达了一种对制度的批评和期待——批评现实中的不公,期待一种更公平的上升机制。好,咱们现在来做一个横向比较。在彩选格流行的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的游戏?有,但形态完全不同。
古罗马有一种叫十二线棋的棋盘游戏,也是掷骰子走格子,但棋盘上画的是抽象的点线,没有任何社会模拟的意味。中世纪的欧洲有一种叫鹅棋的游戏,也是沿着路径走格子,但格子里画的是鹅、桥、旅馆这些日常事物,跟权力结构毫无关系。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唐代出现了彩选格这种高度模拟官僚制度的游戏?答案藏在唐代社会的两个特征里。
第一,唐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精密、最制度化的官僚体系。这套体系覆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第二,唐代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识字阶层——通过科举和其他途径接受过教育、对官僚体系有所了解但又未必能进入体系的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没有模拟的对象;没有庞大的识字阶层就没有模拟的需求和受众。
彩选格就是在这两个条件的交汇点上诞生的。它是唐代特有的文化产品,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对自身权力结构的认知方式——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不是通过枯燥的条文,而是通过一局可以反复玩的游戏。现在咱们回到棋盘上来,看看彩选格的结局设计。彩选格的胜负判定很简单:谁先走到宰相的位置谁就赢。赢了之后呢?没有之后。
游戏到此结束,下一局重新从白丁开始。这个结局设计很有意思。它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宰相是上升通道的终点,到了这里就无路可走了;第二,每一次胜利都是暂时的,下一局你又会被打回原形。这两点恰好对应着唐代官场的两个现实。
第一,宰相确实是文官体系的顶点,到了这个位置确实无路可走了——再往上就是皇帝了,那不是靠升迁能到达的地方。第二,官场上的成功确实是暂时的——你今天可能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明天可能就被贬到岭南做县尉去了。整个唐代近四百个宰相里,有超过一半在任上被贬过。
彩选格把这种无常感也模拟出来了。你这一局是宰相,下一局可能就是白丁;你刚才还站在权力的顶峰,转眼间就得从头开始爬。这种设计让玩家在享受胜利快感的同时,也隐隐约约感受到一种不安——一切成功都是暂时的,一切上升都可能被逆转。这种不安感恰恰是唐代官场最真实的底色。
现在咱们来谈最后一个问题:彩选格的流行持续了多久?答案是:很久。从唐代中期开始出现,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年间还有人玩。当然不同时代的升官图内容不一样了——宋代的加进了枢密院、三司使这些宋代特有的官职;明代的加进了内阁、厂卫;清代的也是分出了正途、军功、捐纳三条不同的上升路径。但万变不离其宗。
不管哪个时代的升官图,核心逻辑都是一样的:一张棋盘纸画满官阶路径,玩家掷骰子走格子,先到最高位者胜。这套逻辑之所以能延续千年,是因为它模拟的那个东西——官僚体系的上升阶梯——在中国社会里也延续了千年。
不过变化也在悄悄发生。到了宋代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变体:选仙图。棋盘上的格子不再是官阶,而是仙阶——从地仙到天仙,从散仙到真仙,一级一级往上排。玩法还是掷骰子走格子,但模拟的对象从人间官场变成了仙界修行。
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们对“上升”这件事的想象开始溢出现实制度的边界了。当现实中的上升通道越来越拥挤——科举录取率越来越低、官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就会开始寻找替代性的上升空间。仙界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它保留了阶梯的结构,但取消了现实的限制;它仍然需要一步一步往上爬,但不再受出身、资历、人际关系的约束。
从彩选到选仙只有一字之差。但这个字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转向:当纸上宦海的吸引力开始消退,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更高处。
不是宰相的位置不够诱人,而是那个位置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遥不可及了。现实中的上升通道越窄,游戏里的替代性出口就越多。这个转向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几百年间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每一局彩选格的结束都是一次提醒:你可以在纸上做到宰相,但纸上的功名终究是纸上的。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寻找别的棋盘、别的阶梯、别的上升路径。那张画满官阶的纸还在,骰子也还在掷。但在它的旁边,一张新的图纸正在铺开。新图纸上的格子不再是中书令和侍中,而是天仙和真仙。掷骰子的还是同一群人,只是他们心里想的那个终点,已经不在人间了。